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的多元之維
【內容提要】
艾森斯塔特闡述了多元現代性的形成及其動力，從時間與空間、事實描述與理論反思的角度闡釋了“多元現代性”觀念，批判了隱含於現代性、多元現代性之中的破壞性因素。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現代性”觀念對中國的現代性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有助於我們認識當代世界的狀況及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全面而科學地認識現代性；促使我們注重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發揮自己作為後發展國家的優勢，發揮傳統與歷史經驗的作用，趨利避害，探索有自己特色的現代性之路。
【關鍵詞】 艾森斯塔特；多元現代性；多重闡釋
“多元現代性”觀念對我們並不陌生。2002年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在上海所作的“單一的現代性”的報告，就引發了關於單一或多元現代性的爭論，這足以反證“多元現代性”觀念與我國學術界的親和力。[1]2003年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上海作過關於這個議題的報告，也受到了學界的熱烈歡迎。①[2]
多元現代性的形成
現代性是一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概念，這與研究者切入現代性問題的不同路徑關係密切。我們先以艾森斯塔特理解現代性的路徑為切入點，看他是從哪些方面來把握現代性的。
艾森斯塔特是這樣理解現代性的：首先，他是從文明的視角來理解現代性的。現代性是一種獨特文明，它與歷史上其他型別的文明的區別在於：它是軸心文明的轉折的產物。其次，現代規劃所導致的人的自主性、開放的未來觀念和反思意識，與現代文明有著密切的關係，它規定了這種文明獨特的文化前提和政治前提，也決定了現代性的基本預設、文化特徵、政治取向、意識形態前提和制度前提。最後，現代性是一個多方面、多層次的複雜的綜合體，它不斷地變化、不斷地重構，但這種重構是繼承與變異的統一，也是多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構成了現代性的各個側面，也是研究現代性需要正視的問題。在研究現代性的歷史、現實問題和發展趨勢等問題時，在進行相關的價值判斷時，都需要考慮這些因素。實際上，正是對現代性的這些因素的把握，促使艾森斯塔特以此為起點，發展出“多元現代性 ”的觀念。
作為對社會發展狀態、趨勢的一種巨集觀性的描述和概括，現代性是一個多維的複合性的概念。為了全面而深入地把握它，我們可以從構成現代性的主要因素人手，分析它們在現代性形成過程中的作用，進而把握現代性的複雜性和多元現代性的形成。這也是艾森斯塔特的思路。他分析了現代性的主要構成因素，諸如作為現代規劃的現代性的文化方案、現代性的政治方案，集體和集體身份的建構，現代性的意識形態模式和制度模式，傳統和社會歷史經驗在形成現代性時所起的作用，非西方社會對最初的現代性的挪用，國際因素的影響等，這些因素既產生了最初的西方現代性，又產生了多元現代性。我們從這些因素人手來解釋多元現代性的形成。
現代規劃包括現代性的文化方案和政治方案，它們在最初形成時，帶來了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前提和制度前提。其中，現代性的文化方案起著非常重要而獨特的作用：“現代性的文化方案帶來了人的能動性和人在時間之流中的位置的觀念的某些獨特轉變。它持有這樣一種未來觀念，其特徵是通過自主的人的能動性，眾多的可能性得以實現。社會秩序、本體論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前提和這類秩序的合法化，不再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了。圍繞社會政治權威的秩序的基本本體論前提，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反思意識——甚至原則上否定這種反思意識的合法性的現代性最激進的批評者都具有這種反思意識。”[3]39現代性文化方案所導致的反思意識比此前的社會更為強烈：對於存在於特殊社會或文明中的超驗圖景和基本本體論概念，不但可能有多種不同的解釋，而且還可以被質疑。而且，這種反思意識有可能使現代性進行自我糾正、自我更新，獲取不斷髮展的動力。現代性文化方案也使個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感：除了固定的角色之外，他們還需要承擔多種其他的角色；他們有可能屬於超越地域的、處於變化之中的共同體。總之，現代性文化方案極為重視人的自主、解放和創造，希望把人從傳統政治和文化權威等各種束縛中解放出來，以擴大個人和制度的自由度和活動領域，這必然導致對人的反思意識、探索精神和掌控自然***包括人性***能力的強調。這些觀念的結合產生了現代性文化方案的自信：人的積極的、有意識的活動能夠塑造社會。這種自信通過互補而矛盾的兩種途徑得以實現：人的現實行動可以彌合超驗秩序與世俗秩序的鴻溝，實現一些烏托邦和末世論的構想，使人面對無限開放的未來；同時也認識到個體、群體的多元目標與利益的合理性，認識到對共同利益的不同解釋的合理性。
實際上，正是現代性文化方案形成了現代規劃的基本特徵，即人的自主性與開放未來的結合；人的有意識的行動可以塑造社會。現代規劃的基本特徵決定了現代政治秩序和集體認同與邊界的前提，也使政治秩序的概念和前提、政治領域的構建和政治程序的特徵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現代性政治方案的出現，極大地衝擊了傳統的政治秩序，並引發了社會的重大變化：“新概念的核心在於，政治秩序的傳統合法性已經衰竭，而建構這一秩序的各種可能性則相應地被開闢出來，結果，人類行動者如何建構政治秩序的問題上，出現了聚訟紛紜的局面。它把反叛的傾向、思想上的反律法主義與建立中心、設立制度的強烈傾向結合起來，引起了社會運動、抗議運動。這些運動成為政治過程的一個持久成分。”[3]83－84現代性政治方案使現代政治領域和政治程序呈現出這些基本特徵：“最重要的首先是政治場域和政治過程的公開性；其次是強調‘社會’的邊緣階層、社會的全體成員應直接地、積極地參與政治場域的活動；第三是出現了中心滲透邊緣、邊緣侵入中心的強烈傾向，中心與邊緣間的區分變得模糊不清了；第四，中心或多箇中心被賦予了奇里斯瑪的品質，與此同時，各種抗議的主題和象徵也被中心所吸納，這些主題和象徵作為這些中心的前提的基本的、合法的組成
部分，變成了近代超越理性的組成部分。”[3]84這些主題和象徵主要有平等與自由、正義和自主、團結和認同等，它們也構成了現代性規劃的核心。
現代規劃的基本特徵也決定了建構集體和集體認同邊界的方式。首先，把集體認同的基本成分***市民成分、原生成分、普遍主義成分和超越的“神聖”成分***從思想上絕對化。其次，集體認同的市民成分更為重要。再次，政治邊界的建構和文化集體邊界的建構之間關係密切。最後，既強調集體的領土邊界，又強調集體的領土的和／或特殊主義成分與更為廣泛的普遍主義成分之間的緊張。此外，集體的認同和建構還以反思的形式被質疑，併成為具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鬥爭和爭論的焦點。[3]85正是從現代規劃中產生了兩種主要的現代性的意識形態：一種是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它強調集體的優先權，視之為本體論實體，強調其諸如民族精神之類的初始的、精神性的特徵；另一種是雅各賓主義的意識形態，它強調政治原則的優先權，認為人的努力能夠重建政治和改造社會。其共同特徵是：“懷疑公開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尤其是代議制和公開討論的制度。其次，它們都表現出一種專制獨裁的傾向，排斥他人，並且竭力把被排斥者妖魔化。”[3]74但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在現代性文化方案和政治方案上的表現又有不同：前者的意識形態表現為理性至上的原則，即把實質理性或價值理性統攝到工具理性之下，或把它統攝到總體性的道德烏托邦理想之下；後者的意識形態表現為與多元化對立的極權式的全面控制的合理性，但現代性政治方案也承認個體和集體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對它們的多重解釋的合理性。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全面地影響了個體與集體，還直接地影響到現代性的制度選擇，而且後者更為重要。
在現代性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中，歷史經驗和傳統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例如，傳統對原教旨主義的影響，歷史經驗的影響使日本和印度的民主模式與歐洲、美洲的民主模式大相徑庭。在艾森斯塔特看來，在當代社會中，歷史經驗和傳統不僅不會消亡，也不可能只能夠產生封閉的文明，而是以特殊的方式延續著自己的歷史和模式。它們與現代規劃結合起來，獲得了現代品質，併成為塑造現代社會的重要力量：“這些不同的經驗，影響到現代性的不斷互動、對任何單一的社會和文明的衝突、不斷構成的共同參照點以變化不定的多種方式得以成形。”[3]438
從現代性的發展歷史看，現代性的擴張經常伴隨著經濟上的侵略、政治上壓迫和軍事上的威脅，這勢必影響到現代性的形象。對於非西方社會而言，一方面現代性意味著進步和光明的前途，它們渴望現代性；另一方面，先天性的不平等和麵臨的各種壓迫，使它們對現代性產生了一種矛盾、牴觸和抗拒的情緒。這樣，就形成了非西方社會對現代性的愛恨交加的態度，並影響到其現代性的建構。這些原因促使非西方社會挪用最初的西方現代性的主題和制度模式，根據自己的利益與需要對其進行不斷的利用、選擇、重釋和重構，並逐漸產生了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制度模式。此外，現代性的擴張還伴隨著民族一國家之間、政治經濟權力中心之間的衝突和對抗，以及權力中心為爭取國際霸權而展開的鬥爭。有時候，這些矛盾、衝突、對抗和鬥爭還非常激烈，甚至到了只有依靠戰爭才能解決的程度。這些因素也可以引發現代性的制度和文化的變化。
在現代性的擴張過程中，現代規劃與制度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結合起來，共同塑造了現代性發展的動力，再與不同的傳統和歷史經驗相結合，形成了現代性的制度模式和意識形態模式。此外，國際性的因素也是促使現代性的制度模式和意識形態模式發生變化的重要原因。正是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才最終產生了現代性和多元現代性的結果。
“多元現代性”觀念的多重闡釋
何謂“多元現代性”?用艾森斯塔特的原話就是：“現代性的歷史，最好看作是現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獨特的現代制度模式以及現代社會的不同自我構想不斷髮展、形成、構造和重構的一個故事——有關多元現代性的一個故事。”[3]14
艾森斯塔特在《宗教領域的重建：超越“歷史的終結”和“文明的衝突”》一文中，對這個觀念做了迄今為止最為全面的解釋：“第一種含義是，現代性和西方化不是一回事；西方模式或現代性模式不是惟一的、‘真正的’現代性，儘管相對其他現代圖景而言，它們在歷史上出現的時間在前並繼續成為其他現代圖景的至關重要的參照點。第二種含義是，這類多元現代性的成形，不僅在不同國家間的衝突上留下了烙印，因而需要將民族一國家和‘社會’作為社會學分析的普通單位，而且在不同的縱觀全國的***cross－state***和跨國的領域打下了烙印。多元現代性概念的最後一層含義是認識到這類現代性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不斷變化的，正是在這類變化的架構內，當代時期宗教維度的興起和重構，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3]412
艾森斯塔特的解釋是理解這個觀念的主要依據，但鑑於這個觀念的複雜性，仍然需要從多個角度予以闡釋，“多元現代性”觀念既是對現代性的歷時性的描述，也是對現代性的共時性的描述——這需要分別從時間和空間的角度予以闡釋，既是對事實的描述，又是理論反思的產物。我們嘗試從這些方面逐一分析這個觀念的多重含義。
現代性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大致是這樣的。最初的現代性是特定時間和地域的產物，即產生於17世紀的西歐，產生時帶有明顯的特徵：“歐洲現代性的獨有的特徵開始時主要是努力形成一種‘理性’的文化、有效的經濟、民眾***階級***社會和民族國家，在這當中，‘理性’擴充套件的趨勢越來越清楚，並形成了一種以自由為基礎的社會和政治秩序。”[4]364但後來，隨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擴張，現代性也超出了其發源地西歐，擴張到歐洲其他地方，再進一步地擴散到美洲、亞洲、非洲等世界各地，最終成為一種全球性的現象。軍事侵略、經濟上的滲透和掠奪、殖民主義的統治等因素的結合促成了現代性的擴張，其中佔優勢地位的軍事、經濟和通訊技術是現代性擴張的重要前提。
從時間上說，現代性可以被劃分為最初的現代性、古典時期的現代性和上個世紀末以來的現代性。現代性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經過長時間的發展，終於在17世紀的西歐形成了最初的現代性。最初的現代性的形態較為單一，但在現代性的古典時期，現代性就呈現出了多元的態勢。從19世紀到20世紀的60－70年代，作為現代性縮影的領土國家、革命國家和社會運動紛紛湧現，展現了現代性的多元圖景，這些現代性與最初的現代性既有相同之處，又有變化和差異。與最初的現代性相比，這些現代性在作為其前提的現代規劃、文化方案、政治方案、意識形態和制度模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變異，在具體面貌和發展態勢上都呈現出了多元性。自上個世紀末以來，西方社會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諸如原教旨主義、種族宗教，包括女權運動、生態運動等在內的各種各樣的新社會運動，以及新的散居者和新的少數民族。這些新的現象都挑戰了經典的現代民族一國家模式，也挑戰了最初的現代性模式，使現代性又有了新的發展，並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和特點。由此看來，不同歷史時期的現代性都有很大的差異，具有多元化、多樣性的特點。
從空間上來說，雖然同屬於歐洲，但西歐的現代性與由此發展而來的諸如東歐、中歐等其他歐洲地區的現代性就有很大的差異；雖然同為發達地區，但美洲與歐洲的現代性也有很大的差異：亞洲、非洲的現代性與歐美的現代性之間的差異就更大了；在美洲內部，北美、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現代性之路就大為不同；即使同屬於儒教文化圈，中國、日本和新加坡的現代性也有很大的差異，更不要說它們與印度之間的差異了。雖然這些現代性有相似之處，但政治、文化、制度模式和意識形態模式的具體的面貌又大相徑庭，呈現出了多元化的表現形式和發展態勢。
從事實上看，最初發源於西歐的現代性，以及由此發展而來西方的現代性，其文化前提、政治前提、意識形態模式和制度模式都有很大的變化，西方現代性擴張所導致的亞洲、非洲等地的現代性的變化就更大了。現代性的發展不但突破了最初現代性的前提，而且還發展出了諸如西歐、美洲、中國、日本和印度等多種型別的現代性，而不是單一的文明模式和制度模式。上個世紀末以來現代性所發生的變化更有說服力，這個時期出現的新社會運動傾向於由國家轉向地方；新的散居者和新的少數民族挑戰了經典的現代民族一國家模式，反對民族一國家的同質化文化前提的束縛。這些運動的目的是為了爭取在教育、公共通訊等中心的制度領域和國際上的自主性，同時也在公民認同及與之相關的權利等方面爭取自主性，由此促進了種族的、地區的、地域的和跨國的等被壓抑身份的建構。此外，還有宗教色彩濃厚的原教旨主義和種族宗教運動，各種排他主義的種族運動，這些運動具有全球性，仍然具有現代品質。而且，隨著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加劇，跨國組織、國際移民等現象引發了諸如全球犯罪等許多國際性問題，它們都挑戰了經典的民族一國家模式，削弱了民族國家控制和管理其政治、經濟的能力；同時也削弱了民族國家對暴力的壟斷權，出現了許多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活動。這些運動和全球化趨勢都加劇了現代性的變化，使現代性呈現出新的特點。這些現象從事實上有力地說明了現代性的多元化和多樣性。
從理論上看，“多元現代性”觀念不但是反思、反撥現代化理論的產物，而且還積極地借鑑了後現代主義等文化理論的成果。實際上，在上個世紀的50年代，以帕森斯***T．Psrsons***為代表的現代化理論成為佔主流地位的最有影響的理論。現代化理論依託歷史進步主義，認為非西方社會將會通過拋掉自己的傳統、採用西方***特別是美國***先進的現代化模式而取得發展，西方的現代化模式將會為世界帶來全面的進步；現代性模式和制度模式也將是單一的，世界將呈現出同質化***西方化或美國化***的圖景。在冷戰的世界格局中，現代化理論表現出了維護西方霸權和繼續擴張的極強的意識形態性，它的自信和樂觀是建立在對現實的簡化和歪曲之上的。現代化理論忽視了現代性的矛盾、衝突和內在緊張，也忽視了現代性的破壞力量，甚至對“一戰”、
“二戰”對世界所造成的毀滅性的創傷也充耳不聞，更缺乏必要的理論反思。現代性的發展打破了現代化理論的構想，也啟發人們反思其片面性和錯誤。艾森斯塔特不但多次直接地批評現代化理論，而且還從許多方面指出它的錯誤和偏狹。通過比較“多元現代性”觀念與現代化理論，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性的模式和制度、傳統與社會歷史經驗之於現代性的影響、現代性的發展圖景、現代性的價值判斷和現代性內在關係的認識等方面，二者的差別和對立都是顯而易見的，前者反思了後者的理論預設、前提和意識形態性，批評與糾正了後者的錯誤和理論盲點，進而形成了獨特的現代性的觀念。
此外，艾森斯塔特還受到了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影響。我們知道，西方學術界繼上個世紀50年代的現代化研究高潮之後，便出現了後現代主義思潮；接著在上個世紀的70－80年代又出現了新一輪的現代性研究。實際上，後現代主義理論的部分動力就來源於對現代化理論的質疑和反思。上個世紀末以來的現代性研究不但是對現代化理論的反撥和反思，而且也吸收和反思了後現代主義理論，並由此引發了關注現代性、重新認識現代性的熱潮。後現代主義致力於顛覆中心與邊緣的二元對立和等級秩序，挖掘被壓抑物件的潛力，強烈地質疑了西方霸權和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後現代主義話語對現代化理論和其他現代性話語的衝擊是巨大的：不僅反對西方的現代性是本真的、惟一的現代性，也反對西方現代性的霸權和同質性，同樣要承認西方之外的現代性的合法性。這些方面也是艾森斯塔特所強調的，後現代主義話語對“多元現代性”觀念的影響可見一斑。而且，在艾森斯塔特看來，從不同方面體現了現代性的最新變化的新社會運動也與後現代主義存在著複雜的關係，諸如流散者的身份認同等新社會運動就是在後現代主義理論的直接指導下產生的，並反映了後現代主義的某些理念，艾森斯塔特把這些運動視為體現了現代性最新發展的運動。雖然艾森斯塔特不像有的學者那樣把這些運動視為後現代運動，也不承認後現代性已經取代了現代性，但他仍然承認這些運動與後現代主義思潮之間的聯絡，也部分地接受了這些運動對現代性的反思。因此，其“多元現代性”觀念也同樣受到了後現代主義話語的影響。
這樣，從時間與空間、事實觀察與理論反思等角度人手，我們才能夠全面而深入地把握“多元現代性”觀念的豐富性和複雜性。
直面破壞性的多元現代性批判
自現代性誕生以來，對它的批判就一直沒有間斷過，艾森斯塔特也加入了批判現代性的大合唱。他儘管也從外部批判現代性的消極面，但主要還是從現代性的內在結構的緊張和衝突中揭示現代性的破壞力。
現代性的陰暗面***即現代性的破壞性因素***與現代性的積極因素一起，構成了現代性的整體，忽視任何一方面的認識都是不完整的，儘管現代性的積極意義遠大於其消極後果。談起現代性，我們經常聯想到現代性的成就，諸如自由與民主的擴大、科技的進步、物質生活水平的改善等等，但很少想到其消極後果及破壞性，以及對其原因的認識和分析。當然，現代性的消極結果是多方面的，但從其破壞性人手來研究其消極結果，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實際上，破壞性也是多元現代性的消極後果之一，正是從揭示現代性的破壞力人手，艾森斯塔特由對現代性的批判過渡到對多元現代性的批判，尤其是對多元現代性的破壞力的批判。
現代性的內在矛盾和緊張，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與政治領域中的民主化要求之間的矛盾和緊張，這些矛盾又與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爭奪中心霸權的衝突交織在一起，這些因素導致了現代性的破壞性，也改變了人們對現代性的樂觀態度。通常，人們經常從外在與內在的視角來認識現代性的陰暗面。從外在的視角來看，現代性的前提和制度阻礙了人的創造力，削弱了人的精神的豐富性，摧毀了社會秩序、社會道德及其先驗的基礎，破壞了人與自然、社會的有機聯絡；從內在的視角來看，現代性方案所強調的人的能動性與強大的控制傾向之間存在著全面而連續的衝突，現代制度
導致了社會的不平等和社會秩序的動盪。雖然有些指責過於偏激，但這些問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甚至發展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
在艾森斯塔特看來，現代規劃的基本前提內部就充滿著緊張與悖論，現代性的陰暗面就直接存在於現代規劃的內在衝突中。這些緊張與悖論表現在：“首先，存在於有關這一方案的主要成分的總體論概念與更多樣化的或多元主義的概念之間***涉及到理性的概念本身及其在人類生活與社會中的地位，自然、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的建構***；其次，存在於對自然和社會的反思和積極的建構之間；第三，存在於對人類經驗的主要思維度的不同評價之間；第四，存在於控制和自主之間。
”[3]23概而言之，就是多元主義和極權主義之間的緊張和對抗，這些矛盾是造成現代性的破壞力量的最主要的原因，它也體現了現代性的破壞潛能***把暴力、恐怖、戰爭意識形態化和神聖化***，這些破壞潛能在法國大革命和浪漫主義運動中都有明顯的表現。多元主義和極權主義之間的緊張還派生出其他的矛盾，諸如烏托邦或開放的態度與實用主義之間的矛盾、封閉的身份認同與多種身份認同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都可能成為現代性的破壞性因素。除此之外，在現代性擴張過程中，非西方社會與西方的關係，對西方社會與現代性之間的關係的認識，也都可能成為現代性的破壞性因素。就此而言，艾森斯塔特一針見血地指出：“野蠻主義不是前現代的遺蹟和‘黑暗時代’的殘餘，而是現代性的內在品質，體現了現代性的陰暗面。現代性不僅預示了形形色色巨集偉的解放景觀，不僅帶有不斷自我糾正和擴張的偉大許諾，而且還包含著各種毀滅的可能性：暴力、侵略、戰爭和種族滅絕。”[3]67
艾森斯塔特認為，野蠻主義的根基在於人性的某些基本特徵，在於構建人類社會、文化和社會秩序的活動中。社會秩序、意義系統和邊界的構建與集體認同，一方面具有克服生存的焦慮、獲得信任和保障創造力量等積極意義，另一方面它們也涉及到權力的實施和合法化，使人感受到社會秩序的專斷和脆弱，並把對社會秩序的矛盾態度轉化為暴力和侵略傾向，把他人視為陌生和邪惡的物件而予以拒斥或攻擊，從而具有了破壞的潛能，極端的法西斯主義便是在建立集體邊界過程中將現代性的破壞潛能徹底暴露出來的典型。
這種潛能能夠在任何社會產生，一旦與現代規劃結合起來，其建設性和破壞性的潛能都非常強烈。雖然現代性的文化方案為現代性的擴張提供了合法性，但現代性的擴張主要依靠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力量，戰爭、經濟掠奪和通訊技術是達到其目的的手段，現代性的擴張加劇了非西方社會與西方社會之間的對抗，也暴露了其破壞潛能。現代性的擴張還產生了現代性霸權之間的衝突和對抗，有的對抗只有通過戰爭才能解決，使現代性的破壞潛能發展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一戰”和“二戰”都充分地展示了現代性的破壞潛能，其中的種族清洗、納粹大屠殺、恐怖主義更是令人髮指、慘不忍睹!遺憾的是，現代性的破壞潛能並沒有絕跡，一旦遇到時機，它就可能死灰復燃，20世紀末發生在一些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科索沃、盧安達的“種族清洗”，都說明了現代性破壞潛能的頑強。現代性的破壞性是對現代文明的極大嘲諷，它破除了籠罩在進步主義上的光環，呈現出了現代性的殘酷性。此外，有的現代性的消極後果則是現代性的某些方面極端發展的產物，如現代性的擴張把啟蒙運動的“理性至上”原則推向極端，使工具理性膨脹、越位，結果使工具理性有取代價值理性、實質理性的危險，造成了事實與價值、目的與手段之間的緊張，導致了人的精神的平面化和生存意義的虧空，使人成為理性的“鐵籠子”之中的囚徒。
事實上，破壞性是現代性的內在侷限和表現，也同樣是多元現代性的內在侷限和表現。破壞性不僅表現在最初的現代性及由其發展出來的多元現代性上面，也表現在現代性的擴張過程中所伴隨的戰爭、侵略和壓迫上面。對現代性陰暗面的批判，也同樣是對多元現代性陰暗面的批判。
因此，我們既要看到現代性的成就和建設性潛能，又要看到其消極面和破壞性潛能，並分析導致這些結果的原因。同時，我們還應該認識到，現代性的缺陷有外在、內在之別。外在的缺陷容易識別和克服，而現代性的內在缺陷則是內在於其前提中的緊張、矛盾與衝突，我們更應該仔細地辨認、認真地對待。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認識現代性、多元現代性的破壞性，才能全面地認識現代性、多元現代性，把這些消極因素扼殺在萌芽狀態，或將其危害程度降低至最低。
“多元現代性”何為?
艾森斯塔特對歐洲文明、美洲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等軸心文明及其現代化程序都有精深而紮實的研究。“多元現代性”觀念就是他集多年比較現代化研究得出的結論，既有恢巨集的視野、嚴密的理論論證，又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並因此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這裡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分析“多元現代性 ”觀念對於中國現代性建設的啟發意義。
第一，“多元現代性”觀念對於我們認識當代世界狀況、全球化等問題具有重要的價值。在對當代世界發展狀況***包括現代性***的判斷中，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論和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的衝突”論最具影響力。前者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立被打破之後，資本主義已經大獲全勝，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將取得支配地位，現代性文化方案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將趨於終結；後者認為，以伊斯蘭教和儒教為主要代表的文明，它們反對西方、反對現代文明***現代性的縮影***，僅僅在延續其歷史上的文明，並形成了自己封閉的文明，未來的世界將會是這些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矛盾、衝突和對抗。“多元現代性”觀念則是艾森斯塔特對這兩種觀點的直接回應：雖然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佔優勢地位，但現代性文化方案的意識形態模式和制度模式的衝突仍然存在，而且有時候還非常激烈，這足以說明“歷史終結”論的錯誤；以反西方、反現代面貌出現的伊斯蘭等文明不可能只產生封閉的文明，它們以特殊的方式延續著自己的歷史，而且還與現代規劃結合起來獲得了現代品格，有時它們甚至還通過挪用西方現代性的主題和制度來反對西方，用“文明的衝突”來概括世界的發展顯然是錯誤的。因此，儘管時有衝突發生，但當代世界的趨勢只能是多元現代性的存在和發展，這是艾森斯塔特對世界現狀的基本判斷。這意味著，現代性的基本現實仍然是我們的思維和行動的出發點，圍繞現代性展開的各種問題仍將繼續存在，現代性文化前提的內在矛盾所導致的意識形態模式和制度模式***包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緊張、衝突和矛盾，依然會繼續上演；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都是多元現代性的表現，但現代性又不僅僅限於它們，還包括了更多的內容；後現代主義話語雖然從表面否定了現代性，但實際上是從不同的角度重新反思了現代性的問題，後現代性無法、也不可能取代現代性。這些觀點對於我們全面認識當代世界現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間的關係，都是富有啟發意義的。此外，艾森斯塔特的全球化論述也頗有特色。他認為，現代性的古典時期***從19世紀到20世紀60－70年代***是第一波的全球化，上個世紀迄今的現代性是第二波的全球化，也就是說，全球化就是現代性的擴張；全球化挑戰了經典的民族－國家模式，但仍然無法從根本上消除民族－國家的力量，現代性仍然是全球化的主要內容，也是處理全球化問題必須面對的現實。既然艾森斯塔特承認了多元現代性、民族－國家模式的正當性，實際上也就是否定了整齊劃一式全球化模式，他的論述有助於幫助我們走出一味地追求與國外趨同的全球化誤區。
第二，“多元現代性”觀念有利於我們全面、客觀而科學地認識現代性。在上個世紀改革開放之初，現代化成為全民的共識，舉國上下無不對之頂禮膜拜。這樣，樂觀的態度和想像支配了我們對現代性的認識，現代性成為自明的、勿需置疑、論證和反思的物件，我們只要無條件地按照西方的道路重走一遍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甚至對現代化的反思都被視為保守、落後。現在看來，這些認識的侷限是不言而喻的，現實的發展首先需要我們打破現代性的幻覺，科學而全面地認識現代性。我們要認識到現代性的利弊、得失、機遇與挑戰，而不至於被現代性的光環所迷惑而忘了其可能隱藏的陷阱。此外，要區別對待現代性的外在缺陷和內在缺陷：雖然外在的缺陷容易識別，但我們還是應該及早地防範這些問題；現代性的內在缺陷則比較隱蔽，是現代性與生俱來的固疾，也是我們應該予以特別重視和警惕的因素，應盡力將其危害降至最小。現代性的擴張和建構經常以否定傳統的合法性為前提，也由此破壞了社會秩序、政治秩序和其他和諧因素，造成了社會的動盪，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由現代性的內在缺陷所導致的，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因此，“多元現代性”觀念對現代性的破壞性的揭示，能夠促使我們破除現代性的幻覺，直面其矛盾、衝突、殘酷和野蠻性，使我們全面地認識和解決現代性所導致的這些問題。
第三，“多元現代性”觀念對現代性主體自主性的強調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多元現代性”觀念既強調西方現代性的始源地位、規範意義和參照價值，又同樣強調現代性的多元化和多樣性。儘管西方的現代性模式曾經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並作為其他現代性的基本參照物而繼續發揮作用，但現代性不是西方化，西方的現代性並不是惟一真實的現代性，應該把現代性從西方的霸權中解放出來，同樣地重視非西方社會的現代性的理念和實踐。這個觀念能夠啟發發達國家更全面地看待現代性的得失，認真地對待後發展國家的現代性探索。它對於後發展國家的啟發意義則更為重要。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一方面要理解現代性的複雜性和利弊得失，充分地享受現代性的成果和機遇，並遵守現代文明的遊戲規則，在國際上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同時也應該重視自己的實際國情，從實際出發，建構適合自己的現代性。反之，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現代性模式來規範自己，不但可能發揮不了自己的長處，甚至還可能重複西方現代性的彎路，從而付出不必要的代價。
第四，“多元現代性”觀念對傳統和社會歷史經驗的重視，有利於發揮它們對於建構現代性的作用。我們知道，每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傳統和歷史經驗都是傳承和發展的統一，既不能完全拋棄傳統，也不能照搬傳統。同樣，在社會***包括現代性***的發展中，傳統和歷史經驗是塑造現代性的不可忽視的力量。多元現代性觀念揭示了傳統和歷史經驗對於現代性的重要作用，有助於幫助我們認識、發揮傳統與社會歷史經驗的積極作用，避開其可能導致的負面影響，甚至有意識地予以改造和轉化。中國傳統儘管有許多阻礙現代性的因素，但它特別重視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有機聯絡與和諧共處，重視倫理在塑造個人與社會中的作用。這些傳統在現代性建設中仍然具有現實意義，通過繼承或轉化還可以繼續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中國的現代性建設，需要寬廣的視野、科學的態度、勇於進取的精神和強有力的實踐，國外的現代性論述也理應成為我們的重要資源和參照。因此，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現代性”觀念理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收稿日期：2006－11－19
作者簡介：李世濤***1969－***，男，河南澠池人，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文學博士。
①泰勒先在北京商務印書館作了比較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的學術報告，之後又在上海作了以多重現代性為議題的學術講座，並與學者們進行了交流。僅筆者讀到的綜述文章就有劉擎的《多重現代性的觀念與意義》***參見許紀霖、劉擎主編：《麗娃河畔論思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童世駿的《多重現代性、斯特勞斯和當代知識論》***
參考文獻：
[1]李世濤．現代性視域中的中國問題——詹姆遜與中國現代性道路的選擇[J]．東南學術，2005***5***：15－25．
[2]劉擎．多重現代性的觀念與意義[M]／／許紀霖，劉擎．麗娃河畔論思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3]艾森斯塔特S N．反思現代性[M]．北京：三聯書店，2006．
[4]艾森斯塔特S N．歷史傳統、現代化與發展[M]／／謝中立，孫立平．20世紀西方現代化理論文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論德里達文學批評思想的理論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