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醫學數千年的總結，在對疾病的辨證治療上，都有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特別是在治療上，更是一法之中，八法備焉。八法之中，百法備焉。藥浴就是對疾病治療的一種內病外治的方法之一。
在中醫中，藥浴法是外治法之一，即用藥液或含有藥液水洗浴全身或局部的一種方法，其形式多種多樣：洗全身浴稱“藥水澡”；局部洗浴的又有“燙洗”、“薰洗”、“坐浴”、“足浴”等之稱，尤其燙洗最為常用。
中華藥浴，古已有之。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就載有薰浴方8首，如用雷丸水浴治療嬰兒疼痛、韭和酒煮沸以其熱氣燻蒸來治療外傷等，是我國目前最早發現關於藥浴的文字資料。《禮記》中講“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黃帝內經》中有“其受外邪者，漬形以為汗”的記載，可以講，藥浴的歷史源遠流長，奠基於秦代，發展於漢唐，充實於宋明，成熟於清代。
東漢時期，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裡，介紹了一些藥浴療法，如治療百合病的百合洗方：“上以合百一升，以水一斗，漬之—宿，以洗身。洗已……”不但說明了內病外治的作用機理，還說明了使用藥浴後調理及注意（食煮餅，勿以鹽豉也。）。
晉·葛洪《肘後備急方》則收錄了更多的藥浴內容，對不同的疾病原因使用不同的方法，如酒洗、醋洗、黃柏洗。“若有息肉脫出，以苦酒三升，漬烏梅五枚以洗之”。最可貴的是運用藥浴開創了急救的先河：“救卒死而四肢不收失便者，馬矢以水煮取三鬥以洗。”
隋朝巢元方《諸病源侯論》有“食畢當漱口數過”的記載，作為口腔保健方法介紹，實為含漱藥浴治療方法的起源。到了唐朝以後，運用藥浴治療疾病的內容更加豐富，除了常見外科皮膚疾病如癰疽、凍瘡、丹毒外，還運用於婦科、兒科以及臨床急症搶救等。到了宋明時期，隨著各大醫家流派的出現，藥浴更是百家爭鳴，對藥浴的臨床應用以及作用機理都有了更深的見解，極大豐富了藥浴治療方法的內容。
《太平聖惠方》記載有薰洗方163，除了大量的內科藥浴方外，還包括眼科方24首方、扭傷骨折方11首、陰瘡溼疹方24首。《聖濟總錄》“治外者，由外以通內……，籍以氣達者是也。”“漬洗法，所以宣通形表，當以汗解，若人肌內堅厚，腠理致密，有難取汗者，則服藥不能外發，須借湯浴，疏其汗孔，宣導外邪，乃可以汗……”。《幼幼新書》分四十論，五百四十七門，集百家之方論，其中藥浴方法內容豐富。元朝周達觀《真蠟風土記》“國人尋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頻頻擦洗，便自痊也。”明《傷科補要》詳細記載了燻蒸療法的具體操作：“凡宿傷在皮裡膜外，雖服藥不能根除，服瓜皮散，次用落得打、陳小麥、艾葉三味，用河水共煎一鍋滾透，入小口缸，橫板一塊，患人坐在板上，再將單被蓋身，其汗立至，不可閃開，恐汗即止，病根不除也。”李時珍《本草綱目》收集了明以前的單驗方萬餘首，在外治中介紹了含咽、沐浴、藥磨、擦洗、熱浴等多種藥浴方法，治療範圍的擴大很多。
到了清朝，是藥浴發展的一個高峰時期，不但在民間流傳，在清代一些宮廷祕方中，有許多沐浴、洗頭、洗眼睛及其他外洗方。臨床應用基本與內科治法併力，並廣泛用於急症、內、外、婦、兒、骨傷、皮膚、五官等科目數百種疾病的治療。《醫宗金鑑·外科心法要訣》在各類方中有洗滌類方，認為“洗滌之法，乃瘍科潰腐，而無壅滯也。凡腫在四肢者，溻漬之；在腰腹脊背者，淋之；在下部者，浴之。”在兒科雜病心法要訣中對初生嬰兒用五枝湯浴之，免於日後生瘡。
對藥浴發展貢獻最大的是吳師機，他所著的《理瀹駢文》是吳師機集我國內病外治大成，融多年治病經驗撰著而成。吳師機其人，中過舉人、進士，視功名如糞土，棄官不作，重返故里，自制膏藥治病救人。每天求病之人“地去一二百里，人來五六十船”，多則月內有兩萬餘人登門求治。膏藥治病簡便，收費低廉，有時竟一帖而愈，他被讚譽為“吳一帖”。基者，理也。藥者，瀹也。吳師機說：“凡病多以外入，故醫有外治法，經文內最外取並列，未嘗教人專用內治也。”外治之藥切近皮膚，能徹到肉理之中，亦能將藥之氣味透過皮膚直達經脈，攝於體內，融於津液之中，與之合而為一，具有內外一貫之妙。正如吳師機說：“切於皮膚，徹於肉理，攝於吸氣，融於滲液。” “外治之理即內治之理；外治之藥即內治之藥，所異者，法耳。”即是說外治和內治用藥機理相同， 只是給藥途徑不同而已。“外治必如內治者，先求其本，本者何？明陰陽，識臟腑也。”“雖治在外，無殊治在內也，外治之學，所以顛抖不破者，此也；所以與內治並行，而能補內治之不及耳，此也。”這些論述為藥浴治療疾病提供了理論依據，根據藥浴不同的表現形式，吳師機將藥浴分薰、洗、沐、浴、浸、噴、澆、淋八法，治療範圍涉及中醫的內、外、婦、兒、五官個科，並列舉藥浴方79首，功績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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