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第一所高中

　　每個人的學習生涯中，難忘的是那充滿拼搏、緊張、上進的高中時代吧，但你們又知不知道第一所高中的起源呢，下面小編為你解答。

　　：太學

　　太學是中國古代的國立大學。太學之名始於西周。夏、商、周，大學的稱謂各有不同，五帝時期的大學名為成均，[1] 在夏為東序，在商為右學，周代的大學名為上庠，在洛邑王城西郊[2] 。漢武帝時，採納董仲舒“天人三策”，“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的建議，於京師長安設立太學。王莽時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太學零落。當東漢光武帝劉秀稱帝后，戎馬未歇，即先興文教。東漢太學始創於建武五年十月***公元29年***，漢光武帝起營太學，訪雅儒，採求經典闕文，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洛陽，於是立五經博士。建武二十七年，建造的太學講堂"長十***丈***丈，寬三丈"。永建六年***130***，漢順帝詔修：趕學，"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每年用工徒竟達11.2萬人，營建規模達到了空前的水平。至漢質帝時，太學生人數已有3萬餘人。

　　太學起源

　　太學”一詞西周時已經有了，《大戴記》中說：“帝入太學，承師問道。”西周太學又名大學，天子和諸侯均設之，“，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不過辟雍和泮宮不是純粹的大學，這地方亦如宮廷，貴族們常在這裡祭祀、舉行宴會、選拔武士、議定作戰計劃。打了勝仗，也到這裡“獻俘”“告功”。這是因為：“古人宮室無多，凡祭禮、軍禮、學禮，及望氣、治歷、養老、習射、遵賢之典，鹹行於明堂。而明堂、太廟、太學、靈臺鹹為一地。”上古雖然有太學，但明堂、太學混而不分，佈政、祭祀、學習各種活動都攪和在一塊兒，不具備封建教育的專業性與系統性，這隻能說是太學的萌芽。

　　教學體質

　　太學的教師，主要是博士。戰國、秦朝已有博士之官，用來管書籍，備顧問。自西漢始，以對弟子授業傳道為博士的主要職責。同時還要奉使議政，試賢舉能。漢代規定博士須熟習經史，“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的一代鴻儒巨賢，方能充當博士。北齊、唐、宋等朝代的太學，還設有助教協助博士施教。太學的學生，歷代稱謂不一，或稱博士弟子，或喚太學生、諸生等。太學生入學的身分資格，歷代不盡相同。唐代規定太學生限文武官員五品以上子孫、取事官五品的期親，或三品的曾孫，以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宋代太學生須文武官八品以下的子弟及庶民之俊異者。太學的主要教材是經史，授“孔子之術，六藝之文”。以儒家五經作為基本教材。為了避免因抄寫經籍錯漏而引起的紛爭，東漢熹平四年，下詔諸儒校正五經文字，刻石於太學門外。成為當時官定的太學標準教材。南宋時復有四書為教材，教授方法多取自修、講授、討論、解惑等。太學修業年限無統一規定，各朝學制亦不相同。但各都有一套考試、放假和管理制度。漢代還在中央政府設定“太常”作為兼管教育的長官，職司禮儀、選試博士、宗廟等事務。唐、宋兩朝設教育行政機關國子監，總轄太學諸學。歷代太學均制施各種規章制度，頒行學規，嚴禁各種離經叛道的思想行為。

　　史料記載

　　《禮記·王制》：“王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辟雍，相傳即西周的太學。《大戴禮記·保傅》：“帝入太學，承師問道”，直稱太學。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為博士置弟子員。漢太學始此。博士弟子經考試合格，可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為郎中。後科目及人數漸增，東漢桓帝時達三萬人。漢末喪亂，魏、蜀、吳仍立學。晉武帝立國子學，自此既有太學。又有國子學，晉國子學隸屬太學，祭酒只設國子祭酒一人，博士則分國子博士與太學博士。晉遷都南京後復設太學，以後南朝太學數度廢置。北魏立太學。隋國子監***先稱寺，繼稱學，煬帝定為監***所統有太學。唐制以國子監領太學等六學。太學掌教五品以上及郡公、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為生者。北宋除在東京汴梁設立國子監，還在陪都西京***河南府，今洛陽***、南京***今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陸續置國子監。宋熙寧新政，分太學為上舍、內舍、外舍，確立太學生依年限等條件，由外舍升內舍，再升上舍，再經考核，定其出身並授官職，紹聖中，一度廢科舉，專以三舍法取士。遼國曾在五京設國子監。金亦有國子監及太學博士。元朝只設國子學。明朝洪武元年在南京設國子學，洪武十五改為國子監，國子監內設太學;永樂元年又在北京設國子監，因此有南北兩監。清朝設立國子監。所以，隋代設國子監以後，有些時期在國子監內設太學，有些時期無太學。

　　歷史貢獻

　　洛陽太學是封建統治者順應歷史潮流對以往教育制度加以改造的產物。當產生後又對當時的教育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自東漢明帝劉莊親臨太學講學後，很快在全國形成重視儒家經典的學風，致使京師和王宮衛士、禁軍悉通《孝經》，不論博士或是議郎，只要開一家之說，即有徒眾數百。在東漢，從事教授經學是一種崇高的職業。不少太學生卒業返鄉後不願被徵辟為官，而專心教授培養學生。東漢的大部分文官都是飽學之士，很多官僚家庭又是以經學傳家，四世三公的經學大家亦不在少數。上至三公、司隸校尉等高階官員，下至二千石俸秩的郡守、王國相，很多都兼教授經學，有的門徒高達萬人。有的學生在這些人的府第附近市買住宅長期從學;有的學生亦隨他們的官職調動而追隨出入京城。這種私人講學的學生數量當又遠大於太學生的人數。在教育上，官辦太學、郡國學與私人講學相輔相成，互為推動。適如班固在《兩都賦》中所說：“是亦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而太學為其首。這就是東漢教育的特色。當時也有不少人在搶救儒家經典上做出了貢獻。如《周禮》一書，當永平初年，唯有河南緱氏杜子春能通其句讀，頗識其說。杜子春年且九十，家於南山。“鄭眾、賈逵往受業焉”。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轉相證明為解，逵解遂行與世。而永平年間的符節縣令甚至上言要發掘秦昭王和呂不韋之冢，以“視未燒詩書”，傾心經典的急切可見一斑。東漢太學為東漢政權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出身於太學的官員中，有不少號稱“循吏”、“廉吏”，而太學生的“噓枯吹生”的貢獻，主要還體現在反對宦官專權的鬥爭中。當時的太學成了反對宦官專權的強大陣地。以賈彪、郭泰為首的三萬多太學生，他們品核供卿，裁量執政，形成強大輿論，被稱為“清議”，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致使“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顯示出了太學生的輿論威力。並由此使社會形成婞直之風，有力推動了公卿反對宦官專權的鬥爭，這在一定時期內對於整頓吏治都起了一定作用。太學對洛陽影響亦大，自東漢以降，儒學在洛陽得以發揚光大。東漢經學大師輩出，如鄭玄、馬融、賈逵、鄭眾、鄭興、服虔等都是飲譽當代和後世的著名大師。洛陽“自宋以前隨時建學”，致使洛陽可與孔子設教的洙泗並稱，並有西鄒魯之譽。尤其至宋代，著名理學家創始人二程夫子即出洛陽，這與太學數百年雄踞洛陽的實效絕分不開。洛陽太學的歷史地位不可低估，它的借鑑價值也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