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類論文範文精選
現代文學的內在邏輯是指現代文學發展的規律;現代文學的發展是指現代文學的發展成就。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文學類論文,供大家參考。
文學類論文範文一:語言變革對現代文學的轉型影響
摘要:中國現代文學的起始點是“五四運動”,提倡用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這場文化革命的發生和發展也成為我國語言變革的起始點,對我國今後很長一段時間的文學語言變遷以及整個中國現代文學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主要結合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論述了語言變革對我國現代文學發展發揮的重要支撐作用,並從三個方面深入分析了語言變革對中國現代文學形式所產生的影響,希望通過本次研究為我國現代文學向前發展提供一個更加現實的啟示意義,更好的促進語變革言研究與現代文學作品研究的相互融合。
關鍵詞:語言變革;現代文學;形式;影響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在歷史發展中,從某種角度講是語言時代的變遷,因此,透徹研究文學語言的變化與文化發展史的關係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在我國文學界,對於語言變革對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深度影響研究較少。雖然在上世紀末期,很多學者開始研究這方面內容,但是其研究結果不足以說明語言變遷對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只是將語言現象和中國文學語言融合在一起,沒有從更加深刻的角度去分析語言變遷和文學發展之間的某種關係。因此,我們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語言變革對我國現代文學形式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本文主要結合前人研究成果,查閱多方文獻,分析了語言變革對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一、語言變革成為我國現代文學發展的重要支撐
1.語言變革使得現代文學語言形式變得更加豐富和生動
從我國整個文學發展歷程分析,不同時期的文學發展程序都有其各自的顯著特點,文學內容中所反映社會的現實情況也各不相同,但是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文學作品中語言的豐富性。在我國不同文學時期,其語言都有著不同表達形式和表達技巧。二十世紀初期,通過”“五四運動””和白話文運動的帶動,文學語言表達手法更加精確和簡單,對文學作品人物描寫也更加詳細和生動,這大大體現出文學語言的豐富和多樣性。現代白話文語言表達形式和過去舊時期文言文表達形式相比較,五四時期的文學作品中體現的是語言的鮮明性、直接性和諷刺性,例如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藥》等作品都代表了新時期文學發展的潮流。“五四運動”時期文學語言特點集中表現出文學語言發展的豐富性和生動性。“五四運動”發生在中華民族危難時期,這個時期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很多具有先進思想的革命家和文藝工作者都在積極探索適合民族生存的出路,因此,大量的先進民主思想進入到國內革命領域,對文學界產生了深刻影響,從而引發了新文化運動,直接推動了文學論壇的變革和藝術思想的深刻變化。“五四運動”所帶來的質變早已經蘊藏在文學的變數之中,在文學領域每一次的爆發都是文學家內心思想的變化和昇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國語言發生了顯著的改變,語言形式變得更加豐富和生動,這個時期的語言由文言文向著白話文轉變,這成為了現代文學的產生的重要標誌。
2.語言變革對地方語言現代文學形式產生了積極影響
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程序中,地方性語言對現代文學形式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我國地大物博,山川、河流將中國劃分為一個個獨立的區域,受各地不同的地形、習俗、文化、習慣等客觀因素影響,再加上過去交通執行不是十分方便快捷、資訊交流也不夠暢通便捷,導致不同地區作家寫出的文學作品帶有鮮明的地方性特點。這種特點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進一步擴大,最終影響了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表現形式。這些影響對文學作品的語言表達產生了深遠影響。語言是創作者進行文學作品創作的主要表現形式,是文學作品各個人物、細節以及情節全面展示的重要基礎。由於受到地域性影響,在很多文學作品中鮮明的體現出了地域文化、地方傳統習俗以及思想和風土人情等鮮明的地域性色彩,地域性已經每一個文學作品鮮明個性的展現。隨著”“五四運動””以及新文化運動對文言文的摒棄,白話文文學作品逐漸向大眾普及,這就為現代文學作品使用標準普通話語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白話文運動背景下的文學時代,作家的寫作風格和語言更加趨向於地方性特徵,文學作品中主人公的語言已經成為作家展現地方語言的重要表現形式。雖然中國現代文學語言展現是建立在標準普通話基礎上,在一些地區所具備的地域性文化以及風俗人情都需要依賴於地方語言進行生動的描寫,只有應用這些語言才能充分的表達出文學作品中所蘊含的情感特徵,進一步深化作品的文學思想。例如上世紀中期的華北地區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趙樹理的《荷花澱》作品中充斥了濃厚河北地域色彩。
二、語言變革對中國現代文學形勢發展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1.促進了我國現代文學作品更加突出人文思想
中國現代文學的起始點是五四青年愛國運動。在“五四運動”過程中,各文學流派的主要領軍人物都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啟發和教育,從新文化運動倡導者陳獨秀、李大釗,再到後來的魯迅和蔡元培,這些“五四運動”中的主要人物都到過國外留學,在國家生死危難時期,依然回國發起革命,推翻了封建統治專治。這些先進的革命群體對民主和人文主義追求更為強烈和高漲,他們開辦報紙,陳獨秀開辦了《新青年》報紙,並在報紙上和梁啟超關於變法問題進行論戰,他們提倡使用白話文為主要寫作語言,摒棄文言文的寫作手法,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直接對當時中國文學界的語言形式進行了變革,而語言變革成為了中國近代文學的開端,語言的變革程序對中國的現代文學發展產生直接的推動作用,其中強調宣洩人的情感以及個性發散,同時對文學人物的塑造更加突出作家的特色和主人公個性。”“五四運動””以後,隨著啟蒙思潮對我國現代文學影響深度的不斷加劇,要求從各個方面更加突出人文主義,進一步推動了新文學題材形式的創新發展和設計,人文主義思想為主的文學思潮和寫作手段得到了廣泛應用。這個時期文學形式主要以現實主義為主,如魯迅,巴金以及茅盾等等文學先輩就是典型的現實主義作家。同時浪漫主義文學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如繼魯迅等人之後湧現出了像郁達夫,徐志摩等一批以浪漫主義為主的作家。
2.促進了中國現代文學向著唯物主義形式發展
在五四青年愛國運動和白話文運動的助推之下,中國現代文學語言產生了深刻的變革,這種變革逐漸對現代文學表現形式產生了深遠影響,文學的創作形式從唯心主義向著唯物主義轉變,在現代文學作品中各個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主要人物的中心思想同“五四運動”之前的一批革命家和文學家相對比產生了明顯的變化。“五四運動”之前的文學界主張追求內心,為了藝術而進行藝術創作,是唯心主義驅動下的產物。而“五四運動”之後,文學作品注重從社會現實角度出發,深刻批判現實社會的種種弊端,是唯物主義的體現。同時,“五四運動”後期帶來了全新思潮,一些文學作家由於受到西方思潮影響較為嚴重,在現代文學創作形式上雖然依然強調中國傳統文化,但是在很多文學作品中更多的是對傳統文化中一些不正當文化的批判和突破,很多文學作品的創作形式發生了改變。這個時期很多文學作家的作品都是通過描寫其他事物從側面對現實主義進行批判,這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魯迅,在其文學作品中通過對大量事物的描寫來反應當時的社會現實。
3.促進了中國現代文學寫作形式多樣化發展
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發展受到語言變革影響十分深刻。其對文學作品的寫作形式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現代文學的寫作形式更加多樣化。中國現代文學的寫作手法在不斷加工的道路上逐漸形成了屬於中國現代文學獨特的現代文學體系,其語言形式發生的改變,正在以其獨特的方式影響著現代普通話的發展形式和發展程序。在現代文學寫作體系中,文學表現手法越來越多樣化,其中小說作為現代文學熱門發展的文學形式,逐漸成為文學領域主要的寫作形式。此外,還包含了一些散文、劇本、論述文、戲劇、傳記以及詩歌等不同型別。文學作品表現手段呈現多樣化發展,使得現代文學體系不斷充實和飽滿。從總的發展情況來說,語言的變革引起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而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和進步,反過來也加快推動了語言變革的程序。
三、結語
綜上所述,文學作品作為人類發展程序中思想和藝術的結晶,主要通過書面語言為主要載體表達作者思想,並且通過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情節和細節真實再現當時的社會發展歷程和寫作背景。中國近代文學的起始點是從五四青年愛國運動開始的,“五四運動”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代替了文言文,促進了語言變革,而語言的變革直接催生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乃至蓬勃高漲的發展。在“五四運動”過程中,大量國外先進的思潮進入中國,直接推動了中國現代文學藝術發展和更替,為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是基於對語言的高效運用與駕馭,而作品的時代背景和作家個人思想也會對作品產生過不小的影響。語言的變革為中國現代文學實現跨越式改變做出的積極嘗試,為我國現代文學向前發展提供了一個更加現實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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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類論文範文二:村上春樹與日本現代文學傳統研究
摘要:儘管村上春樹在多次公開場合中談及自己對日本文學傳統的迴避,但其小說中的主人公無不展現了:歷史、戰爭將人掏成空殼,能為人帶來死一般的寧寂與消亡的巨大力量。這些故事都將現實與歷史巧妙勾連,打通了異質空間與現實世界之間原有的阻隔。顯然,村上繼承了以夏目漱石為代表的日本現代文學的主題傳統,帶著自《源氏物語》就有的細膩與悠長在文學長廊中執意營造了獨屬於自己的意識世界。
關鍵詞:村上春樹;日本現代文學傳統;尋找
村上春樹的作品融入了他對自身生命歷程的眾多感知,青春裡龐大的無根與實在感、人生的漂泊與身份的不確定,死亡的逼近和生命本身的浮幻,儘管他時常將“自身”、“存在”掛在嘴邊,但又並未對其作出任何或準確或詳實的解說,甚至可以說他從沒有直接或直白地對這三重意義上的“自我”進行書寫,但又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堅強的內心,執著的追求。在他對於日本現代文學的極大否定和迴避中,我們能否就此否認村上春樹與日本現代文學傳統的關係呢?日本作家向來善於用自身先天的感知神經探覺美感,哪怕是最纖細最轉瞬即逝的,也能為他們敏感的捕捉。從八世紀的《萬葉集》到十一世紀的《源氏物語》,日本傳統美學的最重要特徵“物哀”與“幽玄”積澱形成,儘管平安後的鎌倉時代,武家當權、戰亂不休,文學傳統一度被迫由唯美纖細轉向凜冽的現實描述,但唯美的文學脈絡並未因此而徹底消亡,反由於戰爭的無情與冷酷,讓人們對理想與信念的追求更加執著動人,唯美的主題因此更加深刻甚至繁榮。當然誕生於這個時期的武士道精神以其強大的勇武精神和自律核心贏得了觀念上的尊重。德川家族盟主地位確立、日本獲得統一後,儘管而後和平時期中的武術傳統漸漸從戰場轉移到舞臺,但仍未能給日本民族留下心靈的印記,打上身份的標籤。
結束漫長的幕府統治後,明治維新隨著政治改革,迎來日本歷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大變革,佛教和儒學已經無法適應社會迅速變革的迫切要求,許多知識分子不甘沉淪,但又陷入似乎徒勞無益的困厄之中。像所有國家歷史上的文學引進與變革一樣,迎來第一個文學高潮的技藝總是照搬和模仿。一戰之後,西方各式思潮湧入東瀛,尼采、克爾凱郭爾、海德格爾的名字為日本知識界逐漸熟悉,在日本近代歷史上先後出現的西田幾多郎、田邊元、三木清等哲學家,在吸收西方存在主義哲學成果的基礎上又加深了本土化的闡發,著重於闡述一種新的以個人意志為動力的新的人生哲學,將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充滿著黑暗、鮮血、森林的死亡哲學與海德格爾的“向死而生”相結合。二戰後,日本作為戰敗國的身份使其所謂“大帝國”榮耀、“不可戰勝的神話”紛紛宣告破產,龐大的精神落差使日本知識分子剎那間被屈辱消沉、頹廢苦澀的情緒籠罩,放蕩而又玩世不恭的生活格調蔚然成風,人與人之間的陌生感、人與社會之間的隔閡進一步強化了人們對孤獨的體認。就在社會文化與生活全面西化的同時,此時的文學重心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相應的轉向。王向遠在《中日現代文學比較論》中認為:如何描寫自我,如何表達自我,取決於如何處理自我與時代、自我與社會的關係。日本現代文學中對自我的求證是一重要主題,往往有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一種是以私小說為代表的,脫離社會、封閉自我的表現;一種是以夏目漱石為代表,在自我與時代、自我與社會的動態關係中尋求自己的表現。新感覺派作為重要代表將表現主義和達達派取代了私小說中的日本傳統和冷靜。包括三島由紀夫在內的很多作家都認為:自從美國佔領日本後,本土的文化藝術中表現女性柔美一面的插花、茶道甚至俳句被有意地強調。但這並非原初的日本文化狀態,在武士的態度中需要用劍來平衡菊。故而,在帶有強烈西方色彩的現代寓言和傳統唯美的景物故事融匯的河流中開始漸漸萌生出強烈的精神自律。於是,一直在努力調和兩種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就無法調和的日本文化在現代的狂野中開始試圖建立起一個真正的自我核心。讓這個矛盾的“自我”根植於傳統的本土文化和難以駕馭的外來文化之上。
同樣感到現實黑暗重壓的夏目漱石一派,在同樣面臨喘不過氣的現實中,既感到無限憤慨,又覺得無能為力。現實與理想的矛盾和衝突,是所有作家創作過程中產生種種曲折的原因。縱觀夏目一生的作品,其雖然曾被一部分人認為是“餘裕派”、“高蹈派”,但更多是關心社會現實、思索人生意義與價值,無論是批判社會的內容的力量或是將關注點集中在對人們的內心世界的剖析上,批判人們的私心,以及由此產生的苦悶、孤獨和絕望,他都代表了在這個時期眾多作家作品中出現的強烈尋找意識:尋找解決這樣矛盾與衝突的路徑,尋找個體與社會相交匯的最恰當接點。困惑的漩渦幾乎捲入了此時日本的所有作家,甚至整個社會都被裹挾著沉淪、迷茫。安部公房作為日本戰後的存在主義大家,“極力要把日本戰後文學和明治維新以前文學切斷聯絡和極力把日本戰後文學和西方現代派文學緊密聯絡起來的作家。”[1]比之更甚的大江健三郎,直接將薩特作為其精神領袖,在其創作年譜中明確指出,正是薩特給予了他思考文學的各種社會功能性的方法與種種。人生的荒謬、人性的虛偽與無奈、無可逃脫的責任、成為了其文學的主題。縱然曾經討厭在學校唸書,甚至常常挨老師打,村上春樹卻在國中時代就將中央公論社出版的《世界歷史》讀個滾瓜爛熟。縱然固執的叛逆因子在進入神戶高中之後並未消退,村上卻在不聽任何人規勸毫不學習的日子裡始終維持閱讀歐美原著小說的熱情,甚至開始學著研習翻譯,繼而保持了相當好的高中成績。縱然對於日本文學本身,從來未有過某種摯愛或忠於的表白,但作為純種關西漢子的村上又不可避免的浸淫了日本最傳統的文學之美與武士之魂,裹挾著又溫柔又執著的核心一躍而進西方迷惘、孤獨的存在主義漩渦。村上春樹正像整個日本一樣,選擇了在被迷惑的公眾目光中開始尋找同樣不解、困惑的自我。同樣將歷史記憶中的戰爭寫進小說,讓無奈的痛苦回憶重新喚醒本就空洞洞的心靈,然後像夸父盡情痛飲江河湖海的水般吸收遺失的過去,然後將其與生命一起拋掉在黑暗死亡火焰燃燒的世界。
村上春樹在他的小說中塑造了一位位內心孤獨、彷徨在社會邊緣的主人公來顯示社會痼疾,尋找人類的命運,確證自己的人生;糅合了東方奇幻靜謐之美和西方的寓言動態之說,置主人公於荒誕的境地展示個人與社會、主體與國家、意念與現實的聯絡。因而,在村上的小說中儘管他為我們編織了仿如夢幻般的寓言童話,構建了一座座高聳在迷霧中終年被黑暗或大雪籠罩的小鎮與圖書館,塑造了既迷茫揣測又堅信無疑、孑然一身又極富魅力的主人公,然而這些作品中的自我主題從始至終貫穿前後,並且從未封閉在脫離社會的絕對空間,小說中經常出現嚴肅的歷史關注,讓人想起數年前村上對於中國的到訪從未被任何媒體報道或知曉,一行未對任何地方政府或組織作拜會,僅僅為了去看那一塊作為1939年哈拉哈河戰爭爭端的“不毛之地”。從間宮中尉到中田先生都展現了:歷史、戰爭將人掏成空殼,能為人帶來死一般的寧寂與消亡的巨大力量。這些故事都將現實與歷史巧妙勾連,打通了異質空間與現實世界之間原有的阻隔。顯然,村上繼承了以夏目漱石為代表的日本現代文學的主題傳統,帶著自《源氏物語》就有的細膩與悠長在文學長廊中執意營造了獨屬於自己的意識世界。
註釋:
[1]沈慧君.論大江健三郎早期創作的存在主義[J].浙江海洋學院學報人文科學版,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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