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與哲學論文

　　本文嘗試對周易歷史哲學進行探索，一方面肯定周易的哲學意義，同時從歷史哲學的角度出發，分析概述周易歷史哲學的合法性、研究意義及研究路徑。以下是小編分享的，歡迎閱讀!

　　篇一

　　【內容提要】 本文嘗試對周易歷史哲學進行探索，一方面肯定周易的哲學意義，同時從歷史哲學的角度出發，分析概述周易歷史哲學的合法性、研究意義及研究路徑。

　　【關 鍵 詞】周易/歷史哲學/合法性Zhou Yi;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legality

　　儘管中國哲學史不乏對歷史之思，如丹筆著史、臧否人物、窺測時變、感慨風雲，卻缺乏對歷史反思的系統之著作。《周易》作為中華文明的源頭，首先是一本占卜用書，正因為如此才使隨後的幾千年裡對它的研究總是充滿了神祕主義的色彩。撥開歷史的煙霧繚繞，每代哲學家的辛苦耕耘，使它的本來面目得以還原，它不僅蘊涵著深刻的思辯哲理，其發射出的光芒也輻射到史學之思。

　　“《易》之興，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繫辭上》***，“《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王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繫辭上》***。印證《史記》所記載“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結合《周易》的成書時間考證，可以猜想《周易》是一本集周朝開國的歷史及政治經驗於一身的書，周族的貴族以《周易》教材教育後代，反思殷商之敗。《莊子·天下》稱“道術將為天下裂”，所謂“道”即指“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對整體世界的根本把握。由於歷史條件和思維水平的限制，《周易》的作者可能會對世界的認識和把握不及後人所期望的那般清晰、深入和具體，但畢竟是從整體上對世界做出的一種把握，因而這種認識和把握就必然是全面的、系統的。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背景，已經給這種可以指導巨集觀問題的理論創立提供了“全景”式的素材，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周易》可以作為一部指導性的“聖經”面目，出現於浩瀚書海中。

　　一、周易歷史哲學的何以可能

　　周易與歷史之關係，學者多立意於“易中有史”或“以史說易”。前者試圖從周易之中尋求到歷史記載之痕跡，如多數學者認為周易之爻辭、卦辭，多有涉及周代建國前後的社會生活，如有關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諸方面。“以史說易”，則認為《周易》一書如同《左傳》、《史記》一般，事實上是一部歷史著作。而事實上，《周易》不僅可以作為中國哲學的“教科書”視之，其間也充盈著對歷史之變的沉思。

　　首先，周易歷史哲學是哲學。作為一門哲學，從體系上講應當具備本體論、方法論和認識論，那麼周易歷史哲學應該是周易哲學的基礎上，建立其本體論、方法論和認識論，進而去總結和研究歷史現象，其核心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是一種建立在巨集觀話語體系之上的、思考世界過去與人類未來的哲學體系。周易歷史哲學以周易哲學體系為基礎，進而表達中國人對歷史的反思、對現實的總結和對未來的展望。

　　其次，周易歷史哲學是建立在對歷史分析之上的哲學。歷史的傳統概念應該是人類經驗的積累，或是文字、文獻、史蹟等可視物的總結，事實上歷史並非單純是存在物的“影射”，在人類總結歷史的過程中，必然有一種內在的思想或多或少地進行指導，大體會對歷史產生兩種質疑：一是歷史演變是否有規律可遵循或是需要遵循何種規律?二是歷史知識或歷史反思何以可能或是歷史知識的性質如何?國人述史，對於“天道”並非妄談，而是中國人特殊的認知方式，將對歷史的認識融入到生命之中。這種著史之法，似乎有狹隘民族觀之嫌，但中國歷史哲學之建構，是中國人對於人類史的特殊認識，而非是中國人對國家史的認識，故中國歷史哲學並非是“中國的”歷史哲學。周易指出，“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主旨是建立在對整個人類命運的思考之上。當然我們不能排除認識序列先後的現實情況，即國人只能是先認識本民族的歷史，而後才可以產生對世界歷史的認識以及建立對世界歷史認識的總體框架。

　　第三，周易歷史哲學是史學觀、歷史觀研究的“元理論”。何兆武先生認為，一種思想理論若能卓然自立，必須有其純理論上的立足點，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同時，任何思想理論在根本上又首先是現實生活的產物而非單純是前人思想的產物。就此而言，歷史學家首先是把自己的思想加之於歷史材料之上，而從歷史材料中引申出自己的理論。他是歷史資料的烹飪師，資料本身不能自行給出一幅完整的歷史影象來，完整的歷史影象乃是史家運用這些資料炮製出來的。沒有一種預先假設的世界觀就無從著手歷史研究[1]。當前歷史哲學之研究，多是對史學研究正規化或史學發展方向的思考，對於哲學之歷史的研究並不多見。歷史哲學作為一種學科獨立出現，是人類歷史發展至資本主義成熟時期伴隨著資產階級革命之要求而出現的，中國近代歷史哲學之發展並不落後，如晚清經世實學多有對歷史之變的反思，但由於國運不濟，救亡成為各個學派關注的焦點，中國歷史哲學的研究，於外被西方的堅船炮所擊潰，於內則被資本主義文明的侵襲所瓦解。到五四運動時期，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進行宣傳，並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將歷史學提到了與自然科學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史學界的一個新紀元。中國歷史哲學之研究，並不能侷限於西方哲學的學科框架之內，而應該以各個時期的歷史哲學思想資源為研究物件，以周易哲學體系為研究之基礎，採取巨集觀和微觀相互結合之方式，著重處理周易哲學之於歷史發展的意義。

　　二、周易歷史哲學的研究意義

　　雅斯貝爾斯在其著作《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及儒教、佛教和基督教在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元年前後，以“軸心”的形式形成文化勢力，並由此開創新的人類的精神資源。若以此為依據，至商周文化外在的鬼神崇拜和宗法禮儀向儒家內在的道德心性的聚斂過程，在黃河流域則形成了中國儒家文化的主要文化正規化。周易作為群經之首，自其產生之初，就一直成為學者研究的中心，儒學的創始人孔子也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周易之古經文大部分形成於殷周之際，從基本素材的整理到系統性的編撰，很難證明周易是出自一個作者之手，筆者贊同周易是至少幾代人集體創造的結果之說。周易形成期的中國，基本經歷了兩次大的政治社會大變革：一是殷商政權的更迭，二是春秋亂世。周易形成期的作者們，都經歷了“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的鉅變，所以周易之產生是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與周易同時代產生的《詩》、《書》等，前者是對民間風情的整理輯錄，後者則是對於商周國家大事的記載。事實上，這三部書都反映了相同的歷史背景：“就天命觀而言，我們可以由‘天命不僭’***《尚書·大誥》***到“天命靡常”***《詩經·文王》***的轉變，體察出敬天保民是周代天命觀的主要內容;所謂天意實際上是民意的具體反映，‘民情大可見’***《尚書·康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尚書·酒誥》***，即顯示了此時民意的興起。要之，殷周政權的轉移與西周政權的由盛而衰，使得周人反省出殷鑑不遠的戒惕之心。”[2]

　　周易解決了歷史哲學中有關宇宙起源的基本問題。起源於驚訝的人類文明，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人類所生存的宇宙，茫茫洪荒，由何而來。此類解釋，如宗教之創世說，認為宇宙與人類皆是由造物主所創造，宇宙之秩序也是如此。《繫辭傳下》如此解釋宇宙之生成：“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借孔子之口，來述說宇宙之發生：乾坤為易之而用，乾坤猶如男女的生殖器，彼此互動，而有宇宙萬物。“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繫辭上》***，這個基本的生成規律，是宇宙歷史延續的基本定理。

　　周易解決了歷史發展的本體論問題。“易”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哲學的本體範疇。本體論意義上的“易”，在周易傳統研究過程中，有三個基本特徵：一是易道廣大，有天道、地道和人道;二是易以道陰陽;三是易之變易、簡易、不易。在這三個基本特徵中，第一原則是屬於實在論的原則，後二者則是屬於辯證法的原則[3]。中國哲學花落三蒂儒釋道，三教皆認同於“萬物源自於道”，但道之於周易來說便是“易道”，“易”是歷史發生、發展、演變的基本原則。

　　周易的辯證法的基本思想可以用來解釋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以伏羲八卦圖為例。此圖之變化基本沿襲陰陽之變，同時構成該圖的基本元素是陽爻和陰爻，陰陽是對待對立之關係。從空間之角度來觀察，從空間的角度講，八卦分別代表八種不同的事物，由陰陽互動而產生的八卦，彼此互相運通，以有序的基本執行方式，實現萬物的生長。基於歷史之解釋也是如此，如“貞下起元”、“既濟未濟”等，歷史之發展也是如此。

　　周易解決了歷史哲學中有關價值觀的基本問題。人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由於個體之差異，勢必造成價值追求的多樣化。作為歷史主體的人，對歷史活動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價值目標及價值判斷。歷史總在“重複”中體現出其獨特的價值，歷史在變化中既是不可重複的，又有重複的東西在起作用，歷史是重複性與常規性的複合。“在歷史領域進行活動的，全是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是憑激情行動的、追求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這個差別對歷史研究，尤其對個別時代和個別事變的歷史研究如何重要，它都絲毫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歷史程序是受其內在的一般規律的支配的。”[4]以唯物史觀來看，歷史也是眾人的價值取向之合力結果。中國之文明社會發展的最主要的一個標誌，就是以聖人之完美來反求諸己，鄉間之鄉約社會、市民之公德社會，發生正常糾紛時，“必也使其無訟”，而以道德要求來自己。所謂的文化，也只是文以載道的工具，“聖人之情見乎辭”***《繫辭下》***，聖人之情因為體達天心，所以能夠作為世人的價值追求，如“仁”、“義”、“禮”、“孚”等。再配合神道之說，“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觀·彖傳》***。

　　周易是“道器不離”的完整的歷史哲學體系。從先民“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的畫卦繫辭，到文王演卦、夫子作是翼，事實上都是在對“天道”進行闡釋。中國哲學的任何一個解釋體系，都離不開“道”這個基本範疇。“道”字不見於甲骨文，青銅銘文中多有出現，易傳中也出現多處，這說明“道”字極有可能出現在商周之際。易經中有“道”，如“復自道，何其咎”***小畜之初九爻辭***、“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履之九二爻辭***等，此時之“道”，意義較為單純，或為“道路”之意。但至易傳，“道”之延伸義已經成為詮釋的重點，所謂的“道器”之辯，也由此引發：“乾坤其易之閬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繫辭上》***。在這裡，所謂的“道”其實就是易道，易道變化而聖人體貼，進而以此指導事業之發展。“道”並不是高高在上或是與人隔離的，它存在於日常生活之中，存在歷史長河之中。所以，“道”與歷史的關係也是“不可須臾離也”的關係。

　　三、周易歷史哲學的研究路徑

　　《周易》作為一部中國哲學教科書，其“經傳一體”的現實情況，使得後世很難將“經”的社會影響與“傳”的社會影響區分開來，如同象數與義理之分一般，很難說是象數對於哲學思維的功效大還是義理對於哲學思維的功效大，其特有的整體性和直觀性決定了易經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源頭地位[5]。

　　《易傳》不僅僅是一本哲學書，而且是一本歷史哲學的基本教材。《易經》的編撰事實是出自於以周公為首的西周巫史集團之手，主要是修史或卜筮的“太史”。太史的職責，從《周禮》和《左傳》的記載來看，“是記載君主的言論，保管與整理歷史、政治檔案，兼管天文地理、氣候星象，國家有大事，則參與占卜，因此它的專業範圍是雙重的：一方面是神學的方面，另一方面是學術的知識性的工作”[6]。所謂傳之“十翼”，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對《易經》的系統解釋，主要是引入了一套完整的道統學說。所謂“彖”者，“斷”也。六十四卦之解讀由於歷史之原因，在具體表達上或模糊不清，或有其他之歧義，故以“斷”其意;所謂“象”者，顯象也，以“大象”釋讀六十四卦之卦象、卦名和卦義，以“小象”解釋各爻辭之意;所謂“繫辭”者，“系”於卦爻之下，對卦爻現象與變化、卦爻辭的哲學詮釋，同時言及易之創作背景、占卜原理、形上理論之構建以及人生觀之指導等;所謂“文言”者，經緯天地曰文，闡發乾坤二卦大義;所謂“說卦”者，旨在說明八卦之生成、性質、功能、變化及所代表之各項事物;所謂“序卦”者，言說六十四卦之序列，如孔穎達所說：“二二相耦，非覆即變”;所謂“雜卦”者，混雜六十四卦之序列，說明各卦之主旨。楊慶中先生總結歷史各家之說，認為以經解傳之基本思路在於“鉤沉筮法體例、揭明吉凶之理”、“依據筮法特點、演繹陰陽法則”、“超越筮卦侷限、詮釋生命之道”。

　　周易由經及傳基本完成了哲學理論體系的建設，若以西學觀之，以“易”為生命萬物之本體，以陰陽變化為萬物構成之質料、動力，以“天人合一”實現人生意義之終極關懷。故對於周易歷史哲學之探討，以周易經傳為研究元典。

　　張立文先生認為，哲學是時代精神、智慧創造、生命智慧、終極關切，這些對於每個哲學家而言，雖是共性，但無個體精神、自由創造、智慧洞見、獨特關切，難以實現哲學創新;哲學家須有獨具匠心的價值理想的設計，要有對以往哲學理論思維形態轉生的“遊戲規則”的把握，及對宇宙、社會、人生自我反思的體認和新研究方法的運用，若無此，亦不可能實現哲學創新，而只能“照著講”。張立文先生指出，中國哲學創新的三條“遊戲規則”，即核心話題的轉移、詮釋文字的轉化和人文語境的轉移，並認為以此來衡量中國哲學創新的標準。同時，張立文先生提出“哲學自覺”的概念，即從事哲學研究的學者，當以此時代誕生哲學家為己任而不懈努力。若以張立文先生所提出之“創新三標準”反觀本文：本文研討之“核心話題”為歷史哲學，詮釋文字為周易經傳，人文語境可以暫時理解為置放於新世紀的歷史關懷，或可言之有所創新。當前學界對周易歷史哲學的研究，多側重於周易“歷史觀”或“史學觀”。

　　事實上，周易作為一本歷史哲學“教材”出現，與周易本身的性質無關，也就是說，無論周易是一本哲學書或歷史書，這種性質，都無法改變它成為一本歷史哲學“教材”的“宿命”。因為單就史學而言，無論中外都具備如下幾個特徵：第一，重視人事的研究。歷史並非單純的文字記載，而是將書寫者的思想無形地嵌入到對歷史的記錄之中，使歷史思想具有樸素的人本主義的性質和理性的色彩。這種“理性之光”，便為哲學的介入提供了機會和素材;第二，歷史撰述不僅僅是對歷史事件的撰述，相反其主要是通過對事實的解釋進行的。史學家在蒐集資料的同時，總不忘記對歷史事件進行評述，如《史記》中的“太史公曰”、《資治通鑑》中的“臣光曰”等。著史者的職業習慣，以“史德”作為自己成就的一大標誌，這種“習慣”造成了史學不可能是無評論的歷史事件的累積;第三，從內容上看，除民間野史之外，官修史書或是國史，多是對社會整體事件以政治事件的記載，這種“巨集觀敘事”的方式，事實上是有助於“哲學話題”的介入;第四，由於歷史事件的相對重複性，以及敘事過程中事件記錄的疊和，容易給讀者造成“歷史重複”的印象，在片段性的歷史與整體性的歷史結合的過程中，更容易產生對“歷史規律”的信任，在此基礎上，無論是對“規律性”的肯定或是批判，都會在史學的內部產生哲學;第五，中外史學都具有“經世致用”的價值取向，這一取向導致史學必須與現實結合、與社會結合，結合的過程，就是經驗總結、理性思考、形成系統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哲學思考的過程。所以，即使周易作為一本“歷史書”或是史料集出現，也不會影響它成為一本哲學書的根本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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