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潤一郎與郁達夫小說中的現當代文學審美情趣對比

　　谷崎潤一郎是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唯美派作家，他以獨特的智慧和執著的追求鋪就了自己的創作道路。文學創作上傾向頹廢，追求強烈的刺激、自我虐待的快感和變態的官能享受。在永井荷風的提攜下，谷崎登上文壇，併成為日本唯美主義文學的兩大代表之一，他的創作對當時的中國現代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谷崎不但在整個日本文學中獨樹一幟，佔有重要地位，深刻影響著文壇後輩，而且在我國的現代作家中也產生過較大影響，比如郁達夫表現“性的苦悶’的官能主義作品就帶有明顯的谷崎文學的痕跡。”

　　郁達夫曾於1913年隨長兄東遊，一去就是10年。對於生活在這個特定時代的郁達夫來說，必然受到這一時期文學的影響，尤其受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影響十分明顯。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主要取材於作家個人的私生活，注重表現日常生活的消極陰暗面，強調按照生活本來的樣子摹寫，要拋棄一切人工修飾，赤裸裸地展露人的野性和醜惡面。“郁達夫對日本自然主義的代表作家田山花袋、葛西善藏等屢有論及，對他們那種描寫上事無鉅細、坦露自我的文風可謂‘深得要領’，無論在他的小說取材和具體的描寫方法上，我們都能夠很容易地看出受其影響的痕跡。”

　　郁達夫和谷崎潤一郎的小說創作風格和表現手法既相同，又各有各的特點，他們不僅在中日兩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有獨特的地位，在世界文學中也佔有一席之地。

　　一、“醜”中求美的文學觀

　　醜惡、怪誕、畸形、病態等作為西方唯美主義者的審美物件，使醜惡的東西經過藝術的表現成為美的事物，谷崎潤一郎和郁達夫也深受此種唯美理念的影響。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兩位作家曾一度熱衷於尋求感官刺激、描寫人生的醜惡面。他們選擇那怪異神祕的題材，渲染人類病態的情感，從與死亡和恐怖有關的主題中尋找靈感。因此，谷崎潤一郎、郁達夫的作品對戀物癖、性施虐、性受虐所進行的淋漓盡致的描寫，有其特殊的文化底蘊和獨特的審美心理。他們早期的小說往往通過病態描寫，或者表現自己的壓抑和對社會的不滿，或者表現自己對藝術的認識和追求，他們小說中的人物都是憂鬱或者病態的，並且充滿濃烈的感官刺激的描寫，反映出極端的頹廢情緒。同時，谷崎潤一郎與郁達夫都屬於浪漫主義作家，他們的創作又都受到了英國作家王爾德的影響。面對人生無奈，去日苦多，他們以苦中作樂為解脫，以剎那間的快樂點亮黑暗的人生之旅，聊以自慰，因此在靈與肉的衝突間縱情聲色，沉醉於感官享樂。王爾德在《道連格雷畫像》中借亨利勳爵的口說“通過感官治療靈魂的創痛，通過靈魂解除感官的飢渴”。郁達夫筆下的人物在靈與肉的衝突中便走向了通過感官治療靈魂的創痛。而谷崎潤一郎更是將這一點最大程度地予以發揮，他以虐待、受虐、變態的愛等異於常人、超出倫理範圍的方式表現出來。因為谷崎所謂的“美”，即是一種官能刺激、肉慾至上的概念。所謂“美”，多為男女雙方共同沉溺於施虐女方與受虐男方的這種變態的官能享受之中，從而產生出無視任何傳統道德和倫理規範的所謂“惡魔主義”，亦即肉體上的“耽美主義”、“頹廢主義”。在其創作的初期階段，他經常是構思一些完全有悖常理的景象來試圖尋找這種“美”。有了這種“美”，任何社會倫理、道德都失去了其本身的作用，任何人也無法抗拒其誘惑，人們的一切行為都受到“美”的左右。這種“美學”思想同弗洛伊德的性慾學說極其相似。而作家寫作中所獲得的自由的根據則是：對官能感受性的全面認可，那就是“愛羅斯”Eros:情慾。基於以上兩點，谷崎氏的作品往往從荒誕、怪異的世界出發，追求美與醜的價值顛倒，從醜中求其美，從讚美罪惡中肯定善良，無論是積極還是消極性格，都使他表現為對“臻美”境界異常執著的追求和耽溺。

　　在郁達夫的作品中，表現出的情愛主題往往為體現“性的苦悶”，他描寫情慾，但“性”在他早期文字中卻是以不光彩的一面出現的。在《沉淪》中，學生在寂寞難耐中，在被窩裡犯罪、窺浴。偶爾看到一對情人的野合，事後拼命“懺悔”。郁達夫很少直接描寫“性”，而是寫性的渴求;不寫性的歡快，而寫性無法得到滿足的苦悶。他認為“文學作品都是作者的自敘傳”，“作家的個性，無論如何總需在他的作品中保持”。從這個角度也就好理解為什麼郁達夫喜歡寫煙花柳巷，在那裡士大夫的放浪形骸與唯美主義的感官享樂異質同構。而谷崎作品中是“從肉體的恐怖中產生的神祕幽玄，是從肉體的殘忍中反動的體味到痛切的快感”。他禮讚崇高的肉體，作者認為“正如在精神方面有所謂的崇高的精神一樣，在肉體方面也有所謂崇高的肉體”，所以“為了使女性在精神上獲得優越性，首先必須在肉體上做好準備”，強調了崇高的精神與崇高的肉體的統一。“儘管他的小說寫的是沉湎於肉感的變態性慾，但他本人卻格外正常，抱著合乎常情的生活慾望，沒有世紀末文學那種理智的苦惱。因此，郁達夫作品的情調往往是感傷而憂鬱的，而谷崎的作品卻是絢爛而豪華、多彩而華麗的。

　　郁達夫留學日本期間，明治初年開放局面的延續使西方几乎所有近現代文學思潮和文學各流派作品共時地存在，如新浪漫主義、唯美主義、象徵主義、自然主義等，造成了複雜的文學氛圍。這些西方文化在與日本文化的融合中逐漸形成了白樺派、唯美主義、以“真”為理想的自然主義。這種複雜的情況，可以給任何文學傾向提供滋養的土壤。郁達夫則體現出對“美”與“真”的偏愛，主張“以唯真唯美的精神來創作文學和介紹文學”。他認為：“小說在藝術上的價值，可以以真和美的兩個條件來決定。若一本小說寫得真，寫得美，那這小說的目的就達到了。至於社會的價值，及倫理的價值，作者在創作的時候，儘可以不管。由於其審美取向有悖於傳統文學“文以載道”和為人生而藝術的主張，使他的小說集《沉淪> -經出版，就因“驚人的取材和大膽的描寫”引起廣泛的爭議，責備者誣衊他是“色情狂”“頹廢派作家”。郭沫若卻有此讚譽：“他的清新的筆調，在中國的枯槁的社會裡面好像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的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裡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於狂怒了。為什麼，就因為有這樣露骨的率直，使他們感著作假的困難。”郁達夫本人評價作品好壞的標準是：“情調”氛圍和帶給讀者美的享受，與道德規勸無關。基於對社會功利的拒絕和道德風化的抗議，郁達夫熱衷於作家自身的內省，對弱國子民的留學生身上的性苦悶心理和變態性行為，進行大膽的暴露和描寫，並從中發掘出病態的人格美和變態的情緒美。

　　谷崎則孜孜不倦的在世人面前展開了一幅與當時乃至與在此之前的整個日本文學所截然不同的絢爛畫卷。谷崎的創作生涯大體可分為早期的耽美、惡魔主義時期1909-1924;中期的古典主義迴歸時期1924-1945;後期的以老年人的“性”為主要物件的現代作品時期1946-1965。雖然他各個時期作品的創作風格和特徵不盡相同，但總的來說，一以貫之的“臻美”卻一直都是谷崎文學永遠的主題。谷崎的早期作品如《麒麟》、《惡魔》特色一是通過女性受虐待而獲得快感;二是在殘酷中展現女性的美，反映了他作為一個新浪漫主義者、唯美主義者，對“惡”的追求是非常徹底的。於是他又有了“惡魔主義者”之稱。吉田精一說：“谷崎潤一郎的作風是以空想和幻想作為生命，意味著不涉及現實的正道。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羅曼蒂克。這意味著他通過不應有的世界，惡魔般的藝術，發揮了使讀者陶醉的魔力”，而且“他的空想和幻想比較缺乏變化，專與肉體和感覺緊密結合，卻不飛翔到觀念上。’這一點在其作品《文身>中得到充分的體現。文身師清士‘‘心中潛藏著不為人知的快樂與夙願”，在運用“特別特別疼的朱刺和暈刺”的手法時_他便格外高興”這裡所體現的是一種由施虐和摧殘的變態行為帶來的感官上的快樂和“美”的愉悅;當他用銀針刺進人們的面板時，血肉模糊，紅腫一片，而且往往伴隨著人們痛苦的呻吟聲，“不過，呻吟聲越高，他越有更大的神奇。文身之後，即經過了施虐與受虐的過程，清吉和少女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清吉由之前的高高在上而淪為少女——“美”的化身的奴隸。通過文身，潛藏在美女內心深處的某種思緒得以復甦美”呈現出它本來的面貌，至高無上而且具有絕對的魔力因為追求“美”而出。追求美，創造美甚至是不擇手段的，最後以美的力量感染人，在這裡發揮到了極致。

　　儘管谷崎潤一郎和郁達夫的創作過程具有以上相似，但細讀兩位作傢俱有唯美色彩的作品，也不難發現：前者是經過革新蒸蒸日上的民族，後者是傷痕累累的弱國子民。加上不同的民族性格，兩者又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谷崎潤一郎小說中幾乎看不到任何與社會國家有關的重大主題，基本都是作家對自己本身發生的事情不做任何掩飾的敘述，給讀者一種壓抑和淡淡的哀愁;而郁達夫拋棄了以谷崎潤一郎為代表的日本唯美主義文學中的架空玄想，始終立足於現實，描寫身邊的人和事。這是因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民不聊生，國家內憂外患，純粹的官能描寫已經不合時宜。

　　二、“美”的追求中的民族傳統趣味

　　藝術家對於外來文化的吸收和借鑑受審美主體的審美定勢影響，造成這種審美定勢的原因除了性格因素以外，應當還受到傳統審美積澱的制約。谷崎和郁達夫早期小說，最明顯的是兩人都通過性衝動來表達他們各自的追求和情感，但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在這一時期裡兩位作家的創作風格差不多同時發生了變化，都表現出某種向傳統價值取向靠攏的趨勢。

　　谷崎的唯美主義文學既接受西方現代情趣又維護江戶傳統情調，其唯美的“美”正是這二者相交織的產物。“在與西方文學的交流中，谷崎最終找到傳統與現代結合這條路，創造出自己的文學的輝煌。” 在《盲人物語>和《蘆》等作品中，作者試圖通過物語的形式、活用古典文體中所凝鍊出來的日本語美的傳統，所創造的作品，“一方面表現了浪漫的傾向，另一方面又顯示了古典式的哀愁色彩，並加以調適，企圖統一地把握這個兩方面，創造出另一個新的向古典傾斜的新天地。谷崎氏重視引進西方文化改造以適應民族傳統，他巧妙而詳盡地通過從平安朝的物語文學、和歌、室町時代的能樂、鎌倉時代的《平家物語》、江戶時代的木偶淨琉璃、歌舞伎，以及民族樂器三絃等傳統文學藝術到日常生活的種種所淘冶出來的審美情趣，與西方相關文學藝術及日常生活的種種比較，強調了日本民族審美的獨特性。他禮讚蔭翳，因為其中蘊涵著一種東方的神祕感，具有東方禪學幽玄的情緒。他禮讚崇高的肉體，因為“在日本人的哲學中，肉體並非邪惡。”日本人“不是清教徒。他們認為肉體享受是正當的，而且值得提倡。谷崎作品完全繼承了日本人自古以來尊崇自然天性的思維特徵，表現在審美思維中就是對人類天性情感和慾望的讚美，對兩性肉體快樂的傾慕和渴求。日本文學獨有的“好色”審美文藝賦予谷崎文學的不是露骨的情色描寫，而是以戀愛情趣作為重要題材，藉此探求世相和風俗，把握人生的深層意義，並且與物哀、風雅的美意識相連，因而具有獨特的美學價值和文學意義。正如荷蘭學者伊恩·布魯瑪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說的：“日本文學沒有描寫性結合的本身，而是描寫情事後面令人憂傷的感嘆，多半將感情傾瀉在美的方程式中。所以狂熱的愛情及其性的表現不受任何抽象道德觀念的制約，完全是為了美本身，為了得體。戀愛變成一種藝術，傾注在憂鬱的詩歌和日記中。其文學之典雅，至今絕無僅有。谷崎的作品情調優美哀怨，語言清雅端麗，體現了日本情色文學的優雅。

　　郁達夫時期的“五四”新文學是在批判和反對封建傳統文學觀念，吸收西方先進文化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但實際上每個作家受的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影響並不會因為“破舊立新”的主觀願望完全消解，相反，由於受到意識層的壓抑可能會轉變成潛在的意識積澱在心理的最深層。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對郁達夫的影響就比較深遠，如儒家、道家、佛家都推崇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現實生活中飽經滄桑、承受著精神苦痛的郁達夫，比較喜歡親近自然，在看到大自然美麗的風景時不禁悠然神往，把所有的情感都投射到自然景物上去，進入忘我的境界，忘掉塵世生活中的煩惱;同時他還陶醉於其中，還把親身體驗訴諸文字，在小說、散文中大量描繪自然，用一枝飽含深情的巨筆展示大自然的風采和神韻。這種傳統文化審美心理對於他的審美追求乃至藝術創作起的作用，象是隱藏在山澗中的溪水，細微但長久。他在《感傷的行旅》中寫道：“約莫到了殘宵二三點鐘的光景，檻外的不知哪一個廟裡來的鐘聲，盡是噹噹噹當的在那裡慢擊。我起初夢醒，以為附近報火的鐘聲。”像這樣情景交融的自然描寫在郁達夫的文學作品中隨處可見，現代作家中很少有人能與他媲美。他嚮往魏晉竹林詩人的不羈風度，欣賞放浪形骸的士大夫的聲色犬馬、淹滯風流的品性，並且在情感深處有落魄文人的卑己自救、虐己自娛情結。郁達夫身上的傳統文人名士派情結很強，正是從這種傳統文化心理出發，他從唯美主義注重感官享樂的藝術傾向中尋找到了契合點。他的作品著意於抒情，變古典小說中敘事的傳統而以抒情為主導的抒情體小說，不僅迥異於傳統敘事小說且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新葩。他的《遲桂花》篇幅雖小，但小說的氛圍和境界卻很醇厚。在作家筆下的西子湖畔的翁家山，沒有一絲現代都市的喧囂，它是那樣的靜、美，到處瀰漫著晚桂的清香，翁家兄妹是那樣的純樸、坦直。山川的秀色烘托出人物的美好精神，而人物的精神美更顯出山川秀色的迷人。小說著力刻劃了翁蓮的美好心靈，並勾勒出一個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洋溢著一種怡然自得的樂觀基調，它展示了作家所企望的陶淵明式的理想境界。《故都的秋》中：狹小的破院、飄零的槐蕊、藍色的牽牛、勃勃的小草……簡單的事物，那種清新又略帶憂愁的感覺，淡淡的話語就勾勒出了一幅美感十足的畫面。這些細膩的筆觸都無不描繪著郁達夫心中最美的地方。

　　谷崎的小說結構嚴謹，抒情寫景錯落有致，對人物和細節的刻劃也十分講究。如果說谷崎是一位地道的小說家，郁達夫則是一個詩化的作家，因為他的小說往往採用第一人稱的表現手法，任感情奔騰流瀉，直抒胸臆。傳統文化對谷崎和郁達夫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它塑造了作家獨特的人格和靈魂，讓他們表現出與同時代作家迥然不同的文化心理，促使他們在文學創作特別是浪漫唯美主義文學上取得了獨樹一幟的成就。

　　三、結束語

　　文學傳統與社會背景的不同，使得谷崎和郁達夫的作品採用唯美表現手法雖然相同，表現的思想性卻不同。戰爭中取勝的日本，國內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狂熱之舉，西化步伐加速，資本主義壟斷化的加劇，國民的生活日趨艱難，民不聊生，最終導致在城市、農村都發生了暴動，社會主義思想在全國迅速傳播。為此，政府還以此為契機，加強了對知識界人士的控制、迫害，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均無自由可言的情況下，深感現實社會的悲哀和空虛，一種世紀末的頹廢思潮在知識分子之間流傳。這種頹廢思潮反映到文學上就是逃避現實，沉緬於酒色、變態描寫，追求夢幻的唯美文學。加之日本社會和文壇對於在封閉環境中進行真實的自我暴露的私小說體裁十分推崇，私小說超越各種文學思潮和流派，成為一種理想的文學形式。以至於谷崎的作品，以極端的方式，即通過“美”與“醜”發現美的情愫，將人性中極其隱祕的一面展現出來，並昇華到美的境界。但從思想性而言，谷崎唯美主義作品中所表現的“肉感”和“變態、虐待”以及迴避現實矛盾、脫離社會的不積極社會態度，並未能挖掘出人們靈魂深處的東西，其中的思想性的表現，並不能充分引起讀者的注意或共鳴。而當時的中國文壇，不存在類似日本的封閉孤立的文學環境和私小說的再生產體系，加之國家存亡、民族危機的嚴酷的社會現實的要求，文學救國勢必成為愛國文人的理想，這種大環境對郁達夫無疑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谷崎小說中看不到大聲的呼喊，歇斯底里的爆發，而郁達夫自敘傳小說看到的則是一個青年無助的痛徹心肺的吶喊。《沉淪》：“‘祖國啊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裡受苦呢!”。在《郁達夫南遊記》裡，還有許多篇文章，都足以證明郁達夫是一個極端愛國的、有血性的人。他對抗戰的關心與勝利的信念，他對奴顏婢膝的人的厭恨，他對朋友和青年的熱情，都赤裸而充沛地表現了出來。總之，兩位作家在相同的時期，採用相同的表現手法，卻創造了不同風格、不同思想的作品，用暢達之筆，為後世留下了不少雋永的作品，成為中日兩國現代文學史上很有影響的作家。諸種因素的交融，使得郁達夫的作品頹唐憂鬱，而谷崎則形成放蕩張揚的美學風格，為唯美主義文風增添了多樣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