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贊成蘇格拉底之死?
蘇格拉底之死到底是怎麼回事
蘇格拉底是古希臘最有影響的哲學家、雅典城邦的公民。和同時代的孔夫子一樣，他用言傳身教的方式，積極倡導他的學說，影響了同時代的許多人。他的弟子很多，可以說是跟隨者如雲。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柏拉圖了。 公元前399 年，雅典城邦的一個民眾法庭以投票的方式，判處蘇格拉底死刑。 他隨後服毒而死，這年蘇格拉底71歲。 蘇格拉底是歷史上第一位被判處死刑的大哲學家。他的死，震動了當時的希臘世界，也以它的悲劇色彩而震撼著後人的心靈。同時他的死也成了一個難以解開的謎。人們不禁要問，象蘇格拉底這樣終生以討論哲學問題為唯一樂趣，至多也不過是同其夥伴們閒談形而上學的人，在後人眼裡又是如此偉大的哲學家，是觸犯了哪條法律而終受極刑的呢？而在雅典這樣一個標榜自由和民主的城邦裡（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0 年一次著名的葬禮演說中即如此標榜過），又何以會發生這樣的慘劇呢？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至今如此。 判決蘇格拉底的直接起因是公元前399 年三位雅典公民美利圖斯（Mele-tus），阿尼圖斯（Anytus）和萊孔（Lycon ）對蘇格拉底提出公訴（按照雅典的法律，每個雅典公民都有權對危害雅典城邦的行為或個人提出公訴），指控他不敬神靈和毒害青年。一個由501 名雅典公民組成的陪審團在聽取了雙方的辯護和證詞以後，以281 票贊成，220 票反對的結果判蘇格拉底有罪，而處以死刑。 但是，學者們很難相信，就憑這樣的兩條並沒有多少確鑿證據的罪狀便足以判處蘇格拉底極刑，其背後一定隱藏著更深刻的原因。然而至於這深刻的原因是什麼，卻又各執一詞。有人認為因為他在和同伴們的討論中毫不留情地揭雅典社會名流們的短，而得罪了許多人。這引起許多人忌恨而最終引來殺身之禍，這種說法不無根據。在《申辯篇》裡，柏拉圖詳細描述了蘇格拉底如何為證實德爾斐的阿波羅神諭“蘇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而各處抨擊雅典各界的名流，讓他們丟盡了臉而終於遭到忌恨。也有人認為是出於政治報復。這同雅典當時的政治局勢有著密切關聯，到公元前5 世紀末。民主政治在雅典已經推行了一個世紀，且深入人心。但在公元前5 世紀末，卻屢屢受挫。公元前411 年，受西西里遠征失敗的餘波衝擊，雅典民主政治第一次被推翻，被一個四百人會議組成的寡頭政府所取代，此後不久，四百人會議跨臺，民主政治得以恢復。公元前404 年，持續了幾十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雅典最終為斯巴達所打敗，在斯巴達的操縱下，一個由30人執政的僭主政府上臺，雅典民主政治再次被推翻。這兩次顛覆活動，深深地震動了雅典公民。而在這兩次的顛覆活動中，雅典反對民主政治的貴族們都充當了急先鋒。這些人中有些是蘇格拉底的學生。直接導致西西里遠征失敗而間接導致了第一次顛覆活動的雅典將軍阿爾西比阿底斯（Alcibiacdes ）曾是蘇格拉底最親密的學生。他卻背叛了雅典而投靠斯巴達人。公元前404 年三十僭主的領袖之一克裡提阿斯（Critias ）也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事實上，蘇格拉底周圍也確實聚集了一批貴族子弟。他們中的許多都反對雅典民主政治（如柏拉圖）。因此，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401 年再度完全恢復以後，即把蘇氏看做是罪魁禍首之一，而處以極刑。美國著名記者最近撰寫的《蘇格拉底的審判》一書，對這個問題再度作了探討。他認為蘇格拉底同雅典民主政治的矛盾，有其更深刻的原因。蘇氏的判決，主要不是因為他的學生成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反動者，即是說，不是政治報復，而是因為蘇格底的思想從根本上是同民主政治的原則相悖的。蘇氏認為，統治一個社會的不應該是少數人，也不應該是多數人，而應該是“有智識的人”（色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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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決策的例子
可以參考蘇格拉底之死，有政治，有歷史，有內涵。
普羅泰格拉不敬神為什麼沒被處死?而蘇格拉底卻被處死了
蘇格拉底被處死前，朋友悲傷地說：我親愛的蘇格拉底，我是多麼不希望你被如此不公正的處死啊！蘇格拉底平靜地說：朋友，難道你希望看到我被公正的處死嗎？
公元前399年，70歲的蘇格拉底，站在雅典的法庭上，審判雅典民主。
雅典是全世界第一個實行民主制的國家，也是全世界惟一一個實行民主制的古文明。其他的古文明最後都變成了封建社會。可是，雅典民主並非現代民主。公元前683年雅典廢除了國王制，實行執政官制度，到梭倫改革，雅典憲法誕生，所有公民均獲投票權，因此，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驕傲地宣佈：“我們的制度之所以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在全體公民手裡，而非被少數人掌握！”
不過，伯里克利的“全體公民”，其實並非“全體公民”，它仍然只是“少數人”。
只有純正雅典血統的成年男子才是“雅典公民”，佔雅典人口90%的奴隸、婦女和外國人均非公民。雅典公民生為雅典人，死為雅典鬼。亞里斯多德警告“公民不得私有其自身”。他建議懲處企圖自殺的公民，因為自殺的結果是城邦喪失一個公民。雅典“公民”有權分享雅典的光榮與財富，其“公民權”類似“北京戶口”，並非個人權利。西方的“個人權利”概念要到《羅馬私法》時才形成。
蘇格拉底生逢雅典“黃金時代”（前461－前429年），他25歲時雅典與斯巴達簽訂30年和約，伯里克利一統“提洛同盟”。文化上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的悲劇好戲連臺，菲狄亞斯的雕像和波呂格諾圖的壁畫精彩紛呈，雅典一躍而成“全希臘的學校”。
伯里克利的成功基礎正是民主。他宣佈：除軍事財政之外所有的官職，均由公民抽籤出任，海量激發了雅典民氣。他完善的雅典國家機構成為“三權分立”的雛形。
雅典最高立法機關為公民大會，每月召開3至4次，決定內政和外交大事，通過的議案經批准即成國家法律。
雅典最高行政機關是500人議事會，專事公民大會的準備、召開和主持以及執行大會決議。500人又均分為10組，抽籤輪流擔任議事會執行委員會，負責處理國家日常事務。執委會再抽籤一人出任議事會和公民大會主席，掌管金庫鑰匙和國璽，任期一天，不得連任。
雅典最高司法機關是陪審法庭。
蘇格拉底審判雅典民主，地點就是陪審法庭。
蘇格拉底犯了“不敬神”的重罪
公元前399年，檢察官阿尼圖斯、悲劇詩人美勒託和修辭學者呂孔控訴蘇格拉底不敬城邦認可的神、另立新神和腐蝕青年。
不敬神是重罪。伯里克利老婆阿斯帕西亞曾被另一喜劇詩人指控“不敬神”，經伯里克利百般哀求才得免罪。但雅典議事會自此通過法律，規定凡不信雅典宗教神靈或教授宇宙理論者，均屬“不敬神”。
被指控者，並非只有蘇格拉底。
從伊奧尼亞到雅典講學30年的哲學家阿那克薩戈拉，曾被控“不敬神”，因為他說太陽是一塊紅熱的岩石，月亮是一塊土。他是世界上第一個解釋月光為太陽光反射，並據此正確解釋月食的思想家。以當時的科學條件，這些發現基本上類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值八個諾貝爾獎。他卻因此被迫逃離雅典。
這是人類歷史上科學觸犯政府而遭政治迫害的第一個例子，恰恰發生在世界上第一個實行民主制的雅典。
另一位來雅典講學的哲學家普羅泰戈拉在其著作《論神》中說：“我不能斷定神是否存在，認識神障礙眾多，第一是對象不明，第二是人生短暫”，結果其著作被公焚，這個以“人是萬物的尺度”一句話影響西方哲學史二千年的偉大哲學家被控“不敬神”，只好逃離雅典。
偉大的悲劇家歐里庇得斯公元前410年也因“不敬神”被起訴，不得不自動離開雅典前往馬其頓，最後客死異鄉。
蘇格拉底案件嚴格依照雅典民主審判程序進行。
雅典法庭民主到沒有法官，只設主持人負......
大企業非死不可嗎
雅典“民主”對今天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阮煒教授和黃洋教授的對話，超越流行的陳詞濫調，給我們帶來全新認識。2013年8月18日，《上海書評》刊發黃洋教授《重審蘇格拉底》一文，對阮煒教授《不自由的希臘民主》一書觀點進行商榷，觀察者網隨後刊出阮煒舊文《“自由”的民主，抑或“隱微”的筆法？》，《雅典民主的真相》供讀者參考。9月8日，《上海書評》再次刊發黃洋先生文章，題為《黃洋談雅典民主與西方民主傳統》。之後阮煒先生在上海書評撰文並接受觀察者網訪談迴應黃洋教授的批判。 《社會觀察》雜誌2013年第11期刊載阮煒先生文章，再議雅典民主，詳述蘇格拉底之死：蘇格拉底被雅典民眾法庭審判並處死這一歷史事件，一直讓後人困惑。蘇格拉底究竟是不是像一些西方論者所說的那樣，是因不敬雅典諸神而被處死？或者說他到底因說了什麼，做了什麼而被判死刑？ 雅典衛城的主體建築帕特農神廟，見證了古代希臘民主政治的歷史 蘇格拉底與雅典寡頭派 被雅典人處死以後，蘇格拉底的追隨者和同情者雖寫過不少辯護性和回憶性文字，但大多已失傳，只有柏拉圖的對話、色諾芬的回憶錄、阿里斯多芬喜劇裡的諷刺文字留傳至今。問題是：這些記述可靠嗎？如果說流傳至今有關蘇格拉底的大多數文字均為其弟子所寫，便很難說“客觀”，真實的蘇格拉底也就難以企及，再加當時回憶錄或傳記作者並非以客觀真實為目標，對可讀性的追求卻不遺餘力，就更是如此了。 如果我們想偷偷懶，便大可不必深研歷史，而是人云亦云地說，蘇格拉底是因宗教信仰被處死的。然而研究結果表明，當時希臘宗教與政治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與其說蘇格拉底被判死刑是因冒犯了城邦諸神，用其新學說“敗壞”了雅典青年，還不如說他死於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後波詭雲譎的政治鬥爭，確切地說，死於民主派的政治報復。 事實上，這一時期希臘政治史的主線，是民主派與貴族寡頭派的結構性衝突；幾百個城邦大致可劃分為實行激進民主制和不那麼激進的民主制（常常被目為“寡頭制”）的兩大類，而每個城邦大體上又分裂為民主派和寡頭派（其實相對於現代人，貴族寡頭派也實行民主，或一種較溫和的民主）兩大派別。使情況更復雜化的是，某一城邦的民主派或寡頭派在激烈內爭中往往又與其他城邦的民主派或寡頭派結成聯盟。 從柏拉圖和色諾芬筆下的蘇格拉底總是批評、諷刺民主政體來看，蘇格拉底不屬於民主派，其政治立場與貴族寡頭派相近或相同。這一派別中雖也有少量城邦中等階層分子，但主流卻是部落貴族。儘管蘇格拉底本人並非貴族出身，其弟子和朋友卻多為貴族，多屬於貴族寡頭派，如柏拉圖的親戚克里提亞和卡爾米德，蘇格拉底的學生加“情人”亞西比得，以及柏拉圖本人、色諾芬、柏拉圖的哥哥阿迪曼託和格勞孔等。 寡頭派和民主派的鬥爭 前404年，雅典在已持續27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最終戰敗投降，被迫拆毀防禦性“長牆”和所有戰艦。 緊接著斯巴達軍隊進駐雅典。他們指定一個三十人委員會為戰後的雅典起草法律法規。但這些被指定的人們沒有從事本應從事的工作，而是組成了一個極其暴虐的寡頭政權。此政權一上臺，不經審判便對民主派對手大開殺戒，抄沒他們的財產，並將他們中很多人流放他鄉。待到寡頭派把民主派趕盡殺絕以後，便開始屠殺自己人當中的溫和派。此即臭名昭著的“三十僭主”暴政。僭主暴政的首腦人物正是克里提亞，而柏拉圖的另一個親戚卡爾米德則是其幫凶。 僭主統治激起了強烈反彈，流亡外邦的民主派積蓄力量，很快捲土重來，與僭主武裝在雅典城外展開激戰，克里提亞和卡爾米德均在戰鬥中被殺，而斯巴達方面見寡頭派極不得人心，出於牽制正日益崛起的底比斯的考慮，沒有進行干預，而是默許雅典人恢復激進民主政體。僭主暴政雖只持......
列舉與孔子相媲美的一位古希臘哲學家
西方的蘇格拉底及其弟子柏拉圖在西方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一如東方的儒家祖師孔子一般。從三人的共性看來，三者都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家。有人問起孔子“子奚不為政？”時，孔子回答說，“《書》雲‘孝乎為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我以這種修養來影響執政大臣，不也是一種參政嗎？）蘇格拉底也將政治問題作為他哲學研究的一個部分，也的確是一個政治理論家和評論家，但他實際參與的政治活動並不是很多。按照克魯斯特在他的《蘇格拉底，人與神話》中的說法，與蘇格拉底有直接關聯的主要政治事件只有四件：1、他曾三次參戰；2、公元前406年作為執行審判主席時反對把得勝了的十位將軍處死；3、公元前404年三十僭主時被禁止教授辭學；4、就是他的被處死。但僅僅依靠這四件政治事件是不能認為蘇格拉底是政治家的，我還是相信柏拉圖在《申辯》篇所提供的記述，即蘇格拉底是自覺的不參與政治的，他聲稱“自己的天職就是研究哲學”。 柏拉圖也一樣，他的青年時代是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前427－前404）中度過的；為了實現其政治理想，他曾三次到西西里島的敘拉古城邦；大約在公元前367年，他回到雅典，此時已經40多歲了，在那裡創辦學院，收徒講學著書。在他的對話錄中，柏拉圖對於他自己60歲以前的生平真實是保持沉默的，對於他自己來說，或許這是一段令他不愉快的回憶，或許也正是由於早期政治活動的失敗，令他走上了哲學家的道路。不妨作一大膽設想：某天三人走到了一起，用共通的語言相互交流。我想，沒有比探討他們會談些什麼更值得大家關注的了。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在他們相互交流中，他們都會自覺的將自己以及其他二人放在哲學學人的位置。想想他們會討論什麼話題吧。在蘇格拉底之前的許多哲人，特別古希臘的哲人們，都不約而同的將眼光放到認識客觀世界上去，所立足的出發點在於客觀存在的自然現實。從原始神話宗教式的世界觀轉向宇宙論的自然哲學觀，這就需要對客觀世界，特別是大自然作出合理的解釋。於是許多人將研究點落戶於日月星辰、金木水火，思維的方式也在於“是什麼”。蘇格拉底很特殊，他的過人之處在於他找到了另外的一條研究道路，“（他）第一個把哲學從天上拉了回來，引入了城邦甚至家庭之中，使之考慮生活和道德、善與惡的問題”（西塞羅語）。在蘇格拉底看來，在大千世界中尋求的“真”，由於其原因的環節一環接一環以至無窮而導致不得其“果”，倒不如回到自身，這個果或許不在自然之中，而就在於自己。“與其求外而莫衷一是，不如求助於內而歸於自我。”同樣是求“真”，蘇格拉底走出了新路，但思維方式（或是說研究的方法）依然是一個 “定義問題”，即解決“是什麼”，探討概念的邏輯定義，從概念、語言、範疇來討論它們的意義。蘇格拉底認為，這種“意義”即為事物的本質，是永恆、不變的，對這個“意義”的把握，也就把握了真理，得到了“真”。作為其座下的弟子，在希臘的這種哲學氛圍下，柏拉圖的研究方法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觀。同樣的，在給客觀世界作出“定義”的同時，柏拉圖也在建立著自己的“理想國”。有別於其他的學者，柏拉圖在尋“真”的同時，也逐漸的向社會靠近，而不單單是脫離現實的概念名詞。比起他的老師蘇格拉底來，柏拉圖在其青年時期更熱衷於政治活動，在他的政治理論中無不透露出建立一個理想的政治國度。他試圖通過理論的道理向現實進發，卻遭受了現實的無情否定。在他晚年的《政治家篇》、《法律篇》中，雖仍認為賢人政治（哲學王統治）是第一好的國家，但已經開始轉向第二好的國家方案，即法治。孔子呢？作為東方的儒家祖師，孔子奠定的哲學基礎不單單是哲學研究方面的內容，更重要的是他定下了哲學研究的方......
蘇格拉底的殉難閱讀答案
蘇格拉底的哲人生涯可以概括為對理性的信念和追求，而蘇格拉底正是通過從容赴死體現了他的學說：追求理性，追求真理，哪怕面對著大多數也決不盲從苟且。也通過他的死，他喚醒人們：人是多麼狂妄虛驕，缺乏理性，如果不能自覺用理性來指導自己，人就會誤用自己的熱情，濫用自己的權力，把美好的理念變成鬧劇甚至悲劇，公平正義資源也就得不到合理分配和利用。他身後兩千多年裡，人們為建立合理民主制度不斷努力，付出了巨大代價。雅典民主通過蘇格拉底的死而成為後世的教訓，喚起人們對非理性的警惕，民主制度才能不斷的完善和改進，雖然迄今為止，我們還不能說哪一種民主制度是最完善合理的，但至少人們已意識到：民主不是簡單的多數主宰一切，不是粗暴的剷除異己；對民主的熱情不能取代對民主的理性執行，理想的民主應建立在理性基礎上，以包容多元為其內涵。
今天，民主意識深入人心，意識形態的多元化也成為知識精英和草根民眾的共同呼聲，國際社會對一些極端行動也出現了不同的意見，民主又往往是相對立的各派所用的盾牌和武器。因此，重溫蘇格拉底的死也仍然有現實意義。
蘇格拉底為什麼會被處死？ 10分
公元前三九九年，哲學家蘇格拉底被雅典的一個人民法庭判處死刑。其時，雅典人正在裝點海船，準備次日前往提洛島祭祀阿波羅神。
傳說當初雅典王子提修斯自願作為七對被迫獻給米諾牛的雅典童男童女之一，前往克里特島，決心解脫強加在雅典人身上的詛咒。在臨行之前，雅典人許願說，如若他們安全返還，將每年前往提洛島祭祀阿波羅神。對此種神聖的宗教祭祀活動，城邦依例認琺對待。為確保城市潔淨，一律暫緩處決死囚。蘇格拉底乃被投入監獄，等待祭祀結束後處決。其間，弟子們輪流探監，陪伴老師度過最後的日子。於是，便有了柏拉圖記載蘇氏獄中言論的那幾篇著名的對話錄。約摸一個月後，這位年已七旬的哲人遣退妻兒，在眾位弟子面前飲下毒鴆，從容就死。
在蘇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捨身取義的偉大哲人，另一方則是以民主自由為標榜、被視為民主政治源頭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誰善誰惡，不那麼涇渭分明，感情上的取捨則成為一種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劇色彩愈加彰顯。在民主自由觀念深入人心的現代世界，蘇格拉底之死就不僅成了一個問題，而且成了現代人心裡一個難以解開的結。
然而，對雅典人來說，這樁案子非但不是一個難以解開的結，它根本就不成其為一個問題。因為整個案件完全是依照雅典城邦的法律來審判的。起訴蘇格拉底的三人都是雅典公民，以美萊特斯為首，他們顯然是依法提起公訴。在《歐提弗羅篇》（Euthyphro）之首，蘇格拉底說他正要到“王者執政官”處應美萊特斯之訴。這位王者執政官是專門負責有關敬神的事務的，對蘇格拉底主要的指控是不敬神和敬事新神，因此需要到彼處備案。至此，案件正式進入審判程序。
審判的程序同樣複雜而民主。不同於現代，雅典的法庭不設法官，只設主持官，負責組織審判並維持法庭的秩序，判決的權力則在陪審團。陪審團成員從公民群體中抽籤產生。其例為：每年初公民自願報名競爭當年陪審團成員，而後抽籤從自願者中挑選出六千人，作為當年陪審團成員。如遇有法庭開庭之日，城邦官員事先根據案件大小確定審判每樁案件所需陪審團規模，從五到二千人不等，然後從六千名陪審團成員中抽籤選出當日所需陪審員總人數。開庭之前，再以抽籤的方式將這些陪審員分配到不同的法庭，審理不同的案件。其運作過程複雜得令人匪夷所思，但用來抽籤的石嵌存留至今，又令人不能不信。另外，雅典人之所以發明這套東西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任何形式的賄賂。首先，你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些陪審員會參與審判你的案件。其次，你也不太可能將全部六千名陪審員悉數賄賂。當然，陪審員的眾多還體現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則，即公民直接而廣泛的參與。陪審員每次出席審判，都可得到一小筆報酬，大約能夠維持一家人一天的生計。那些較為富有的公民大概是不會為了這點報酬而在法庭上耗度一日的，除非案件和他們的切身利益相關。
因此，陪審員主要是由下層公民組成的。審判蘇格拉底一案的陪審團由五百人組成，顯然不是一件什麼了不起的大案。較大的案件會有多達二千人的陪審團，而重大的案件則往往由公民大會直接審判。
法庭上的審判同樣不同於現代，先是由原告和被告分別為自己辯護，並進行舉證。之後陪審團舉行第一次投票，決定被告是否有罪。
如果被告獲得的票數佔多數，他即獲得清白之名。但案子並未就此完結，還要看原告獲得票數的多寡。如果他獲得的票數不到總票數的五分之一，就要遭到處罰。這條措施是為了防止有人惡意誣告。如若出現有罪和無罪的票數相等的情況，則被告無罪釋放。如果判定被告有罪，則由原告和被告本人分別提出具體的刑罰，再由陪審團投票選取其中之一作為最終的判罰。這種審判的方法看似荒唐，但卻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