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原因是什麼***2***

　　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使各地的人才分散於全國，或依附於地方豪強，或隱居躬耕。而各路軍閥，由於對待人才的態度和方法不同，導致其成就和結局也各不相同，如董卓、呂布、袁紹、袁術等人都因不注意招攬人才或不能量才用人而難免敗亡;曹操、劉備、孫權則都因知人善任、馭才有術而成就霸業。以袁曹為例，應該說統一北方的主動權本來是在袁紹手裡，因為與曹操相比他有許多優勢：河北袁氏“四世三公”的門第;擁有河北四州之地;北方豪傑之士紛紛歸附等等，袁紹也曾以此誇耀：“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而曹操在物質條件各方面都不如袁紹，諸葛亮曾分析過：“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但是“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仰亦人謀也。”曹操最終還是戰勝了袁紹。這裡諸葛亮說出了曹勝袁敗的根本原因，即曹操在“人謀”方面戰勝了袁紹，最後取得勝利。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袁紹一意孤行，不採納謀士的良策，坐失戰機;曹操博採群策，抓住時機，一戰成功。二、袁紹外寬內忌，不善用人，手下將士紛紛棄之而去;曹操唯才是舉，善於用人。三、袁紹的個人素質遜於曹操，他所看重的是兵力、地利;而曹操“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他看重的是人才和謀略，也正因如此，後來王夫之才會評袁紹“非能屈天下之英雄，不足建非常之業”。所以，官渡之戰曹勝袁敗並非偶然。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起決定作用不是經濟因素而是人的因素。

　　三國鼎立局勢的出現，更是突出體現了這一特點。在漢末軍閥混戰的過程中，存在著統一的客觀條件，尤其對於曹操而言，這些條件在赤壁之戰前已趨成熟：曹操自統一北方後，在人力、物力、財力上取得了對南方孫權的優勢，劉備則更不在話下。曹方此時如能審時度勢，正確決斷，則能一舉成功。然而，曹操此時卻反了與袁紹相似的毛病，一意孤行，不納謀士的良策，視己軍之缺點若無睹，這樣一來，焉能不敗。及至戰敗，退回北方，已是元氣大傷，無力再南下，只能據守北方了。

　　反過來，曹方決策的失敗，則證明了孫劉決策的成功。在當時統一形勢發展的時候，孫劉方面的謀略家也不失時機地結合客觀形勢與自身的情況，不謀而合地提出了相似的統一方略，即魯肅的東吳對策和諸葛亮的隆中對。公元200年，魯肅向孫權建議：“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無他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之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帝王號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從中可以看出，魯肅的這個對策可分三步：一、立足江東，見機而作;二、乘北方亂，佔領荊州;三、建帝王號，逐鹿中原。這樣，就為孫權提出了一條務實的政治路線，故江東日後的活動，也基本上按此進行。

　　無獨有偶，在劉備方面，諸葛亮也提出了類似主張：公元207年，諸葛亮向劉備提出了“隆中對”，指出曹操佔“天時”，地廣物博，對南方已形成壓倒性優勢。孫權踞江東，得“地利”，“可以為援而不可圖”。所以，劉備所能做的只有：一、避曹操鋒芒，奪取荊、益，以為立足點;二、借“人和”，待天下變，北伐中原，以成一統。在這裡可以看出，諸葛亮把人的因素放到了首位，他所講的“人和”包括三方面：***一***、招攬英雄，“賢能為之用”;***二***、和撫夷越，“國險而民附”;***三***、東和孫權，北拒曹操，待時機成熟，北伐中原。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由上可見，這也是一條符合客觀實際的路線，後來成為了劉備方面政治活動的主要依據。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孫劉兩家的謀略有一共同點，即先謀分，再謀合，突出“人謀”的因素，因此這成為了孫劉聯合的基礎，導致孫劉聯盟抗曹局面的出現，改變了當時政治格局的力量對比，造成了南北的均勢，使歷史的程序朝著三分的軌道發展。於是，在赤壁之戰中，“操軍破”，“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勢成矣”。曹操被迫退回北方，從此再無力南下。而在這之後，孫權著手奪取荊州，劉備則進入了四川，雙方既鬥爭，又聯合，從而在形勢上真正形成了三分均勢，最後導致三國鼎立局面出現。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諸葛亮、魯肅雖然都謀劃三分，但這並非其謀略之本意，他們的最終目的還是一統天下，並且兩人都為之嘔心瀝血，死而後已。然而，三分的局面還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這說明，三分雖是由人謀劃的，但一旦等三分的均勢，包括政治、經濟、人才、地理等因素在內的客觀形勢形成，其發展趨勢則是任何人的主觀意志都無法控制的，只能由各種錯綜複雜的因素來決定，但無疑，在其中起關鍵作用的還是人的因素。

　　當然，這其中政治、經濟、地理等因素的也是不容忽視的：孫劉結盟共拒曹魏，形成了南北三方的政治均勢;南方几個對立競爭的經濟區興起，使南方統治者可以此為基礎，長期與北方抗衡，從而形成了三分的經濟均勢;孫劉雙方分別據長江、秦川蜀道，與曹魏相拒數十年之久，所以在這裡又形成了三分的地理均勢。這些因素，也在客觀上不約而同地把局勢推向三分。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三國鼎立局勢形成的歷史原因是極其複雜的，然就其主要原因來說，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引起的各地人才分流，最終導致人才和人謀的均勢形成，這對三國的出現起了主導作用。而這裡所講“人謀”也並非某個或某些人的主觀意志，而是三方的人才依據客觀形勢所作出的正確的和錯誤的決策反作用於現實而體現出來的一種平衡運動。無論是直接規劃三分的諸葛亮、魯肅，還是破壞其謀的呂蒙、關羽，以及三方決策者運籌謀略的得失，都在客觀上合力把歷史推向三分，這就是三國鼎立局面出現的必然之勢。再加上政治、經濟、地理、軍事等因素的作用，從而最終織就了一幅絢麗多彩的歷史畫卷。

　　三國鼎立的局面是如何一步步形成

　　一、形成期***初期***

　　人們平常總說赤壁之戰的結束是三國鼎立局面的開始，其實這個說法並不全面。赤壁之戰前，魯肅入荊，諸葛亮入吳，促成了孫劉聯盟的締結，成功地打勝赤壁之戰後，三股政治力量、軍事力量的鼎足，應該說是形成了。但地域上的三足鼎立，卻還要往後推幾年。

　　之後，劉備得荊州，取蜀，與孫權重分荊州，取漢中。鼎之西足才算鑄就，地域上的三足鼎立局面第一次形成。

　　但第一個三足鼎立局面沒有延續多久就被打破。關羽北攻樊城襄陽，中原震動，江東恐慌。曹孫兩家合作，共同擊敗關羽，吳方奪了原蜀漢方控制的荊州地域。劉備伐吳，夷陵戰敗。於是便形成了第二次鼎立局面，也就是後來比較穩定的鼎立局面。

　　鼎立形成期，也就是初期的結束，三國各有不同的劃分方法。曹魏以曹丕去世為結束，孫吳以陸遜火燒連營為結束，蜀漢以白帝城託孤為結束。

　　二.延續期***中期***

　　三國其實可以稱為漢末三強，是在眾多武裝割據勢力的優勝劣汰中脫穎而出的三個集團。他們都具備了時代的適應性，集團內部既有足夠的實力，也有足夠的活力。因為三足鼎立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吳蜀兩個弱方還結成了聯盟，所以三足鼎立局勢在一定時期內能夠延續，是一種必然。

　　但是，由於自秦漢以來形成的大一統思想的影響，三國集團都不滿足於既定的鼎立形勢。他們既渴望延續鼎足以保全自己，又渴望打破鼎足以求成功統一。這種渴望實際上在鼎立的初期就開始了，但在中期表現的更明顯。

　　但在三國中期，各國最大的矛盾不在於敵國，而在於自身的變化。各國的第一代菁英由於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紛紛退出歷史舞臺，集團內部的實力和活力如何經受時間和人事變遷的考驗，是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三國實際上都成功解決了。東吳的孫權，因為年齡比曹操劉備都小，也因為他強壯長壽，這個時期不需要考慮過渡問題。曹丕的繼承人是曹睿，這在當時也幾乎是無可選擇的人物。不過曹睿是個優點缺點共存的人，鼎立的局勢和頻繁的戰爭反倒壓抑了他的缺點，使優點得以發揮，所以曹魏集團也得以平穩過渡，繼續保持了它的優勢。

　　當時最成問題的是蜀漢。劉備的繼承人可以三選一，但劉理劉永太小，只能選較大的劉禪。但劉禪的才能屬於中下水平，除了為人寬厚可以稱道之外，實在不是理亂之才。但劉備採取了高超的補救措施，劉禪只繼承了名義的權位，實際權力都交給了蜀漢能力最強威望最高的諸葛亮。而諸葛亮的才幹，在三國中期是首屈一指，在他執政的時代，最小的蜀漢反倒成了最強的一國。

　　三國中期，天下局勢實際操縱在曹睿、諸葛亮和孫權這三個強人手中。各有特色，難分軒輊，所以鼎立局面得以延續。

　　中期的結束，在蜀漢應以諸葛亮病故五丈原為界，在曹魏應以曹睿病故為界，在東吳應以孫權病故為界。

　　三、打破期***後期***

　　在三國鼎立中期存在的權力交接和新陳代謝問題，在三國後期繼續存在，而且此問題進一步複雜化了。長時期的三足鼎立本身，也在消磨著人才的意志，使晚出的人才和前兩期相比，明顯不如。

　　魏國曹睿死後，君位傳給了不知來歷的幼小兒子，執政大權交給了紈褲子弟曹爽，曹魏集團的實力從此便衰落了。在三個國家中，它是首當其衝衰落的。

　　蜀漢在諸葛亮死後，繼續採用劉備的權力交接方式，軍政大權交給了當時最有影響力和能力的蔣琬，並以僅次於他的費文偉為輔，軍事方面，則名將姜維逐漸得到重視。所以在諸葛亮身後的十餘年中，蜀漢依舊是小而強的國家。只是好景不長，蔣琬死後，後主劉禪開始親政，沒有才能的人擁有了權力，蜀漢內部的實力和活力便打了打扣。費文偉死後，軍政大權基本分開，後主劉禪的權力進一步擴大，將相之間的協調能力進一步變差。蜀漢集團便也很快走向衰落。

　　東吳方面，在孫權死後，幼子孫亮繼位。孫亮此人雖然聰明過人，但畢竟沒有經驗，沒有威望。所以孫權也學習劉備，把國家大權實際上交給了最有能力和影響的諸葛恪。但諸葛恪也是個優點缺點很明顯的人，孫權的眼光畢竟不如劉備。諸葛恪北伐失敗，很快倒臺，吳國便成了幾位權臣依次表演的舞臺。直到暴君孫皓繼位，才扭轉了主弱臣強的局面，轉向暴政時期，東吳集團由此也衰落了。

　　三國集團既然次第衰落，那麼鼎足而立的悶葫蘆便會很快打破。能夠打破這個悶葫蘆的，不可能是這三個衰弱的老集團，只能是新生力量。現在我們研究一下，三國中哪一國是培育新生力量的溫床?

　　蜀漢，第一任領導人劉備，雖然屬於梟雄奸雄類人物，但一向有仁德愛民的好名聲，並有此方面的作為。他招攬的部下多以忠誠著稱。第二任領導人諸葛亮，是法家和儒家的結合體，他提拔任用的人物除了才能之外，最主要的素質就是忠誠為國。他身後的蔣琬、費文偉、姜維等人，基本上延續了他的治國思路。所以，在蜀漢，奸雄逆臣，沒有生存的空間。在他們內部，不可能蛻變出一個新的政治軍事集團來。

　　東吳，第一任領導人孫權和最後一任領導人孫皓，是兩個暴君。一前一後，有效地扼制了奸雄逆臣的發展，中間時期的幾個權臣，最後都死得很慘。所以，吳國也不具備產生新集團的條件。

　　最後便是曹魏了。這個集團在最初，就以挾天子而令諸侯的奸雄手腕著稱，首任領導人曹操最善於此道，第二任曹丕也毫不遜色。他們上逼故主漢帝，內逼宗族兄弟，對臣民則採用嚴刑峻法，刻薄無恩。由於自身立國之道的侷限性，魏國內部一向就沒有大講忠君愛國的風氣。雖然由於傳統的慣性出了不少忠臣，但也給奸雄們創造下了學習的榜樣。所以，司馬氏能夠在魏國崛起，實在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曹魏集團，本來就是培養奸雄逆臣的沃土。

　　加之曹魏本來是三國中最大的一國，這個國家內部新誕生的奸雄集團，也因此具備了最強的實力。滅蜀之戰，實際上是司馬氏集團的工作，而因為魏國尚在，功勞便記在了曹氏名下。司馬氏最後徹底打破了三足鼎立的悶葫蘆，一統天下，實在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