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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宋江這個人
未見他使出像樣的一招一式。遇到險境,不是叫苦,就是跌足,要麼撥馬先逃,潛身躲藏,全無半點英雄氣概,真納悶魯智深、林沖、武松、李逵諸英雄何以竟與此等人為伍,並尊其為頭領。
涉世稍深,又看出宋江偽善和權詐的一面。他謙恭禮讓、樂於助人,骨子裡卻工於計算,支配欲極強。這一印象,後來在金聖嘆的評本里得到了印證。可我始終不解的是,梁山泊人才濟濟,施耐庵何以讓這麼個人位居群雄之首,因而覺得這是小說的一大缺憾。
近讀《水滸傳》,忽然茅塞頓開:施耐庵不正是通過宋江的成功以警世人嗎?
宋江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宋江以忠義的化身自居,連自我介紹時也忘不了說“俺是梁山泊義士宋江”,但細檢其所為,殊難找到忠和義的蹤影,充其量只有一些博施的善行而已。
宋江的“替天行道”常被視為“忠”的表徵。這“替天行道”是句含混話。天之大德曰生,宋江所行的卻是殺戮。
他從法場得救,要做的頭件事就是燒殺:火燒無為軍,殺死黃文柄一門良賤四五十人。黃某不管平素為人如何,在宋江一事上無可指責,他僅僅維護了朝廷的利益。
退一步講,即使宋江有理由仇殺,殺的應是黃文柄一人,而不該是閤家老小。對此,連稱許宋江的李贄老先生也大搖其頭,批道“大不是,大不是”。
宋江忠君的神話還建立在“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口號上。也不知這貪官和皇帝的界限宋江是怎麼分的。
不知他踐踏的王法,是貪官的,還是朝廷的?他率眾攻的城、掠的地、殺的官兵、搶的國庫,是貪官的,還是朝廷的?他勸降和逼降的剿捕將領,是貪官的,還是朝廷的?
他拉秦明、呼延灼、關勝等人背叛朝廷,抬出的理由是,梁山好漢企盼朝廷招安。可這些人根本不需要繞一個落草——招安的大彎子,他們已是在為朝廷效力。
宋江受招安是否符合施耐庵本意,現在不得而知,值得關注的不是宋江招安後的行為,而是求招安的心理。我們知道,傳統的仕途是“學會文武藝,賣與帝王家”,文不成、武不就的宋江,沒有待價而沽的資本,縣衙小吏已是他事業的頂點了。
可宋江不是安分之人。他言必稱忠義,但有兩處卻顯現出心跡:一是得知晁蓋等人在梁山做大事業,自言自語流露出豔羨之情;一是酒後題詩“敢笑黃巢不丈夫”。廟堂既然無法靠近,就在江湖上迂迴發展。
當然,走江湖也得憑本事吃飯,但有個“義士”名頭,不啻懷裡揣著“鐵券丹書”,近可以保身,遠可以騰達。待得當上梁山寨主,總算有了與“帝王家”交易的本錢。倒黴的是那些誠心聚義、共襄盛舉的異姓弟兄,糊里糊塗就被宋江給賣了。
宋江的“忠”如此,“義”又何如?義是《水滸傳》的靈魂所在,梁山事業的凝聚力就是義氣。
身為群雄首領,宋江理當為義的表率。不錯,宋江在江湖上有“孝義黑三郎”的美名,各路好漢都把他目為義士,對他恭敬有加。然而眾人的敬意並非基於各自對他的認識,而是傳聞。初見他時,誰也沒見他有何義舉,難免對他有些無禮。只在聽到他是江湖上盛傳的“及時雨”時,才倒身便拜。
這一套式重複得有點膩味,作者不厭其煩,是為不斷提醒讀者:眾好漢拜服的宋江不是活生生的見義勇為之士,只是“義士”名頭的載體罷了。一句話,宋江的威望不是建立在他的行上,然他的名,如我們前面看到,源於施利市恩,與真正的“義”相去甚遠。
宋江和梁山的結義弟兄後來又是如何相處的呢?
與宋江關係最為密切的當屬晁蓋、花榮、李逵諸人。花榮是宋江的心腹,救過他的命,共他患過難。按說,兩人可以毫無保留地推心置腹。當花榮要給他開枷時,他假惺惺地來一套說辭;揹著花榮卻又私除行枷。
李逵是一條血性漢子,對朋友忠貞不貳。他講到母親不幸死於虎口落淚時,宋江一廂卻大笑起來,接著說:山寨得了新人,“正宜作慶”。一次,李逵求戰被宋江喝止後擅離梁山,宋江就認為他“多管是投別處去了”。小人之心,由此昭然。
最能看出宋江為人的是他和晁蓋的關係。晁蓋是他的“心腹弟兄”,他曾擔著“血海也似干係”給晁蓋通風報信,後來晁蓋也曾兩次率領人馬趕來救他的性命。宋江得救時向晁蓋發誓,要“死心塌地,與哥哥同死同生”。實際又如何呢?
宋江一入夥,就甩開晁蓋更改梁山體制。梁山的秩序是以交椅排名次,這既是才能功勞的體現,也是發號聽令的依憑。宋江頭件事就是廢除舊法:功不分高下,讓舊頭領坐主位,新頭領坐客位。
這一安排乍看無關緊要,實則不然。晁蓋的原班人馬是舊頭領,宋江交結的是新頭領。本來一到梁山,大家便是兄弟,不分你我,聚集在寨主晁蓋的麾下。宋江硬要分賓主,貌似謙遜,骨子裡卻咄咄逼人。舊頭領總共才九個人,新的多達二十七人。
這樣一來,就把晁蓋和佔多數的新頭領隔開了。我們不妨設身處地想想晁蓋的處境:他率眾千里跋涉,救宋江歸來,又得了眾多好漢,本是一樁盛事。
慶功席上,被宋江這麼一攪,兩列好漢,眾寡懸殊,壁壘分明,連視覺重心也嚴重傾斜,晁蓋居中,安能端坐?下面新頭領的喧嚷反襯出零零落落幾個舊頭領的寒磣,身旁又是顧盼自雄的宋江。對晁蓋來說,這哪裡像慶功,簡直是受罪。
宋江不以山寨大義為念,把梁山新頭領視為己有,不讓晁蓋染指。每有戰事,輒言“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輕動?”一句話便把晁蓋冷置起來,使他一指揮不得新頭領,二結識不得新好漢。宋江出戰,新得的人越多,舊頭領的比例越低,晁蓋的影響力便越弱。
議打曾頭市時,宋江卻破例沒有勸阻晁蓋,甚至出現風折軍旗的凶兆,也不吭一聲。以前宋江遇險時,晁蓋總是傾寨出動前往救援,此番晁蓋涉險,宋江只“密叫”戴宗尾隨探聽訊息。晁蓋中毒箭受傷,卻遲遲不見梁山趕來相救。
當然宋江並未直接陷害晁蓋。但是在他營造的氛圍中,輪不到晁蓋打有驚無險的安穩戰,打險戰是晁蓋亮相的前提。晁蓋不會不知,風折帥旗不利於主將,但他不願放棄惟一的出戰機會。晁蓋受傷,是因為當前鋒。
出事前林沖力勸他到後面接應,他答道:“我不自去,誰肯向前”八個字裡,透出多少心酸和無奈。堂堂一寨之主,令不能行,只好自己在前殺開一條血路,宋江隔離策略成功之日,便是晁蓋喪命之時。
晁蓋中箭後,“死拼”救他的全是幾個舊頭領。晁蓋身危之際,宋江既不求醫也不問藥,惟“守定”在床前哭——等到他人死。
晁蓋也許是第一個***惟一一個?***看透宋江為人的。本來宋江是晁蓋的恩人,宋江一上梁山,晁蓋便要讓位給他。可後來晁蓋臨終時卻又囑咐:捉得仇人史文恭者為梁山泊主。其遺願分明是不許宋江繼位。
晁蓋生時,宋江不以忠義事之,晁蓋死後,宋江還要背叛他一次:他背棄晁蓋的遺囑,算盡機關,攫取梁山權柄。山寨本不可一日無主,有晁蓋囑咐在前,梁山泊理當立即為晁蓋報仇,然後擁立新寨主。
宋江卻“每日領眾舉哀,無心管理山寨事務”。寨中事務一亂,大夥只能推他出來收拾。這招果然奏效。宋江一坐到主位,即刻發了一大通號令,哪像是哀慟過度亂了方寸之人?
不過,宋江現在只算攝政,晁蓋的遺囑還橫在那兒。宋江一邊延緩報仇,一邊盤算著下一步棋。一日閒話時有人提起盧俊義,宋江猛的計上心來:“梁山寨中若得此人時,小可心上止有什麼煩惱不釋?”
宋江究竟有何煩惱?是晁蓋遇害、大仇未報嗎?不是,宋江從不言為晁蓋報仇。梁山泊後來攻打曾頭市,卻是為了奪馬。曾頭市失利請和,宋江同意罷兵,條件是曾頭市交出照夜玉獅子馬,而非仇人史文恭。最後晁蓋大仇得報,多虧宋江“死要”那匹千里龍駒。
可見,他的煩惱另有因由,後來種種跡象表明,晁蓋的遺囑才是他的煩惱所在。
晁蓋遺囑把宋江降為“眾弟兄”之一:捉得史文恭者為寨主,宋江得與幾十條好漢單個競爭。宋江舊日威風基於倚眾恃強,按遺囑做,他就無力可借,無勢可乘。如果來一個有望當寨主的新人,他煩惱的死結就會解開。當然不是宋江有意讓位給他人,而是樹一個假想敵。
有了盧俊義這個“競爭對手”,宋江就擺脫了與數十人爭位的困境。原來的爭位局面是多極的,宋江雖為一極,但絕無優勢。請來有競爭實力的盧俊義,格局就變了。多極一下子變成兩極:非盧即宋。
其實,盧俊義本無意與宋江競爭,只是宋江頻頻讓位,硬是把盧俊義塑造成假想敵的形象。宋江抬高盧俊義,是不讓眾好漢出頭,逼盧俊義扮假想敵角色,又是拉攏眾好漢為自己出力。
這一壓一拉,梁山眾好漢不知不覺就被排除出角逐之列,淪為宋江得位的工具。宋江下了盧俊義這個棋子,爭位的死棋就活了:眾多的競爭對手成了他的支持者。這樣一來,就算盧俊義是強龍一條,也敵不過宋江這地頭蛇了。
這一招實在高明:宋江先利用盧俊義壓服眾好漢,再利用眾好漢反制盧俊義。怪不得宋江一直放著梁山榻邊的仇敵不管,千方百計要盧俊義上山,甚至不惜一再調兵遣將過州衝府遠征千里之外的大名府。
後來攻打曾頭市,盧俊義不得做前部先鋒而其他好漢捉得史文恭,功勞便算在宋江名下。不巧的是,仇人撞到盧俊義手裡。按晁蓋遺囑,梁山要尊盧俊義為寨主。可宋江偏要“商議”立寨主之事。
所謂“商議”,就是說此事還有待定奪。他雖提到晁蓋遺囑,也推盧為尊,但所列的理由卻是,論相貌、出身、才幹,梁山眾好漢誰也比不上盧。這實在是以退為進,挑撥離間。假如宋江誠心擁立盧俊義,何須多費口舌,遵遺囑辦即可。
這本是一件極明白的事,被他纏來繞去,弄到要拈鬮打兩州府。晁蓋的遺願於是乎蛻變成形同障眼法的兒戲。最後通過作弊,宋江名正言順坐上了梁山泊第一把交椅。
宋江是個成功人士。他盜忠義之名行不義之實,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眾好漢未能看穿他的權詐。可悲一百多條漢子栽在這麼一個人手裡而不自知:是他們的淳樸和忠義成全了偽君子宋江。作者描寫宋江得志,其用心不可謂不良苦。
悵望千秋,蕭條異代,身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能不透過歷史的灰塵,向粱山群雄長長髮—聲浩嘆?
篇2:逝者的舞臺
2001年8月5日上午,楊景凡的追悼會在重慶石橋鋪殯儀館舉行。
追悼會是隆重的,這或許與逝者的身份尤其是級別有關。
西南政法大學「楊景凡老師治喪小組」釋出的「訃告」開篇即曰:「我校司局級離休幹部、中共黨員、教授楊景凡老師因病醫治無效,於2001年8月3日14時25分在重醫附二院逝世,享年84歲。」
“
楊景凡先生,四川渠縣人,教授,碩士生導師,西南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科創始人,復辦後首任教研室主任。2001 年逝世,享年 83 歲。
”
「離休幹部」,「司局級」……追悼會的規格總得與如此「身份」和「級別」基本相符才是。於是,學校部分領匯出席了追悼會,主持了追悼會,並沉痛地致了悼辭。
楊景凡的夫人和子女向所有參加追悼會的人們致以深深的謝意。
但他***她***們知道,追悼會的召開「善意地違背」了逝者的生前意願。
2000年12月,離去世僅僅8個月,楊景凡用散文文體,莊重地寫下了「遺言」:「當我心臟停止跳動之後,迅速送我去火化。讓我靜悄悄地走去,不要舉行任何儀式。過些時候,再通知親友,代我說我向他們告別了。骨灰留著和宇琳合葬。都由我的兒女作主了。」
只不過,他不僅僅是兒女們的父親。「遺言」中交代的有些事,兒女們沒法為父親作主。
這就是說,儘管「追悼儀式」對於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義,但「善意地違背」楊景凡的生前意願,隆重地舉行追悼儀式,則是大家都免不掉的、必須完成的事情。
正所謂「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就在告別儀式上,長子楊殊芃還是宣讀了父親「不要舉行任何儀式」的「遺言」。女兒楊甸勻在《我為父親流淚》的追憶文章中這樣寫道:「我默默地對父親說:爸爸,請你原諒我,我知道你不要什麼儀式,但今天來送你的,都是真正敬重你的人,我不能拒絕他們。」
楊景凡的「遺言」容易使人聯想起陶潛那著名的「輓歌辭」。
但二者形似神異。
詩人「道法自然」,最終了悟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是不會在意悼念儀式的。「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這的確傳達了詩人的生死達觀,可讓人感覺有些冷漠。楊景凡自幼喜讀陶潛詩,他的「遺言」同樣傳達了一種生死達觀,卻仍有溫情的傳遞,他只是願望「不要舉行任何儀式」罷了。
因為,「儀式」很可能淪落為無謂的「排場」。
路易-費迪蘭·塞利納有篇小說,叫做《從一個城堡,另一個城堡》。小說中有這樣的句子:「妨礙人類臨終的,是排場。」還有這樣的句子:「畢竟人始終都在舞臺上。」既然如此,「排場」似乎又是難以避免的。
米蘭·昆德拉以「死亡與排場」為題評論這篇小說,他就小說中這樣的句子引申開來:「有誰想不起死亡的喜劇,在臨終的病榻上說的那些著名的‘臨終之言’?就是這樣:就算是嘶啞地喘息,人始終都在舞臺上。而且就算是‘最簡單的’、最沒有暴露狂傾向的,也是如此,因為人雖然不一定會把自己放上舞臺,但如果他沒把自己放上舞臺,別人也會幫他放上去。這就是作為人的命運。」
只不過,楊景凡的「遺言」不是在病塌上「說的」,他是在書桌前平靜地寫下「遺言」的。在他寫作時,腦海裡很可能浮現過陶潛的《輓歌辭》。詩人的《輓歌辭》是在淡漠的心緒中寫就的,他不會在意任何悼念儀式,不僅因為死後「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而且因為「餚案盈我前,親舊哭我旁。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荒草無人眠,極視正茫茫」。這種詩化了的死亡意識已經遮蔽了人生的使命感和意義感:人死了,一死百了,萬事皆無——無知無覺,無慾無情,無是無非,無榮無辱。楊景凡沒有如此的「唯物」與漠然,他願望「不要舉行任何儀式」,是擔心「儀式」可能演變為空幻的「排場」,致使人生的使命感與意義感被扭曲、被掩埋、被荒疏、被幻化。
楊景凡之所以平靜地寫下難以完全兌現的「遺言」,其實是為了「拒絕」治喪小組釋出的那份「訃告」。
「訃告」主要說的正是他一生做過的事:
楊景凡老師1916年11月出生,四川渠縣人。抗日戰爭初期在成都參加黨領導的學生運動,1939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一1941年受地下黨的指派在四川渠縣從事革命的文化青年工作;1942年一1949年在渠縣、成都、西康等地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50年一1954年在西南公安部工作,先後任西南公安部四處成都情報站站長、二、三科科長;1954年一1987年9月在西南政法學院工作,從事法權理論、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法律思想史的教學和研究。先後任國家與法的理論教研室、國際共主義運動史教研室、國家與法權史教研室、語文教研室主任。1978年建立西南政法學院法律史學科並任法制史教研室主任,1979年起擔任中國法律史學科的研究生指導教師,1982年一1984年任院學術委員會祕書長兼科研處處長,四川省高階職稱評審委員會法學評審專家組組長。1979年起兼任中國法律史學會副會長、顧問。1987年9月離休。
不足五百字的「訃告」,濃縮了楊景凡一生的經歷,羅列了他登上不同舞臺所做過的諸多事情,真實而簡潔,冷清而刻板。
「訃告」是什麼?不過是死亡的宣告書而已。當然,它還有與此相關的另一種功能,那就是把那個「排場」舉行的時間廣而告之。
大致說來,人的死亡有兩種。
一種是身體的死亡。生只有一次,死也只有一次,死是生的徹底結束。生是有限的,死是永恆的,死而復生絕無可能。死了,生就不再發生,再也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了。
一種是心靈的「死亡」。這意味著精神生命的自我顛覆、自我否定,自我轉變。死而復生,生死交錯,對於自己所做過的事情的意義覺識將隨之而發生變化。
相應地,作為死亡宣告書的「訃告」也有兩種。
無論影響範圍的大小,身體的死亡都將換來不同形式的一份「訃告」,或是口頭的,或是文字的。這種「訃告」只能由別人來代勞,逝者再無言語,無可阻擋。
心靈「死亡」的「訃告」則只能由自己撰寫,自我轉換,自我宣告,自言自語。「死亡」呼喚「新生」。
楊景凡經歷過好幾次心靈的「死亡」與「重生」。這無疑會牽連,甚至連累身體。直到心靈依附其上的身體死亡的到來,心靈的生死交錯才最終停息。
他希望「靜悄悄地走去」,那「妨礙人類臨終的排場」,他壓根兒就不想要。
治喪小組釋出的「訃告」所羅列的那些事,因為他心靈的「死亡」而徹底喪失了「意義」。既然是無「意義」的事,那還有什麼「功績」值得「致敬」、「慶祝」乃至「崇拜」的呢?
1985年8月,年近七旬,楊景凡就鄭重地寫下了「生前留別」。詩歌體,共兩句:
日落風定紅塵盡,
無用傷神賦招魂。
十年後,1995年9月,年近八旬,楊景凡又寫了「自述」:
十五至二十五,夢遊文苑,朦朧而求索。爾後三十餘年,歷盡險阻,方履坦途。俄而風雲遽變,復置身危崖之巔;喘息方定,六十有惑。七十始有志於學,晚矣。八十隨心所欲,則無不逾矩。終悟七十九之非。
篇3:“人脈”是麻煩出來的
我們經常會聽到上一輩給我們的箴言:“沒事別麻煩別人。”很多善良的人,他們什麼事情都自己處理,從來不愛請別人幫忙,他們認為麻煩別人是錯誤的。
但是,這類“好人”的人脈網路,卻往往挺單薄。因為,當我們不需要別人的幫助時,我們就缺少了建立關係的緣由。
有一次聚會,晚上10點多,我看到王老師已經無法坐地鐵了,於是跟他說不如我開車送他。他說:“你有點繞遠啊,不麻煩你了。”
我說:“你知道嗎,好的人脈關係都是互相麻煩出來的。”
他一聽這話,立馬釋然了,大大咧咧地坐上我的車:“OK,拉我去承德。”
於是,我們就成了相互“麻煩”的朋友。
這個觀點不是源自我,而是另有高人。它被人稱為“富蘭克林效應”,因為美國國父富蘭克林的一段軼事:
有一次,他很想與賓夕法尼亞州立法院一個議員合作,但這個議員是個難纏的鐵石心腸的人物。如果你是富蘭克林,你會如何處理?看看那個議員有什麼需求?找個中間人?還是“不打不相識”跟他幹一架?富蘭克林用了另外一招。
他知道這個議員的私人藏書中有一本絕版的稀世圖書,於是就詢問議員是否能把那本書借給他看兩天。議員同意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正如富蘭克林所描寫的:“當我們再次見面時,他對我說話了***他以前從來沒有這麼做過***,而且很有禮貌。後來,他還向我表明他隨時願意為我效勞。”
富蘭克林把他借書所帶來的成功歸結為一條簡單的原則:“曾經幫過你一次忙的人會比那些你幫助過的人更願意再幫你一次忙。”換句話說,要使某個人喜歡你,那就請他幫你一個忙。
富蘭克林效應的原因也很容易理解。人們願意幫助自己喜歡的人,當請求對方幫忙時,你在給對方一個暗示:“我就是你喜歡的人啊。”於是,對方就被催眠了。你們倆也就成了小夥伴……
不過,當看到這個振奮人心的喜訊時,有的朋友就會想:原來麻煩別人也能交人脈啊?那太好了。我要買輛車,管人借個十幾萬,不但能開個好車,還能交個人脈,還省好多錢,真是一石三鳥啊。
這是一個很腦殘的想法。你把這個麻煩丟擲去,那就真的是個麻煩了。別人不會因為這個忙而跟你成為朋友。他們的迴應是:“藥別停。”
因此,我們要知道什麼樣的忙是可以請求別人幫的。
首先,這個忙不會給對方造成真的大麻煩。否則對方會馬上建立防禦:你小子到底想從我這兒得到什麼?
其次,儘量不要涉及金錢這樣的利益關係。人脈更多是一種個人感情,一旦牽扯可以精打細算的利益,就會變成勞資、僱傭、購買的關係。即便真的有利益關係,那也最好不要將這種幫忙看作是搭接人脈,而把它看作一個契約。
最後,一定要及時還。人際關係的核心行動是“來往”。《圍城》裡講最好的談戀愛的方式是“借書”,因為有借就有還,這樣就有了“來往”,一來二往就曖昧了。建立人際網路的方式同樣如此:你麻煩了朋友一次,算是借了一個人情,人情總要還的,當下次再還的時候,就可以曖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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