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時事評論精典範例
時事政治是指新近發生的並能體現出國家的方針路線、政策以及體現國際、國內形勢發展的主要趨勢的事件,那麼高中政治學習中怎麼寫有關時事的評論呢?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高中政治時事評論,希望對你有幫助。
高中政治時事評論***一***
時事評論背景:
近日,湖北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王曉東在講到進一步改進政府工作作風時,以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中的劇情舉例,五問“為什麼”,指出當前幹部隊伍作風總體是好的,但也不否認,電影反映的類似的人和事還不同程度存在。
時事評論觀點:
“問個明白”“討個說法”的人物形象,在歷史掌故和影視作品裡都可尋見。《我不是潘金蓮》裡,一個不甘被前夫在離婚中欺騙的農村婦女的故事為什麼再次引發關注和討論?一個顯在原因是,主人公綿延20年的告狀之路,經歷的人和事,觸及了怎樣錘鍊作風、關切民意的重大命題。
“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有的黨員幹部常常掛在嘴邊,是不是落實在行動上,卻要打一個問號;“利民之事、絲髮必興,厲民之事、毫末必去”,有的人口號喊得震天響,要問群眾獲得感幾何,支支吾吾,心裡沒底。中央反覆強調“工作作風上的問題絕對不是小事”“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永遠沒有休止符”,正是因為作風問題是關係人心向背、生死存亡的大事,一篙不可放緩,一滴不可棄滯。
電影的故事發生在基層。瞭解基層工作的人,不少都有“基層真苦,基層真累,基層真難”的慨嘆。基層問題千千萬,個個“難”與“結”靠浮光掠影、蜻蜓點水解不開;種種“困”與“險”靠三天打魚兩天晒網破不了。為什麼小事會變成大事,簡單問題會拖成複雜難題?為什麼上級的意見會在層層傳達執行中變味、走調,甚至與初衷完全背離?為什麼“一個人在前邊撒芝麻,一萬個人在後邊撿芝麻”的怪現象會發生?就是因為作風不實,如果只管了自己門前的雪,只顧了領導房上的霜,卻沒有從群眾的角度去思考擔責,就會讓自己沒了“護身符”,事業沒了“助推劑”,群眾沒了“貼心人”。
形勢有新變化,現實有新挑戰,人民有新期待,有的時候,這三種“新”已經超出了現有法規制度乃至現有政府職能的要求,這確實給作風建設不斷提出新的重大課題,但卻是時代發展帶來的必然挑戰。如果當真站在群眾的角度擔當,而不是站在官位的角度擔當,就沒有什麼事情會成為無解的難題。在湖北,無論是在全省上下踐行“好乾部”標準,要求廣大黨員幹部做“勇於擔當、真抓實幹的表率”,還是直呈少數人身上存在的“動力不足不想為”“能力不足不善為”“擔當不足不敢為”的病灶,都指向擺在黨員幹部面前的大考題:改革發展的任務更重了,作風建設來不得“花架子”,搞不得“假大空”;黨執政的條件變好了,進一步激發幹事創業的拼勁闖勁,促進能力水平的不斷提升,力戒特權病、冷漠病、懶散病等症候,務必保持滴水穿石的韌勁。
風清氣正是勤政為民最好的“陽光雨露”。湖北建始縣龍坪鄉店子坪村黨支部書記王光國,把一腔熱血都用在為群眾幹實事、解難事、謀福祉上,村民“有事就找國娃子”。五峰縣退休幹部羅官章年已八旬,退休後堅持扶貧20年,心裡只有一個唸叨:鄉親們不脫貧,我吃不好睡不香,死都不瞑目。神州大地上千千萬萬“身”入基層、“心”入百姓的標杆,讓我們看到什麼叫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鬥。
電影是藝術,現實是考場。有多大擔當才能幹多大事業,盡多大責任才能有多大成就。這個聲音,迴響在時代深處,更要始終震動每一個黨員幹部的心靈。
高中政治時事評論***二***
時事評論背景:
“羅爾事件”釀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信任危機。從為患白血病的小朋友轉發、打賞,到質疑其父羅爾有能力自救、此事為營銷行為,一天之內,公眾情緒坐了次過山車。1日,事情有了個初步的結果。經幾方商議:微信平臺將在3天內,將總計2626919.78元的微信使用者贈予款原路退回至使用者零錢包。
時事評論觀點:
這不是愛心的第一次折翼:去年8月,南京一個家庭有房有車,患兒獲600萬捐款但後續善款沒有妥善處理,其父遭網友聯名報案詐捐。“羅爾事件”雖暫告段落,相同的劇情卻或許還會上演,擺在人們面前的還是那道關於慈善的新考題:完全陌生人化的網路空間,如何安放好公眾的愛心?
需要肯定的是,網路自媒體平臺上的慈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公眾的“公共精神”。傳統意義上,慈善救助往往被認為是“政府與企業家的事”,今天,新媒體的低成本讓很多普通人邁開腳步,去踐行公共精神,去兌現“一元錢也是愛”。說到底,被“你給我站住”的標題打動、為孩子天真無邪的笑臉流淚,並不是丟人的事兒。
然而,在自媒體平臺極大地降低了求助成本之時,資訊的篩選、甄別成本卻也相應提高。現實中,網上求助的不實資訊,確實也不在少數。更何況,還有一些企業、機構和個人,以博取眼淚的方式來進行推廣、宣傳,被人直斥為“帶血的營銷”。
在這樣的情況下,正需要讓制度更好地為慈善護航。今年9月1日,中國首部慈善法開始施行。然而,法律總是有滯後性,飛速發展的技術、快速變化的社會,總會出現法律調整不到的盲區。恰如慈善法專家指出的,幫助羅爾營銷的某公司可能因為“非法募捐”承擔相應法律責任,但羅爾通過個人公號“賣文”打賞屬於個人求助而非募捐,不受慈善法的調整。那麼,個人求助和慈善募捐,應該如何界定?通過網路求助的行為,應該如何規範?公募主體、公募行為,又應該如何與資訊社會對接?
試想,若是求助資訊發出之時,不僅包括疾病的嚴重、支出的龐大,而且也說明求助者確實無力負擔,或許比單純的煽情,更讓人能作出合理的判斷。而個人求助之後,所籌集到的資金如何使用、資訊如何公開,同樣可以有具體的規定。問題出現之處,也正是可以改進之處。民政部門若能及時介入,把羅爾事件做成經典案例,無疑是對公眾愛心、民間慈善“可持續發展”的保護。而社交平臺的募捐規範、資訊稽核,同樣可以以此為契機,進行建章立制、調整改善的工作。
愛心是容不得褻瀆的。不管是不實的資訊,還是有意的隱瞞,都可能讓公眾的愛心受挫。這損害的不僅僅是面對他人的苦難慷慨解囊者,更是那些未來可能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從這個角度上說,法治的規範和調整,並非人為增加門檻,而是對於愛心最好的呵護。
在公共生活中,涵養信心和信任;在法治生活中,完善規則與制度。唯有這樣,才不會讓公眾的愛心,在一次次的“狼來了”中被消磨。
高中政治時事評論***三***
時事評論背景:
跟街頭“求抱”的艾滋病患者真情擁抱,上下班路上傳遞代表愛心的紅絲帶,在祝福板上寫下溫馨的祝福話語……第二十九個“世界艾滋病日”來臨之際,從校園到社群,從商場到公園,人們以這些溫暖的方式,表達著“攜手防艾”的共同心願。
時事評論觀點:
艾滋病是人類共同的敵人。就在不久前,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釋出報告稱,全球約1820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接受了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獲得這一“救命療法”的患者人數較五年前翻了一番。而在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也在不斷“提速”,不僅基本阻斷了經輸血傳播的路徑,還有效控制了經注射***和母嬰傳播,病死率明顯降低。藥物技術的創新,防治網路的完善,讓人們看到抗擊艾滋病的勝利曙光。
儘管形勢向好,防艾抗艾依然容不得半點懈怠。迄今為止,我們仍沒有可以根治艾滋病的特效藥物,也沒有可以用於預防的有效疫苗,艾滋病流行形勢依然嚴峻。據統計,截至2015年底,我國每1萬人中就有6人“染艾”,而且仍有32.1%的感染者未被發現。有人警告,如果把抗艾形容為一個瓶子,那麼現在這個瓶子只裝了半瓶水,還有一半沒有裝滿。
要想把剩下的半個瓶子裝滿,不僅有賴於醫學的進步,更需要人心的成長。前些年,有一部以艾滋病為主題的電影《最愛》,影片中得了“熱病”的男主人公想幫路人撿起掉在地上的東西,卻把對方嚇得落荒而逃。路人的舉動,形象地描繪出橫亙在人們心中的那堵“隔離之牆”。曾有人問艾滋病感染者,最怕的是什麼?他們的回答是身份暴露,原因在於“怕被歧視”。這些年來,儘管反對歧視艾滋病患者的聲音從未減弱,但在現實生活中,“異樣的打量”並未離我們遠去,許多患者依然生活在歧視的“目光之城”中。
艾滋病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們的無知和冷漠。人都有恐懼的本能,艾滋病的較長潛伏期,以及不可治癒性,更是容易加劇人們普遍的恐懼心理。然而,由無知而產生恐懼,由恐懼而“妖魔化”艾滋病、歧視艾滋病患者,不僅沒有必要,更不應該。醫學理論和實踐早就證實,艾滋病的傳播途徑只有三種,與艾滋病患者握手擁抱、語言交談、一起吃飯等日常行為,都不會感染艾滋病。更何況,艾滋病本來就與職業、身份、文化程度沒有任何關係。正如一位志願者所言,“他們和我們一樣,就是生病了”。拋開成見,走近他們,更會發現,他們身上同樣有著獨特的光芒和生命的尊嚴。
有句話說得好,“我們無法揹著你走過沙漠,但會一直扶著你,看你走下去。”艾滋病毒是我們的敵人,但是艾滋病人是我們的朋友。與人類發現艾滋病時間幾乎相等的,是美國一位名叫約瑟夫·邁納·希爾的艾滋病感染者的抗艾史。有醫生總結,約瑟夫能堅持抗艾,一個很大的動力,就來自於身邊人不斷給予的精神支援。“‘艾’與被愛,連著一條紅絲帶”。在某種意義上,給予艾滋病患者基本的尊重、理解和包容,恰恰能夠激發他們對抗病魔的信心、鼓起生命的風帆。
有這樣一則公益廣告,幾名艾滋病感染兒童面帶笑容,對著鏡頭緩緩說出,“我們”。短短30秒,沒有太多的言語,一句“我們”,卻足以道出他們對“沒有歧視,我們在一起”的殷切希望。打破心中壁壘,消除社會隔閡,在抗擊艾滋病的路上攜手而行,我們才能共同贏得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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