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作品的女性美
General 更新 2024年12月28日
在沈從文的小說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那土裡土氣的湘西女性中，既有純情稚嫩的少女，又有飽經生活磨難甚至沉淪到生活底層的少婦、妓女。其人性的善良純樸總閃爍著別樣的光輝。那麼為什麼沈從文筆下的女性如此之美呢?
一、創作了“景物即人”的獨特小說模式
營造氣氛和描述人事幾乎同等重要，環境是人物的外化，人物的衍生物，這一點在《邊城》中尤為明顯。小說從交代環境開始，為人物出場作背景。先由描寫“茶峒”開始，自河街、吊角樓、妓女寫了長長的幾節，把邊地茶峒獨有的山光水色、地域風貌、地方風物、民風民俗等巧妙編制在一起，幻化成牧歌式的詩情畫意，展現出一幅富於濃郁鄉土氣息和地方色彩的風俗畫。接下來極其自然地寫人：文章首先寫翠翠常年便隨祖父在渡船上生活。披星戴月，面板自然變得黑中泛紅，顯示出力與美。其次以青山綠水與眸子相對映，描繪明亮而幽深的眼睛，勾勒出純潔而可愛的少女形象。進而以“黃麂”喻人，新鮮而又奇特，找到了善良、精明的同質性。這樣。作者選取了自然環境中的三種典型事物，把一個勤勞、善良、精明、純潔的山村少女形象描摹得像浮雕一樣突現在讀者面前，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把翠翠與自然山川靈氣融為一體，使翠翠更加煥發出青春的氣息。但是《邊城》中塑造的各色人物形象，表現出良好的道德風尚，是理想的人物範型。特別是作品的主人公生活在青山綠水的小溪邊上的一條渡船上，祖孫二人渡著過往行人，過著清淡而孤苦的生活，這更具典型意義。這裡把人與自然融合在一起寫，找到了湘西少女翠翠的生活特點，既根源於自然、符合自然又超越自然。這種恬靜的自然環境陶冶了少女們的性情。生活在湘西農村的鄉下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終年以風雨為伴，與日月為伍，人與山與土地形成了一種天然聯絡。人離不開自然，自然養育了人，形成了人的生命和智慧。
二、含蓄地心理描寫
古今中外描寫愛情的小說，其令人百味不厭的是對情人心理的細膩描寫。法國小說觸及愛情時，筆致往往明快熱烈，情男愛女那強烈的性意識被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是西方文學的突出代表。中國小說更多的是含蓄的暗示，對人物性心理活動的表現與中華民族的審美習慣以及性觀念大致和諧。中國現代作家受惠於五四文學傳統，創作“人的文學”，在愛情描寫上體現著人的個性解放這一時代精神。從郁達夫的《沉淪》、魯迅的《傷逝》到茅盾的《蝕》三部曲，這一精神上的血緣關係一直被繼承著。沈從文小說的愛情描寫一方面體現了“人的解放”這一時代精神，另一方面，他也繼承了中國古代藝術精神的傳神含蓄這一藝術傳統，小說中的愛情之頁既有“放肆”之跡。又有含蓄之筆。根據不同的物件材料、要求變換筆墨。
最精彩的是在寫到少女們被愛情喚醒的心靈時，用了寫夢的手法。“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夢境是人的潛意識不由自主的“告白”。沈從文也寫夢，但他筆下少女翠翠的夢境描寫完全在於表達一種詩意的情緒，是比喻，更是象徵。二老月夜裡唱的纏綿歌聲催動了一顆少女的心，在夢中實現了平時不可能實現的願望：飄然而飛，竟至摘下了一把自己非常喜愛的虎耳草：
翠翠……夢中靈魂為一種美妙歌聲浮起來，彷彿輕輕的各處飄著。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竄過懸崖半腰——去儆什麼呢?摘虎耳草!白日裡拉船時她仰頭望著崖上那肥大虎耳草已極熟悉。崖壁三五丈高，平時攀折不到手，這時節卻可以選頂大的葉子做傘。
這個夢境說明翠翠還是一個童心未泯的小姑娘，這樣就為愛情故事蒙上了一層神祕的色彩。三三遇到城裡青年後。也同樣作了一個夢，夢見自己與青年為買不買雞蛋而爭吵，其實那是嗔怒，用自己看似惱怒的表現來表達自己無所適從的感覺。夢帶給我們一個更加迷離的世界，讓我們又看到了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純情少女。
三、作者獨特的“美”的創作觀念
創作觀念於沈從文獨特的人生閱歷是分不開的。他生於荒僻而風光如畫，富有傳奇性的湘西鳳凰縣。身上流著苗、漢、土家各族的血液。14歲參軍入伍，看慣了湘賓的雄武，以及各種迫害和殺戮的黑暗。從青年時代就充滿了對政治的不信任，他自小諳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一帶人民的愛惡哀樂的鮮明生活樣式和吊腳樓淳樸的鄉俗民風。因此。形成對民間的。世俗的東西具有特殊敏感的審美情趣。以後接受了“五四”文化運動中關於“人的文學”和“國民性改造”，以至“美育代替宗教”的傳統。沈從文不主張革命性改造中國的道路，而主張經由文化改造人，改造生命，改造民族。
至此，我們不得不對沈從文筆下的“生活”、“生命”這樣兩個至關重要的概念予以理論上的澄清。在沈從文的思想中，“生活”與“生命”既非種屬關係，也非交叉關係，而是一種並列關係。“生活”是指人的衣食住行以及為了延續後代的婚姻行為，“生命”是人以自為狀態存在的高階形態。人如果僅僅需要滿足“生活”，便與動物無異；人一但被外界的物慾所左右，便失去了自己做為人的本質力量，人性就退化為獸性。正是在這種對立中，沈從文發現了生命的最初形式。“不信一切唯將生命貼近土地，與自然相鄰，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單純莊嚴處，有時竟不可彷彿。”這是與自然契合的原始人性，即生命的最初形式，只不過是處於原始自在狀態。“雖近生命本來”但尚不是自為狀態。要達到“生命”，人必須擺脫金錢的奴役，保有純樸的人性，並對自己的命運具有符合理性的自我認識與自覺駕馭。因此，人生由“生活”和“生命”兩部分構成。人需要“生活”，更不能沒有“生命”，“生命”使人擺脫單純的獸性，它所含著人之所以為人的“人性”和超越具體人生形態的“神性”即理想。從“人性”到“神性”，這是生命的一種飛躍。
基於這種認識。沈從文的人性美是以生命的自然形態顯現的即“神在生命中”。企圖用湘西世界儲存的那種“善”那種“美”的自然生命形式作參照，來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探求人的重造這一過於沉重的題旨。在西南聯大時，沈從文越發向“純生命的文學”的思路發展，即不斷探討文學和生命的關係，而不是強化文學和社會和時代的關係。他明確表示文學的意義不僅僅在“社會道德一方面”，而要使“讀者能從作品中接觸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示，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至於通過文學達到對“生命的明悟”，他又分成兩層：“消極的使一個人從肉體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為緣，並明白人生各種形式，擴大到個人生活經驗以外。”而更積極的是，“激發生命離開一個動物人生觀，向抽象發展與追求的慾望或意志。恰恰是人類一切進步的象徵。我認為推動或執行這個工作，文學作品實在比別的東西更其相宜。”對藝術美的潛心探究和對生命神性的皈依使沈從文始終保持了一種藝術家的情感和心態，一切取捨是以自己的情感好惡為標準，而非出自於功利。恰恰鄉村生命形式的美麗，實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本於自然迴歸自然的哲學。“湘西”就能代表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藝術的目的在於求得生命的永生——美的長存，這就是沈從文龐大的藝術世界建構工程一“希臘小廟”，“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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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作了“景物即人”的獨特小說模式
營造氣氛和描述人事幾乎同等重要，環境是人物的外化，人物的衍生物，這一點在《邊城》中尤為明顯。小說從交代環境開始，為人物出場作背景。先由描寫“茶峒”開始，自河街、吊角樓、妓女寫了長長的幾節，把邊地茶峒獨有的山光水色、地域風貌、地方風物、民風民俗等巧妙編制在一起，幻化成牧歌式的詩情畫意，展現出一幅富於濃郁鄉土氣息和地方色彩的風俗畫。接下來極其自然地寫人：文章首先寫翠翠常年便隨祖父在渡船上生活。披星戴月，面板自然變得黑中泛紅，顯示出力與美。其次以青山綠水與眸子相對映，描繪明亮而幽深的眼睛，勾勒出純潔而可愛的少女形象。進而以“黃麂”喻人，新鮮而又奇特，找到了善良、精明的同質性。這樣。作者選取了自然環境中的三種典型事物，把一個勤勞、善良、精明、純潔的山村少女形象描摹得像浮雕一樣突現在讀者面前，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把翠翠與自然山川靈氣融為一體，使翠翠更加煥發出青春的氣息。但是《邊城》中塑造的各色人物形象，表現出良好的道德風尚，是理想的人物範型。特別是作品的主人公生活在青山綠水的小溪邊上的一條渡船上，祖孫二人渡著過往行人，過著清淡而孤苦的生活，這更具典型意義。這裡把人與自然融合在一起寫，找到了湘西少女翠翠的生活特點，既根源於自然、符合自然又超越自然。這種恬靜的自然環境陶冶了少女們的性情。生活在湘西農村的鄉下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終年以風雨為伴，與日月為伍，人與山與土地形成了一種天然聯絡。人離不開自然，自然養育了人，形成了人的生命和智慧。
二、含蓄地心理描寫
古今中外描寫愛情的小說，其令人百味不厭的是對情人心理的細膩描寫。法國小說觸及愛情時，筆致往往明快熱烈，情男愛女那強烈的性意識被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是西方文學的突出代表。中國小說更多的是含蓄的暗示，對人物性心理活動的表現與中華民族的審美習慣以及性觀念大致和諧。中國現代作家受惠於五四文學傳統，創作“人的文學”，在愛情描寫上體現著人的個性解放這一時代精神。從郁達夫的《沉淪》、魯迅的《傷逝》到茅盾的《蝕》三部曲，這一精神上的血緣關係一直被繼承著。沈從文小說的愛情描寫一方面體現了“人的解放”這一時代精神，另一方面，他也繼承了中國古代藝術精神的傳神含蓄這一藝術傳統，小說中的愛情之頁既有“放肆”之跡。又有含蓄之筆。根據不同的物件材料、要求變換筆墨。
最精彩的是在寫到少女們被愛情喚醒的心靈時，用了寫夢的手法。“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夢境是人的潛意識不由自主的“告白”。沈從文也寫夢，但他筆下少女翠翠的夢境描寫完全在於表達一種詩意的情緒，是比喻，更是象徵。二老月夜裡唱的纏綿歌聲催動了一顆少女的心，在夢中實現了平時不可能實現的願望：飄然而飛，竟至摘下了一把自己非常喜愛的虎耳草：
翠翠……夢中靈魂為一種美妙歌聲浮起來，彷彿輕輕的各處飄著。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竄過懸崖半腰——去儆什麼呢?摘虎耳草!白日裡拉船時她仰頭望著崖上那肥大虎耳草已極熟悉。崖壁三五丈高，平時攀折不到手，這時節卻可以選頂大的葉子做傘。
這個夢境說明翠翠還是一個童心未泯的小姑娘，這樣就為愛情故事蒙上了一層神祕的色彩。三三遇到城裡青年後。也同樣作了一個夢，夢見自己與青年為買不買雞蛋而爭吵，其實那是嗔怒，用自己看似惱怒的表現來表達自己無所適從的感覺。夢帶給我們一個更加迷離的世界，讓我們又看到了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純情少女。
三、作者獨特的“美”的創作觀念
創作觀念於沈從文獨特的人生閱歷是分不開的。他生於荒僻而風光如畫，富有傳奇性的湘西鳳凰縣。身上流著苗、漢、土家各族的血液。14歲參軍入伍，看慣了湘賓的雄武，以及各種迫害和殺戮的黑暗。從青年時代就充滿了對政治的不信任，他自小諳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一帶人民的愛惡哀樂的鮮明生活樣式和吊腳樓淳樸的鄉俗民風。因此。形成對民間的。世俗的東西具有特殊敏感的審美情趣。以後接受了“五四”文化運動中關於“人的文學”和“國民性改造”，以至“美育代替宗教”的傳統。沈從文不主張革命性改造中國的道路，而主張經由文化改造人，改造生命，改造民族。
至此，我們不得不對沈從文筆下的“生活”、“生命”這樣兩個至關重要的概念予以理論上的澄清。在沈從文的思想中，“生活”與“生命”既非種屬關係，也非交叉關係，而是一種並列關係。“生活”是指人的衣食住行以及為了延續後代的婚姻行為，“生命”是人以自為狀態存在的高階形態。人如果僅僅需要滿足“生活”，便與動物無異；人一但被外界的物慾所左右，便失去了自己做為人的本質力量，人性就退化為獸性。正是在這種對立中，沈從文發現了生命的最初形式。“不信一切唯將生命貼近土地，與自然相鄰，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單純莊嚴處，有時竟不可彷彿。”這是與自然契合的原始人性，即生命的最初形式，只不過是處於原始自在狀態。“雖近生命本來”但尚不是自為狀態。要達到“生命”，人必須擺脫金錢的奴役，保有純樸的人性，並對自己的命運具有符合理性的自我認識與自覺駕馭。因此，人生由“生活”和“生命”兩部分構成。人需要“生活”，更不能沒有“生命”，“生命”使人擺脫單純的獸性，它所含著人之所以為人的“人性”和超越具體人生形態的“神性”即理想。從“人性”到“神性”，這是生命的一種飛躍。
基於這種認識。沈從文的人性美是以生命的自然形態顯現的即“神在生命中”。企圖用湘西世界儲存的那種“善”那種“美”的自然生命形式作參照，來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探求人的重造這一過於沉重的題旨。在西南聯大時，沈從文越發向“純生命的文學”的思路發展，即不斷探討文學和生命的關係，而不是強化文學和社會和時代的關係。他明確表示文學的意義不僅僅在“社會道德一方面”，而要使“讀者能從作品中接觸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示，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至於通過文學達到對“生命的明悟”，他又分成兩層：“消極的使一個人從肉體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為緣，並明白人生各種形式，擴大到個人生活經驗以外。”而更積極的是，“激發生命離開一個動物人生觀，向抽象發展與追求的慾望或意志。恰恰是人類一切進步的象徵。我認為推動或執行這個工作，文學作品實在比別的東西更其相宜。”對藝術美的潛心探究和對生命神性的皈依使沈從文始終保持了一種藝術家的情感和心態，一切取捨是以自己的情感好惡為標準，而非出自於功利。恰恰鄉村生命形式的美麗，實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本於自然迴歸自然的哲學。“湘西”就能代表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藝術的目的在於求得生命的永生——美的長存，這就是沈從文龐大的藝術世界建構工程一“希臘小廟”，“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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