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生是什麼朝代?
《詠史上·賈生》的作者是哪個朝代的?
宋陳普
記得采納啊
賈誼是哪個朝代的人?都有些什麼作品?
賈誼生平簡介
賈誼(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是西漢著名的大儒,人稱賈生、賈子、賈長沙。漢高帝七年(前200年),賈誼出生,這個時代正是西漢政權剛剛建立的年代,它既給賈誼帶來了施展才華的機遇,也給他的人生帶來了坎坷和痛苦。
賈誼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基本上生活在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之中,他的生活也基本上是以撫書習文為主。18歲時,他便以能誦詩書擅寫文章而聞名於郡中。當時的名士河南守吳廷尉欣賞他的才學俱優,將他列置門下。
公元前180年,漢文帝劉恆即位。聽聞河南守吳公頗有學識,且政績卓著,便徵召吳公為廷尉。漢元帝元年(前179年),賈誼在老師吳廷尉的推薦下,被徵召入朝,立為博士。一年之中,又被破格晉升為太中大夫。從此,22歲的賈誼便踏上了仕途,成為西漢政治集團中的一員。
漢文帝對賈誼很器重,在把他破格提升為太中大夫,又與諸大臣商議,想把他升擢為公卿,但遭到群臣的反對。此後,漢文帝開始有意疏遠賈誼,並將他派去當長沙王的太傅。
在政治上受挫的賈誼辭別了京城,來到了地處偏遠的長沙。他聽說長沙地勢低,溼度大,自認為此去長沙將享壽不長,而且又因為是被貶謫,心情非常不好,常常拿自己與屈原作比。在這種情況下,他便寫下了千古流傳的《吊屈原賦》。
漢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思念遠在長沙的賈誼,於是將他召進皇宮。當文帝聽完賈誼的一番宏論後,十分感慨地說:“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過不多久,漢文帝拜賈誼為樑懷王的太傅。在任樑懷王太傅期間,賈誼仍對政事十分關注,而且敢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寫下了如《治安策》、《論積貯疏》等名篇。
漢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樑懷王劉揖人朝,不幸墜馬而死。賈誼認為自己作為樑懷王的太傅而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因此非常傷心。一年以後,由於傷感過度,賈誼也於漢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死時年僅33歲。
賈誼一生雖然短暫,但是,就在這短暫的一生中,他卻為中華文化寶庫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他是騷體賦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是《吊屈原賦》、《鵩鳥賦》。在西漢政論散文的園地中,賈誼的散文也堪稱文采斐然。劉勰《文心雕龍.奏啟》稱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其最為人稱道的政論作品是《過秦論》、《治安策》和《論積貯疏》。
補充一下,河南洛陽人
王安石是什麼朝代的人
宋朝,確切的說是,北宋的。
王安石(1021年—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封荊國公。漢族。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區荊公路鄧家巷人),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王安石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善於用典故,風格遒(qiú)勁有力,警闢精絕,也有情韻深婉的作品。王安石故里東鄉上池荊公塑像著有《臨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曆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諡號“文正”,又稱王文公。其政治變法對北宋後期社會經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並稱“唐宋八大家”。
[編輯本段]政治活動
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籤書淮南(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併,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託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併、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併、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遊手好閒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
和賈誼在同一個朝代的是哪個皇帝
賈誼(前200—前168),活了33歲,抑鬱而死。
這個人很厲害,從生到死,經歷五任皇帝。
第1任高帝劉邦前194年在位9年
第2任惠帝劉盈前187年在位7年
第3任廢帝劉恭前187年高後呂雉攝政
第4任廢帝劉弘前187年高後呂雉攝政前187—前179年攝政8年
第5任文帝劉恆前179—前156年在位23年
漢朝公卿賈生屬什麼生肖
漢朝最出名的賈生是西漢時的賈誼,他出生在公元前200年,屬牛。
另外,賈誼並不是漢朝的公卿,皇帝想要提拔他為公卿的時候遭到其他嫉妒者的反對,所以命令沒有實行。李白曾經寫詩說“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
王安石是啥朝代的
北宋的..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現為撫州東鄉縣上池裡洋村),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曆二年(1042)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諡文。
慶曆二年(1042),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籤書淮南(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併,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國太平的厚望寄託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分,同年輕的宋神宗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併、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併、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遊手好閒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徵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變法觸犯了保守派......
漢朝賈生的生憑
知識補充: 賈誼貶長沙,久已成為詩人們抒寫不遇之感的熟濫題材。作者獨闢蹊徑,特意選取賈誼自長沙召回,宣室夜對的情節作為詩材。《史記·屈賈列傳》載: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剛舉行過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對方)。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詩人卻獨具隻眼,抓住不為人們所注意的“問鬼神”之事,翻出了一段新警透闢、發人深省的詩的議論。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前幅純從正面著筆,絲毫不露貶意。首句特標“求”、“訪”(諮詢),彷彿熱烈頌揚文帝賢意願之切、之殷,待賢態度之誠、之謙,所謂求賢若渴,虛懷若谷。“求賢”而至“訪逐臣”,更可見其網羅賢才已達到“野無遺賢”的程度。次句隱括文帝對賈誼的推服讚歎之詞。“才調”,兼包才能風調,與“更無倫”的讚歎配合,令人宛見賈生少年才俊、議論風發、華採照人的精神風貌,詩的形象感和詠歎的情調也就自然地顯示出來。這兩句,由“求”而“訪”而贊,層層遞進,表現了文帝對賈生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幾乎會誤認為這是一篇聖主求賢頌。其實,這正是作者故弄狡獪之處。 第三句承、轉交錯,是全詩樞紐。承,即所謂“夜半前席”,把文帝當時那種虛心垂詢、凝神傾聽、以至於“不自知膝之前於席”的情狀描繪得惟妙惟肖,使歷史陳跡變成了充滿生活氣息、鮮明可觸的畫面。這種善於選取典型細節,善於“從小物寄慨”的藝術手段,正是李商隱詠史詩的絕招。通過這個生動的細節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訪”而讚的那架“重賢”的雲梯升到了最高處;而“轉”,也就在這戲劇高潮中同時開始。不過,它並不露筋突骨,硬轉逆折,而是用詠歎之筆輕輕撥轉──在“夜半虛前席”前加上可憐兩字。可憐,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強烈的“可悲”、“可嘆”一類詞語,只說“可憐”,一方面是為末句──一篇之警策預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這裡貌似輕描淡寫的“可憐”,比劍拔弩張的“可悲”、“可嘆”更為含蘊,更耐人尋味。彷彿給文帝留有餘地,其實卻隱含著冷雋的嘲諷,可謂似輕而實重。“虛”者,空自、徒然之謂。雖只輕輕一點,卻使讀者對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賢姿態從根本上產生了懷疑,可謂舉重而若輕。如此推重賢者,何以竟然成“虛”?詩人引而不發,給讀者留下了懸念,詩也就顯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瀉無餘。這一句承轉交錯的藝術處理,精煉,自然,和諧,渾然無跡。 末句方引滿而發,緊承“可憐”與“虛”,射出直中鵠的的一箭──不問蒼生問鬼神。鄭重求賢,虛心垂詢,推重歎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為了詢求治國安民之道,卻是為了“問鬼神”的本原問題!這究竟是什麼樣的求賢,對賢者又究竟意味著什麼啊!詩人仍只點破而不說盡──通過“問”與“不問”的對照,讓讀者自己對此得出應有的結論。辭鋒極犀利,諷刺極辛辣,感概極深沉,卻又極抑揚吞吐之妙。由於前幾句圍繞“重賢”逐步升級,節節上揚,第三句又盤馬彎弓,引而不發,末句由強烈對照而形成的貶抑便顯得特別有力。這正是通常所謂“擡得高,摔得重”。整首詩在正反、揚抑、輕重、隱顯、承轉等方面的藝術處理上,都蘊含著藝術的辯證法,而其新警含蘊、唱嘆有情的藝術風格也就通過這一系列成功的藝術處理,逐步顯示出來。 點破而不說盡,有論而無斷,並非由於內容貧弱而故弄玄虛,而是由於含蘊豐富,片言不足以盡意。詩有諷有慨,寓慨於諷,旨意並不單純。從諷的方面看,表面上似刺文帝,實際上詩人的主要用意並不在此。晚唐許多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藥求仙,不......
漢朝公卿賈生屬什麼生肖
賈生:賈誼,西漢著名的政論家,力主改革弊政,提出許多重要政治主張,但卻遭讒被貶,一生抑鬱不得志。
詩人 李商隱是什麼朝代的人?
李商隱(約813年—約858年),唐詩人,字義山,號玉溪生,又號樊南生,晚唐詩人,與杜牧齊名,稱“小李杜”。其中李商隱的詩風與杜甫更為接近,“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唯義山一人”(王安石語),杜牧的詩風則更近似李白。
李商隱與李賀一樣,都是唐室宗親,然而因為年代久遠,家境已經十分貧寒;他從小穎悟,十六歲即以《才論》、《聖論》兩篇古文“出諸公間”,並受東都(洛陽)留守令狐楚賞識,令狐楚是當時駢文章奏高手,李商隱得他悉心指點,很快青出於藍,這一技之長成為他後來謀生過程中很重要的一種技能。
二十六歲時,李商隱得令狐父子之援而中進士,次年入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幕府,後娶其女為妻,琴瑟和諧。但當時的牛(僧孺)李(德裕)黨爭激烈,令狐楚屬牛黨,王茂元則屬李黨。李商隱此舉被視為投靠王茂元,因此被令狐楚之子令狐綯指責為“放利偷合”,此後一生在牛、李兩黨的傾軋中度過,困頓淒涼,辜負了“欲迴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樓》)的壯志和才華,終年四十六歲。
李商隱在藝術上有傑出的成就,他的詩以七律成就為最高,其他五言、絕句、七古、五古等也多有名篇、多出警句。 他的詩重意境,幽微含蓄,深情綿邈,隱晦曲折,寄託極深,穠豔綺麗,金玉其外,精粹其中;善於利用歷史典故和神話傳說,通過想象、聯想和象徵,構成豐富多彩的藝術形象;他的“比興”取法《詩經》,“美人香草”效仿《離騷》,深厚沉渾得杜甫詩神髓,綺麗的想象、用語則直接得益於李賀。如果說李賀的詩偏於想象,則李商隱的詩重於象徵。
李商隱的詩於宋初十分流行,“西昆體”仿效義山詩的用典,後成為西昆詩派,但只是機械地學到了堆砌辭藻,而不能得義山詩的神髓。
李商隱的詠史詩借古諷今,毫無顧忌,如《馬嵬》二首直指唐明皇“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這樣“指斥乘輿”的勇氣在政治寬鬆開明的唐朝也並不多見;而《詠史》中“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北齊》中“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等詩句都是對唐敬宗奢靡之風的直斥和諷喻;名篇《賈生》:“夜半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斥責晚唐諸帝求仙訪道煉丹圖長生,並因此誤國的荒唐行為。《行次西郊一百韻》則真實地描寫了甘露之變三年後兵禍旱災後民不聊生的情形,並追述了百餘年來國家的一系列重大變化,從今昔對比中探求政治的出路,憂國憂民,頗似杜甫的《北征》。
李商隱的愛情詩成就極高,他的《無題》詩十餘首,取前兩字為題而實質是無題的詩又有十餘首,如《錦瑟》、《碧城》、《為有》等,其他似有題而實無題的詩若干首,寫纏綿悱惻的愛情,寫幻想,寫傷感:“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他的《錦瑟》文字錦繡華美,字面意義易於理解而內容極深,歷來有“一篇錦瑟解人難”之稱。此外的“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裡鬥嬋娟”(《霜月》);“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晚晴》);“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等也都給人以極深的印象。
與李賀一樣,李商隱也善於寫夢;人生如夢,夢如人生,在李商隱的詩中,這兩種境界水乳相溶,借夢尋得對痛苦人生的解脫,借夢尋得燦爛美麗快樂的人生。如“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雲”(《牡丹》);“十年長夢採華芝”(《東還》)等。
李商隱的詩固然是詩苑奇葩,文也是文囿異卉。他的詩情真意切,綿邈曲折,散文卻峭直剛勁,獨出機杼,銳不可當,駁盡世俗定見,直抒胸臆;工本章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