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的悲劇意識是什麼?

歸隱與出仕——我看古代文人的人生理想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楊慎這首著名的《臨江仙》裡，漁父的形象被賦予一種文化內涵———縱情山水、超世曠達的隱逸思想和人格的象徵。

漁父意象，寄託著中國文人對這種與世無爭的超然生活的嚮往。得意時出仕兼濟天下，失意後歸隱吟風嘯月，是中國文人千載不變的人生軌跡。歷經宦海沉浮顛沛流離之後，莫不如散發弄扁舟，獨釣寒江雪。山水田園，就成為了中國文人的精神避難所，在這裡，心靈的創傷得到癒合，靈魂獲得拯救與昇華。

漁父的這種象徵傳統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楚辭·漁父》篇：詩人屈原流放江邊。漁父飄然而至，勸他說，“聖人不為外物所羈絆，而能與世共進。既然舉世混濁，眾人皆醉，何不追隨聖人，放棄執著，隨波逐流呢？”屈原矢志不移。漁父笑笑離去，邊走邊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儒家理想預示中國文人悲劇命運

中國古代文人多是堅定的理想主義者，“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家給知識分子設計的一條理想的康莊大道，同時也暗示著未來不可知的悲劇。對理想的執著與黯淡的現實往往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國文人的追求、失落與痛苦都在這條大道上展現得淋漓盡致。

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和理想就是“和”，在人生哲學範疇，“和”最大的挑戰來自於如何面對人生與社會的矛盾。中國文人最大的痛苦莫過於空有滿腔抱負，卻報國無門抑鬱而終。像孟浩然、杜甫和陸游，是極想進入政治層又偏偏進不去；或是像柳宗元、蘇軾，進去了又被黜貶。

屈原是中國文人悲劇的象徵，他第一個深切感受到昏君忠臣的矛盾衝突所帶來的心理痛苦，也第一個成功地將這種心理痛苦引向“忠奸之爭”的模式而沒有危及君臣關係。所以屈原敢問天問地問神問歷史而沒有問君，問君會導致懷疑和否定整個文化體系。後世文人謹小慎微，更不敢胡亂猜疑了。

儒道的隱逸觀使自然山水成為中國文人悲劇意識的消解因素

孔子云：“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孔子把出仕看作弘揚“道”的一種途徑，目的在於輔佐君王以教化百姓。而當有志於“道”的君子面臨現實的“無道”無能為力之時，則應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隱居以求其志”。

與儒家不同，道家的隱逸流露出的是對世俗的不屑。“無為”是道家思想的核心，道家的隱逸，其目在於通過隱逸方式來追求“無為”來排斥“有為”的紛擾， “有為”是不利的，會產生矯揉造作。莊子認為，人要順乎自然才能返樸，返樸才能保全性命的本原。逍遙是樂，其一樂是卸去物累的超脫感，其二樂是與無限的宇宙融為一體的陶醉感。

中國古代文人很容易與現實妥協，他們的悲劇意識通過道家的老練與儒家的自欺欺人化解於無形。隱逸者的象徵 ———漁父，正好垂釣於中國主流文化儒、釋、道三者的匯合點上，儒家的自然是象徵的自然，它使人安貧樂道；道家的自然是天然的自然，它使人心齋坐忘，閒適曠達；釋家的自然是禪意的自然，它使人勘破紅塵，化悲為樂。自然山水成為文人悲劇意識首要的消解因素。

自然山水對文人悲劇的消解，是通過山水詩、畫的創作來完成的

朱光潛認為，山水詩是特定歷史環境的產物，從晉宋時代陶潛、謝靈運起才形成詩歌的一種特定類型。謝靈運縱情山水，陶淵明躬耕田園，山水田園風光在他們筆下，不再是配件佐料，而開始具有獨立的美學價值，成為謳歌的主體。

朱光潛指出，山水詩、山水畫是交流融會、相得益彰的，山水詩人大半同時也是山水畫家。隋代畫家展子虔的《遊春圖》，是我國尚存於世的山水卷軸畫中最早的一幅。畫面生動地描繪出大地明媚的春光和遊人怡然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