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易斯均衡指的是什麼?

威廉·阿瑟·劉易斯的鑽研經濟

劉易斯對這個主題感興趣，乃是衍生自他個人反對帝國主義的信念。他還記得7歲那年，父親曾帶他參加當地的馬卡斯·加維協會的聚會。因此，他生平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就是由費邊社發行的名為《西印度群島的勞工》的小冊子，也就不足為奇了。該書敘述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工會運動的崛起，特別是三十年代工會與政府之間的激烈衝突。該書並不是宣傳手冊，而是根據報紙的報導以及和工會領袖的訪問對話所彙編而成的。他在倫敦遇見在全球各地反對帝國主義的同志，並著手對英國殖民帝國及其統治措施進行系統性的研究——如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又如在肯尼亞嚴禁非洲人種植咖啡，迫使他們投身勞力市場，賺取繳稅所需的現金。到了大戰期間，人們可以感覺到整個氣氛在轉變。在和許多反帝國主義者，特別是英國工黨的國會議員交換意見之後，劉易斯感覺到權力核心已經對維繫帝國失去興趣，也準備逐漸放棄。1943年，他甚至還受殖民辦公室邀請，擔任新成立的經濟諮詢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在他的建議之下，該委員會對各個經濟部門的經濟政策，進行了系統化的調查。從這個過程中，劉易斯才清楚地瞭解，政府官員對於哪些是該做的事，彼此之間的歧見有多大。1946年，倫敦經濟學院為來自各殖民地的社會工作者，開了為期一年的特別課程，劉易斯應邀講授基本經濟學。但他實際講授的是經濟政策。他記得，有一位學生在課堂上痛斥英國派駐該國總督的某些政策，劉易斯打斷了他，並且說：“假如你是貴國的部長，你會怎麼做？你的國家將會在10年內獨立，那時你可能擔任部長或部門主管。數落英國政府的各項罪狀，並沒有任何禆益。你需要自己有一套積極的方案。你在倫敦經濟學院的這一年，就是讓你有機會學習如何面對各種棘手的問題。”劉易斯對時間的預估稍嫌太早，這位學生的國家，系經過17年而非10年才宣告獨立——但除此之外他都相當正確，該名學生後來真的成為了部長。這段故事可以用來闡釋劉易斯著作中的一個重點。劉易斯個人一直深信不疑，對經濟成長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將自己擁有的資源發揮到極致，外在事件只是次要的因素。經濟發展的專家應該要能提供給官員務實的建議。然而，劉易斯本身卻沒有嚴格遵守這樣的信條。他對歷史的過程有興趣，偶然也涉獵國際經濟秩序的哲學思維，但其實思考與著述最勤的，仍是國內政策的課題。1948年，劉易斯前往曼徹斯特擔任正教授，開始有系統地講授發展經濟學的課程。該課程特別強調政策面，因此必須對社會學與政治實務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實務上，有些經濟學家太強調價格機能，而忘卻了有時從制度面著手改變可能比價格的改變更易解決問題。同樣地，也有若干結構派經濟學家，極力避免使用價格作為政策工具，因為它可能對所得的分配與波動產生不利的影響。在這兩派經濟學家之間，劉易斯算是立場中庸。1955年，他出版了《經濟成長理論》一書，目的之一即是要具體說明這些論點，同時對經濟面有興趣的人，也會發現到該書對社會面作了完整的鋪陳。劉易斯對發展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是所謂的兩部門模型，也是經過對長期所得分配的觀察與深入研究所獲致的成果。根據他曾讀過的約翰及色芭拉·漢蒙德的研究報告，產業革命並未提高城市的工資水準。假如這項結論是正確的，那就可以解釋何以國民所得的組成中，利潤所佔的比例會提高，這與新古典學派經濟學者所預期的利潤比例為固定的觀點，可以說完全相反。實際工資的恆常不變，劉易斯認為與另一項難解之謎有關。為數不少的發展中國家，已經發展了相當長的時間，例如斯里蘭卡已經開發了100年。為什麼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準還是那麼低？這對已受相當程度文明洗禮的斯里蘭卡，又是怎麼回事？ 要解答這兩個問題，必須打破既有知識上的局......

劉易斯拐點的概念提出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發展經濟學的領軍人物、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 Arthur Lewis）發表了題為《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劉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他認為，經濟發展過程是現代工業部門相對傳統農業部門的擴張過程，這一擴張過程將一直持續到把沉積在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餘勞動力全部轉移乾淨，直至出現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時為止（這時到來的即為劉易斯第二拐點，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二元經濟完全消解，經濟開始進入新古典主義體系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便是按新古典學派的方法確定的均衡的實際工資。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勞動力過剩，工資取決於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餘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取決於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剩餘變為短缺，相應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開始向上傾斜，勞動力工資水平也開始不斷提高。經濟學把聯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稱為“劉易斯轉折點”。1972年，劉易斯又發表了題為《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劉易斯提出了兩個轉折點的論述。當二元經濟發展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短缺，此時由於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第一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在“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二元經濟發展到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的第二階段後，隨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業剩餘進一步增加，農村剩餘勞動力得到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足以超過人口的增長，該部門的工資最終將會上升。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時，也就是說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體相當時，意味著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結束二元經濟的勞動力剩餘狀態，開始轉化為新古典學派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第二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二拐點”開始到來。顯然，“劉易斯第一轉折點”與“劉易斯第二拐點”的內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標誌性的象徵意義，前者的到來為後者的實現準備了必要的前提條件，但後者的意義是決定性的。對照“費景漢—拉尼斯模型”中的三階段劃分，該模型中從第一階段轉化到第二階段的過渡點即為 “劉易斯第一拐點”，該模型中從第二階段轉化到第三階段的過渡點即為“劉易斯第二拐點”。

舒爾茨認為什麼完全可以成為靚麗的經濟增長點

舒爾茨經典的農經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是根本，諾斯說產權和制度是決定因素，劉易斯結合二元理論走新古典道路證明了產業均衡的實現，羅斯托說在於資本積累實現起飛等；從經濟增長理論來說，經濟增長的源泉本來就是頗具爭議的話題，從索洛到哈多到劍橋之爭到新古典再到超越索洛，至今沒有統一的說法，你可以結合宏觀經濟和發展經濟學看；不同國家的發展方式和路徑不盡相同，研究起來角度也不一樣，結合中國具體情況，普遍認為技術進步、資本投入（包括人力）、制度變遷等起了重要作用，還有一些專家從中央意識、地方改革、社會結構、產權等方面考慮農業和農村的變化，都是有一定意義的和理論基礎，至於非要刨根問底說真正源泉恐怕單從某一個角度都無法解釋這樣的發展過程，農業的發展和增長是一個長時期複雜的系統過程，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如此專業的問題在這裡一下搞明白是不可能的，可閱讀和參考農業經濟和發展經濟相關文獻。

在發展經濟學中什麼是不變制度工資

費·拉模型中把不變的平均收入水平叫不變制度工資

拉尼斯－費模式（Ranis－Fei model）一種從動態角度研究農業和工業均衡增長的二元結構理論。是1961年費景漢(John 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改進，他們認為因農業生產率提高而出現農業剩餘是農業勞動力流入工業部門的先決條件。

費景漢和拉尼斯認為，劉易斯模式有兩點缺陷：

（1）沒有足夠重視農業在促進工業增長中的作用；

（2）沒有注意到農業由於生產率的提高而出現剩餘產品應該是農業中的勞動力向工業流動的先決條件!兩人對這兩點作了補充，從而發展了劉易斯模式。

劉易斯拐點的理論屬於宏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

微觀經濟學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區別

（1）研究對象不同。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單個經濟單位，如家庭、廠商等。正如美國經濟學家J·亨德遜（J·Henderson）所說“居民戶和廠商這種單個單位的最優化行為奠定了微觀經濟學的基礎”。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則是整個經濟，研究整個經濟的運行方式與規律，從總量上分析經濟問題。正如薩繆爾遜所說，宏觀經濟學是“根據產量、收入、價格水平和失業來分析整個經濟行為。”美國經濟學家E·夏皮羅（E·Shapiro）則強調了“宏觀經濟學考察國民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的功能。”

（2）解決的問題不同。微觀經濟學要解決的是資源配置問題，即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以實現個體效益的最大化。宏觀經濟學則把資源配置作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會範圍內的資源利用問題，以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3）研究方法不同。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個量分析，即研究經濟變量的單項數值如何決定。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則是總量分析，即對能夠反映整個經濟運行情況的經濟變量的決定、變動及其相互關係進行分析。這些總量包括兩類，一類是個量的總和，另一類是平均量。因此，宏觀經濟學又稱為“總量經濟學”。

（4）基本假設不同。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市叮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認為“看不見的手”能自由調節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宏觀經濟學則假定市場機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調節經濟，通過“看得見的手”糾正市場機制的缺陷。

（5）中心理論和基本內容當然也不同。微觀經濟學的中心理論是價格理論，還包括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理論、分配理論、一般均衡理論、市場理論、產權理論、福利經濟學、管理理論等。宏觀經濟學的中心理論則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還包括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經濟週期與經濟增長理論、開放經濟理論等。

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

費景漢-拉尼斯模型

費景漢-拉尼斯模型（Ranis－Fei model）用一種從動態角度研究農業和工業均衡增長的二元結構理論。是1961年費景漢(John 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改進，他們認為因農業生產率提高而出現農業剩餘是農業勞動力流入工業部門的先決條件。

費景漢和拉尼斯認為，劉易斯模式有兩點缺陷：

（1）沒有足夠重視農業在促進工業增長中的作用；

（供）沒有注意到農業由於生產率的提高而出現剩餘產品應該是農業中的勞動力向工業流動的先決條件!

兩人對這兩點作了補充，從而發展了劉易斯模式。

1961年，由美國經濟學家費景漢和拉尼斯在《經濟發展的一種理論》一文中提出。該模式用劉易斯模式把不發達國家經濟部門的劃分為基礎，把雙元經濟結構的演變分為三個階段。

他們把農業勞動的流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勞動生產率等於零的那部分勞動力的流出，這部分勞動力是多餘的；

劉易斯第一拐點

第二個階段：邊際生產率大於零但小於不變制度工資的勞動力的流出。這兩個階段的勞動是農業中偽裝失業者的勞動。

劉易斯第二拐點

第三個階段：農業勞動的邊際產品的價值大於不變制度工資的勞動流出，因此這部分的農業勞動力已經變成了競爭市場的產品。

“費景漢－拉尼斯拐點”的意義是，如果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不重視農業生產，不斷向工業轉移農業資源，就會出現全社會資源都趨向於贏利高的行業，社會資源開始撤離農業，造成農產品總供給的結構性短缺，農產品價格上揚，糧食問題將不可避免。

我國人口增長的劉易斯拐點出現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發展經濟學的領軍人物、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

相關圖表

（W. Arthur Lewis）發表了題為《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劉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他認為，經濟發展過程是現代工業部門相對傳統農業部門的擴張過程，這一擴張過程將一直持續到把沉積在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餘勞動力全部轉移乾淨，直至出現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時為止（這時到來的即為劉易斯第二拐點，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二元經濟完全消解，經濟開始進入新古典主義體系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便是按新古典學派的方法確定的均衡的實際工資。

為什麼說一國充分就業並非該國勞動力完全就業

一、中外剩餘勞動力定義述評

“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說。首先提出“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或為負數的勞動力為剩餘勞動力”這一概念的是美國著名（古典學派的）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1954年劉易斯在英國《曼徹斯特學報》上發表了題為《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在論文中，劉易斯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視為一個空間分佈上的非均衡過程。這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而言，都存在一種“二元經濟結構”，即以尋求利潤為目的的城市現代工業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部門和以農村傳統的自給自足，僅以維持生計而非追逐利潤為目的農業部門為代表的所謂非資本主義部門。此種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徵是，經濟發展仰賴於現代資本主義部門的資本增殖與擴張，並有可能不斷吸納傳統的非資本主義的農業部門的勞動力；而傳統農業由於技術停滯，土地擴展的限制，特別是農村人口增長迅速，資本性投入物少，故這一部門的勞動力極為豐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對於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人口如此眾多，以致在這種（二元）經濟的較大部門裡，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等於零，甚至為負數的國家裡，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有些作者已經注意到農業部門中這種‘隱蔽’失業的存在，並說在所有情況下家庭擁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員找到其他工作，則剩下的成員仍可以耕種他們所擁有的土地。”（A.劉易斯，1989,3）A.劉易斯接著指出：“但是無論邊際（勞動）生產率是不是零或很小，這對我們的分析並不重要。在這些經濟裡，勞動力的價格是僅夠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因此，只要按這種價格提供的勞動力超過需求，則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A.劉易斯，1989,4）．劉易斯認為，城市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高於農村傳統農業部門，兩個部門的勞動者工資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業部門由於不斷擴展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鄉—城市之間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即無制度障礙）的前提下，便發生了傳統農業的剩餘勞動力向城市工業部門的轉移，然而又由於傳統農業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的性質和城市工業部門存在失業，吸納勞動力畢竟有限，故現代工業部門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只能略高於農業部門勞動者維持生計的收入水平。“資本主義部門由於指剩餘再投資於創造新資本而擴大，並吸收更多的人從維持生計部門到資本主義部門就業。剩餘越來越多，資本形成也越來越大，而且這個過程要一直維持到剩餘勞動力消失為止”（A.劉易斯，1989,12）。這便是在A.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框架內，邊際生產率為零值甚至為負數的勞動力乃是剩餘勞動力的經典定義。

對於西方學者的這一概念，我們的評價是：第一，他們對發展中國家存在二元經濟結構的理論概括無疑是符合客觀事實的，因而是正確的，也就是說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剩餘勞動力產生的基礎。第二，“零值邊際生產率”的剩餘勞動力概念運用西方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方法，從增量變化的動態角度描述發展中國家剩餘勞動力及成因，對發展經濟學的宏觀結構分析提供了成功範例，這無疑是劉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論貢獻。第三，然而A.劉易斯等人以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定義農業剩餘勞動力也存在缺陷，這主要是：其一，這一定義是以技術長期停滯，且其他生產要素（土地，資本等）不變的傳統農業為前提的，但當代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早已處於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不同階段上，遠非典型的傳統模式，完全不考慮農業轉型期農業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投入和貢獻等因素，顯然與事實不符。其二，採用零值邊際生產率來界定是否存在農業剩餘勞動力的一個致命缺陷是，它將農業與現代工業視為同質性產業，忽視了農業是一種廣泛依賴外部自然條件（如生態環境，氣候等）的風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