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殺了多少人?

誰是手上沒有沾滿鮮血的人？——讀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餘傑）

近二十年來歷史學界關於延安整風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有兩本，一本是大陸學者高華的《

》，一本是臺灣學者陳 永發的《延安的陰影》。前者以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崛起為主線，從井岡山、瑞金、長征到延安，剝繭抽絲地揭示了毛澤東如何通過逐步實現對軍權和祕密特務系統 的絕地控制，從而戰勝了博古、張聞天、周恩來、張國濤、王明等黨內的競爭對手，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前成為黨政軍三位一體的一言九鼎、無人制約的領袖。另一方 面，通過延安整風，毛全面清除了中共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進而將中共變成其私人政黨、將毛澤東思想變成最高 的、也是惟一的意識形態，其間所產生的一系列概念、範式，在一九四九年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而後者則更多從延安整風過程中的一些個案入手，如 王實味託派、日本特兼國特案、張克勤紅旗黨案等，分析了整風、審幹、反特等一套毛澤東發明的獨一無二的政治迫害技術是如何形成的，這套技術又是怎 樣成功地消滅黨內所有的不同意見毛澤東根據由整風得來的人事資料和檔案系統，審查和控制從同僚到基層黨員的每一個人，徹底解決了所謂兩條心和半 條心的問題，實現了近代中國皇權崩潰以後，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等人夢寐以求、卻無法達成的無冕帝王的夢想。

直到今天，官方史學 部分否定文革，卻仍然將延安整風當作勝利的經驗來宣揚和效法。其實，不否定延安整風，就無法從根子上否定文革。反之，肯定延安整風，也就意味著文革的毒素 仍然潛伏在中共的現行政體之內。我曾經撰文將延安整風稱之為前文革時代，如果用這樣的思路去看待中共黨史，就不會天真到認為中共是在文革之後才發展 成獨裁政黨的。其實，文革不是中共的分水嶺，反右也不是，甚至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新政權也不是。中共從一建立的時候起便是一個崇尚獨裁和暴力的團 體，它並不是後來才腐化墮落的。以延安時代為例，那時候的中共固然可以憑藉抗日的宣傳和民主的標榜，吸引若干進步青年和知識分子，但如果經歷了血雨腥風的 延安整風之後，仍然認為中共能夠將中國帶入一個光明的未來，那就不僅是智力上的愚蠢，而且是道德上的虛妄了。

從延安整風到文革，中共的極 左思想和權謀政治一以貫之，文革的發生不是一個偶然或失誤，也不是毛澤東的心血來潮，而是中共的

統治模式及意念核心必然締結出的果實

。作為一名歷史學家， 陳永發意識到了延安整風與文革之間的必然聯繫，他指出：毛澤東到其晚年，日暮窮途，倒行逆施，發動文化大革命，把群眾路線的審幹和反奸驟然推廣到全中 國，其豪氣固然上幹雲霄，其狂妄也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大災難，冤、假、錯案無數，而中國經濟至少倒退十年。在我看來，《延安的陰影》 一書最為精彩的部分是：作者選擇了四個典型的延安經驗進行解剖麻雀式的個案分析，透視延安整風如何席捲黨、政、軍、學各機關和基層單位，這四個部門及 其主導者分別為：周揚在延安大學、王子宜在行政學院、胡耀邦在軍委會二局和曹軼歐在延安縣。

在黨內要獲得高層的信任，必需歃血為盟

不是用自己的血，乃是用別人的血

。以中共兩名遭到罷黜卻在民間享有崇高威望的總書記為例，一個是被李銳譽為黨的良心的胡耀邦，一個是被李銳譽為黨的 頭腦的趙紫陽，他們同樣不能免於血汙。儘管我們肯定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八十年代推進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他們試圖讓中國走向民主化的努力，以及堅持真理舍 棄權力的勇氣，但我們不能為他們遮掩那些負面的歷史。趙紫陽在五六十年代主政廣東期間，曾經賣力地執行毛澤東的極左政策，導致大量農民悲慘地死於饑荒之 中；而胡耀邦在黨內嶄露頭角的時間更早，在長征期間便是赫赫有名的紅小鬼，到了延安之......

整風運動死了多少人

建國前的整風運動促進了全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提升，促進了全黨的團結，全黨在是非面更加清楚，肅清了許多非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壞風氣。至於您要問的是康生他們在整風期間搞的搶救失足者運動的確是非常惡劣的，康生利用手中掌握的整風審幹大權，在延安各機關單位、學校發動了"搶救失足者運動"，大搞逼、供、信。巴掌大的延安地區，僅僅在幾天內就揪出所謂"特務份子"一千四百多人。由周恩來負責領導的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黨員更是普遍地成為被懷疑的對象，被誣指為"紅旗黨"(即打著紅旗的假共產黨)，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錯案。就連毛澤東後來十分信任的何塵施，當時僅因在中央統戰部作為王明的副手，同時有過留蘇的經歷，也被關押批鬥，妻子被迫跳井，搞得家破人亡。一時間，整個延安地區"特務如麻"，弄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籠罩在一片恐怖的氣氛之中。

但是沒等造成特別嚴重的影響，毛澤東同志就及時制止並且糾正了嚴重的錯誤。

下面是史料

毛澤東公開道歉

康生這個人心狠手辣，在“搶救”運動中就暴露出來。陸定一記得，《解放日報》報社有一位總務科科長，是河南人，捱整受不了，刎頸自殺，本來已經搶救過來，可康生還是說他是河南的“紅旗黨”，是死特務。這個同志聽說後，把紗布扯掉，終於死了。

這樣的“搶救”，把15000人打成特務、奸細，許多黨員幹部都很氣憤，向中央反映。劉少奇親自找毛澤東談話，問道：邊區這麼多特務，為什麼沒有發生大的洩密事件？徐特立多次質問康生，你說那麼多同志都是特務，拿出證據來！

1943年8月，黨中央作出《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強調在整風審查幹部中，反對逼供信，並提出具體的九條方針。毛澤東意識到“搶救”運動的問題，說“這是青年人的災難”。他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並在11月5日規定“為了弄清線索而逮捕的特務分子不得超過5%，並一經坦白，立即釋放。”

1943年10月，黨中央決定整風運動進入總結階段，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認為審幹有“肅反擴大化”的傾向，糾正了“搶救”運動的錯誤。隨後展開的甄別平反工作，直到1945年“七大”前夕才結束。

毛澤東後來在許多公開場合，向受害同志公開賠禮道歉。直到1945年初，他在延安中央黨校作報告時，還說“搶救”運動時發生了過火的“左”的錯誤，過火要不得，群眾逼供信不好，並說“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他把手舉到帽檐下：“現在，我把戴錯了的帽子給你們取下來，陪個不是。”“你們也該還我一個禮吧，你們不還禮，我這手就放不下來了。”會場上，同志們熱淚盈眶，熱烈鼓掌。

參考資料：資深歷史教師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搞肅清死了多少人

區分1942年整風與1957年整風 從區別“黨八股”和“官僚主義”著手。 “黨八股”從歷史來看，黨八股是對於五四運動的一個反動。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那時的統治階級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總之，那時統治階級及其幫閒者們的文章和教育，不論它的內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條式的。這就是老八股、老教條。揭穿這種老八股、老教條的醜態給人民看，號召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就是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這個反對老八股、老教條，產生了洋八股，這種毛病傳染給共產黨內的一些人，就產生了黨八股。 1942年2月，抗日戰爭正處在最艱苦的相持階段，在共產黨內，主觀主義學風、宗派主義黨風和黨八股的文風有擡頭的傾向，這是抗戰勝利的嚴重障礙。為提高全黨馬列主義水平，奪取抗戰勝利，我們黨開展了整風運動。 整風運動的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實際是通過整風，達到了思想上的高度統一。 57年時，共產黨已經成為執政黨，容易犯“官僚主義”錯誤，所以把反“官僚主義”放在了首位。

共產黨.內部鬥爭經過多次互相殘殺.究竟死了多少人

國內的未建國之前一個延安整風運動就弄死了好多人，但具體的研究記載幾乎為零，很明顯的政治禁區好不。國外的前蘇聯斯大林肅反運動，也是黨內鬥爭，死人在所難免。

延安整風運動詳情！~

整風運動 ，一般又稱作 延安整風 ，是中國共產黨自1942年2月開始在陝甘寧邊區延安根據地所發動的一場政治和文化的運動，持續了約3年時間。所謂的整風是指“整頓三風”，包括“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整風運動的實行，使毛澤東在黨中央的地位更為確立，也使共產黨對於幹部和黨員的領導更為有力。 1941年6月22日德國進攻蘇聯，蘇德戰爭爆發，蘇聯無暇經營中共事務。毛澤東利用這個時機，打擊中共內部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樹立毛澤東思想，建立毛澤東一元領導。1941年至1943年，也就是延安整風期間，華北日軍反覆對中共抗日根據地進攻掃蕩，實行三光（殺光、燒光、搶光）政策。解放區人口由一萬萬降至五千萬，八路軍由四十萬降至三十萬，新四軍由十三萬降至十一萬。同時國民黨政府也因皖南事變，對陝甘寧邊區進行經濟封鎖，根據地生活極為艱苦 整風的開始和推行單位 毛澤東在1942年2月中共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宣佈展開整風，黨校校長鄧發加以響應，但其方針與毛澤東所期望有所不同，於是毛澤東親自接任校長，並由彭真主持校內推展整風的工作，同年5月，他和劉少奇、康生三人組成總學習委員會用以領導黨員和軍隊人員學習。由康生選拔各機關學校及軍隊中負責整風的幹部，來督促各單位首長主持整風。 [編輯] 整風的學習內容 各機關的成員組成學習小組，來學習中央指定的二十二個文件，包括官方文件和個人著作講話，其中以毛澤東的著作佔六篇最多，而雖然也有許多國外作者如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但在實行上被列為居次。 文件的內容主要在建立一套用於黨員和幹部的理想標準，包括以黨的利益為重，服從上級機關領導，不搞小團體，不搞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重視馬列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遵從群眾觀點和上級指示，多吃苦少享樂等。這些原則要作為黨員自我批評的標準。 [編輯] 自我批評和治病救人 根據學習內容的行為標準，在整風中各黨員和幹部要開始檢討自己、其他人以及各單位，大家被要求把自己的一切背景、行為甚至內心深處想法誠實交待清楚，毫不保留，然後讓彼此相互批評，相互糾正，努力把同志的缺點指出，猶如把人的疾症找出，再加以醫治，救助同志能重回正軌，這種批評方式的內容雖是新的事物，但在思想上與中國傳統的道德主義的精神有所結合。 到了後期，配合“反左”、抓“內奸”等運動的推行，更加對於各黨員幹部嚴格審查和強加自我檢討，也造成無端清查出大量“特務”，實際上真正的特務分子佔得不多，不少人受到冤枉後來才被平反。但相較於早期江西時期的肅反的大量殺戮的情形，整風用較不血腥的方式，達成了對黨員行為想法加以“導正”，加強幹部的團結以及服從精神。 [編輯] 對王實味的批鬥和文藝的控制 剛開始實行整風時，大家的互相批評的積極性不如想像中好，因此上級鼓勵大家積極對黨作批評，強調“言者無罪”，並運用牆報的方式提出批評，但後來王實味等人的影響下，許多人開始進一步發展成黨員批判中央高層，許多文藝人士發表延安黑暗面相關的文章，這引起高層的反彈，認為他們的作法是“冷潮熱諷，暗箭傷人”，毛澤東以王實味為目標，開始指責王實味的作法，並引起其他人對他的批評，先要求他自我批評回改未得迴應之後，加以大力打擊，最後將他打為託派，以至於被祕密槍決。 隨著對王實味的鬥爭的同時，毛澤東又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文藝是必須“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而服務的，進一步加強了對文藝工作的控制。 [編輯] 高級幹部中的整風 ......

延安整風時的延安和紅色高棉時的柬埔寨有什麼區別？

你這問題問的好。我正好研究過 哈哈。

首先說下延安整風運動吧。當時延安主要出現的問題是處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關係。國民黨所代表的必然是資產階級，地主啊什麼的了，當時共產國際想讓共產黨完全服從國民黨，接受罰民黨的領導，共同對抗日帝。當時就是為解決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危害，必須從思想路線上加以徹底解決。

第二，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一度引起黨內思想混亂，必須予以肅清。

第三，皖南事變的發生，促使毛澤東思考如何儘快改變與共產國際的關係，這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導火線。

紅色高棉 與延安整風區別可大了。紅色高棉的領導人 波爾布特 在外國讀了幾年書腦裡出現了奇異的想法，（其實他本人肯定不是農民）想要建立“最純潔”的共產主義，要消滅一切資產階級和私有制。他學習了 毛主席當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把所有城市裡的人趕到鄉下，直接消滅城市、取消貨幣、取消正常的夫妻關係，一切受政府配給控制，以前的商人等非農人員直接遭到屠殺，所有人被分配到類似於集中營的地方，反抗的被殺，累死的餓死的不計其數。首都金邊變成空城。

延安整風時才是中國革命剛剛搞起，怎麼可能犯如此左傾的錯誤呢。所以說區別太大了。

皇帝的整風運動：高祖太祖們為什麼愛殺功臣

劉邦一個區區亭長，數年內滅秦平楚，與其知人善任的品格不無關係，然而登基之後，他又對昔日的戰友揮起屠刀

打天下時，這些文人武將是寶，等到天下太平，這些謀士猛將就是草，是皇帝心頭的一根刺。

皇帝害怕，執掌六合的天子也怕這些互相都知根知底的老朋友。

鄭宏衛在《開國功臣宿命論》中提出，開國功臣的三種歸宿：誅殺（劉邦、朱元璋）、供養（劉秀、趙匡胤）、任用（李世民）。而產生不同歸宿的五個條件則是：登基年齡（考慮到嗣君年幼，避免功臣驕橫篡位）；帝王氣質（文化素養如何）；功臣才略（是否文武雙全，能夠適應國家形式的變化，出將入相。）；君臣關係（君臣之間的親戚關係、朋友關係、鄉黨關係，君臣之間是否互相信任，功臣何時投奔，感情是否經過考驗）；內外形式（國家內外動盪，必然首先處理這些問題，當國家太平了，首要矛盾就變成了如何處理功臣）。

歸根結底，開國皇帝殺功臣就是害怕被篡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