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歷史故事清朝經典故事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也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帝制國家。小編為你整理了清朝歷史故事，希望你喜歡。

　　清朝歷史故事一

　　乾隆時威名赫赫的大帥福康安徵西藏歸來，曾有一戶部小吏求見他，為了把一張名片遞到這位福大帥手中，這人前後也花了十萬兩的銀子。那麼，這位小書吏為何要見福大帥，又達到了什麼目的呢?據記載：這張名片遞上來了，說是來“賀喜求賞”的。福康安何等人，立即發了脾氣，“小小的胥役，也來向大帥索賄?這傢伙如此膽大，一定有什麼說的，且讓他進來”。小吏進來後，福康安厲色而問，小書吏也並不怯場，侃侃而談，竟也說出一番大道理：“索賄肯定不敢，但大帥您此次用兵，用款達數千萬之多，此次報銷冊籍太多，必須多添人手，日夜趕辦，要在幾個月之內，全部辦完並上奏皇上。皇上此時關注西藏的捷報，正在興頭上，定會一喜而定。如僅就部裡現有的人手，一樁樁卷宗地申辦，辦完一件上報一件，沒有幾年的功夫是不可能完成的。到那時，今天一份奏報，明天一份奏報，皇上天天看你的軍費報銷案，必定厭煩，那時再有些人乘機發些議論。這麼多的軍費報銷哪會沒有一點不合規矩的，到時必興大獄。我這是為大帥您考慮，並不是為戶部這些小吏著想的。”一番話出口，福康安恍然大悟，對這小吏“大為激賞”，立即下令糧臺給戶部特撥了二百萬兩，用於軍費報銷案的處理***清·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囈》卷下，中華書局，1984年3月版，第53-54頁***。

　　此處說的小書吏，就是吏胥中人了。清代從中央各部院，總督、巡撫衙門到地方道、府、州、縣各級機構，除了主官外，就是這些具體辦事的吏胥了，他們既有文職人員，如處理部、院文書、雜務的小吏;縣衙中的六房，所處理的事務，對應於中央的六部，專司各種文案和具體事務;州縣中也有雜役人員，如縣衙中的“三班”，主要是負責縣衙的保衛、內勤和社會治安案件的緝捕等。這些小吏、佐雜人員雖然大多沒有品級，卻有定額，如清制規定，京城中所有中央各部吏役人數總計約為一千二百人左右，州縣衙門此類人員也有定數，如一縣吏役，包括六班書吏、教官雜佐人員、衙門門斗、弓兵人等總數不得過百人。事實上，吏胥的人數遠遠超過規定，中央戶部一家吏胥之數就超過規定的京城總數，大的州縣往往超出規定人數的十倍有餘，而且還有很多是不在冊的“白役”人員，就是官員為應付繁雜事務而召募的編外人員。至晚清時期，遊百川《清懲治貪殘吏胥疏》中說：大的州縣吏胥達二三千人，次者七八百人，至少者也有三四百人。清代全國大縣過千，其吏胥人數之眾，難以計數。而且此類人員，多半沒有合法收入，即使是在冊人員，也只有少數人有微薄的“工食銀”，大多數人員的收入，靠的是案件的辦理費用和各種臨時開支。想要這些人不謀取法外收入，幾無可能。

　　吏胥，是清代政治體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清代繼承中國封建專制王朝對官員的限制，如官員的南北迴避制度，使得官員往往要在遠離鄉土千里之外的地方任職，官員不久於一地一任，調動頻繁等等，此類制度的主要出發點是對官員權力進行限制，不使一地一員坐大。但事情的另一面卻是，清代法律繁複，律例並行，非專業人員一般難以掌握，而人口大量增加，新生事務不斷出現，社會事務劇增。官員又多為科舉出身，對於一般事務性問題的處理能力低下，勢必只有依賴這些吏胥承辦和執行具體事務。與流動性極大的官員不同，吏胥一般都是長期盤踞一地，專司一職，熟悉當地風土人情。如此，吏胥人等蒙敝官員，上下其手，利用田地，稅收、文案、官司等事，百般作弊謀取私利的情況極為普遍。官員們當然也會腐敗，但他們十年寒窗，好不容易熬到了一官半職，多少也要為自己的政治前途考慮，制度上對官員的監督與限制也還有些作用，很多讀書人也還有點所謂知識良知。而吏胥就不同了，這些人多少通點文墨，但在清代他們上升到官員的路途已經堵死，不能正常轉升，其子弟也不得參加科舉考試。《清朝文獻通考》卷27，《職役一》：“各衙門皁役人等，例不準其為官，其子孫亦不準其應試”。於是這些人，剩下的就是謀生和營利一途了。無論多好的制度與措施，到了這幫人手上具體執行，無不百弊叢生。《清稗類鈔·胥役類》：清代名臣陸隴其曾說“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例，指的是法律的繁複，利是指群官貪利，而其中心卻只有一條，就是吏胥的問題。郭嵩燾說“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把清朝的天下說成與小小吏胥共有，事情可謂嚴重。

　　清代的吏胥之制沿自前明，清初即有人看出了其中的弊端。順治八年，御史秦世楨就在江南懲治了一批擾害百姓的吏胥，並提出地方官員要限制吏胥數量，不得於定額之外增加人員，對這些人任職的時間，也要依制嚴格限定，不得久充吏職，把持官府事務。此後，也有多次對針對吏胥的裁革行動。但清代各部事務繁雜，官員們離了這些人根本無法辦事，吏胥數量越裁越多。官員們每辦一案，處一事，必查部中舊例，“而例案之堆積，高與屋齊，非熟手，未從得一紙。書吏皆世業，窟穴其中，牢不可拔，輒執例以制司官，司官未如之何，乃遂藉以售其奸，而皆得致富。”官員們任職時間一般較短，有的人甚至一年數次調動，就是有任職稍久的，也沒有幾人能認真對待舊案舊例，他們還要忙於官場上的應酬，詩酒往還，而吏員正好借事弄權，撈取好處。晚清時胡林翼就說：“大清律易遵，例難盡悉;刑律易悉，吏部處分律難盡悉，此不過專為吏部生財耳，於實政無絲毫之益。”“六部之胥，無異宰相之柄。”至清末，光緒時有人建議銷燬這些沒用的檔案以減少吏員對事務的把持，於是派了一位陳御史前去戶部查辦，戶部吏員開啟倉房，例案堆集得與房簷一樣高，請御史檢視，這位御史也不知從何下手，想了半天，只好說，擇其中較重要的留下來吧。吏員說，每一件都很重要，還是請御史大人自己來挑吧，陳氏沒辦法，只好把其中一些殘破的卷宗銷燬，回去銷差了事。

　　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才有了吏部一個小小書吏敢於到封疆大吏福大帥口中討食之事，他這一次，為戶部要來銀子二百萬兩之多，自己自然也賺得個盆滿缽滿。京師各部中，吏員最多、差事最肥的就是戶部，因為所有各地方的報銷與稅收事務都要經過戶部，事務最多，藉機分肥的事也越多。按制，六部和理藩院等所有機構，吏員不過千人，而實際上，戶部一家吏胥人數往往超過此數。其他各部也因其職責而中飽私囊。如吏部，因為掌握了官員銓選等職事，對於官員上任、候補、調派也多有需索。浙江省當年有一個候補知縣，應當補某缺，吏部來了一封文書，說這一缺該當你補，但按例你得給我一千兩。知縣思忖，這事本來就該是我的，何必再花這麼一大筆銀子，於是不理會部中小吏的索賄。結果，那個缺額頂補卻給了別人，他託人打聽才知，部吏在補缺時說他原來曾經過保舉，一個人站了兩個補缺途徑，所以把他放到另一班中了。縣令急忙請求部吏幫忙，那小吏說，這次你是來不及了，若要為將來計，你要另給五千兩。否則只能在兩班中登出一班。縣令籌不到這筆鉅款，只好登出保舉一班，一心等待候補。結果，不久，部吏又告之，本來這次保舉有個縣令實缺的名額，可惜你登出了，縣令聽了懊喪不已，卻也無可如何。吏部一個小小書吏，本沒有任何品秩，索賄不遂，也可以把個縣令折騰得半死。

　　小吏有時也敢向部院大員直接索賄：禮部某尚書為其母親請旌，家鄉的地方檔案已經到部，正在辦理之中。某夜三更，忽有部中禮房小吏來訪，說是有公事。問何事，答稱為公請旌事。尚書有點不耐煩，請旌事不用來找我。小吏更直截了當：“公要為母親請旌，得給我一萬兩。”尚書怒：“你敢跑來訛詐我?”那小吏卻不慌不忙地說了一番話：你想想，你父親是某年戰死的，當年太夫人遺腹生了你，你參加科舉考試時少報了兩歲。現在要請旌了，年齡上對不號，按履歷上講，你是在你父死後兩年才生的，道理上怎麼也說不過去。尚書想想也是，就問小吏該如何辦。小吏說，考試時，府縣及省、吏部都有你的記錄，現在想要把歷年來所有這些記錄都改過來，花費可能不小啊。尚書不得已，只好給了這小吏一萬兩。

　　如此庸懦的尚書，又有把柄在人家手上，當然治不住小小書吏。有時，遇到大員強幹，或許會對屬下吏胥的行為有所抑制。清人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十三載：如康、雍時名臣張廷玉主持吏部時，一個小吏拿了一份文書給他，說是地方報來的，把元氏縣誤寫為先民縣，要求把文書發回地方駁問。張笑道：這文書如果是把先民二字錯寫成元氏二字嘛，也許是會有的，現在多寫了幾筆，肯定是這幫書吏加了幾筆，無非是想向地方上索賄罷了，於是重責了書吏。張廷玉為吏部侍郎時，有個蠹吏張某，善於舞弄文法，京師內外官員為其所害者甚眾，人稱“張老虎”，張廷玉對他痛加懲治，朝中權貴多有前來說情，張一律不予理會，被人稱為“伏虎侍郎”。

　　當然，吏胥差役之流的行為，往往也有人在背後支援，遇到這種情況，外省大吏，即使名重天下如左宗棠之流，有時也不免被京中吏胥差役所欺。當年，京中各門差役，以崇文門守吏最貪，過往行人與官吏多被搜刮。左宗棠進京，所帶行李甚多，為門吏留難，花了大筆銀子才進了城。次日，在朝房遇見了管城門的某親王，他正準備上前責問時，沒想到那王公急上前向他拱手稱謝：“昨天公入城，何必給這幫小的們賞了那麼多銀子啊”，稱謝再三，弄得向以言辭犀利著稱的左宗棠也不好再說什麼了。

　　有時候，部院大臣也會被吏胥們整治得丟官去職。如晚清時閻敬銘掌戶部，馭下極嚴，整得倉庫小吏恨之入骨。一天，他正要上朝，帽上的紅頂卻不知所終，四處尋找不得，等他在別處找了個代替品再去上朝時，太監們已到朝房來催促了幾次了。這類耽誤事的情況屢屢發生，終於觸怒了西太后，把他免職離開了戶部。其實他心裡也清楚，這只不過是庫吏們在整治他而已。

　　在地方上，這種情況就更為普遍了。每當一項差使從巡撫、布政使衙門簽發下來，送文書的吏員總要討賞。上任時，又要給大員周圍這些小吏送些“利市”。否則，日後百般刁難，凡有文書送達，則多有阻隔，必使其人得罪於大員，這也成為所謂“陋規”的一種。

　　州縣官員上任，首先遇到的就是這幫盤踞於三班六房的胥役人等，官員們初到一地，語言不通，風土人情不熟，只好依靠這些人去辦差。而且，“鐵打衙門流水的官”，官員在一地，長不過三兩年，短的甚至只幾個月就調走了，也很少會有長遠打算，只要吏胥差役不做得太過份，也就相安無事了。《紅樓夢》中賈雨村剛一上任，遇上了一樁大案，卻不知原是恩人家裡的親戚薛蟠惹的事。若不是熟悉當地情況的“門子”的一番說辭，他險些得罪了賈府的親戚。從吏胥的角度講，每一位新來的縣令都是他們的一次機會，他們要想天方設地法找到此人的愛好，鼓動他多貪多拿，告訴他這些都是長久以來，本地的慣例，如此，他們就可以上下其手，從中漁利了。

　　很多時候，到地方赴任的縣官在省城候任，滯留時間過長，沒有錢上下打點，就把縣裡的書吏們叫來，帶著大把的銀子到省城為之“活動”，縣官到任後，自然也就一切聽憑這些人辦理。“錢糧則必假手於戶書，漕米則必假手於糧書，倉谷、採買、軍需等項則必假手於倉書，聽其率意濫取，加倍浮收。上下交通，除本分利。”***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二，中華書局，1982年5月版，第52頁***所謂除本分利自然是殘民以逞。至於地方官下鄉，更是如刮地皮一般，號稱清官的縣令段光清在《鏡湖自撰年譜》中說到了家鄉縣官下鄉的威儀：鄉間如有乞丐身亡，“地方官每下鄉相驗，必帶忤作、刑書、，遂至署內門印、簽押、小使，署外六房、三班，以及本官儀衛、皁隸、馬僕、轎伕一同下鄉，多至百餘人上路。”這麼一群人，如同蝗蟲一般，“鄉里數百畝殷實之家，經地方官一番相驗鑼響，皆掃地無餘燼矣。”***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道光十七年，中華書局，2-3頁***弄得地方百姓“膽落心寒”、對這幫人“畏如蛇蠍”。

　　至於一般衙役人等下鄉辦案，其勢有過於縣官出動。“先到原告家需索銀兩，謂之啟發禮。次到被告家，不論有理無理，橫行嚇詐，家室驚駭，饜飽始得出門。”而後再到地保、族保、證人各家，“逐一搜求，均須開發”。案子到了縣裡，又百般拖延，三班六房索求各種費用“莫可限量”***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二，中華書局，1982年5月版，第52頁***。因此，地方上盜賊蜂起，百姓不敢報案，報案則枉費銀兩，不為之抓捕，即使抓到了，也是“受賄放去”。四川省當時有“賊開花”、“洗賊名”等名目：當一家發生竊案，差役在鄰近人家中挑選沒有官方背景的殷實富戶數家，一一拘押索賄，每報一案，牽連數家，這就叫“賊開花”;鄉間百姓，湊出七八千至十數千錢不等，送給差役們，待其填飽了私囊，再一一將所拘之人放回，是謂之“洗賊名”。往往中等殷實人家，經此一案，即告破產。所以當時就有對聯說，“若要子孫能結果，除非賊案不開花。”***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二，中華書局，1982年5月版，第56-57頁***吏胥在地方上橫生事端，有時即使是官宦人家也會受到影響，段光清在浙江當一個小小縣令，他的哥哥向他提起家鄉安徽宿松縣差役下鄉，為害一方的事，他也無可奈何，只好建議他們平時就在鄉間富裕人家集點資，大小節日就給縣裡的書吏差役們上下打點一番，叫差役們不要下鄉辦案了。***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道光十七年，中華書局，2-3頁***

　　清代吏胥勢力擴張，成為官僚體制下的一個毒瘤，說到底，還是一個體制與社會生活實際不協調的問題。清代法律中，律與例並行，律簡而例繁，大量的案例成為辦理案件與社會事務的依據，非專業人員根本難於掌握，而官僚們多從科舉出身，既賤視具體事務，也沒有能力具體操作，勢必只有依靠長期盤踞衙門中的吏胥，造成吏胥勢力惡性膨脹。吏員沒有上升為官員的途徑，多半也沒有法定的收入，要想他們不想方設法索賄，幾無可能。同時，清代也是一個文牘主義盛行的時代，官員的權力說大就大，說小也小，一件事往往要往返多次，反覆將情況上報，案牘堆集如山，官員們離開了書辦人員，根本無法辦事，這也成為吏胥從中舞弊的一個原因。雍正時有名的峻臣田文鏡曾說，按制，他一個總督府中只准有二十人為書吏，但他用了差不多二百人，檔案還是趕辦不及，也道出了體制中的某些弊端。更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清中葉以後，社會向近代化轉型，出現了許多過去沒有的事務，沒有專業人員根本無法承辦，而體制仍然僵化如故，必然出現官僚弄權於上，吏胥舞弊於下的局面。道光時，太常寺卿許乃濟請馳***之禁，理由之一就是“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為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清·樑章鉅《浪跡叢談》卷五，中華書局，1981年9月版，第75-77頁***。雖然是出於反對禁止***的私心，卻也道出了在吏胥勢張的情況下，法令根本無法執行的社會現實。

　　清朝歷史故事二

　　一般來講，大家對曾國藩的爭議就集中在曾國藩到底是一個真誠的人還是虛偽的人。很多人說曾國藩是一個很真誠的君子、聖人，但也有相當多的人認為曾國藩是一個虛偽的人，是一個老奸巨猾的人，他的一舉一動都為了升官發財。一個人的經濟收支是一個人生活中非常隱祕的方面，通過對這一方面的瞭解，我們往往可以界定這個人的真偽。

　　《湘鄉曾氏文獻》當中有一本曾國藩道光二十一年前後的賬本，因為曾國藩這個人心很細，做京官期間，經濟很緊張，曾國藩每天的生活都要記賬。通過這個資料進行一個梳理，就可以看到曾國藩一生經濟收支的基本脈絡。

　　先說曾國藩在做京官時的經濟狀況。道光二十年，曾國藩中了進士，被皇帝授予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的官職，這相當於今天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的副處級以上的研究員，經常要見各部的長官，有時候還要見皇上，經常給國家起草一些文章。但他的經濟狀況可以用一個字概括——窮。比如道光二十二年，曾國藩的一個僕人叫陳昇，跟主人吵了一架。主人跟僕人吵架這也是經常的事情，但是陳昇吵完架之後捲起鋪蓋走人了，到另外一個官員家裡去攀高枝去了，為什麼呢?因為曾國藩家生活水平太低了，經常拖延他的工資，吃的也不好。所以這個事使曾國藩很受刺激，然後就寫了一個傲奴詩，說“胸中無學手無錢，平生意氣自許頗，誰知傲奴乃過我”。手裡沒錢，僕人都瞧不起自己，一個僕人比自己都傲慢。為什麼這麼窮呢?這就因為清朝的低薪制。

　　用清代的一兩白銀能夠買多少大米來進行換算，大概一兩白銀相當於今天的 200 元人民幣，曾國藩一年的工資大概相當於現在 24000 元人民幣。這個錢如果對今天的一個京漂來講都是非常困難的，何況曾國藩拖家帶口。當時一個京官的支出是多少呢?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全年花了458 兩 1 錢 9 分白銀，財政赤字是333 兩 5 錢 4 分。

　　咸豐十年***1860 年***，曾國藩當上了兩江總督。此時曾國藩的收入是多少呢? 155 兩，和他做京官時期差不多。但這僅僅是一個名義上的工資。清代總督和巡撫最主要的收入是規費，用通俗的話講就是灰色收入。總督級的官員，規費的平均年收入是18 萬兩，相當於 3600 萬元。如果曾國藩的收入真的這麼多的話，他可以是全大清帝國數一數二的高收入者。收入能夠有如此天翻地覆的提升，曾國藩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多少呢?

　　曾國藩的生活水平確實和做京官時有天翻地覆的變化，但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首先在穿衣方面，曾國藩在總督時期，不僅是穿衣樸素，而且到了不修邊幅的程度。這一印象得到了外國人的印證。洋槍隊的首領戈登，在同治二年到安慶和曾國藩有一次見面，戈登的隨員寫了一本回憶錄，提到了這次會面。這些外國人驚訝地發現，堂堂兩江總督，衣服陳舊、打皺，還有斑斑的油漬，就是吃飯的時候不小心落的油漬。為什麼曾國藩當總督的時候穿衣反而不講究了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在兩江這個地盤上，曾國藩就是最大的官員，他沒有上級可以覲見，來見他的都是下屬，他可以隨便一些。

　　清朝歷史故事三

　　對於清朝中期的武術大家，大家可能聽說過方世玉、鐵橋三和洪熙官，但沒聽說過王仲瞿吧?歷史上，此公是比方世玉和洪熙官真實得多的人物。

　　王大俠是嘉興人，名曇，是個有真才實學的舉人，老師是天下聞名的袁枚，他本人和龔自珍等人是老友。其著作有《煙霞萬古樓詩》，當時讀書人說他的詩可以“壓倒一切豪傑”。浙江的學政，也就是教育廳廳長，說王同學的手筆，兩千年來沒有對手。

　　從這個經歷來看，王曇是個讀書求功名的學生，然而，他同時又是個練武之人，而且最麻煩的是，他沒把自己的身份釐清——到底是做武林人士，還是文人騷客呢?他在兩者之間徘徊，於是就有了一些不恰當的行為，導致他一生落魄。

　　根據李伯元的《南亭筆記》，王仲瞿在乾隆五十九年，即1794年參加鄉試，中了舉人，而那次影響王同學一生命運的事件則發生在這之後。中舉後，王仲瞿離功名似乎只有一步之遙了，可他不珍惜，沒把握好分寸。事情是這樣的——

　　王同學參加進士考試，題答得花團錦簇，那叫一個妙筆生花。心裡不免得意起來，但用什麼表達得意的心情呢?只見他忽然紮起馬步，就在考場上，哼哼哈哈練將起來。據說，王同學的功夫了得，但見他雙掌揮動，氣灌掌心，發出轟隆隆的雷鳴聲，考場上頓時風氣嗖嗖，“一舉手砰訇作響”，凳子椅子東倒西歪，卷子滿場飛。監考老師嚇得頭皮發麻，趕緊問話：“你練的什麼玩意?”王同學畢恭畢敬地回答：“報告老師，這是掌心雷。”老師又問：“跟誰學的?”王考生回答：“跟一喇嘛學的。”

　　在天子腳下的進士考場上，你還玩這些旁門左道，這還了得?乾隆收到報告後，大怒：我招考進士，你卻跟我玩“奧特曼”?於是，以“左道惑眾”為由，撤銷了王仲瞿的考試資格，他的一生就這樣終止於舉人這個身份了。

　　王仲瞿確實是犯了大忌，乾隆朝正是白蓮教鬧得最凶的時候，當撒豆成兵、凳子能變成馬等謠言滿天飛的時候，你一介書生也玩這個，還玩到進士考場上來，前途被咔嚓掉，那是最正常不過的事了。王仲瞿最大的問題是沒鬧清楚自己是什麼身份，該走什麼道路。你不是江湖俠客的命，就老老實實為清廷幹事。

　　不過，這事還沒有消停。進士之路斷絕了，王仲瞿還在夢想著能東山再起，為朝廷效力。乾隆死後，嘉慶皇帝即位，機會來了。因為當時長江流域一帶鬧白蓮教，左都御史吳省欽就向朝廷推薦了王仲瞿，說王大俠會“五雷掌法”，可以制服那幫江湖術士。結果，嘉慶皇帝也不買這一套，批了一句：“荒唐。”吳省欽還被免了職，王仲瞿看來徹底復出無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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