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語言在布羅茨基詩學中的本體論地位

　　在藝術形式千奇百怪層出不窮的美國當代詩壇，約瑟夫·布羅茨基1940—1996卓爾不群。在對布羅茨基龐雜的詩歌思想和美學觀點進行整體性考察時，筆者發現：語言是布羅茨基詩歌和散文的一個核心形象。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1972年後，語言在布羅茨基的詩中逐漸佔有了壓倒一切的地位。流亡的處境提供了“極大的加速度”，把他推入了孤獨，推入了一個絕對的視角：在這個狀態下，只有他自身和他的語言，其他的人與物都隔在這兩者之間。[1]流亡使布羅茨基發現，語言改變了命運，變成了他的“職業和責任”。 對他而言，語言是他的房舍，是生活的目的。通過詩人說話的語言具有真正的形而上學的地位。正是從語言入手，布羅茨基形成了自己的詩學。布羅茨基對語言的推崇甚至到了偶像崇拜的程度。在他那裡，語言具有了一種神話般的、本體論上的意義。可以說，對於一個像布羅茨基這樣的人而言，語言就是他所肩負使命的形式，就是他的存在命運的形式，就是他與天意簽約的形式。[2]

　　詩人是語言的工具

　　布羅茨基的詩學不符合任何一個既定的範疇。[2]在詩人與詩歌的關係方面，布羅茨基繼承了詩歌創作的靈感說，誇大了詩人在創作過程中的被動性，他在不同的地方一次次地提醒我們：詩人是語言的工具。《諾貝爾獎授獎演說》被視為其詩歌美學觀最集中的體現。在其中，他這樣寫道：“只有詩人才永遠清楚，平常語言中被稱之為‘繆斯的聲音’的東西，實際上就是語言的操縱;他清楚，語言不是他的工具，而他倒是語言延續其存在的手段。語言，即便有人將它視為某種讓人興奮的東西也許是正確的，那它也無助於倫理的選擇。”“寫詩的人寫詩，首先是因為，詩的寫作是意識、思維和對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個人若有一次體驗到這種加速，他就不會再拒絕重複這種體驗，他就會落入對這一過程的依賴，就像落入對麻醉劑或烈性酒的依賴一樣。一個處在對語言這種依賴狀態中的人，我認為，就稱之為詩人 。”[3]在布羅茨基看來，詩人寫詩，是因為語言對他做出了某種暗示，真正的詩人，就是始終對語言處於某種依賴狀態中的人。他曾用“神助”一詞比喻語言對人的作用。因此，“驅策”人進入詩歌或文學的是語言，是語感，而不是個人的哲學或政治，甚至不是創造的衝動，或青春。[1]

　　寫詩的過程是詩人的靈感、思想、激情甚至神性的奔湧，可這些無形之物的表達都要訴諸於語言。在《諾貝爾獎授獎演說》中，布羅茨基就像一位虔誠的牧師那樣闡釋他的語言觀。那些在語言內部進行創作的詩人的真切感受。書寫對於他們來說始終是一種實驗。詩人追隨語言，但他並不描繪在此之前貯存的東西，而是體驗他從前未知的東西。當他寫作時，語言將他運載到未知然而已經可以辨認的領域。詩人常常由於語言本身的指引而發現若干先前無視其存在的東西，道出一些本來不曾想到的東西，使用一些奇特的詞句。語言彷彿在虛無縹緲之中，自動來到詩人的身邊，而並非詩人能夠控制之物。因此，對於他們來說，與其說詩人在寫作，不如說語言在寫作。

　　關於詩歌的語言，布羅茨基在《詩人與散文》中寫道：“在純技術的意義上，可以說寫詩等於以最有效的不可避免的外在連貫形式將最具特定重力的詞語排列在一起。在觀念的意義上，詩是這樣一種語言：它否定自身的群體，否定萬有引力定律;詩是語言朝著原始理念的方向所作的向上——或者向側翼的——努力。總之，詩是語言的運動，朝著先於文體的境地，即詩所產生的境地運動。[4]在文字的運用上，詩歌具有自己的特色。詩歌的語言是一種多維度的語言，它衝擊理性的邏輯思維語言，它不僅涉及人的理解，還涉及他的感官、情感與想象。詩歌的語言衝破了理性語言的樊籠，迴歸到了語言最原始的性質。要獲得詩歌，必須打破日常語言的俗套，通過詞語及其出乎意料的組合，使之能夠容納詩人思想與感覺的各個方面。可以說，在詩歌中語言起到了咒語的作用，神奇地、自動地激起人們的種種情感和想象，開啟心扉，打動靈魂。

　　布羅茨基自己對詩歌的分析，比如對奧登的《1939年9月1日》的分析，重點就放在表現手法上，如詞語的選擇、搭配、詞語意義的內涵與外延、每行詩音節的數目、音調的高低、節奏、音韻和停頓的位置以及達到的效果等。正如他所說：詩的語言比思想、內容更重要。可見，布羅茨基深知，越偉大的詩人，我們從他的詩歌語言中獲得的東西就越多：音樂、意義與回憶，樸素與華麗，意象與觀念，高度的戲劇性與熾熱的抒情性，直接陳述與間接提示，光線、色彩、力量等——一切都可從他的語言中提煉出來。

　　語言是觀察世界的方式

　　對於自己的母語，布羅茨基始終懷著深深的眷戀。他曾在不同的場合不止一次地說過，俄語因為其詞彙的字首、字尾、格和位的變化，是世界上表現力最豐富的語言。他曾以“流亡作家”的遭遇為例，證明詩人的存在就是語言的生存，母語是一個人最後的家園。在被迫出國之際，他致信給當時的蘇聯最高當局勃列日涅夫，“我懷著痛苦的心情離開蘇聯。我屬於俄羅斯文化，我覺得，我是他的一部分，沒有任何地域的改變能夠影響它，語言同國家相比，是一種更加源遠流長的、難以擺脫的東西。我是屬於俄羅斯語言的詩人。”[5]從某種意義上講，布羅茨基已將故國之戀上升到“心靈的家園”的哲理高度。這種故國之思，這種對作為文化精神象徵的俄羅斯語言的深沉的愛，為布羅茨基的詩歌創作開拓了巨大的思想空間和藝術空間。

　　此外，布羅茨基的語言是開放的。他注意吸收任何來源地話語，“因為詩歌藝術需要詞彙”《美好時代的終結》。從最古老的聖經語言到最現代化的科學詞彙，從傳統的詩語雅詞到當代的大眾口語，從學究採用的冷僻字眼到街頭的髒話，什麼樣的詞彙都可能出現在他的詩句中。他甚至毫無忌諱地在創作中引入“他人的聲音”、“用他人的樂器演奏”自己的曲子，體現出一種頗具後現代色彩的語言民主化特徵。[6]他所展露的語言天賦令人感到驚奇，僅在《夏日牧歌》詩集《烏拉尼亞》的第一部分就使用了23個植物學名詞，若換作其他詩人，其所指可能就一個字：草。據不完全統計，布羅茨基詩歌中的詞彙多達19650個。

　　迦達默爾認為，“誰擁有語言，誰就‘擁有’世界。”“人之擁有世界，這一點是建立在語言之上，體現在語言之中的。”《真理與方法》[7]布羅茨基的詩，不僅體現了俄羅斯詩歌最精華的東西，而且充分吸收了英語現代詩的詩藝，體現了不同文明視野的高度融合和一種驚人的創造力。正是近代俄國和西方兩大詩歌潮流的撞擊、遇合、融匯，從而構成了布羅茨基的獨創性。對於布羅茨基來說，他是抱著極平靜、極超然的心態馳騁於兩種語言文化之間的。他認為，詩人只是“語言存在的手段”，因此，他對兩種語言文化沒有厚此薄彼的傾向，他既從俄語文化中提煉精髓，又從英語文化中汲取營養和經驗。讀布羅茨基的詩歌，人們感受到的是俄羅斯廣袤、深沉的抒情性與西方現代、後現代詩歌的智性和豐富的表現手法的交融。他筆下的兩種語言只是互補，而無對峙。

　　語言、時間與存在

　　在布羅茨基的詩歌中，時間是最重要的一個主題。布羅茨基認為語言與時間密切相關：語言——被時間標誌出的和標誌出時間的詩歌語言——是隨著時間而且在時間之內但卻在歷史之外運作的形而上學的力量。這一觀念的形成顯然受奧登的影響。

　　在奧登的詩歌中，布羅茨基找到了對他而言十分重要的關於語言和時間之本質的問題的答案。這位英國詩人並不花哨的話語使布羅茨基深刻地認識到，語言高於個人的意識，也高於集體的存在。這些思想飄散在時代的空氣中，就像是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薩丕爾的文化學和影響範圍急劇擴大的符號學所產生的輻射。從符號學的觀點來看，一切現存的東西都是符號系統，都是語言;生活是一直由各種交際關係構成的、旨在傳遞資訊的蛛網，就是對各種資訊的接受、歪曲和拒絕。薩丕爾將語言的結構比作唱片上的溝紋，人的思維只能循著這些溝紋運動。海德格爾教導說，存在只能在語言中實現。奧登對此補充說，語言需要詩人，為的是始終保持其活的狀態。奧登的詩歌使布羅茨基確信，他所選擇的道路的正確性。[2]

　　在語言與存在的關係上，布羅茨基比奧登走得更遠。1983年1月在接受薩維茨基採訪時，他甚至說過，他訴諸現實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語言支配的，這是唯一的方式。在他製造的宇宙結構模型中，他將語言置於最頂端。在布羅茨基看來，詩歌語言有如世界一樣具有同樣程度的現實，語言與現實往往交織一處。這種對語言的崇拜和迷戀，究其原因，布羅茨基的生前好友和研究者列夫·洛謝夫在與英國基爾大學教授瓦蓮金娜·波魯希娜的訪談錄中作出如下解釋：“……這個人從16歲開始就以語言為生。這就是他的生命線”;“……我永遠無法完全接受對於語言的這種偶像崇拜，而這種在布羅茨基那裡卻是很典型的。……包括語言學在內的正規教育的缺失，反而導致了他對語言的迷戀。我認為，這樣一個事實更容易理解一些。一位大詩人的語言，尤其是他的習慣用語，就像一個有機的生命體：細胞在分裂，機體在生長，它並不吞噬任何東西，只像一株樹那樣生長著，越來越大，越來越好看，越來越有趣，樹枝伸展向四面八方。”[1]

　　布羅茨基似乎對約定俗成的生命彼岸的興趣不大，雖然在他的詩歌中常常出現天堂、地獄、上帝、信仰、神等字眼，但對地獄和天堂，他抱著無所謂的態度。人的生命受時間的侷限，是註定要終結的，他對生命結局的考慮，集中在如何超越生命這個點。他選中了創作。根據他的一些詩作來判斷，布羅茨基心目中唯一的身後存在方式，就是文字、“話語的部分”。他認為，創作是與時間抗衡的唯一手段，因為創作是以語言為媒介的。在人類所有的創作物中，語言是最具有永恆意義的，只有語言不會消失，它是過去和未來的聯絡。雖然無法考證布羅茨基是否受過海德格爾思想的影響，但顯而易見，布羅茨基關於語言與存在的觀點與解釋學——接受哲學詩學理論不謀而合。海德格爾在批判傳統語言觀的基礎上從更為廣闊的視域來看待語言，削弱了人是語言主宰者的觀念，將語言與存在和人聯絡起來，指出“語言是境域，即存在之家”，真正從源初意義上突出了語言的本體論地位。

　　此外，布羅茨基關於詩歌的見解又與海氏的詩學理論一致。海德格爾講詩是存在的語言和人的語言的契合點，是一種本真的語言。詩使存在的語言成為人的詞語，詩是人進入存在的開端，是穿透人的歷史的詩性啟悟。[8]布羅茨基心目中的詩也是很神聖的。他認為，詩是語言的藝術，是“話語的部分”，也是語言最有序、最合理的組合，即最高的語言。詩的有韻、有序的構成，最易於記憶，詩與人的記憶相遇於是實現著人類文化的延續和積澱。語言→詩→記憶→時間→文化→文明——這就是布羅茨基給出的詩學公式。[6]

　　布羅茨基堅信，人類文明是通過語言來傳遞的，而詩歌是對語言的“俗套”和人類生活的“同義重複”的否定，因而比散文更有助於文化的積累和延續，更有助於個性的塑造和發展。[6]詩歌作為語言之最簡練、有序的形式，是文明最集中的承載者，詩人因而是“文明的孩子”。他堅信，只有詩人才能在飛馳的時間之流中抓住留存者並使之出現在詞語中。詩人能超越其生命的極限，存活在自己的詩歌中，並通過他的詩活在後代中。

　　綜上所述，布羅茨基將詩歌的語言問題納入詩歌與存在、文化、文明以及種種現實形態的關係這一大的框架中進行考察。對他來講，詩歌的語言問題關乎詩人對於時間、存在、詩歌性質、詩歌功能與文化構成等諸多更為根本性的問題的認識與想象。他獻身詩歌、獻身語言，語言成為他唯一的物質生存手段和精神生存食糧，他在語言的藝術中找到了理想的現實，在詩歌的創造中確立了自身的存在。正是秉承著對語言的這種忠誠與敬畏，布羅茨基以真摯的情感和精湛的詩藝征服了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