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社會學的視野

　　近來，隨著社會學的歷史轉向，歷史社會學在社會學中重新興起。一起來看看小編給大家精心準備的資料，歡迎閱讀!

　　歷史社會學是開啟學科視野的最好工具

　　彼得·比爾曼***Peter Bearman***系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80年進入哈佛大學社會學系學習後，他一直跟隨哈里森·懷特從事社會網路分析的理論與方法研究，1985年獲得博士學位。

　　他在北卡羅來納大學社會學系從事教學與研究達15年之久。由於在社會網路分析領域享有較高學術地位，1998年比爾曼被查爾斯·蒂利引薦到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比爾曼著有《關係成為修辭》、《看門人》等。

　　郭臺輝：您認為自己讀研究生時正好趕上歷史社會學的“黃金時代”，是什麼原因使那時的學者對歷史社會學產生越來越大的興趣?1985年您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那時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已經喪失支配地位，霍曼斯的行為分析正在聲名鵲起，巴林頓·摩爾以及年輕的蒂利和斯考切波正在把歷史社會學鞏固為一個研究領域。當時您是如何考慮自己的研究定位的?

　　比爾曼：歷史社會學是我們用來開啟一個學科視野的最好方式之一，可以幫助我們擺脫結構功能主義的禁錮。那時候斯考切波的立場偏左，而蒂利一直偏左。對於他們來說，運用左派的學術資源做大範圍和長波段的變遷研究，可以開啟功能主義的封閉理論。所以，歷史社會學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那時我剛剛開始研究歷史社會學，但沒有人真正***現在所做的微觀研究。人們大都在進行巨集觀層面的歷史社會學研究，認為歷史社會學家的目的就是挑戰功能主義的霸權地位，挑戰荒誕不經的系統論，其基本策略與方式是關注變遷，通過關注巨集觀層面來描述現代世界。簡言之，他們都是挑戰者。

　　確切地說，巴林頓·摩爾對我個人從未產生過任何影響，斯考切波也是如此。理由很簡單，我不關心這些問題。儘管蒂利的絕大部分研究對我也沒有什麼影響，但他的《旺代》一書的確寫得非常好，模型做得非常漂亮。我認為還有一個人應該列入到你的訪談名單中，那就是阿瑟·斯迪克考姆***Arthur Stinchcombe***。

　　他關於糖的貿易研究是一本非常罕見的歷史社會學著作，完全跳出了奧蘭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那種標準的、大範圍的巨集觀層次，雖然斯考切波與瑪格麗特·桑瑪斯***Margaret Ramsay Somers***等人都極力把這個領域界定為巨集觀層面的比較研究。

　　另一個關鍵人物是安德魯·阿伯特***Andrew Abbott***，他也完全跳出了迴歸分析，認為應該做系列分析***sequence analysis***。那段時期的歷史社會學有很多推進，對學術界頗有貢獻，後來還有一批更年輕的學者都受到斯考切波的影響，諸如紐約大學的傑夫·古德溫***Jeff Goodwin***和托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他們是當前做巨集觀研究的新生代。

　　郭臺輝：您與赫德斯喬姆主編了《分析社會學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alytical Sociology***。這本書是你們不滿意當前社會學缺乏一種分析維度的表現嗎?歷史社會學應該從分析社會學中借鑑些什麼?

　　比爾曼：分析社會學是擺脫我們現有的理解事物方式的另一種策略。對分析社會學而言，我們感興趣的是從微觀過程來解釋巨集觀層面的後果。我終生都是一名分析社會學家，我的博士論文就明確表明了這一點，它可以準確解釋微觀層面各種關係的結合如何產生巨集觀層面非常不同的結構及其後果。

　　我認為，關注機制對於歷史社會學家來說應該是很不錯的，因為機制視角必然涉及形成過程，於是就必然與歷時性融合到一起。

　　從韋伯的意義上說，分析社會學與歷史社會學是一種親和關係。如果否認這一點，那是因為有一半的分析社會學家都傾向於理性選擇學派。這是很不明智的，他們不理解環境的作用。真正的分析社會學應該對歷史社會學持同情態度，雖然這種同情不是針對斯考切波的研究而言。

　　我認為，斯考切波的研究依然屬於一種迴歸分析，僅僅是一種結合形式、一種機制，而不是敘事的觀念。為此，我們應該超越這種研究，應該具體研究事物是如何展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