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揭示了什麼?
《儒林外史》的主要內容
元朝末年，諸暨縣的一個村子裡有一個少年叫王冕，因家境貧寒，他從小替人放牛，聰明穎悟，勤奮好學，他畫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並且他博覽群書，才華橫溢。他不願意接交朋友，更不願意求取功名利祿。縣令登門拜訪，他躲避不見；朱元璋授他“諮議參軍”的職務，他也不接受，心甘情願的逃往會稽山中，去過隱姓埋名的生活。
明朝立國，推行八股取士制度，王冕不禁感嘆：這種以八股文形式取士的制度不僅不會為國家選到真正的人才而且將來的讀書人恐怕也只有這一條榮身之路了，他們因此會把學問、道德、做官、退隱的準則都看得輕了。這是一代文人碰上了厄運！王冕是反對八股取士、自甘清貧的隱士，然而在當時的社會裡，像王冕這樣的人實在太少了。在王冕死後百年的明朝成化年間，文人們所走的是一條醉心於科舉功名的歧路。
明憲宗成化末年，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有一位教書先生，名叫周進，他為了能夠出人頭地，榮耀鄉里，屢次參加科舉考試，可是60多歲了，卻連秀才也未考上。
一天，他與姐夫來到省城，走進了貢院。他觸景生情，悲痛不已，一頭撞在了號板上，不省人事，被救醒後，滿地打滾，哭得口中鮮血直流。幾個商人見他很是堪憐，於是湊了二百兩銀子替他捐了個監生。他馬上就向眾人磕頭，說：“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
不久，周進憑著監生的資格竟考中了舉人。頃刻之間，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是朋友的也來認做朋友，連他教過書的學堂居然也供奉起了“周太老爺”的“長生牌”。過了幾年，他又中了進士，升為御史，被指派為廣東學道。在廣州，周進發現了范進。為了照顧這個54歲的老童生，他把范進的卷子反覆看了三遍，終於發現那是一字一珠的天地間最好的文章，於是將范進取為秀才。過後不久，范進又去應考，中了舉人。
當時，范進因為和周進當初相似的境遇，在家裡倍受冷眼，妻子對他呼西喚東，老丈人對他更是百般呵斥。當范進一家正在為揭不開鍋，等著賣雞換米而發愁時，傳來范進中舉的喜報，范進從集上被找了回來，知道喜訊後，他高興得發了瘋。好在他的老丈人胡屠戶給了他一耳光，才打醒了他，治好了這場瘋病。轉眼功夫，范進時來運轉，不僅有了錢、米、房子，而且奴僕、丫環也有了。范進母親見此歡喜得一下子胸口接不上氣，竟一命歸了西天。胡屠戶也一反常態，到處說他早就知道他的女婿是文曲星下凡，不會與常人一樣的，對范進更是畢恭畢敬。後來，范進入京拜見周進，由周進薦引而中了進士，被任為山東學道。范進雖然憑著八股文發達了，但他所熟知的不過是四書五經。當別人提起北宋文豪蘇軾的時候，他卻以為是明朝的秀才，鬧出了天大的笑話。
科舉制度不僅培養了一批庸才，同時也豢養了一批含官汙吏。進士王惠被任命為南昌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詢問當地的治安，不是詢問黎民生計，不是詢問案件冤情而是查詢地方人情，瞭解當地有什麼特產，各種案件中有什麼地方可以通融；接著定做了一把頭號的庫戥，將衙門中的六房書辦統統傳齊，問明瞭各項差事的餘利，讓大家將錢財歸公。從此，衙門內整天是一片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衙役和百姓一個個被打得魂飛魄散，睡夢中都戰戰兢兢。而他本人的信條卻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朝廷考察他的政績時，竟一致認為他是“江西的第一能員”。
高要縣知縣湯奉，為了表示自己為政清廉，對朝廷各項法令嚴加執行。朝廷有禁殺耕牛的禁令，湯奉不問因由，竟然將做牛肉生意的回民老師父活活枷死，鬧得群眾義憤填膺，鳴鑼罷市。事發後。按察司不僅沒有處罰湯奉，反而將受害的回民問成“奸發挾制官府，依律枷責”之罪。如此“清廉”的知縣，一年下來居然也搜刮了八千兩銀子。
官吏們貪贓枉法，而在八股科舉之下，土豪劣紳也恣意橫行......
儒林外史主要採用了哪些諷刺手法
《儒林外史》是我國古典長篇小說諷刺藝術的高峰,其諷刺藝術手法主要表現為,善於選擇富有特徵性的細節,編織戲劇性的情節,運用人物語言描寫和誇張、對比的手法來刻畫人物性格,揭示科舉制度的罪惡本質,以達到諷刺效果.
廣泛強烈的藝術對比 吳敬梓採用廣泛而又強烈的藝術對比手法,成功地塑造各種類型的人物形象,成為《儒林外史》諷刺藝術最顯著的特色.他在刻畫人物時,常常並不直接說明自己的意圖,而是通過尖銳的對比,在作品的字裡行間透露出深刻的含意,引導讀者一道去愛其所愛,憎其所憎.王冕、虞育德、杜少卿、莊紹光等是作者理想中“振興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現,成為衡量全書人物的尺度,力求達到“敷陳大義”和“隱括全文”的目的.王冕屬正面的形象,寄託了作者的理想與主張.
真切傳神的細節描寫 吳敬梓通過真切而又傳神的細節描寫,揭示各種人物豐富複雜的內心活動和獨特的行動,反映各類社會矛盾,構成《儒林外史》諷刺藝術的另一特色.讀過《儒林外史》的人,誰也不會忘記馬二先生和王玉輝這兩個人物.馬二先生心地善良,慷慨疏財、仗義扶危是他性格的主要方面,同時他也有迂腐的缺點,在遊西湖的過程,表現得十分清楚.
利用藝術誇張,產生強烈的諷刺效果.我們知道,誇張是為了增強效果採取的放大手法,其本質是形象的強化.范進中舉發瘋,胡屠戶打了范進一巴掌,再也回不過手指來,都是寓諷刺於誇張之中,這些高度的誇張突出了本質.范進對名利的潛心追求把命運押在科舉業上,若痴若狂的精神狀態；胡屠戶的勢利、迷信、愚蠢都是人物性格的本質.作者把這些真實本質的東西通過變形、誇張,成倍的誇大,使其原形畢露.這樣就達到意趣橫生,諷刺之光四射,給人留下強烈的印象,起著深刻批判作用.
清新生動的文學語言 吳敬梓用清新而又生動的文學語言,幽默而又帶著冷嘲熱諷的筆調,表達他的思想感情和塑造鮮明的藝術形象,使《儒林外史》在語言運用方面也取得突出的成就.全書的語言是生動的富有表現力的,同時也非常準確、凝練、並善於運用白描的手法進行藝木創造.
《儒林外史》，長篇小說，清代吳敬梓作。五十六回。成書於1749年（乾隆十四年）或稍前，先以抄本傳世，初刻於1803年（嘉慶八年）。以寫實主義描繪各類人士對於“功名富貴”的不同表現，一方面真實的揭示人性被腐蝕的過程和原因，從而對當時吏治的腐敗、科舉的弊端禮教的虛偽等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諷；一方面熱情地歌頌了少數人物以堅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對於人性的守護，從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白話的運用已趨純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畫也頗為深入細膩，尤其是採用高超的諷刺手法，使該書成為中國古典諷刺文學的佳作。 該書代表著中國古代諷刺小說的高峰，它開創了以小說直接評價現實生活的範例。
儒林外史 周進中了什麼進士
《儒林外史》是我國清代中葉一部著名的諷刺小說，魯迅最喜愛的是《儒林外史》。他說：“寓譏彈於稗史者，晉唐已有，而明為盛，尤在人情小說中。然此類小說，大抵設一庸人，極形其陋劣之態，藉以襯托俊士，顯其才華，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於‘打諢’。……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儒林外史》對封建社會揭露得深刻透徹，它的諷刺手法淋漓盡致，讀過此書，使人“乃覺身世酬應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它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影響，它在繼承中國古代諷刺藝術的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創造，把中國古代諷刺藝術推向了新的高度，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一、漫畫式的外形描寫
通過漫畫式的外形描寫，來表達作者鮮明的愛憎感情，這是小說中常用的手法。《儒林外史》的肖像描寫，用極精練的語言，談談幾筆就能突出人物的主要特徵，而且由表及裡，形神兼備。如第二回裡寫夏總甲“正說著，外邊走進一個人來，兩隻紅眼邊，一副鍋鐵臉，幾根黃鬍子，歪戴著瓦楞帽，身上青補布衣服就如油簍一般；手裡拿著一根趕驢的鞭子，走進門來，和眾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單是這簡淡的幾筆外形的描寫，就栩栩如生地刻畫出一個令人可厭的下層官吏的形象，他地位不高，生活也困窘，但卻擺資格，拿架子，耍一點小威風，是地方上小有權勢的一個無賴。很顯然，作者的態度是嘲笑中有透出憎恨的。再如，范進因中舉喜極而瘋的精彩片段就是一例，作者寫到：“（范進）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著，往後一跤跌倒，牙關緊咬，不省人事”。“中舉發瘋”在當時的士人中雖不是普遍現象，卻也是“會有的實情”。作者正是運用這種誇張的手法，通過“一拍、一笑、一說、一跌”幾個動作，就把范進狂喜而瘋、昏厥倒地的情景突現出來。接著，作者又描繪一幅更精彩的漫畫：“（范進）一腳踹在塘裡，掙起來，頭髮都跌散了，兩手黃泥，淋淋漓漓一身水”。范進這種瘋狂十足、狼狽不堪的醜態怎不令人捧腹大笑？
還比如第三回裡寫范進進考場時，也有一段極其精彩的外形描寫，是從周進的眼中來著筆的：“周學道坐在堂上，見那些童生紛紛近來：也有小的，也有老的，儀表端正的，獐頭鼠目的，衣冠楚楚的，襤褸破爛的。落後點進來一個童生來，面黃肌瘦，花白鬍須，頭上戴一頂破氈帽。廣東雖是地氣溫暖，這時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還穿著麻布衣服，凍得乞乞縮縮，接了卷子，下去歸號。”粗粗幾筆，就勾勒出了范進落魄是的一副可憐相，充滿了作者深切的同情。
二、 運用誇張進行諷刺
作者善於對人物的最富特徵的細節進行誇張的描寫，即把某種需要否家的東西延伸放大，以揭示出這個人物的真實面目。如寫范進中舉發瘋，一出門就讓他摔了一跤，故意出這個新中舉人的洋相：“走出大門不對路，一腳踹在塘裡，掙起來，頭髮都跌散了，兩手黃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眾人拉他不住，一直走到集上去了。”最著名的例子是寫嚴監生臨死前伸著兩個指頭不肯斷氣，因為他不會說話，大家就胡猜，有說是為兩個人的，有說是為兩件事的，有說是為兩筆銀子的，有說是為兩處田地的，紛紛不一，他都搖頭表示不是。還是剛扶正不久的趙氏懂得他的心思，她“分開眾人，走上前道：‘爺，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為那盞燈裡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他這才“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是就沒了氣。”從而造成強烈的喜劇效果，這個守財奴的形象躍然紙上。對於慳吝財主的諷刺，真是由表入裡，深入骨髓。此外象胡三公子買鴨子前先拔下耳挖子戳戳脯上的肉，看肥不肥；胡屠戶打了範......
儒林外史》又具有了怎樣的價值和意義
《儒林外史》，長篇小說，清代吳敬梓作。《儒林外史》是中國傳統小說中最優秀的作品之一，魯迅、胡適、張天翼等現代文學家都對《儒林外史》有獨到的體會和研究，致使這部作品在現代文壇備受矚目，影響到現代小說的創作。《儒林外史》對晚清小說的示範作用是明顯的，而晚清小說又給後來的小說創作提供了更多方面的參照。《儒林外史》對現代文壇的影響深遠，並促生了“故事集綴型”小說的興盛。——常識文學篇。
儒林外史一般會考到什麼題目
吳敬梓（1701—1754）字敏軒，晚年自號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絕，官也做得相當發達，有過五十年“家門鼎盛”（吳敬梓《移家賦》）的時期，但到了他父親時已經衰敗。他少年時代生活還頗優裕，隨父親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這種教育並不侷限於八股文訓練，還涉及到經史、詩賦。
祖輩的科第發家和當時的家門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舉業，二十歲時考上了秀才，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
三年後父親亡故，他的生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繼承了一筆豐厚的遺產，族人欺他這一房勢單力孤，蓄意加以侵奪，這使他看到人情世態的涼薄，並由此產生了對家族的厭惡和反抗的情緒，祖傳遺產也在短短几年內隨著這種情緒的增長而加速散盡：他一面往來於家鄉與南京，涉足花柳風月之地，肆意揮霍；一面隨意散發錢財給向他求助的人。他被鄉里視為“敗家子”而“傳為子弟戒”（吳敬梓《減字木蘭花》詞）。而且他幾次鄉試都沒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親友的歧視，感到在家鄉很難居住下去，便在三十三歲時把家搬到了他所喜愛的有著名山勝水的南京。
到南京以後，家境雖已很困窘，但他仍過著豪放倜儻的生活，與四方文酒之士交遊，甚至在沒落之中，仍變賣了家產，以葺先賢祠。同時，他對仕途也失去了興趣。三十六歲時，安徽巡撫趙國麟推薦他入京應“博學鴻詞”科考試，他也稱病不去。而他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主要靠賣文和朋友接濟過活，有時竟到了“囊無一錢守，腹作於雷鳴”，“近聞典衣盡，灶突無煙青”（程晉芳《寄懷嚴東有》）的地步。雖然他性格豪爽，但內心的辛酸還是難免的。當他的好友程晉芳也陷入困境時，他感慨地說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奈何！”（程晉芳《文木先生傳》）
吳敬梓是舊時代一種很特別的人物。《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借高先生對杜少卿的批評，描繪出他自己的精神面貌來：
他這兒子就更胡說，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著相與，卻不肯相與一個正經人。不到十年內，把六七萬銀子弄的精光。天長縣站不住，搬在南京城裡，日日攜著乃眷上酒館吃酒，手裡拿著一個銅盞子，就像討飯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這樣子弟。學生在家裡，往常教子侄們讀書，就以他為戒。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著，上面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
這裡正是寫出了吳敬梓與由“正經人”所組成的世界和他們的人生規範的衝突。在吳敬梓看來，在所謂“正經人”的世界裡，人心為功名富貴和虛假的道德所掩蔽，失去了生命應有的健康性，更失去了求知和求真理的熱情，倒不如“和尚道士、工匠花子”生活得自然本色。他必須從這個“正經人”的世界中逃脫出來，才不致使自己的生命遭到窒息。
但生活的理想究竟在哪裡，這對吳敬梓仍然是艱難的課題。他看到“衣冠人物”的墮落，想到的是原始儒學以人格修養為先的原則，覺得講求禮樂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處”，才是挽救士風的途徑。他晚年曾用心於經學，認為這是“人生立命處”（《文木先生傳》），並曾著《詩說》（已佚）。他的這種努力，與時代風氣是一致的。清代重實證的經學，在一部分學者那裡具有同教條化、官方化的程朱理學相對抗，通過對儒家經典的重新闡釋來改造社會文化的用意，正如皮錫瑞論清代“經學復盛”的原因，謂“一時才俊之士，痛矯時文（指八股）之陋，薄今愛古，棄虛崇實”（《經學歷史》）。
當然，這種以古老經典為依據的思想學說所能達到的實際效果是極有限的，它對於吳敬梓也只是一種晚年生活的寄託而已吧。
《儒林外史》約作於吳敬梓四十歲至五十歲時，這正是他經歷了家境的劇變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時期。此書現在所見的最早刻本（臥閒草堂本）為五十六回，而程晉芳在《文木先生傳》中記為“五十卷”（即五十回），他......
儒林外史揭露了 5分
反對科舉制度和封建禮教的毒害，諷刺因熱衷功名富貴而造成的極端虛偽、惡劣的社會風習。
儒林外史 中“儒林” “外史”各是什麼意思？
“儒林”一詞源出《史記·儒林列傳》，是“儒者之林”，指學術界等。
國史列傳，自然是“正史”，作者專門以“外史”為書名，正是為了作區別。
正如作者的摯友程晉芳在《懷人詩》中所揭示的：“外史記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史傳。”則是作一正統記史之外的的儒林傳記，並且作者有意把書中故事假託發生在明代，以類“正史”，而實際上描繪的卻是清代廣泛的社會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時代的文人在科舉制度毒害下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