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社會的人口問題
只要粗略地檢閱一下中國封建社會的人口記載這些記載是歷代封建政府的統計數字，很不精確；各朝疆域不同，各時期的人口數字也不全可比。但借它們來說明各個歷史時期人口變化的大致趨勢還是可以的。），就會發現三個明顯的現象：
.第一，人口自然增長率很低。從第一次有正式全國人口記錄的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開始，到鴉片戰爭爆發的1840年，1839年間，全國人口從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增到四億一千二百八十餘萬，淨增三億五千三百二十餘萬，平均每年僅遞增0.1%。這就是一般說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特點的高—高—低型別的人口再生產。
. 第二，人口的變化不是平穩的，而是具有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特點。大體上說，一個歷時較久而又比較強大的王朝***如兩漢、唐、兩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長迅速，大約到中期達到高峰，而後停滯，到新舊王朝交替時期則急劇下降。
. 第三，就整個封建時期看，人口的增長往往經過一段較長的停滯時期後在短期內迅速增長，而後又停滯下來，即呈現為臺階式的“躍遷”。戰國中期的人口大約為二千五百萬到三千萬，這是第一級臺階；從漢到唐，人口似乎沒有超過六七千萬，這是第二級臺階；從北宋後期起，人口大約增長到一億左右，這是第三級臺階；從清代乾隆初年開始，短短100年間人口即從一億多猛增到四億，隨後又陷於發展遲緩的狀態，這是第四級臺階。
. 上述三個現象中，第一個是世界各國封建社會所共有的，第二和第三個則是中國封建社會所獨有的。
. “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頁。***上述現象的出現並非偶然，正是封建生產方式的人口規律的作用在中國的具體表現。而封建社會的人口規律歸根到底主要是由封建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或基本經濟規律所決定和制約的。
. 那麼，中國封建社會的人口規律是什麼?它怎樣受封建生產方式的決定和制約，怎樣隨封建生產方式的發展而變化?它對封建社會的發展起著什麼作用，這種作用在封建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又有什麼不同呢?
. 封建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和人口再生產
. 封建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的個體性質和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封建社會中，由於農業佔支配地位，這個基本矛盾也可以表述為個體小生產農業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矛盾。
. 我們先看看這個基本矛盾的一個側面——個體小生產農業對人口發展的作用。
. 個體小生產農業以一家一戶為單位，分工和協作不發達，勞動效率低，生產工具和技術的改進推廣不易，因此，勞動力的耗費是巨大的。
. 農業生產的特點是必須服從一定的有機界的規律，不是連續的和均衡的，因此投入的勞動也不具有連續性與均衡性。冬季農閒時勞動的需要很小，而農產品生長的各個階段所需的勞動也多少不等，但勞動力卻需按農忙時的最大需要配置。儘管自然力對農業生產的參與可以減少投入的勞動，使農業生產率高於手工業，但卻無法節約勞動人口。
. 封建社會的個體小生產農業是一種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生產。在技術水平低而發展緩慢，勞動生產率低，剩餘產品有限，生產條件艱苦的情況下，維持簡單再生產固然需要耗費大量勞動，而擴大再生產，無論是外延性的***增墾耕地***還是內涵性的***精耕細作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更是需要投入比生產增長比例更大的勞動才能進行。
. 個體小生產農業生產水平的低下，帶來了農民生活水平的低下。要維持勞動力的巨大耗費並抵消由於生活水平低所形成的高死亡率，就只有用早婚和多生育的辦法來縮短人口再生產的週期，從而維持並增加勞動人手。維持和增加勞動人手的另一個辦法是儘量減少少年兒童作為純消費人口的時間，力求儘早投入生產。封建社會的個體小生產農業一般技術簡單，學習時間短，這就使得少年兒童從事勞動不僅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少年兒童作為純消費人口的時間短，對人口的增殖也是一種刺激因素。可見，通過人口增殖以獲得大量勞動力，是個體小生產農業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是它內在的經濟要求。
. 自然，個體小生產農業的人口增長也受到其內在經濟條件的限制。生產水平低下帶來的高死亡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抵消了高出生率。積累少和自然災害所帶來的經常的生產倒退，使擴大再生產不易，也限制了人口的增長。此外，剩餘產品少及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交換不發達，也限制了農業以外的手工業和商業、交通運輸業及城鎮人口的發展。儘管有這些限制，個體小生產農業的人口發展的總趨勢是增長的。
. 對於個體小生產農業來說，“土地的所有權是這種生產方式充分發展的必要條件”，而自耕農的自由所有權，“顯然是土地所有權的最正常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9頁。***。
. 在封建社會裡，自耕農的土地所有權仍要受到封建生產關係的不同程度的束縛，但比起其他各類農民與土地的關係來，它是比較接近於自由的土地所有權的。自耕農的生產和生活條件一般比租佃農民、依附農民和僱農為好，除去國家賦役和***及商人的盤剝外，一般不再受地主的封建地租剝削。因此，小自耕農經濟所能容納的人口往往可能接近個體小生產農業生產水平所能達到的人口的最大限度，其存在和發展是促進人口增長的重大因素。在封建社會裡，凡是自耕農的比重大，或有助於從農奴、依附農、佃農等對土地的實際所有向自耕農的對土地的自由所有權前進的每一步變化***如封建人身依附關係的削弱，封建剝削和壓迫的減輕等***，都是有利於個體小生產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從而也是有利於人口的增長的。
. 我們再來看看封建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的另一個側面——封建土地所有制對人口發展的作用。
. 地主階級對人口發展的第一個作用，來自它是一個不事組織和管理生產的階級***少數經營地主在外***。他們只是坐食地租，關心的與其說是生產的提高，不如說是爭取控制更多可供剝削的勞動人手。這樣，地主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一般是要求人口增長的。自然，這種增長不能使地租剝削率和剝削量降低，越過這個限度，地主階級就寧願採用讓農民餓死的辦法來減少人口了。
. 地主階級對人口發展的第二個作用，是苛重的地租和賦役往往不僅奪走農民的全部剩餘勞動，而且還奪走了相當一部分必要勞動。殘酷的剝削及它帶來的貧困生活固然迫使農民多生子女，但死亡率也相應增大了。二者互相抵消，使得人口發展停滯。到了農民極度貧困的時候，就造成了人口的下降。另方面，地主階級除去極力增大對每戶依附農民或租佃農民的剝削外，更多地是用兼併土地的辦法使小自耕農失去土地，淪為依附農或佃農乃至流民，從而使小自耕農的人口增殖受到嚴重挫折。
. 地主階級對人口發展的第三個作用，來自它基本上是一個消費的寄生的階級。由於優裕的生活和傳統的多妻制***地主階級多妻制的另一個消極作用是阻礙了農民的人口再生產***，地主階級人口的自然增長率遠較農民為高。地主階級消費特別是奢侈性消費的擴大和人口的迅速增長，給全社會人口的發展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必然大大增加對農民的剝削量，從而使人口的發展趨於停滯乃至減少。另一方面，生產高階消費品和奢侈品的手工業及經營這類產品的商業特別是長途販運商業畸形發展起來。這類工商業所需的勞力和人手遠較一般工商業為多，這就導致了從事工商業的人口大量增加。此外，地主、官僚、貴族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得為他們服役的不事生產的奴婢僕隸的人數也隨之大大膨脹。工商業的畸形發展和奴婢僕隸人數的膨脹，造成了城市人口的增長。農民供養的這類脫離農業生產單純消耗社會財富的人口愈多，農業就愈加萎縮，農民人口再生產的條件也就愈加趨於惡化。因此，地主階級人口和為其服務的人口的迅速增長歸根結底導致了全社會人口增長的停滯乃至下降。
. 個體小生產農業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對人口大量增長的要求受到個體小生產農業特別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本身的抑制所形成的人口極緩慢的增長，這就是封建生產方式的基本人口規律。
. 封建生產方式的週期性危機和人口的週期性大波動
. 中國封建社會人口的緩慢增長只是總括而言，它並不是平穩地上升，而是在週期性的人口大波動中實現的。這種中國封建社會所特有的現象來自封建生產方式基本矛盾的運動所引起的週期性經濟危機，後者是一些主要王朝興衰的經濟原因，也是中國封建社會所獨有的特點。（關於中國封建社會的週期性經濟危機，可參看胡如雷《中國封建經濟形態研究》。）
. 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表現為生產過剩相反，封建社會的經濟危機表現為生產的萎縮。造成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併加劇和地租及封建國家賦役的加重，使自耕農失去土地，淪為佃農或依附農，農民的必要勞動更多地為地主階級所攫取，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不僅擴大再生產不可能，連簡單再生產也無法維持。再生產的實現受到阻礙，封建社會的經濟危機出現了。由於封建經濟具有生產規模小而分散，生產水平低，生產資料在生產中比重不大，再生產週期長，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商品貨幣關係不發達，積累少而慢等特點，封建社會的經濟危機不像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那樣驟然爆發並且週期較短，而往往是從一個主要王朝的中後期開始，經歷了一個一二百年左右的緩慢的痛苦的過程。
. 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不是明顯地表現在工具和技術的發展上，而是表現在勞動力的增減上，人口的增加，往往標誌著生產力的發展，減少，則往往標誌著生產力的下降。如果說，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對人口的絕對數量的影響並不那麼明顯的話，封建社會生產的萎縮則直接表現為人口發展的停滯與下降。這是封建社會經濟危機在人口問題上的第一個表現。
. 封建社會經濟危機在人口問題上的第二個表現，是農業人口的相對過剩。封建社會農業生產本身就是以大量的潛在的和停滯的過剩人口為條件的，只是這種過剩人口還是以隱蔽的形式存在著。封建社會經濟危機出現以後，土地兼併，苛重的地租與賦役，特別是天災，迫使大量勞動力脫離了土地，從而使得大量隱蔽的過剩人口變成了公開的過剩人口，封建社會的流民問題就是這樣形成的。這些過剩人口，部分淪為生產和生活條件更為低下的租佃農民和依附農民，等待著再一次地被迫脫離土地；一部分流入城市或當兵服役，增加了非農業人口的比重，使得農業生產進一步萎縮；再一部分去開墾荒地，或遲或早總要重新落入地主控制之下；而歷代封建政府把逃戶的賦役轉攤到未逃戶身上的做法又不免迫使更多的農民逃亡。因此，過剩人口的這些去向只能使農業生產的萎縮和人口過剩陷於惡性迴圈之中，延長了危機的痛苦過程和加強了它的嚴重程度。
. 封建社會經濟危機在人口問題上的第三個作用，表現為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在各部門分佈的變化。由於地主階級人口的迅速增長，腐朽性的加強，剝削的加重和奢侈性消費的增長，農村中相對過剩人口中的一部分流入了城市，從事工商業特別是奢侈性的工商業，以及充當奴婢僕妾和當兵，造成了農業以外的各部門人口的增加。而這往往就是封建經濟危機過程中城市與工商業畸形繁榮的原因。因此在中國封建社會，城市與工商業的繁榮往往並不總是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成正比例，而有時卻相反地標誌著整個國民經濟首先是農業的衰退。正由於這種狀況往往是以農村的貧困和農業人口的減少為代價換來的，因此它並不能緩和和解決封建經濟危機，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口的過剩問題，終於導致了人口增長的停滯與下降。
. 危機的發展終於把經濟引向了崩潰。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尖銳衝突終於引發了大規模的農民戰爭。農民戰爭付出的代價是十分沉重的，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的大量損耗。但成果卻是把社會從崩潰中挽救下來，並且多少改善了再生產的條件，使生產不僅得以繼續下去而且還能有所發展，人民不僅得以生存下去而且人口除恢復外還能較前代有所增長。特別是農民戰爭以後，新王朝初期小自耕農比重的增加，使人口的增長具有了更大的勢頭。
.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一些主要封建王朝的人口發展，大體上都經歷了迅速增長——增長遲緩或停滯——迅速下降這樣幾個階段，並形成了封建社會人口週期性的大波動的原因。
. 封建社會的發展階段和人口的臺階式“躍遷”
. 封建經濟在週期性危機後往往有較大的發展，人口的週期性大波動也並不是簡單的迴圈，而是出現了幾次臺階式的“躍遷”，呈現了螺旋形的上升。
.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於下述四個因素。
. 第一，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這集中地表現為耕地面積的擴大和單產的增加。漢唐時期，耕地面積的擴大比較明顯，自宋以後，單產的提高比較突出，這就有條件容納越來越多的人口。
. 第二，封建生產關係隨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區域性變化，即地租形式的變化，租佃關係的發展，農民封建人身依附關係的削弱等等。這些有助於依附農民和租佃農民對土地的實際所有向自耕農對土地的自由所有權前進的每一步變化，都有助於個體小生產農業的進一步發展，使得在同樣的技術和工具發展的條件下能容納更多的人口。而與封建生產關係變化相適應的賦役制度的逐步變化，即徵取物件從以身丁為主到以土地為主，徵取內容從以實物和勞力為主到錢物均收再到以貨幣為主，這就使得賦役的徵取不再與人口數量有關，不僅不再對人口的增長起直接的束縛作用，而是在一定條件下成為刺激人口增殖的因素了。清代前期實行“攤丁入畝”後人口的迅速增長，就是很好的證明。
. 第三，人口布局發生了變化。一是主要農業區從黃河中下游逐漸向周邊地區特別是南方擴大，這主要是具有較先進的農業生產水平的漢族向四周特別是南方發展的結果。而在同樣面積的土地上，先進農業遠比落後的農業和遊牧及漁獵經濟所能容納的人口數量為多。二是隨農業發展而來的商品經濟的發展，也使工商業和城市人口相應地增長了。
. 第四，民族交往與民族融合的擴大。劇烈的民族鬥爭固然造成人口的大量損耗，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帶來的落後經濟也阻礙了農業和人口的發展。但是，從歷史發展的總程序看，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並使自己的生產形式從遊牧改為農耕，促使了本民族人口的迅速增長及與漢族的融合，這對中原地區總人口的增長又是有利的。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又使得中原地區與少數民族原居地區納入同一政權統治版圖之內，加強了中原地區對少數民族原居地區的經濟文化影響，再加上接納了漢族移民，少數民族原居地區的經濟特別是農業也有所發展，從而促進了這些地區人口的增加。再一方面，中原地區民族鬥爭的後果——大量人口南徙及漢族政權在南方的重建，促進了南方的開發與人口的迅速上升。以上這些，又是民族交往和鬥爭從一個長時期來看對人口發展帶來的積極後果。
. 上述因素互動作用，而又往往是與封建社會發展的部分質變聯絡在一起的。因此，我們應當從封建社會發展階段的遞變來探求人口發展臺階式躍遷的原因。也不妨說，人口發展的臺階式躍遷往往是封建社會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一個標誌。雖然二者在時間先後上並不完全吻合，但那是封建社會的發展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的緣故。
. 人口增長對封建社會發展的作用
. 人口的增長對封建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起著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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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領土能夠養活一定限度的最大人口量，是與每一種生產方式及其不同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我國封建社會的不同歷史階段所能容納的人口也是有一個界限的。它大體上由當時農業技術條件下可墾耕地面積與農作物單產量及生產關係的狀況所決定。在這個界限之內，人口的增長是適應並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的，越過這個界限，人口的增長就要延緩乃至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了。我國人口發展史上幾個臺階的形成，大體上就是與這個界限有關。
. 漢唐時期，黃河中下游的人口在正常情況時，在當時條件下往往已經接近或達到飽和，從而出現了相對過剩人口。其一個重要的去向是向周邊地區移動。由於當時未開發地區特別是南方面積遼闊，並具備發展農業生產的有利條件，因此黃河中下游的相對人口過剩問題相對來說可以得到緩和。總起來看，這時人口增長和耕地面積及糧食總產的增長大體上是適應的，對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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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後，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在當時農業生產技術允許的條件下，可供開發的新地區越來越少，人口增長的速度超過了耕地和糧食增長的速度，人多地少逐漸成為全國性的普遍現象，糧食單產雖有提高，但由於人口增長快，耕地擴大慢，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開始停滯甚至倒退。兩千年來，我國耕地面積從漢代的四億八千萬市畝左右增到解放前的十四億餘萬畝，即增長到3倍。糧食單產從漢代一市畝一百四十市斤左右增長到解放前的不到三百市斤，約增到2.2倍。而人口則從漢代的五六千萬增到解放前的五億多，接近10倍。每人佔有耕地面積從漢代的4.8市畝降到2.8市畝。人口的增長逐漸從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因素轉為延緩乃至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因素。人口問題嚴重起來。到了近代，這個趨勢就更為明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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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我國農業生產已經處於停滯狀態。除東北外，耕地面積的擴大已經停止，單產則基本未增，農業生產已無法進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封建生產關係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沉重桎梏，它與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結合起來，使得個體小生產農民向自耕農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權的發展遇到了無法逾越的障礙，也使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不起來，工業無產階級也增長不快。這一切不僅帶來了生產的凋敝和人民的極度貧困，也使得大量農民和個體小工商業者死亡或破產成為遊民。這是近代中國人口發展停滯並出現大量過剩人口的根源。這個問題不可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解決，也不是靠發展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惟一的出路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民主革命，推翻舊制度，解放生產力，用革命加生產的辦法解決五億人的吃飯問題，從而也解決人口問題。這個任務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的幾十年鬥爭，終於完成了，這就為近代中國嚴重的人口問題開闢瞭解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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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個體小生產農業的正常形式——自耕農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權在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消滅地主階級之後實現了，隨後又實現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生產發展起來。但由於農業現代化進展緩慢，農業生產基本上還是在小生產的技術和經營方式上進行，仍然帶有若干小而全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特色，農業生產的增長仍然是以勞動力的巨大耗費為條件，再加上傳統的人多好辦事，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等思想，以及我們的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方面的一些問題，這就使得佔全國人口80%的農村人口的發展仍然是個體小生產的人口規律起著決定作用。由於擺脫了封建生產關係的束縛，而社會主義改造又堵塞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再加上生產、生活和醫藥衛生條件的改善，個體小生產的人口規律的作用就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這就是我國人口的再生產從封建社會的高—高—低型別變為?高—低—高?型別，即高出生率，較低的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30年間猛增近一倍的主要原因。這個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相違背的人口發展及其所帶來的全部不利後果，今天已經明顯地展現在我們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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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人口已經躍遷到了歷史上的第五級臺階。如何把人口的增長率特別是農村人口的增長率降下來，使這個臺階長期延續下去，有許多工作要做。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加強對中國式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及其與農村人口關係的研究，使之既能適合當前農村人多地少，勞動密集的現狀，又能逐步限制乃至消除個體小生產農業的遺留及其人口規律的作用。還必須研究已經存在並將隨農業現代化而發展的農村潛在的人口過剩問題及其解決辦法，使農業和農村人口不再成為我國經濟和人口發展的限制因素。這就是我們當前面臨的一項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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