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之藩散文集

　　陳之藩，字範生，河北霸縣人。他從事電機工程學研究，同時深具人文素養，其散文作品入選兩岸三地的中學國文課本。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選讀，供大家欣賞。

　　_選讀：謝天

　　常到外國朋友家吃飯。當蠟燭燃起，菜餚布好，客主就位，總是主人家的小男孩或小女孩舉起小手，低頭感謝上天的賜予，並歡迎客人的到來。

　　我剛一到美時，常鬧得尷尬。因為在國內養成的習慣，還沒有坐好，就開動了。

　　以後凡到朋友家吃飯時，總是先囑咐自己，今天不要忘了，可別太快開動啊!幾年來，我已變得很習慣了。但我一直認為只是一種不同的風俗儀式，在我這方面看來，忘或不忘，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前年有一次，我又是到一家去吃飯。而這次卻是由主人家的祖母謝飯。她雪白的頭髮，顫抖的聲音，在搖曳的燭光下，使我想起兒時的祖母。那天晚上，我忽然覺得我平靜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來。

　　在小時候，每當冬夜，我們一大家人圍域個大圓桌吃飯。我總是坐在祖母身旁，祖母總是摸著我的頭說;「老天爺賞我們家飽飯吃，記住，飯碗裡一粒米都不許剩，要是糟蹋糧食，老天爺就不給咱們飯了。」

　　剛上小學的我，正念打倒偶像，破除迷信，我的學校就是從前的關帝廟，我的書桌就是供桌。我曾給周倉畫上眼鏡，給關平戴上鬍子，祖母的話，老天爺也者，我覺得是既多餘，又落伍的。

　　不過，我卻很尊敬我的祖父母，因為這飯確實是他們掙的，這家確實是他們立的。

　　我感謝面前的祖父母，不必感謝渺茫的老天爺。

　　這種想法並未因年紀長大而有任何改變。多少年，就在這種哲學中過去了。

　　我在這個外國家庭晚飯後，由於這位外國老太太，我想起我的兒時;由於我的兒時，我想起一串很奇怪的現象。

　　祖父每年在「風裡雨裡的咬牙」，祖母每年在「茶裡飯裡的自苦」，他們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撿起田中的麥穗，而為什麼要謝天?我明明是個小孩子，混吃混玩，而我為什麼卻不感謝老天爺?

　　這種奇怪的心理狀態，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個謎。

　　一直到前年，我在普林斯頓，瀏覽愛因斯坦的《我所看見的世界》，得到了新的領悟。

　　這是一本非科學性的文集，專載些愛因斯坦在紀念會上啦、在歡迎會上啦、在朋友的葬禮中，他所發表的談話。

　　我在讀這本書時忽然發現愛因斯坦想盡量給聽眾一個印象：即他的貢獻不是源於甲，就是由於乙，而與愛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

　　就連那篇亙古以來嶄新獨創的狹義相對論，並無參考可引，卻在最後天外飛來一筆，「感謝同事朋友貝索的時相討論。」

　　其他的文章，比如奮鬥苦思了十幾年的廣義相對論，數學部分推給了昔年好友的合作;這種謙抑，這種不居功，科學史中是少見的。

　　我就想，如此大功而竟不居，為什麼?像愛因斯坦之於相對論，像我祖母之於我家。

　　幾年來自己的奔波，作了一些研究，寫了幾篇學術文章，真正做了一些小貢獻以後，才有了一種新的覺悟：即是無論什麼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

　　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罷。無論什麼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遺愛與遺產，即是需要眾人的支援與合作，還要等候機會的到來。越是真正做過一點事，越是感覺自己的貢獻之渺小。

　　於是，創業的人，都會自然而然的想到上天，而敗家的人卻無時不想到自己。

　　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這是我們中國的一個最完美的人格所構成的一個最完美的故事。介之推為什麼不言祿，因為他覺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是君子所不屑為，也是君子所不應為的。

　　愛因斯坦剛到普林斯頓時，主任與他商量報酬問題，他說五千。主任說：「給你五千，如何給一個大學畢業生呢?還是算一萬五千元罷!」這不是外國的介之推嗎?

　　為什麼介之推與愛因斯坦專幹這類傻事?立過大功，而不居功若此。他們知道作事與立功，得之於眾人合作者多，得之於自己逞能者少。於是很自然的產生一種感謝眾人、感謝上天的感覺。

　　我們回頭想一想，五六十年來的中國比我七八歲時的思想能強幾何!史家如果寫這五六十年來的我國歷史時，一定命名為狂妄而幼稚，無法與無天的時代。

　　無論哪一行、哪一界，多是自吹自擂，自欺自騙。日子長了，連自己也信以為真了，而大禍至矣。

　　因為沒有做任何真正的事，沒有建任何真正的功，自然而然不會有謝天的感覺。

　　哲學家們知道這個症候最為可怕，所以造出許多知好知歹的人物與故事來。

　　有一個人問一位文學家，我記得是雨果罷，「如果世界上的書全需要燒掉，而只許留一本，應留什麼?」雨果毫不猶豫的說：「只留〈約伯記〉。」約伯是《聖經》裡面的介之推，富亦謝天，貧亦謝天，病亦謝天，苦亦謝天。

　　我們的思想界尚在混沌幼稚時期，需要約伯的精神，需要介之推的覺悟。這個覺悟即是：一粥一飯，半絲半縷，都是多少年、多少人的血汗結晶。感謝之情，無由表達，還是謝天罷。

　　_選讀：勝讀十年書

　　反正劍橋這個地方我不明白的事兒太多，所以懶得再問了。比如吧，有人告訴我皇后學院旁邊的那座橋叫數學橋，沒有釘子。這麼小一個地方，還不好找嗎?拐彎抹角，找到了一看，上面有很多釘子，這怎麼能說沒有釘子呢?再有呢，每天吃飯的大廳都是電燈通明，為什麼禮拜四卻是高燒白燭呢?“未知生，焉知橋與燭”，不問，算了。

　　今天的燭光好像特別幽暗，坐在我對面的那位陌生朋友口中唸唸有詞：“麥克白把生命比作風中之燭，我們在幽夜裡看到搖曳的光。”讓他自己暫且在那兒背詩吧。我左邊坐的又是一位從未謀面的人，一問之下，他是教邏輯學的。坐在我右邊的呢，是個學古典文學的學生，所謂古典是指希臘與羅馬，他是唐寧學院的，為什麼今天到此地來了呢?反正不明白的事兒太多，“未知生，焉知古典與邏輯”，不問，算了。

　　今天豈止有燭，這不是還有酒嗎?於是，酒酣之後，繼之以耳熱;耳熱之後，繼之以臉紅。一剎那間，從未謀面的4個人好像成了久別重逢的好友。差不多四五個人一組，這一排一排的黑袍，分成若干組，就這樣自然而然地談起來了。

　　坐在我左邊的教授說，他非常恨那些並不懂什麼而偏愛在那兒寫書的人。所以今天上課時，他在黑板上所開的書單，不是參考書，而是要學生“儘量避免看，絕對不要買”的10本“傑作”。他說：“我的演講，足夠使你們頭昏腦漲而有餘，不用再買那些書了。”我差點兒把已到嗓子的飯噴出來。

　　坐在我對面的這位詩人原來是“老劍橋”，回“孃家”住些時日的。他接著發言了：“沒有見解的書，最好寫在廁所的牆上，或是三一學院的黑板上。”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他為什麼罵三一學院?正要問問這位學古典文學的右鄰，詩人接過去了。他舉例說：“你知道世界之大，無處沒有文學。在宮廷有宮廷文學，在山林有山林文學，在湖邊有湖邊文學。而任何地方都有廁所，所以無處沒有廁所文學。”

　　“廁所文學給人的影響還在其次，主要是一定會把廁所的牆弄得稀髒，到一種不堪入目的地步。如何才能杜絕廁所文學，是宇宙性的人類難題之一。”我這個聽眾實在感到茫然，不知他要說什麼。

　　他繼續說：“劍橋的三一學院，今年蓋了個廁所，一位校監料到一定有廁所文學家出現，他乾脆把廁所的牆弄成黑板，並且把現成的粉筆放在那裡備用。於是廁所文學大批出籠。不過，很容易擦，每天擦一下也就是了。劍橋解決問題的辦法，你看是否獨創一格?”

　　“我實在很欽佩這位學監的獨到辦法，”我說，“應該請這位學監到我們控制系裡想點辦法。”

　　問題是這樣的：“你知道這個鄰近統計系的控制系，總是離不了計算機的。系裡的計算機是由政府花不少錢買來的。因為很貴，所以特別派兩個技工使用，不論教授還是學生的論文，計劃好，由這兩位技工把它弄上機器。但技工下午5時就得下班，而一篇論文，白天總是弄不出什麼結果的，弄到深更半夜是常事。可是5時該下班走了，不是計算機要睡16小時嗎?如果讓技工加班吧，又無處去找加班費。不知三一學院的學監能想出一點辦法否?”

　　不知為什麼，這段話卻觸動了邏輯學教授的靈感。“有一辦法。”他說，“其實這辦法也不是我的創見。這是宇宙性的人類難題之二，不過，卻有解法!”

　　“你知道邏輯大師懷特海了，懷特海一傳而至羅素，再傳而至維特根斯坦。你知道我們這一行是怪符號要比字多的，那些符號是最令打字祕書頭痛的。所以我們想發表一篇論文，打字的時間有時比寫作的時間還多，再好的祕書打這稿子，也沒有不頭痛的。當然5時以後是絕對留不住任何祕書打‘鬼畫符’的。維特根斯坦的辦法是拉祕書下海。他把符號給她講明白了，讓她瞭解她打的是什麼，結果效率大增，也無所謂下班時間或加班薪水了。而這位女祕書就是安茲克，早已成了牛津大學教授，現在變成劍橋大學的講席教授。所以說，要想讓技工逾時工作，最好的辦法是把他教懂。”

　　就是吃這麼一次晚飯，我好像覺得我走進飯廳時與走出飯廳時，除了胃裡感覺有所不同外，腦筋似乎也有所不同，好像有好多觀念在輻射你，有好多想法在誘引你。不知是哪位聖人創出劍橋這種制度，這種制度是無時無地不讓你混合。比如教授與學生混合，喝茶與講道混合，吃飯與聊天混合，天南的系與地北的系混合，東方的書與西方的書混合。至於行與行間的混合，他們以為更是理所當然的事。生物化學家忽然變成了考古學家，工程科學家忽然搞起經濟學，搞抽象數學的到實驗室做起實驗來，女祕書成為教授，你應該知道這個學校之怪了。

　　“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以為只是說說而已，而在劍橋竟真有其事。

　　_選讀：敲門聲

　　我在臺南待過一個時期，那是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罷，其間又常回波士頓，料理那邊大學裡的研究工作。有一年的一天，與香港的廖約克通訊。他大概是看閒書，發現了一則他在加州理工的老師費曼的故事。即是1/243所得的商數形狀很奇怪。因為是一個很簡單的除法，連小學生都會，我一試，果然得數很奇怪。

　　這麼個小問題，卻使我失眠了一夜。乃寫成一篇小文，登於報端。沒有想到招來了好多在小學的“科學研究者”，也有在大學的“科學研究者”。有一天我正在辦公室內做些什麼或者想些什麼——那天是個星期六，還是星期日，可以比較安靜地想問題——忽然門外一片喧譁，繼之是另一種聲音，與平常大學生所敲的不同。因為我的學生一向不是直接推門而入，就是敲了立時就進來，從未喧譁一陣，還在門外研究“是推是敲”的問題。

　　喝，一開門，一大堆小孩子，是些小學生，由一位高姓的老師帶領著，遠從高雄而來。在高老師道明來意後才引入話題，原來是有關費曼的淘氣怪數。我要先知道他們的程度，說：“你們知道像你們這般年紀的高斯，有什麼傑作嗎?”其中一生馬上舉手：“五O五O。”他幾乎是大喊。然後我說：“什麼問題我還未問，他就答對了。可見他的程度與我一樣。”其中又有一生說：“是老師說的。一加二，再加三，一直加上去，加到一百，其和為多少?”“直接相加的方法與高斯的做法是多麼不同。”也有另外的學生說了。我說：“你們跟高斯，是一樣聰明，可就是晚說了多少年，就不能與高斯比了。記住我的話，做研究如做詩，如第一個說出，就是大詩人或高斯，如第二個說的人，即是家庭作業的一題了。”

　　於是，他們說看到報紙副刊上我的文章很好玩，他們全班因老師鼓勵，算起費曼怪數來。大家都是用電腦算，而再合作算，結果如舞步的什麼型。我用電腦也不會用到這種問題上，跳舞我也不大會，絕不會把費曼怪數的長串數字，想到舞步上。我說你們得慢慢教我，我這人沒有愛因斯坦的成就之億分之一，卻有他的毛病——想得慢。大家笑了。

　　有個學生，坐在地上，問我：“老師，你引的兩句新詩我覺得很好，但我看費曼怪數沒有意思。”高老師說話了：“不許與陳老師沒有禮貌。”我說：“這是他的意見，不是他的禮貌。至於禮貌的禮，音樂的樂;我們這個所謂禮樂之邦，高老師，真需要努力一番才名實相副啊!這些小朋友滿有禮貌的。”

　　我接著說：“我還沒有答覆你的問題，我覺得只有何其芳那兩句還像詩。新詩我記不住，記住的不到十句。何其芳那兩句我記住了。”

　　以後，他們又來過好多次，他們那一班在臺灣的科學比賽中，以“費曼怪數”為題得了第一獎，還給我寄來出版的論文，完全是電腦算出來的新作。不過，我放在那裡，還找不出工夫來看。

　　“黃金分割”也是一些中學生，還是大學生，我忘了，由敲門而進入，我就與他們一塊兒玩起來。不過，這個話題比費曼怪數複雜多了。至今，我們仍然不懂黃金分割為什麼美。

　　寫到此我忽然想起四十年前的一次不尋常的敲門聲來。

　　那大概是1960年的暑假罷，我由田納西的曼菲斯到賓夕法尼亞的費城，作副研究員。大學當局安排我暫用一位教授的辦公室，原主人每暑假均去歐洲度假。只是在門上刻一個新的牌子，是我的名字。那個辦公室很好用，我也不動原主的東西，只不免偶爾翻閱一下書架上的書。他與我差不多是同行，書架上的書偶爾我抽出來看看，很多也頗合我的口味。

　　至於周圍的環境呢：樓下的實驗室，樓上的繪圖室，出門後向左向右的飯館，向前向後的街頭，都很熟悉。這是因為三年前我在賓夕法尼亞畢業的，在那裡已待過兩年了。

　　有一天我剛由學校的咖啡廳吃了午飯回來，卻有兩三下敲門聲。我應了一下，有人馬上進來，報名說：“我叫王浩，來貴校演講，還有半小時時間，看到你這辦公室外的姓名，準是中國人，所以進來聊聊。

　　“你愛說中國話罷?看不看金庸的武俠?”

　　我在他這種簡短扼要的自我介紹裡，幾乎知道了他的一切。我說：

　　“王教授，久仰大名，我還看過你的大著呢。不是客套，我覺得真是幸運。金庸我看過一些，不太喜歡。單聯當回目，是金庸的發明，我卻覺得是因為他不會作兩聯的回目，對仗對不上來。第二，是他有時寫別字。雖屬小毛病，可是影響太大了。”

　　“我們在海外，如無金庸的劍俠，豈不悶死了。你為什麼如此吹毛求疵?”轉身就要走的做走狀。兩人就要吵起來了。

　　我立時覺得有些吹毛求疵，便自己承認確實不大對。請他坐下來，有話慢慢說。

　　我是明讓，暗不讓。我先說我不愛金庸的理由。我說凡是奇技異能的小說，我因不信所以不看。比如小說中，忽然有人在水上走，這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也不是普通人一經練習就可以學會的，我就不看。所以武俠我不愛，《西遊》我也不愛;科幻我不愛，聊齋我也不愛……都可以說看過一兩本，就再也不。原因很簡單，這些怪事或怪招兒，在書中出現就是等於要打球而又不照規則。那算什麼呢?我雖不喜歡打球，但我也不看這些不照規矩來的特殊功能小說。也許《西遊記》不在此列。我看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又看過佛洛伊德《夢的分析》等。我覺得豬八戒是“本我”，唐僧是“超我”superego，而孫悟空是“自我” ego。又饞又懶還不時使壞是豬八戒，得道高僧還不時念咒是唐僧，孫悟空則是努力的模範，時時處處在費力氣。如果說《西遊記》的哲學，那是很精彩，我不但接受而且欣賞了。

　　“唉呀!我兩點有個演講，現在什麼時候?唉呀!過了四十分鐘了。”他慌張的立時站起，開門，關門，跑去講演去了。

　　也許過了四十分鐘還有人等他，問題是主持者一定到處找他。找到任何地方也不會找到我這暫時的辦公室。我仍舊坐下來。心裡想：王浩是金嶽霖的大弟子，在美國是解釋哥德爾的專家，是符號邏輯的翹楚，卻寂寞到以金庸的劍俠，為海外讀書的唯一消遣。他到摩爾學院來，一定是給計算機組的人演講。

　　以後，再也沒有碰到過王浩，我倒是喜歡聽聽他對形而上學的意見。

　　這次與王浩的相遇卻使我聯想起一次幸運的遭遇：那是1973年左右，有朋友請客，我鄰座是哈佛大學的吳大竣。他在我們這一行太有名了。他問我，現在做什麼呀，我就拿起一張餐紙來，畫了一畫，是用渥什函式分析系統的問題。我說這個問題已煩了我半年了。他說，這個問題很有意思。不過可以更簡單些。他略一指點我就通了。

　　回去告訴了我的學生，於是就做起來，寄給IEEE Circuit Theory，等了一年，不見迴音。我就趕快寄給《富蘭克林學報》了。果然IEEE的編者在壓了兩年後，才給迴音。叫我們重新提出，雖然已經接受。此稿卻由一人拐彎抹角寫成範圍小些的例題發表了。我意料中，經手的什麼編輯或評審，看明白了我們的論文，就認為是他自己做的了，而壓著我們的文章晚些再出來。他們未想到我已經寄與另一刊，沒中他的圈套。一篇論文也有這類的滄桑。

　　這本書的“輯二”多是由敲門聲而引來的與孩子們的研究，或與朋友的趣味通訊，或在成大為同事作的書序。至於我工作中所有的一百多篇論文則全在學報中，用電腦一召即來，用不著羅列在這裡。與吳大竣合作這一篇很有用，到現在還利用小波在繼續發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