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術文化的教育意義有哪些

　　武術文化是中華名族歷史悠久的優秀文化遺產，蘊藏著身後的東方文化內涵，它是一代一代武術人在前人的基礎上不斷髮現，發明，創造兒積累得來的。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武術文化的教育意義，希望你們喜歡。

　　武術文化的教育意義

　　武術文化不是一個空泛的口號，而是有著豐富的內容，從結構上看可以把武術文化分成三重結構：

　　第一重結構是指武術表現出來的活動形式。比如武術的套路、散打形式、功法練習，外在的活動形式，我們把這一層活動形式可以稱之為武術文化的外顯層，第二層是指武術文化的中間層，包括諸如武術的訓練原則、傳承方式等等;第三層是指武術文化的內引層，從具體內容上看是指諸如武術的價值取向，武術的審美情趣，武術的思維方式等等，這一講我就給各位談談有關傳統武術的若干思維方式。

　　著名學者張 岱 年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國思維偏向》一書中曾經這麼說過，“文化應該包括人的行為和思維兩個方面，如果說千姿百態的傳統武術技藝、功法好比視野中的浪花驚濤，那麼，這一文化結構中，作為那一部分的思維方式則宛如海水深處的暗湧，從中顯示出我們這個民族獨特的思維偏向。”這種思維偏向，我覺得從方式上看大概有下列四種：

　　武術文化的教育意義一：素樸的辯證思維

　　所謂辯證思維是指人們通過概念、推理、判斷等方式，以揭示矛盾規律的一種審視習慣，其最根本的特點是將物件作為一個整體，從其內在矛盾的運動變化及各方面的聯絡中進行考察，以便從本質上系統地、完整地認識物件。在中國傳統哲學中，陰與陽是兩個大話流行之道的根本之料，中國傳統中所謂的“道”，離開了陰陽，也就成了一個混沌的存在。因此，陰陽學說是中國哲學中有關萬事萬物生存變化的關聯點，與太極、四向、五行、八卦一起共同構成了我們這個民族、這個世界總的理論，是它包羅永珍的綱領。

　　傳統武術文化的塔尖上也同樣閃爍著這一智慧的光芒，可以說，明陰陽之變，求內外合一，是傳統武術以及天地精神的一個基本道屬所在。中國哲學中的陰陽觀作為一種概括性的辯證思維方式，是用對立項的矛盾形式來概括出事物的特徵，以便迅速掌握事物的本質。關於這一點，宋代的程意曾經認為，“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指出了矛盾對立的統一辯證性。中國的這種陰陽學術觀被引入傳統武術理論後，隨之派生出了諸如形神、內外、動靜、剛柔、虛實、開闔、起落、攻防等一系列自己所具有的文化範疇。我們可以想象，如果在中國的傳統拳理中沒有了這些概念範疇，那麼傳統武術的文化內涵以及它的理論體系，就無法得以解釋。傳統武術的文化魅力就會大大遜色。

　　中國傳統拳種強調剛柔相濟

　　傳統武術中陰陽範疇的內容比較多，這裡我們就選擇其中的剛柔來進行一下簡要的分析。從資料上看，中國傳統拳種無論哪一派別，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非常強調剛柔相濟的重要性，由於剛體現為一種強猛的、外在的運動特質，所以屬陽;柔體現為一種恬靜的，內在的運動特性，所以屬陰。傳統武學理論中要求明陰陽，事實在許多地方就是指剛柔，所謂陰陽相濟也就是剛柔相濟。曾是太極拳書的作者程新***音***在他的著作中有一首七言詩“純陰無陽是軟手，純陽無陰是硬手……”歌決裡的陰與陽，實際上就是指剛與柔，並且體現為武技的水平，這種觀念在其他拳種中也有反映，比如說清末民初的《少林拳術祕訣》，把武技分為上中下三個層次，劃分的尺度也就是剛柔相濟的程度，其中談到，武技上乘者，運柔而成剛。如果相對差一點，達到中乘水平者，是偏於剛，而柔少。如果水平屬於下乘之技，那就是野蠻粗劣，根本不懂剛柔相濟之妙。所以說，求得剛柔相濟，乃是傳統武術的根本要求。

　　俞大猷在他的書中提到“剛趁他力前，柔趁他力後。”就是指在競技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能力，怎麼做到這一點呢?需要習練者長期訓練下的一種綜合素質。所以說所謂的剛柔相濟從內容上看，首先表現為一種兩兩相當的實際格鬥中體現出來的綜合能力。剛柔相濟的另一個內容就是體現為淨力的發放，在淨力發放過程中必須剛柔相濟，如果純用剛法，力佈滿身，牽拉不力。如果純用柔法，則氣散不力，落點沒有歸著力。這句話，於今天我們運動生理學的理論十分相近，從運動生理學的角度看，如果你的淨力過剛，往往會導致全身僵硬，動作不協調，會出現不該收縮的肌肉收縮，從而延遲了運動神經系統的傳導，加大了對抗肌對主動肌的阻抗，不但動作費力，而且淨力落點必不勇猛，打不出來。另一方面，肌肉只有接受了一定的刺激強度以後，才能產生興奮，形成收縮，這種刺激，在一定的時月範圍內刺激的強度越大，肌肉的興奮性就越高，所募集到的運動單位就越多，因而，如果動作過分柔弱，必然導致缺乏足夠的刺激強度，肌肉的興奮性就不會出現，從而氣散不聚。

　　在訓練中我們如何使淨力做到剛柔相濟呢?前人有一個比較生動的比喻，如同蜻蜓點水，一沾便起。也有人這樣形容，沒有發力之前豪不著力，如同風吹楊柳，但當你淨力發放時，如同天神下界，渾身如鐵，不可侵犯。在這種剛與柔的對比中，體現了中國傳統的文化，其中蘊含了道的法則和精神。

　　應該說，武術中有關剛柔相濟的描述，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武術這種辯證的思維方式。

　　武術文化的教育意義二：思維方式是情感體驗的意象思維。

　　意象，是中國古典美學理論中的重要範疇，也是傳統武學訓練中直接把握自我體物原則中的重要內容，因為傳統武術十分強調習武者在具體的訓練實踐中把握傳統武術理論中的要求、原則，意想在理論上又被稱為星象，意想是相對於物相、世相的境界充滿了個人思想的境界。這裡面異是指客體化了的主體情思，象是指主體化了的客體物象。所謂異和相就是必須要做到異和相彼此發生的兩個方面的融合。作為內心世界的意想，一方面具有線上客觀事物形象的功能，因為任何客觀事物形象都是通過主體的思維方式、認識觀念體現出來的。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另一方面，這種意想也可以產生出從來沒有存在過的事物的形象功能，這種沒有存在過的事物的形象，事實上就是一種被符號化後的把握。

　　以脫化神明為特徵的傳統武道，因為中國傳統武術歷來要求的就是到最後必然進入一種拳無拳，意無意的境界，而這種以脫化神明為特徵的傳統武道是很難言說的，這種客觀存在要求習武者在長期日積月累的不斷實踐中用心揣摩，感悟，方能有所把握。眾所周知，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漢字，大量帶有比興修飾手法的理論描述，同時也強化了傳統武術中的這種意想思維方式。在這種意想思維方式作用下，傳統武術就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意想訓練，這種意想訓練是一個充滿了個人現有經驗和情感聯想的內心世界，在實踐中非常具有重要意義。比如說，以前的太極拳家認為，習拳中必須想其義，“心如夢，肝如劍……”這種對於人體五臟用瞭如夢、如劍、最靈便、快如風的不同要求，顯然不是一種對理論邏輯演繹以後的概括，而是訴諸於習武者內心自身的經驗感受。所以這種東西需要習武者自己體驗，是非筆墨所能表述的。

　　因此可以說，通過內心對意想的體驗來感悟習武的要求，應該說是傳統武術中一個基本法則。有關這樣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在各種典籍文獻中非常多，比如東漢人所寫的《吳越春秋》中提到的越女論首戰之道中，比如說清代乾隆年間一本《拳經拳法備要》中，聯絡到行役拳中描述的“起時直龍昇天，落入霹靂擊地，起無影，落無蹤……”這類帶有比興修辭手法的理論描述，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種審美意識，通過這種審美意識使得文字風姿綽約，但都是一種結論式的要求，缺乏對這種結論的分析過程，因而形成了理論描述的邏輯結構，大多有間斷的特點。

　　由於這種理論描述是意想性的，內容與內容之間並不具有邏輯性，這種情況就導致習武者在對這種拳理進行理解時，就不得不依靠自己已有的經驗和知識，在這種情況下，意想思維方式就顯得尤為重要。我們剛才提到的意想訓練，意想訓練從它的訓練特徵看，不是一種無端的冥思苦想，往往也藉助比賦、聯想、判斷、推導、自我預示等等心理活動來作為和物的方法路徑，從一個事物與另一個事物的某種相似性或相近點出發，或對於對一事物的形象和本意引申，用另外一個事物去表徵，這樣就突破了事物之間的界限，形成一種主客觀高度融合以後產生的內在張力，可以說，以個人感悟為特徵的意想訓練，是傳統武術理論中充滿中國文化韻味的重要所在。意，在具有鮮明內向性思維中國傳統武術中，具有難以磨滅的悠遠影響力。

　　前代的太極拳家 吳公藻 曾經解釋過這個例子， “意者，設想之謂”。 《程式太極拳圖書》的作者曾經說過，所謂的臆，就是看其臆想什麼，就拿什麼來命名，通過這種命名，能夠使人產生聯想、預示，從中得到體悟。聯想意會的內容大致包括兩類：一類是自然事項，一類是人文事項。關於第一類，其中特別多的是動物類，民國時期著名武術家 孫祿堂 在他的拳義書中曾經記錄了行役拳家 宋世榮 一段關於十二行中蛇行的論述，這句話對我們非常有啟示意義。他說蛇是盤旋曲伸，剛柔靈妙等式，從蛇的生物特性中他領悟到其伸者是拳的長距也，曲者是拳的短距也……另外民國初期出版的《少林拳術祕訣》中也說到了。在我看來，所謂的練力、練氣云云，事實上是作者的遊戲之筆，本身並不具有多大的實踐意義，因為任何拳種，精、氣、神、力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而作者所談的龍拳練神、虎拳練骨、豹拳練力等等，就是一種意向訓練，具體反映在每一個文字註明的意向中間，這才是需要練者體悟的。比如他在談到龍拳練神時就說到，如神龍遊空;練虎拳則要求露目強項，有怒虎出林，兩爪爬山之勢等等。在最後，作者又特地記上了這麼一段話：“以上內容，要學者敏心……久練可得之。”這種東西是很難用語言去表述的，就像老子說的“道可道，非常道。”這種借武喻義的表述，在傳統武術中比比皆是，它的特點是能積極調動起習武者對已視物件已有的日常感知能力，從而去構成一種可會意，可思想的途徑。因為我們講到虎、豹、蛇等等，都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社會中有所耳聞、瞭解的動物。他要求模仿這種動物特性，這種要求可以揭發習武者內心的途徑。

　　然而我們講到這個地方，就引起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話題，有人可能提出，龍與鳳，這兩樣東西不是客觀世界中的真實之物，但是，在我們傳統武術訓練的一些理論表述中，也常常見到，比如我們剛才說的《少林拳術祕訣》中說“龍拳練神”，比如明代有人談到槍法時說，要求像龍那樣在深淵而能動雲霧，如何解釋這一種文化現象呢?一般說來，視角途徑應該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可感知的物象，但當這一種提出的物象成為一種文化觀念以後，它的問題就變得複雜起來了，大家知道，龍與鳳是中國文化民族史上的兩面圖騰旗幟，就是現在的中國，依然把龍飛鳳舞作為民族文化的象徵，作為藝術表演和日常生活中的審美物件。關於這個問題，本人在十多年前寫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這是一種圖騰文化的記憶現象，作為傳統文化組成部分的武術，就不可能不受到這種文化觀念的渲染和影響，龍與鳳在傳統武術文化中的出現，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圖騰符號的世俗化變遷，今天，儘管人們都知道龍和鳳是自然界不存在的虛構生物，但是，我們從歷史的發生學角度看，他們的構成還是有史蹟可尋，是一種被符號化後的整體意會。從這個意義上說，龍和鳳獲得了一種文化意義上的真實。

　　關於龍與鳳，應該說在傳統武術中的比喻是很多的，比如我們以龍命名的拳就有很多，以龍命名的器械也很多。可能很多動作都是由龍和鳳命名的，比如“雙龍入海”、“青龍探掌”，比如“丹鳳朝陽”等等。這類名稱在傳統武術動作名稱中是很多的。屬於自然景象的比賦，除了上述談到的動物以外，常見到的還有山川、植物、雷電等等，這些內容一方面極大地豐富了傳統武術意向訓練的表現力，同時也有益於習武者從他自己生活環境的諸多現象中進行直接感悟。

　　武術文化的教育意義三：思維方式是經驗思維

　　強調實踐性，重行是中國傳統的哲學，所謂“道不可離”。就是指，主體不能離開實踐，如果離開了實踐，就不是道了。這就叫做“可離非道”。因而 “篤行”， 就一向被視為認識人生價值的根本手段，有時候認識一個道理並不困難，難的是在實踐中對道理的體驗和把握。在一些技藝性的傳統文化領域中，形的意義尤為重要，傳統武術的文化特性決定了武術的歷史延傳，主要不是通過對典籍文化的認識來進行的，不是通過對典籍的閱讀理解進行的。首先習武者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就是一個實踐的過程，中國武術中的傳統武德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是由語言符號構成的觀念系統，要孝，要敬，要悌等等，要誠信，要講禮義廉恥等等，這些，我認為就是由語言符號構成的觀念系統。另一個就是由具體行為體現的實踐程式，傳統武德不管在觀念上如何豐富高遠，它的根本宗旨就是對內在的人格塑造，而它並不關注形成什麼理論體系，這就決定了傳統武德從它形成的開始就是實踐的，而非思辨型的，要完成武德的人格設計，也只能靠習武者本身對這一觀念理解基礎上的社會實踐。

　　比如我們在開始習武時，老師對於傳授者的考察，是考察他的倫理道德，禮義規範，繼而是意志品質的磨鍊，通過長期非常人所能忍受的意志品質的磨鍊，最後形成內勝外亡的俠義精神，這個過程，都和習武者具體的社會實踐過程緊密相關。換言之，自身的社會實踐是完成道德人格完善的唯一通道。

　　另外我們可以從技術提高上看，武術的技術提高同樣也是一個實踐體悟過程，一部《中華武術史》從某種意義上也就是歷代習武者在一種價值認同的追求下，不斷建立、不斷總結、不斷積累的發展史，從這個過程中充分反映出中華民族求實務本，自強不息的文化精神。

　　“格物致知” 傳統哲學倡導的理論，最真知的理論是從實踐中得來的，因此 清代學者顏習齋 反對還沒看到梅棗就說自己已經窮盡酸甜之旅的虛文之談。以口傳心授為特點的傳統武術，也是奉行經驗哲學，師父的體驗可以講給徒弟聽，但他難以將嫻熟的技藝同時直接交付給徒弟，因為這種技藝是師父本人長期習練的結果，只能凝結在師父的個人經驗之中，只能於師父之手，而不能達到徒弟之手，徒弟要把師父的經驗以及拳技水平轉化為自己的東西，只能照法例項去做，而不可能通過其他途徑獲得。所以有句話是調侃虛文之談的，如果從文字知識上就能循到練功的真義，那到處都是大羅仙了，不稀奇了。這句話也是表明在習武過程中實踐的不可替代性。但我們從另一方面又要看到，由於傳統的習武之道過於偏重實踐體驗而忽視了理論上的論證、創造，因此使得積累了許多豐富的，閃爍著實踐理性之光的經驗，很少得到應有的系統整理和傳發，大多數是作為一種祕法心決，或者五言、格言，長期流傳在習武群體內，最多凝聚為一兩句習武祕訣，同時由於過分偏重功行而導致的後果就是，對於一些妄語從從，言之多無邊際的妄談，只能採用經驗否定的方法，在實踐中試。

　　然而缺乏了理論深度的經驗否定，在實踐中是有很大缺陷的，第一，這種經驗積累必須全憑習武者個人的實踐體悟觀其功能，主要靠自己個人長期的實踐證明這種做法是不對的，但是這種實踐如果當你一旦走入歧途，功夫越深，殘害越烈，這種以經驗來否定，另一個帶來的侷限就是給一些虛妄之說留下了很大的活動空間，到目前為止，還有人在渲染一些怪力亂神之談，不能說與長期以來我們缺乏對傳統理性的批判無關。

　　第三種侷限，由於偏重於實踐，長期以來，在相當一部分人士中形成了一種重術輕學的定勢，導致他們的內心深處很難有一扇向科學理性敞開的大門。最常見的，咱們談理論，因為武術的發展在當代要體現為一種理論上的積累與發展，這種談論的理論與實踐有關係，但它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我們經常會發現這樣一種情況，當人們在談理論時，有的人由於對這種理論認識的重要性不夠，積累得不夠，往往就會採用一種自己的技術否定，最常用的一句話是“是驢是馬拉出來溜溜。”意思是，咱們比試比試。言下之意是，我打得過你，那麼就是我說得有理。很顯然，這並不是一種科學的，對於理論的評判方法。理論的評判需要理論的規範，技術的評判有它自己的規範，兩者有關係，但不是一碼事。因此，我們既要強調傳統武術中躬身踐行的實踐原則，同時也要不斷加強理論研究，我認為這也是傳統武術實現自己現代化轉型的關鍵所在，傳統武術要實現現代化轉型，其中有一個關鍵，就是要在理論推動下完成，這是農耕社會和當代社會的區別所在。

　　在農耕社會中，武術的發展是以經驗積累為動力的，而在今天，武術的發展既要在科學理論指導下進行它的實踐，顯示出理論對於實踐的指導意義。

　　武術文化的教育意義四：以類度類的類比思維

　　以類度類類比思維的特點，是通過並不存在的邏輯關係比賦推理，或者 交感互滲 ，被社會文化學者稱之為的原始方式，從一個已知物件的知識推演擴充套件到另外一個未知物件，中國傳統農耕社會中的以類渡類，及交感互稱的類比思維是非常危險的，而這種思維同樣給傳統武術留下了一道明顯的文化印痕。比如說，傳統的武術理論中，很多人吸收了中國古代哲學中的五行學說，這種五行學說被滲入到武術中以後，不少拳種紛紛把這種東西強行分配到自己的技術動作上，五行生剋無處不有。大家知道，傳統五行學說中講五行相生相剋的關係，隨著五行學說的深入，相生相剋的理論被傳統武術引入，一些拳種也照樣彈起了這把“五絃琴”，說什麼拳能克什麼拳。這方面，行役拳是一個代表。事實上，按照五行學說相生相剋理論類推出來的什麼拳克什麼拳，事實上就是一種以類比類的類比思維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