中外著名哲學家論文

　　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提出之後，引起了學界對我國改革開放實踐與主流經濟學的反思。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篇一

　　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提出之後，引起了學界對我國改革開放實踐與主流經濟學的反思。這種反思，逐漸涉及到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之理論研究的立場、方法論和良知問題。這的確是一個需要人們重視的問題。

　　一、馬克思開闢的經濟學道路及其啟示

　　改革開放30年來，在我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社會結構、人的生存方式和價值觀念發生了深刻變化。在這種變化中，經濟結構與經濟關係的變化是最根本最深刻的。這種變化既使我們看到了巨大成就，也使我國經濟社會付出了代價，這種情境與馬克思當年所面臨的情境相類似。這不能不使我們重新回溯馬克思及其所開闢的經濟學道路。

　　馬克思為了揭示社會歷史發展的祕密，青年時期便開始了經濟學探索。他指出，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又指出：“像經濟學這樣一門科學的發展，是同社會的現實運動聯絡在一起的”[1]242，所以“對這個社會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可以在經濟學中準確地加以探討。”[1]249馬克思在展開自己的經濟學探討時，首先對他當時面臨的國民經濟學進行清理與反思。通過反思，馬克思認識到：國民經濟學之最大侷限，就是它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但沒有給我們說明這個事實;它只考察經濟事實的經濟學意義，而忽視其“人”的意義;它只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待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而對經濟現象與經濟問題缺乏人文關懷和人本取向。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它是一種冷冰冰的“見物不見人”的經濟學。與此不同，馬克思站在革命人道主義立場上，對這種國民經濟學進行了富有革命激情的批判。在這種批判中，馬克思實現了經濟學的革命性變革：他既用哲學的頭腦和方法思考經濟問題，同時又把“人本”理念引入經濟學，以此揭示經濟事實、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的人的意義，確立經濟學研究的“人本”維度與人文關懷，並試圖建立一種人本主義經濟學。由此，馬克思開闢出了經濟學和哲學相結合、科學原則與價值原則相統一、物的尺度與人的尺度相和諧的關於工人階級解放的經濟學道路。這條道路力圖以對工人階級的現實生存境遇與發展命運關懷為己任，以工人階級解放與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為目標，來重新安排周圍世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係還給人自己，真正克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以犧牲工人階級為代價的不和諧狀態。

　　與國民經濟學不同，馬克思對待經濟事實、經濟現象、經濟問題和經濟活動，既主張按照經濟自身執行的客觀規律來理解，又表現出對經濟事實、經濟現象、經濟問題和經濟活動的“人本”關懷，強調要從工人階級的立場來考察問題。這集中體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資本論》等論著中。在這部手稿及其它論著中，他對勞動、資本、貨幣、商品、所有制和分工等問題的考察，就是既著眼於事實分析，更著重於“人本”關懷：國民經濟學只看到勞動創造價值，把勞動僅僅看作工人謀生的手段，而馬克思還看到了外在的、強迫的、否定性的異化勞動給工人帶來的貧困、畸形和人的貶值;國民經濟學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上，只看到資本的增值與贏利，而馬克思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堅持歷史與價值的統一，還看到了資本對工人的排斥;國民經濟學只看到貨幣帶給人以自由、力量和享受，而馬克思還看到了貨幣對人的統治;國民經濟學只看到工人是商品，不把工人作為人來來考察，而馬克思卻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把工人降低為最賤的、最不幸的商品;國民經濟學只知道人需要並佔有私有財產，而馬克思還看到了它對工人的非人性佔有;國民經濟學只看到分工能提高勞動生產力和增加社會財富，而馬克思還看到它的片面性和奴役性及其對人的全面發展的阻礙。不僅如此，馬克思還憤然揭露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預設勞動和資本分離以及資本和土地的分離。總之，從物質財富增長的角度，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給予很高評價，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創造了巨大的社會生產力，推進了社會發展，為人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但從人的發展的角度，馬克思則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以犧牲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為代價，物的世界的增值以人的世界的貶值為代價。馬克思站在革命人道主義的立場上，認為這樣的社會必然產生非人性的後果，所以，馬克思試圖改變這一社會的非人性現狀，使現存世界人性化。

　　馬克思開闢的經濟學道路為我們提供了重要啟示。這就是：馬克思當年所分析批判的商品經濟社會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正是我們今天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或者我們今天面臨與思考的經濟問題，與馬克思所關注與研究的經濟問題具有大致類似的背景和內容，基本上都是商品經濟社會中的勞動與資本、物與人、發展與代價、自由與秩序的關係等問題，馬克思思考的問題及其研究方法表明他仍然是我們“同時代的人”;經濟學家應具有哲學頭腦，就是在思考與分析經濟問題時，要善於上升到哲學層面;在考察經濟事實與經濟現象時，要堅持科學尺度與價值尺度的統一，自覺把符合客觀規律同反映人性發展要求結合起來;如果中國經濟學在中國改革開放與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要對一系列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經濟問題進行負責任的分析與正確引導，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提出切實有效的建議，那麼，對經濟問題的研究就必須注入人文關懷，必須維護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不能只見物不見人，更不能使經濟學成為冷落勞動者、冷落產業工人、冷落窮人的冷冰冰的經濟學。

　　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家的歷史貢獻及侷限

　　歷史來看，公正地講，首先應當肯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家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抹殺這種貢獻是不尊重歷史與事實的表現。最主要的貢獻在於它使中國人理性地認識了市場經濟，認識了資本。過去，我們把市場經濟視為洪水猛獸，“談資色變”。在中國經濟學界的論證、啟蒙和倡導下，中國人逐漸認識了市場經濟與資本的積極意義，也開始注重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注重資本投資、資本運作、資本經營。實踐證明，市場經濟與資本運作不僅煥發了民眾的潛能，為中國帶來了勃勃生機與活力，而且也帶來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與物質財富的增長，甚至還引起了中國人的生存方式的可喜變化。或者說，它不但使中國崛起了，而且也改變了中國人的精神風貌。

　　然而，從哲學的人本理念和人文精神層面來看，理性地說，當代中國的某種經濟學也有反省的必要，其歷史侷限也是存在的。主要表現在：有的經濟學家只見物不見人，缺乏人本理念與人文關懷，具有物化傾向，表現在研究經濟問題時缺乏哲學頭腦，分析經濟現象缺乏人的尺度，考察經濟事實缺乏人文關懷，分配經濟利益缺乏對“弱勢群體”的關注;有的經濟學家是理性“經濟人”，具有功利主義傾向，要麼追逐眼前經濟效益，對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關注不夠，要麼與某些利益集團聯合，成為某一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進而追逐個人利益，對公眾利益關注不夠;有的經濟學家重功能卻不辨方向，具有實用主義傾向，為了物犧牲人，為了資本犧牲勞動者，為了當下犧牲未來;有的經濟學家缺乏獨立、公正和承擔社會責任的品格，具有依附傾向，要麼依附權位，惟官是圖，要麼依附金錢，迷信資本萬能，要麼依附西方經濟學，套用西方經濟學理論來解讀中國現實;有的經濟學家親近富人疏遠窮人，具有攀富傾向，就是多為少數富人說話，少為多數窮人說話，多與企業主聯合，不大深入去了解農民、工人的生存境遇、生存命運和生存世界;有的經濟學家片面看問題，具有片面化傾向，表現在重市場經濟輕社會主義因素，重資本輕勞動，重物輕人，重富人輕窮人;有的經濟學家滿足於經驗事實，不注重對經驗事實作形而上的理性分析，具有經驗主義傾向，要麼多關注中國經濟的表層現象，不大深入研究中國經濟執行的本質與規律，要麼多滿足於眼前經驗層面的問題，對經濟問題缺乏深層的哲學思考與戰略性思考，在一些事關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決定性、前瞻性和前沿性問題上少有原創性的理論建樹。這樣的經濟學基本上屬於經驗經濟學，而非理論經濟學。當然，探討經濟問題需要從經驗事實出發，但決不能拘泥於經驗事實，必須由此進一步提升到理論思維的高度。恩格斯曾指出：“自然科學走上理論領域，而在這裡經驗的方法不中用了，在這裡只有理論思維才管用。這種才能需要發展和培養，而為了進行這種培養，除了學習以往的哲學，直到現在還沒有別的辦法。”[2]

　　三、當代中國 發展需要 哲學家的聲音

　　從1980年到1984年，隨著我國學術界人性 、異化和人道主義問題的大討論，哲學家走到了我國 社會的前臺。從1985年到1988年，哲學界集中討論了人的現代化、人的主體性等問題，在引領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方面發出自己的聲音，在解放思想、觀念更新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這一時期的中國哲學研究的基本特點，是其研究程序始終緊隨於我國現代化建設 實踐的發展，並反作用於社會實踐，其研究重心是人的問題及與人相關的問題。概括地講，我國人的問題研究大體沿著兩條路徑“上下求索”：一是走出書齋，眼睛向“下”，關注現實人的生活世界，以現實問題的哲學研究帶動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二是走入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現實程序，腦袋向“上”，通過對社會主義現代化與人的關係的探索，對國家的決策提供理論支援。“實際上，這一時期，許多事關當代中國人的生存與發展與事關當代中國發展的核 心理念，首先是由哲學家們提出的。”[3]

　　然而，從***、尤其是1992年之後，儘管我國的哲學研究、尤其是某些哲學領域的研究***如發展哲學、 文化哲學、價值哲學和人學等研究***依然對現代化建設發揮著積極影響，但從總體上，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重大現實問題面前，我們的哲學基本上處於“不在場”甚至“失語”狀態。一些哲學家熱衷於回到馬克思的文字中，熱衷於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應該說，這些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有分量的突破性成果，其學術貢獻功不可沒。但在關注與研究時代、實踐和現實問題上，其聲音卻顯得微弱，甚至有些哲學研究遠離馬克思開闢的哲學要關注現實人的生存境遇與發展命運的道路。這樣的哲學在某種意義上被時代、實踐和現實“邊緣化”了。這樣說可能言過其實，但在重大現實問題面前更多顯示出的是經濟學家的聲音，經濟學與經濟學家走到了實踐與現實的前臺。哲學的“邊緣化”，既與一些哲學家在當今我國現實與實踐的重大問題面前的“不在場”有關，也與一些經濟學家的“話語主權”有關。

　　經濟學與經濟學家的“出場”，為當代中國發展做出了喜人的成就。然而，有些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學家的獨立人格與人本理念、公正理念出現缺失，也使我國改革與發展付出一定代價。面對改革與發展中的代價，為追求可持續發展，中央提出要樹立和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大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顯然，這些都是在哲學層面上提出的哲學理念。所以中央指出：科學發展觀是指導當代中國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中央對哲學的高度重視實際上意味著：要把當代中國發展與決策問題提到哲學層面加以考慮，哲學與哲學家要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與科學理念來引導當代中國經濟社會實踐的健康發展，在當代中國發展的重大實踐與現實問題面前，在重大決策面前，應有哲學的積極參與，應聽到哲學家的聲音。一句話，在當代中國發展過程中，哲學家應抓住當代中國發展實踐所提供的機遇大有作為，併發揮思想傳遞時代、思想引領實踐的作用。

　　為什麼這麼說呢?“這與哲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品格有關”。[4]馬克思主義哲學注重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統一，它既要求按照世界***事物***的本來面目認識世界***事物***的本質與規律，同時更注重對世界***事物***對人的意義作價值評價，即注重人文精神與人文關懷，關注現實人的生存境遇與發展命運，注重使現存世界革命化，並實際改變世界***事物***的現狀。這樣的哲學不是冷冰冰的，而是理解人、關心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種既全面又辯證，也深刻地考察與看待世界***事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它在本質上是廣大勞動人民的“頭腦”，並反映與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把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作為追求的目標;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性是理性批判，它要求把一切事物與物件都要拿到理性的面前來做“無情”的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要求透過現象把握本質，透過不斷重複的事物把握規律，透過眼前把握長遠，透過表層的 經驗把握深層的理念，因而它是一種注重理性、基礎性、前瞻性和戰略性的思考;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提供理念的，它在功能上要為時代、實踐和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提供合理的核心理念，以引導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這樣的哲學，有利於全面、辯證和深入地看待我們面臨的問題，有利於從深層本質與規律上分析與理解當代中國發展，有利於從人本層次上看待與評價當代中國的發展，有利於從戰略上把握當代中國發展的趨勢。顯然，這樣的哲學有助於克服當代中國經濟學的某種侷限，這樣的哲學應在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出重要作用。

　　那麼，在影響與引導當代中國發展方面，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應如何發揮作用呢?

　　第一，要從理性的高度考察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即反思過去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經驗教訓，對當代中國的社會“歷史方位”作出科學判斷，對時代精神作出“哲學闡明”，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澄明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價值前提與價值取向，合理選擇當代中國的發展道路與發展模式，分析中國未來發展走向。

　　第二，哲學家既要沉思於書齋，又要走出書齋。這就是既要親近時代，傳遞時代精神，又要以哲學的方式通過對當代中國發展問題的深層研究，為大眾提供公共的精神產品，向民眾發出負責任的聲音，為當代中國發展提供核心理念;既要用哲學頭腦來全面、辯證和深入地觀察與思考當代中國發展中的重大現實問題，把當代中國人的矛盾性生存與發展問題當作研究的主題，又要在分析研究與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方面發揮理論引領的作用，為促進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建設性意見。

　　第三，哲學要與經濟學聯盟。即把以人為本的理念引入經濟學，用哲學理念思考問題，對經濟問題注入人文關懷，從經濟學中汲取合理的營養。時下，迫切需要改變經濟學與哲學彼此疏遠的狀況，並在共同關注現實人的生存境遇與發展命運問題上實現哲學家與經濟學家聯姻。這個時代比任何時代都急需一批既懂經濟學又通哲學的人才。

　　第四，哲學家要具有獨立、批判、公正和科學的素質與品格。哲學研究不能人云亦云，哲學家要用自己的頭腦思維;哲學要對當代中國發展作出符合時代水平的自我闡明;哲學家要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為公眾利益說話;哲學要以科學的態度來面對當代中國的發展問題。

　　第五，要沿著馬克思開闢的哲學道路，在準確把握馬克思哲學基本價值、反映時代精神、研究中國問題和汲取當代成果的基礎上，努力建立當代中國自己的哲學理論，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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