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域形意拳的形成和發展

General 更新 2024年11月26日

  山西形意拳的繁榮發展絕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而是與其所存在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影響山西形意拳發展的眾多因素中,人文地理因素是一個基礎條件。深厚的武術文化底蘊是山西形意拳發展的基本保障。晉商文化的發展在這一時期成為武術發展的最大驅動力。特殊的政治環境所形成的祕密會社是山西形意拳發展的又一個重要因素。下面是小編為專門您整理好的:。

  

  山西形意拳作為中華武術著名拳種之一,經過歷代傳人不斷鑽研、實踐、總結、提高,逐漸形成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講究以意領氣、以氣導力、意形二表,形意一體,通過對行與意的相互調節、內與外的相互作用達到體用兼修的功效。形意拳以三體式為基本功,以五行、十二形為基本拳法,以陰陽五行學說為其拳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象形取意,取法為拳”,講究“肢體形於外,心意成於中”。

  近年來,在地域文化倍受社會關注的同時,山西地方史學研究、晉商研究成果也屢掀新潮,形意拳作為山西地域文化、經濟文化等綜合因素作用下的特殊產物,在地域文化發展過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此,本文通過對影響山西形意拳發展的人文社會因素進行分析,把形意拳的發展放入山西地域文化特定的生存環境中考察,以釋讀形意拳的發展成因和文化建構,以期擴大形意拳研究的視野,為山西形意拳的研究拋磚引玉。

  1、 形意拳的起源與發展

  形意拳脫胎於心意拳而自成體系,它講究象其形,取其意,要求心意誠於中,肢體行於外,是非常注重內意和外形高度統一的拳術。目前關於形意拳的起源說法不一,有達摩創拳說、岳飛創拳說等等,這些說法都無從查考。目前相對比較公認的說法是“形意拳是從心意六合拳中衍化而生的,它的創始人是李洛能。李洛能曾學得姬際可這套心意六合拳,並在這套心意拳的基礎上開創了著名的形意拳。李洛能在學成之後,在山西太谷邊教學邊研究拳藝,並在深入研究戴氏心意拳的基礎上改革創新,創編了人的整體形態與思想意識高度統一的拳法形意拳。”[1]早期的形意拳健身、技擊並重,拳法內容比較簡單,動作強調剛柔變化,基本要領可概括為龍身、熊膀、雞腿、鷹爪、虎抱頭。後來,李洛能在理論上吸取了道家的養生及哲學觀點,以“三體式”為基本架式,新編套路“雜式捶”,並創編對打套路“安身炮”等。這套新拳法簡單易學、樸實明快,強調先發制人,著重力量與速度,深受人們的喜愛。

  20世紀50年代以後,形意拳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從事其理論研究的學者克服重重困難,查詢歷史文獻,走訪形意拳拳師,實事求是地在研究形意拳的歷史源流,挖掘整理形意拳文獻,闡述形意拳拳理、拳法,並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時至今日,形意拳已發展成為山西車派、宋派、戴氏、河北派、河南派等多種流派,並流傳於世界各地。

  2、 影響形意拳發展的人文社會因素分析

  山西自古就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黃河文化培養了山西人質樸厚道、勤勞節約、勇武強悍的性格,形意拳也自然離不開山西這塊哺育華夏文明的沃土。

  2.1 人口裯密促進了形意拳的發展

  山西形意拳的發展是以大量武術人口為基礎的,而大量武術人口的形成又是有多種因素造成的。元末,戰亂使中原地區受到了慘重的破壞,人口銳減,土地荒蕪,而在山西情況卻恰恰相反。明朝時,山西屬於邊境省份,在山西區域範圍內發生過的戰爭較為頻繁,但基本上所有的戰爭都侷限於北部沿邊地區,而腹地很少受到戰爭的影響。因此,作為一個受戰爭影響較少的地區,人口增長速度自然很快。

  在上述這些因素的綜合影響下,山西人口迅速增長,人均耕地面積逐漸減少。如明洪武中期,朱元璋推行皇冊制度後正式披露了全國的人口資料:全國有人口59873305人,山西、北平各有人口 4030454人和1893403人。相比之下,人口總數上山西要比北平的兩倍還要多,在人口密度上,山西為每平方公里27.52人,北平為每平方公里14.34人,山西人口密度比北平幾乎高了一倍。[2]到清朝時,人口增長更快,人均土地不斷減少。由於在農耕社會,土地是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而隨著山西在不同時代人口逐年的增加,形成了人稠地少的局面,再加上晉商、鏢局的發展又為學習形意拳的人提供了支援,從而鼓勵了更多的農村人口加入習武行列。所以在此基礎上,在山西地區形成了大量的武術人口,為形意拳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2.2 習武修德是形意奉的思想源泉

  山西地處黃土高原,自周初定晉以來,歷經諸朝代,形成了獨特的三晉文化。在這種特定時空條件下,山西人不可避免的形成了特有的性格特質。而山西人這些典型的性格特質對形意拳的發展是大有好處的。山西人的性格特質是有其歷史淵源的,堯舜都定平陽,唐叔虞分封定晉,都為山西形意拳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這樣悠久深厚的傳統文化氛圍中,潛移默化地使山西人形成了敦厚淳樸、禮讓文雅、勇武強悍的性格,這種性格特質正是練習形意拳的必要條件。“藝無德而不立”是歷代形意拳宗師乃至所有武學宗師常掛在嘴邊的準則,“未曾學藝先學禮,未曾習武先修德”是拜師學藝的第一項內容。[3]由於武林重德,形意拳拳譜、家法開章明義地闡明武德,歷代形意拳大師在擇徒授藝之際,從來都是從天質、根骨和德行上苛求,要求形意拳的傳承人要有高尚的武德。山西人的性格特質無疑是武德所要求的品質,既勇武強悍又禮讓文雅,正是這種性格特質的影響,形意拳處處表現出習武修德的思想源泉。
 

  3、 影響形意拳發展的地理因素分析

  自然環境是形意拳發展最基本的影響因素。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大部分海拔在1000~2000米之間,又距北京僅數百里,像其遊臂,素有用武之地。這樣的地理環境使山西人形成了山區人民的普遍性格,即淳樸厚道、勇武強悼。其次,社會環境是形意拳發展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山西地處華北,歷來與北方遊牧民族為鄰,北部地區曾經幾次經歷遊牧區和農耕區的變化,北部強盛的遊牧民族常常通過這裡與中原地區保持著不同形式的聯絡,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遊牧文化在這裡交流、碰撞、融合,由此形成了三晉文化民風淳樸、勇武強悍的特質。再次,由於戰爭的頻繁,山西武將層出不窮,使得尚武精神得以延續,進而在整個社會蔓延,使其成為形意拳發展的動力。

  /3.1 “表裡山河”的地理特徵促進了形意拳的發展

  商業的發展是衡量一個社會發展水平的標尺,明清時期商業已十分活躍,商品的交換離不開交通運輸,而“表裡山河”的山西因其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交通運輸存在一定的困難。在山西看似四通八達的交通網上,可謂處處有艱險,東有太行,西有呂梁,北限大漠,南界黃河,每一條道路上都佈滿了重重險障,“表裡山河”就是山西地貌的真實寫照。

  明清時期,商幫無論由東南販運茶葉、絲綢至蒙古或俄羅斯,還是從四川運出生漆和各種特產,所走多為偏僻艱險之路,在販運過程中時常遭遇盜賊,習武便成為了商幫必不可少的生存技能;然而刀槍劍棍不便攜帶又容易暴露,所以山西形意拳便成為商幫鏢局修煉的主要選擇。由此,交通不便、路途險惡的地理環境促進了形意拳的發展。

  3.2 “拱衛京師”之地為形意拳發展奠定基礎

  中國歷史上大多建都於北方,唐朝以前,旨都主要在西安;五代以後,首都主要在北京。山西處在北京和西安之間,這種屢在首都附近的政治地理特點,使山西成為拱衛京師的兵家必爭之地。

  由於氣候差異,長城一線是古代農耕和遊牧的界線,是民族交往、融合的接觸地帶,也是民族衝突的主要場所。山西晉北一帶就處在這一民族交匯的地區,成為軍事佈防的重地,也是戰爭頻發的場所。一方面,頻繁的戰爭必將使統治者對軍事武術異常的重視,促使武術得到發展,同時這一地區的人們長期受到軍事的影響,無形中形成了尚武的精神和剛毅的性格。另一方面,在戰爭頻發的年代,當地百姓將不可避免地被召入伍,在軍隊當中接受軍事武術的訓練,同時由於種種原因,軍隊中部分接受了軍事武術訓練的士兵又返回故里,這樣,人員的交流帶動了武術的發展。正如溫力教授曾在其著作中論述到:“軍事武術的高度發達,為民間武術提供了更廣泛的素材。”因此,軍事武術促進了山西的地方性武術的發展,為山西形意拳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礎。

  4、 晉商對形意拳發展的影響

  4.1 晉商的繁榮維繫著形意奉的發展

  明清時期,平遙、祁縣、太谷等地商鋪林立,經營綢緞、茶葉和顏料等商品,錢莊、票號不計其數,資金雄厚,遠近聞名。晉中平原腹地因商業頗盛,有“金太谷,銀平遙,吃不完米麵的榆次縣”之說。大量的商家大戶為習武者提供就業機會,習武者為晉商提供了安全保障,使其進一步廣開財路。習武者平日裡押鏢、護院,閒暇時習武、練功,交流武藝,使形意拳進人一個快速發展時期。特別是形意拳的發祥和發展,與山西票號的發源地祁縣、太谷縣有著密切關係,得到了晉商的鼓勵與支援。

  晉商在當時的全國對外貿易中獨佔鰲頭,由於規模空前的商業經營,積累了大量的錢財,僅祁縣喬家、太谷曹家、榆次常家的流動資金就達500萬~1000萬兩白銀,雄厚的財力為晉商從事國內、國際金融活動創造了條件。為滿足商人匯兌的需要,晉商經營的錢莊、票號遍及全國,晉商經常外出經商跋涉千里,遠行千里不毛之地,受盡常人不堪忍受之苦,更有突遭匪劫丟命之險,因此晉商為確保其商業的安全,十分重視武術,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形意拳的發展。商業的發展帶動了保鏢護院業的發展,使全國各地的武林高手湧向太谷,隨著名手的增多,武術的切磋交流活動也頻繁起來,無形中推動了形意拳技術水平的提高。

  太谷形意拳的發展,一直受到當地富商的鼓勵與支援。形意拳高手大多被祁縣、太谷、平遙等地富商聘任為護院拳師,在富商的幫助下形意拳的理論研究更加完善,如太谷富商孟勃如出生在書香門第,精通史書,學識淵博,十分器重李洛能的武功和為人,待李洛能為座上賓,李洛能在孟家護院授藝的同時,也得到了孟勃如理論上的支援,孟氏為李洛能收徒提出了“三傳,三義務,六不傳”的武德規範,讓大家共同遵守。“三傳”為“為國為民者,尊師尊長者,作仁作義者,可傳”;“三義務”為“維護正義,扶助貧弱,協助師友”;“六不傳”為“欺師滅祖者,為非作歹者,忘恩負義者,害友欺名者,懶惰怯懦者,不傳”,[5]使形意拳在傳承的過程中,在理論上得到了一定的完善。

  4.2 鏢局業為形意拳的傳播創造了條件

  所謂鏢局,就是從事商旅行路保鏢事業的一種組織,鏢局在山西商人活動的地方開設較多。[6]鏢局的出現是商業發展的必然結果,鏢師們把“以鏢護商、以商養武、以武交友、結友壯鏢”立為宗旨。鏢局是明清山西武術傳播的重要途徑,這種傳播既有縱向的又有橫向的,為山西形意拳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由於職業的需要,各鏢局的鏢師廣交天下武林朋友,所以,這樣就為形意拳的橫向傳播提供了條件。同時晉商商業活動在南方的發展,使鏢局也擴充套件到了南方,由於南方多水的特點,壓鏢時常走水路,聽以一些鏢師們不僅能陸戰,而且善於水戰。長此以往,鏢師們集南北武藝於一身,把所學的南北武藝得到了融合,在他們年老還鄉後,廣收門徒,傳授武藝,使其畢生所學得到了傳承,為山西形意拳的縱向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由此可見,鏢局業的發展給予山西形意拳拳師一定的鼓勵和支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動形意拳發展的作用。

  5、武術結社對形意拳發展的影響

  明清時期是形意拳發展最為繁榮的時期,同時又是武術結社傳播最為頻繁的時期。正如張岱年先生所言:“在雅文中,仁是最高道德;而在俗文化中,由墨家思想演變而來的俠義被視為最高的道德;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之類,成為民間結社的道德紐帶。”所以在這些民間結社中往往是以武技為核心,其成員通過習拳練武與宗教結社相互結合,促進了形意拳在民間的傳播,也使中華武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與發展。

  在宿繼光教授的著作中記載,清朝以弓馬統一中國,為了維持統治,禁止民間私有兵器,也禁止民間傳習武術。為了反抗和自衛,習拳練武與宗教結社相互結合,促進了武術的發展,也使形意拳得到廣泛地發展。祕密結社為推動形意拳在民間的普及起到了促進作用。結社在反抗民族歧視和壓迫中,起到了組織群眾、教育和訓練武藝的作用,由於政治的需要,結社的組織、保護掩蓋了習武活動,而習武活動也成為了清代祕密結社的主要活動形式,如義和團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轟轟烈烈的反帝運動,曾經烈火燎原般地燃燒了華北大地。雖然最後在帝國主義和晚清政府的殘酷鎮壓下走向失敗,但義和團運動顯示了人民的力量,它是清末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愛國運動。義和團在反帝愛國的同時,對形意拳的傳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為形意拳的後期發展提供了持續力量。其次,結社促進了形意拳的橫向交流。隨著全國各地結社組織的發展,武術活動也相應地得以傳播,如1911年,李存義在天津創辦北方最大的民間武術團體——中華武術會,李存義曾經在1900年到太谷,太谷形意拳大師車毅齋 先生傳授其十二形拳、挨身炮等形意拳套路。1911年,在中華武術會中李存義親任會長,並教授形意拳,為形意拳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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