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
General 更新 2024年12月27日
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會和“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等等重大事件，都集中發生在不平凡的2008年。中國人在這一系列事件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堅忍不拔、頑強努力的拼搏精神及空前高漲的凝聚力，不單使自己重新體會到本民族精神力量的偉大，也同時對國家這種能調集全國力量救濟災難、共圖大業的體制感到自豪。於是，相當多的人都認為，2008年是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再次被喚醒並引起全世界廣泛注目的一年，我們應當倍加珍惜這一歷史時刻，小心呵護已調動起來的民眾情結，引導其為加快現代化國家建設目標助力。也有人發出疑問，對民眾這種噴張式的情緒宣洩，是否理性，是否體現完整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表示質疑，尤以發生在這些重大事件中的一些個別事例為分析依據，對極端化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表示了擔憂。
不能不說，以上兩種看法，因為都有事實根據，所以都有一定道理；但問題的根似乎並不在這裡。民族主義也好，愛國主義也好，無論歷史還是現實，它們都是客觀存在，是不可否認、也不能迴避的事實。而且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都和民族和國家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選擇有關，在一定意義上說，它們都是一定歷史和時代背景下的敘述語境，脫離了歷史和時代背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很難討論得清楚。關鍵問題是，我們所說的可取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必須是能體現一個民族、一個國傢俱有的對自己進行深刻反思的能力，能夠為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正本清源、揚善去惡、除舊佈新，走向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從而體現歷史和人民的意願，而不能被理解只囿於表層的、顯在的民族和國家這個概念層面，否則就極易產生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極端的愛國主義。
在所謂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問題上，核心與本質在是否具有理性。只有具有理性，才會具有批判現實主義的精神和傳統，這樣基礎上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才是可取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核，是國家和公民個人的品質。
人們都說美國人最普遍具有愛國主義，其實並不瞭解，美國人的愛國主義，並非只建立在美國強大的基點上，它更重要的是建立在理性和批判現實主義基礎上，建立在美國人對其價值觀的選取上，它反映的是美國民眾對自己價值觀和國家政治原則取向的認可。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在就職演說中有一句名言：“一個國家如果對上帝制定的秩序與權利的不朽法則置之不理，則絕無可能指望天國露出仁慈的微笑。”他在連任屆滿時的告別辭中，再次闡明這個類似觀點，即“一個民族的永久幸福和它的品德聯絡在一起”。美國之所以實行的是聯邦制而不是邦聯，且聯邦制堅如磐石，就是美國將這一制度放置於人民“公平和全面的實驗”中進行驗證，華盛頓告誡國人：“在實踐尚未表明聯邦制行不通時，試圖在任何方面削弱聯邦紐帶的人，我們總是有理由懷疑他們的愛國心的。”當然，華盛頓沒有預見到後來的美國政府，很大程度沒有遵循他關於美國要與一切國家和睦相處、自由來往的方針，他們所謂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還包括了對別國進行武裝干涉和政權顛覆。美國政府宣揚的所謂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也是有問題的。但是，美國社會什麼時候都會有不同聲音，美國人民的愛國，主要是以此為基。
由此可見，和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聯絡最密切的，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人民的價值觀，而並不以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強盛與否為主要依據，否則我們不能解釋許多現象。缺乏對價值觀取向的認可，也不可能同時具有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深刻反省能力，這樣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有時就是靠不住的，有時是狹隘和極端的。比如，同是以“醜陋的某國人”為題寫的書，其實都體現了作者的愛國憂國意識，但在不同國家會遭致不同結果。要在過去，柏楊《醜陋的中國人》是不可能出現在中國的，因為它絕對會定性為賣國主義而不是愛國主義。這本書今天能夠在大陸出版發行，雖然不再會遭到譴責，但又有多少人會以此為警惕，對存在於中國人身上的種種毛病進行反思呢？以國人的特點，既然毛病大家都有，為什麼只是我改而你不改？這種只能一哄而起、一鬨而散，要麼大家都動，要麼都不動的特徵，就這樣也表現在了中國人的思想意識領域。魯迅當年棄醫從文，就是有感於握手術刀治療中國人身上的疾病，不如拿起筆療治中國人精神上的疾病。遺憾的是，缺乏獨立性，只喜歡聽好話、愛面子的中國人，老毛病難改，當一件事一哄而起的時候，失去理性的興奮、宣洩、隨大流和湊熱鬧等等心理參與其間，人云亦云、人喊我喊，就不是奇怪的事了。所以才會發生抵制家樂福、指評捐錢者的事。回顧當年美國發生“9·11”事件，因為對美國政府充當國際警察、對別國指手畫腳行為的不滿，國內有多少人一時忘記了人的生命價值無比寶貴，忘記了將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區分開來的道理，竟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幸災樂禍心理，這種良心上的事實，難道是可以輕易否定的嗎？它不也清楚地告訴我們，沒有理性、缺乏正確觀念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不就等同於利己主義、排他主義嗎?同樣需要反思的，還有民眾對奧運會的評贊過度，對中國運動員奪取金牌看得過重，將運動會和愛國主義聯絡得過緊而表現出來的唯我第一、古今無雙、揚己抑人的做法，這些一樣是要不得的。實在說，即使不抱有成見，一般外國人也不會認為中國人的這種情感表現和情緒宣洩就是好事，更不認為那就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國人爆發出來的強烈愛國心。
其實，在這些事件的發生過程中，中國人自己在情緒興奮和精神高昂起來以後，或多或少也感覺到了某種失落：要是在平時，在我們身邊周圍，都像這次汶川地震後人們那樣顯示愛心多好；北京要是在奧運會結束以後，都能有這樣安定的社會秩序、禮貌的服務態度、周詳的市政安排，那該多好。或者我們再進一步自我發問：人民群眾的這種高漲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如果能滲透我們所有崗位、一切領域，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還有什麼目標不能實現嗎？
一個國家和民族的人民，在一種重要災難面前或重大事件關頭，的確會產生感人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或者說，這種精神會感染民眾，使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得到增強；但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凝聚力的真正鑄造，卻並不能完成於一時一事之間。因此，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客觀冷靜地對待在這一系列事件中中國民眾湧現的熱情，過高地估計這種熱情，固然有盲目性，對這種熱情作出簡單的、非理性的判斷，則無疑更加有害。這樣的教訓我們有過許許多多。五四運動的驅動力，毫無疑問是愛國，但知識分子在對傳統儒家文化進行猛烈批判時，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卻表現了民族文化上的虛無主義。而今中國到處在祭孔，難道不可以說，同樣有愛國主義因素在起作用嗎?至於十年內亂，億萬中國人深陷瘋狂而不能自拔，我們更可以說，那是愛國熱情最高漲的年代！
處在轉型時期的中國，各種思想、價值觀念相互碰撞，民眾一時缺乏信仰是事實，但那同樣不是缺乏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原因，民眾不是因此而要宣洩。他們之採取集體宣洩方式，正是因為個體被長期壓抑，不得不將集體宣洩當做個體宣洩的代替品！綜觀漫長的歷史和今天的現實，我們認為，缺乏個性、獨立性和批判精神，仍然是我們的重要缺陷。在這種背景下，對任何以民眾情緒噴張為特徵演化的集體一致性行為，我們都應該持冷靜、理性的態度。因為集體性常常遮蔽一切，常常演變為巨大的盲目性。為這種情況下產生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熱情推波助瀾，極易導致的結果，要麼對外排斥，要麼對己自傷。
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
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建構
不能不說，以上兩種看法，因為都有事實根據，所以都有一定道理；但問題的根似乎並不在這裡。民族主義也好，愛國主義也好，無論歷史還是現實，它們都是客觀存在，是不可否認、也不能迴避的事實。而且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都和民族和國家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選擇有關，在一定意義上說，它們都是一定歷史和時代背景下的敘述語境，脫離了歷史和時代背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很難討論得清楚。關鍵問題是，我們所說的可取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必須是能體現一個民族、一個國傢俱有的對自己進行深刻反思的能力，能夠為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正本清源、揚善去惡、除舊佈新，走向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從而體現歷史和人民的意願，而不能被理解只囿於表層的、顯在的民族和國家這個概念層面，否則就極易產生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極端的愛國主義。
在所謂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問題上，核心與本質在是否具有理性。只有具有理性，才會具有批判現實主義的精神和傳統，這樣基礎上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才是可取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核，是國家和公民個人的品質。
人們都說美國人最普遍具有愛國主義，其實並不瞭解，美國人的愛國主義，並非只建立在美國強大的基點上，它更重要的是建立在理性和批判現實主義基礎上，建立在美國人對其價值觀的選取上，它反映的是美國民眾對自己價值觀和國家政治原則取向的認可。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在就職演說中有一句名言：“一個國家如果對上帝制定的秩序與權利的不朽法則置之不理，則絕無可能指望天國露出仁慈的微笑。”他在連任屆滿時的告別辭中，再次闡明這個類似觀點，即“一個民族的永久幸福和它的品德聯絡在一起”。美國之所以實行的是聯邦制而不是邦聯，且聯邦制堅如磐石，就是美國將這一制度放置於人民“公平和全面的實驗”中進行驗證，華盛頓告誡國人：“在實踐尚未表明聯邦制行不通時，試圖在任何方面削弱聯邦紐帶的人，我們總是有理由懷疑他們的愛國心的。”當然，華盛頓沒有預見到後來的美國政府，很大程度沒有遵循他關於美國要與一切國家和睦相處、自由來往的方針，他們所謂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還包括了對別國進行武裝干涉和政權顛覆。美國政府宣揚的所謂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也是有問題的。但是，美國社會什麼時候都會有不同聲音，美國人民的愛國，主要是以此為基。
由此可見，和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聯絡最密切的，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人民的價值觀，而並不以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強盛與否為主要依據，否則我們不能解釋許多現象。缺乏對價值觀取向的認可，也不可能同時具有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深刻反省能力，這樣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有時就是靠不住的，有時是狹隘和極端的。比如，同是以“醜陋的某國人”為題寫的書，其實都體現了作者的愛國憂國意識，但在不同國家會遭致不同結果。要在過去，柏楊《醜陋的中國人》是不可能出現在中國的，因為它絕對會定性為賣國主義而不是愛國主義。這本書今天能夠在大陸出版發行，雖然不再會遭到譴責，但又有多少人會以此為警惕，對存在於中國人身上的種種毛病進行反思呢？以國人的特點，既然毛病大家都有，為什麼只是我改而你不改？這種只能一哄而起、一鬨而散，要麼大家都動，要麼都不動的特徵，就這樣也表現在了中國人的思想意識領域。魯迅當年棄醫從文，就是有感於握手術刀治療中國人身上的疾病，不如拿起筆療治中國人精神上的疾病。遺憾的是，缺乏獨立性，只喜歡聽好話、愛面子的中國人，老毛病難改，當一件事一哄而起的時候，失去理性的興奮、宣洩、隨大流和湊熱鬧等等心理參與其間，人云亦云、人喊我喊，就不是奇怪的事了。所以才會發生抵制家樂福、指評捐錢者的事。回顧當年美國發生“9·11”事件，因為對美國政府充當國際警察、對別國指手畫腳行為的不滿，國內有多少人一時忘記了人的生命價值無比寶貴，忘記了將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區分開來的道理，竟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幸災樂禍心理，這種良心上的事實，難道是可以輕易否定的嗎？它不也清楚地告訴我們，沒有理性、缺乏正確觀念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不就等同於利己主義、排他主義嗎?同樣需要反思的，還有民眾對奧運會的評贊過度，對中國運動員奪取金牌看得過重，將運動會和愛國主義聯絡得過緊而表現出來的唯我第一、古今無雙、揚己抑人的做法，這些一樣是要不得的。實在說，即使不抱有成見，一般外國人也不會認為中國人的這種情感表現和情緒宣洩就是好事，更不認為那就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國人爆發出來的強烈愛國心。
其實，在這些事件的發生過程中，中國人自己在情緒興奮和精神高昂起來以後，或多或少也感覺到了某種失落：要是在平時，在我們身邊周圍，都像這次汶川地震後人們那樣顯示愛心多好；北京要是在奧運會結束以後，都能有這樣安定的社會秩序、禮貌的服務態度、周詳的市政安排，那該多好。或者我們再進一步自我發問：人民群眾的這種高漲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如果能滲透我們所有崗位、一切領域，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還有什麼目標不能實現嗎？
一個國家和民族的人民，在一種重要災難面前或重大事件關頭，的確會產生感人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或者說，這種精神會感染民眾，使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得到增強；但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凝聚力的真正鑄造，卻並不能完成於一時一事之間。因此，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客觀冷靜地對待在這一系列事件中中國民眾湧現的熱情，過高地估計這種熱情，固然有盲目性，對這種熱情作出簡單的、非理性的判斷，則無疑更加有害。這樣的教訓我們有過許許多多。五四運動的驅動力，毫無疑問是愛國，但知識分子在對傳統儒家文化進行猛烈批判時，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卻表現了民族文化上的虛無主義。而今中國到處在祭孔，難道不可以說，同樣有愛國主義因素在起作用嗎?至於十年內亂，億萬中國人深陷瘋狂而不能自拔，我們更可以說，那是愛國熱情最高漲的年代！
處在轉型時期的中國，各種思想、價值觀念相互碰撞，民眾一時缺乏信仰是事實，但那同樣不是缺乏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原因，民眾不是因此而要宣洩。他們之採取集體宣洩方式，正是因為個體被長期壓抑，不得不將集體宣洩當做個體宣洩的代替品！綜觀漫長的歷史和今天的現實，我們認為，缺乏個性、獨立性和批判精神，仍然是我們的重要缺陷。在這種背景下，對任何以民眾情緒噴張為特徵演化的集體一致性行為，我們都應該持冷靜、理性的態度。因為集體性常常遮蔽一切，常常演變為巨大的盲目性。為這種情況下產生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熱情推波助瀾，極易導致的結果，要麼對外排斥，要麼對己自傷。
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