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師演講

　　北大初名京師大學堂，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以最高學府身份創立。下面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幾篇的範文，希望對你有幫助。

　　一

　　07年有兩條新聞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說第一條。這是暑假以後新學年開始的一個報到，說是大學新生一報到，有些學校領導就約見學生家長，提出現在開始就要為學生未來的職業做準備，要對學生進行職業的訓練和指導，好像我們北大還有專門的組織，指導學生根據求職的需要來設計自己四年的大學生活，還要讓這些學生提前和招工單位的人事部門見面，以便公關。

　　這真的讓我大吃一驚，我曾經感慨應試教育之外的教育都進不了中學教育，現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機：要求大學生按照就業的需要來設計自己的大學生活，與就業無關的教育是不是也進入不了大學教育呢?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個全國高校通識教育培訓班講我在大學講魯迅的情況。講完了一位大學老師舉手提問題，要我介紹一下在大學裡講魯迅課，怎樣有利於學生求職就業。我當時聽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裡卻涼透了。我無意責怪這位青年教師，因為他在上課的時候別人也這麼問他：你這個課和就業有沒有關係，有關係我來聽，沒關係我不來了。這就非常可怕。

　　當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說大學不能成為職業培訓班。我想北大還不至於，然而北大也有這個趨勢，今天的整個的教育是圍繞著應試和就業來展開，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現實。這裡涉及一個嚴重的，我們不能迴避的問題：就業和大學教育的關係問題。

　　我曾經多次對80後的大學生講，我非常同情你們這一代，你們中學碰到應試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學，又面臨著畢業以後可能沒有工作。這在過去沒有過，都集中到你們這裡了。我1956年中學畢業考大學，當年大學招生人數比中學畢業人數要多，我們那一代人不存在應試問題。再早幾年，我想蔡恆平他們那個時候，可能也不存在畢業後的就業問題。你們恰好碰到了，兩個東西都給你們遇上了，這是這一代大學生所必須面臨的現實的問題。因此我們不能否認就業問題給我們大學教育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新的挑戰。正是這一嚴峻的現實，出現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論調，需要在理論上進行澄清。

　　這裡我想談談對大學教育和就業關係的四點看法。首先，我認為大學就業難，確實暴露了大學專業課程設定、教學內容比較陳舊，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科技發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學生知識結構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大學應該進行教學內容、課程設定上的更新調整。這是大學教育改革必須有的一個內容。第二，我們要具體分析一下，大學生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原因在哪裡。在我看來，一個重要方面是精神素質的問題。很多就業單位，對大學生的素質有許多批評，我覺得我們大學生應該聽一聽這樣的批評。

　　他們主要認為現在的大學生，一個是獨立自主能力比較差，一個是缺少團隊精神，不善於和他人合作，還有知識面太狹窄，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不足。這些問題，其實都是精神素質問題。而這種精神素質問題，就是獨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學應試教育的後果。正是因為這樣，大學教育就應該補這個課。中學的應試教育造成了你們這些毛病，這些弱點應該在大學裡彌補，大學不僅僅使你成為一個有知識有技術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為一個健全發展的現代公民。如果不著眼於這一點，只是按職業知識、技能的要求來設計自己的大學生活，那麼，你們中的許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學成了應試機器，到大學又成了就業機器，這樣來度過自己的青春時代，且不說會影響自己一生的長遠發展，單就個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三個問題，我們對就業問題的看法，應該有一個長遠的眼光。我們常說未來社會是一個知識社會，資訊社會，這個社會有什麼特點呢?就是職業轉換很快，很少有固定一個職業的人，因為隨著社會科學技術知識的發展，不斷有一些新的專業、新的課題、新的職業出現。這使得每個人必須不斷變換自己的職業、自己的社會角色，這是現代知識、資訊社會的一個很大的特點。這和我們那時候不一樣，我們那個時代分配到哪裡，就永遠不動了，一輩子做這個事兒。現在不行，它是不斷變換的。

　　你們可以問問蔡恆平這些師兄，他們從北大畢業以後換了多少職業。他們現在的職業所需要的知識、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學的，但北大訓練了他的基本觀念、能力，他們就能不斷地變換自己，適應社會發展和自我發展的變化著的需要。具體的培訓是可以通過訓練班來解決的，不是在大學裡來解決的。大學適當開一點這種課我也不反對，但大學主要的，我想還是我剛才所提到的兩方面的發展，一個是作為人的現代公民的全面發展，一個是基本能力的培養。否則的話，眼光狹窄地把我們的大學辦成一個職業培訓班，那可能再度耽誤大家，而且可能整個地耽誤我們國家民族的發展。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條新聞。

　　大學教育究竟要培養什麼人才尖子?第二條新聞也讓我吃了一驚。說新生未入學，家長和學生就忙成一團，通過一切途徑，找各種關係以求打點、照應。據說很多大學生，還沒上大學，就開始打聽，大學英語課，是某某老師教的?哪個給分數高?團委和學生會哪一個比較有前途?評獎學金是不是隻看成績還要在學生會混得很好?還沒進學校就開始打聽這些訊息。

　　據說有一個沒有正式報到的新生，把學校裡主要領導、團委書記、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這真讓我目瞪口呆。公關思維、搞關係思維，已經滲透到大學一年級學生中，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因為背後隱藏著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和我們北大是有關係的，人們經常說北大是全國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養尖子，要培養精英。

　　我自己並不一般地反對精英，但是就我個人來說，我更重視非精英，更重視普通的學生。正像魯迅所說，可能有天才，但是沒有泥土就沒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這樣的學校，培養精英是無可厚非的。我們現在需要討論的是，我們要培養什麼樣的精英，或者我們每個同學要把自己培養成為什麼樣的尖子?這個問題是更加重大，也許是更加嚴峻的。我現在恰好對這些尖子學生非常擔心——當然不是全體——但是相當一部分尖子學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讓我感到憂慮。

　　在我看來，真正的精英應該有獨立自由創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講時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擔，要有對自己職業的承擔，要有對國家、民族、社會、人類的承擔。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教育，特別是我剛才說的，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正在培養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絕對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所謂“絕對”，是指一己利益成為他們言行的唯一的絕對的直接驅動力，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種投資。所謂“精緻”指什麼呢?他們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養，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無可挑剔，他們驚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誠姿態，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體制的力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說，我接觸了很多這樣的學生，甚至覺得這都成了一種新的社會典型，是可以作為一種文學的典型來加以概括的。下面就是我的文學概括，並不具體指某一個人。比如說吧，一天我去上課，看到一個學生坐在第一排，他對我點頭微笑很有禮貌，然後我開始講課。在一個老師講課的時候，他對教學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講到哪裡學生會有什麼樣的反應，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這個學生總能夠及時地作出反應，點頭、微笑，等等，就是說他聽懂我的課了，我很高興，我就注意到這個學生了。下課後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來，說“錢老師，今天的課講得真好啊!”對這樣的話，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對我的課大加讚揚，但我總是有些懷疑，他是否真懂了，不過是吹捧而已。但是，這個學生不同，他把我講得好在哪裡，說得頭頭是道，講得全在點子上，說明他都聽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實說，老師講的東西被學生聽懂了，這是多大的快樂!於是我對這個學生有了一個好感。如此一次，兩次，三次，我對他的好感與日俱增。

　　到第四次他來了：“錢先生，我要到美國去留學課程，請你給我寫推薦書。”你說我怎麼辦?欣然同意!但是，寫完之後，這個學生不見了，再也不出現了。於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點頭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資!這就是魯迅說的“精神的資本家”，投資收穫了我的推薦信，然後就“拜拜”了，因為你對他已經沒用了。這是一個絕對的利己主義者，他的一切行為，都從利益出發，而且是精心設計，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評他嗎?我能發脾氣嗎?我發脾氣顯得我小氣，一個學生請你幫忙有什麼不可以?這個學生有這個水平啊。但是，我確實有上當受騙之感，我有苦難言。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養出來的一部分尖子學生。問題是，這樣的學生，這樣的“人才”，是我們的體制所歡迎的，因為他很能迎合體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這裡。

　　那些笨拙的、只會吹牛拍馬的人其實體制並不需要，對不對?就這種精緻的、高水平的利己主義者，體制才需要。這樣的人，正在被我們培養成接班人。我覺得這是最大的、我最擔心的問題。

　　我講這番話的意思，也不是要責備他們，這也不是這些學生本身的問題，是我們的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所培養出來的，這是我們弊端重重的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結出的惡果，這是“罌粟花”，美麗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覺。我今天講這番話是希望在座的同學，你們應引以為戒，並且認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麼，要把自己塑造成什麼樣的人才?

　　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這樣的絕對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的問題的要害，就在於沒有信仰，沒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關懷，大悲憫，責任感和承擔意識，就必然將個人的私慾作為唯一的追求，目標。這些人自以為很聰明，卻恰恰“聰明反被聰明誤”，從個人來說，其實是將自己套在“名韁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這樣的人，一旦掌握了權力，其對國家、民族的損害，是大大超過那些昏官的。

　　而我們的大學教育，我們北大的教育，培養出這樣的“尖子人才”，就不僅是失職，那是會對未來國家、民族的發展帶來不可預計的危害，從根本上說，是犯罪的。問題是，我們的教育者對此毫無警戒，而我們的評價、選才機制，又恰恰最容易將這樣的“有毒的罌粟花”選作接班人。在我看來，這構成了中國大學教育，特別是北大這樣的重點大學至今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機。

　　我個人，退休以後，在一旁冷眼觀察中國的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北大的教育，最感憂慮的就是這個問題，但我一直沒有機會提出來。因此，我要感謝今天的座談會能讓我說出自己鬱結已久的焦慮。

　　二

　　人世間有許多的東西，一開始看來，似乎很好，也很吸引人，然後，你會對它產生一種想象，可當你越接近它，越深入，常常會發現越不是這麼一回事，等深入到一定程度時，你就可能深陷其中，再也出不來了。最好的一個例子，是我們今天要談的這一個主題——“學問”，學問可能是一個更大的陷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裡面陷進去，這輩子就再也爬不出來了。

　　我這樣的說法，並不是一般學者所說的“反智論”，我只是想要提醒大家，這裡頭的的確確有很大的陷阱。今天，如果你知道這個陷阱，因此戒慎恐懼、步步為營，那麼，你就可能在“學問”裡面獲得益處，否則，你不明就裡、傻愣傻愣地一頭栽進去，稍不小心，就可能掉到無底深淵，從此萬劫不復了。

　　學校呆得越久，暮氣越重

　　在13年3月我在臺大講座，一開始，我就先提醒他們，到臺大的前一個禮拜，臺大才剛剛跳了一個，這幾年來，臺大每年差不多都有一個學生自殺。這種情況，現在已經往下蔓延，因此臺灣最牛的建國中學也是馬英九的母校這幾年也幾乎每年自殺一個。每年自殺一個，當然跟學問不一定有直接關係，可是，為什麼恰恰是臺大、恰恰是建中，而不是其他學校呢?

　　從這個角度看，北大當然也屬於高危險區。所謂高危險區，不是說大家可能會去跳樓，而是相較起來，大家心理更容易出現問題和障礙。老實說，北大處處都是聰明有才情的人，可是，能夠活得自在安然的，卻不算多。換句話說，北大人的聰明與才情，常常是妨礙他們自在安然的關鍵原因。

　　古人有一句話，“聰明反被聰明誤”，太聰明的人，有時候特別執著，一旦特別執著，就任誰都救不了，為什麼?因為他聰明，所以會有一套很完整的自圓其說的說法，你怎麼樣都說不過他，也動不了他，然後，你就會看著他把自己給團團困住，最後，他種種的說法、一道道的防線，簡直就成了銅牆鐵壁。這銅牆鐵壁本來是要防禦別人的，到最後，卻會把自己困死在裡面。

　　各位不妨檢驗自己是不是也屬於這種高危險群，檢驗的標準，是自己會不會老強調“真理”，總覺得自己是“擇善固執”?自己會不會太愛說理、太好爭辯?說理時，是否滔滔不絕?爭論時，是否容易動氣?一旦滔滔不絕又容易動氣，時間一久，你的生命狀態大概就會慢慢變化了。一般來講，在大學裡面，尤其在北大這種好說理、喜爭辯的地方，本科生臉上都還比較乾淨、比較清爽，到了碩士生，就開始有點暮氣，到了博士生，暮氣就更重了。換言之，北大是一個容易讓人有暮氣的地方。譬如我這位朋友的哥哥，暮氣就重;我朋友跟我說，他哥一定要凌晨4點才會睡，這是通常我快起床的時候了。

　　幾點睡覺其實不重要，但是，如果有暮氣，就很麻煩。今天的學問，為什麼會搞到這個地步呢?最直接的原因，就因為我們在做學問時，生活已失去比較有朝氣、有興發力量的那樣一個狀態了。

　　我們在這種地方過生活，但凡認真的好老師，都巴不得我們一天可以讀書讀十六個小時，越用功越好;最好就整天窩在圖書館、研究室或實驗室。可很少有老師想辦法讓我們活得更有力氣、更有朝氣，也更能意興揚揚。中國文化很強調的一個字眼叫做“興”，孔子所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的那個“興”字，我們在這樣的學校裡學習，幾乎沒辦法培養這個“興”字。生活如果沒有這個“興”字，你待得越久，暮氣就會越重。

　　學問跟生命是脫節的狀態

　　所謂教育，原來不是要讓一個人變得越來越好嗎?可是，我們在今天的大學裡，卻很難變得越來越有朝氣，反而會開始暮氣沉沉，那麼，這樣的教育，是不是根本就出了問題?正因如此，此前我才會提出，必須要把所有中國學問的學科，不管是歷史系、中文系、哲學系，甚至中國美院、中國音樂學院、中醫藥大學，只要跟中國學問有連線的這些東西全部撤出大學，另外成立一個學問系統。中國的學問，原本是要讓人興起、讓人有朝氣的，但是，只要繼續留在大學裡面，跟大學這個體制美其名是融合，實際上是一定會被異化，最後，就會在這個機制裡面不斷地被消磨，中國學問那個“興”的特質就會完全消失殆盡。

　　這其實就是現在大學體制的病灶，這病灶，就是我們的學問與生命是處於脫節的狀態。為什麼會脫節呢?因為今天我們所求的學問，學校都教我們要客觀，要冷靜分析，不能有自己“主觀”的想法。於是，我們在做這種學問時，生命會被抽離開來，只剩一個乾枯的大腦在學院裡面搏鬥，其他的感官則全部被擱置，只有一個大腦被極致地發揮，我們的生命便迅速地陷入一個失衡狀態。在這樣的系統裡，只要你大腦夠發達，其他的東西有沒有都無所謂,於是，我們就開始會對旁邊的事物一天天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如此一來，你的生命要如何“興”得起來?

　　今天不只是北大，也不只是大學，其實已徹頭徹尾貫徹到我們的小學教育，都是同樣的教育方式。我們總不斷地強調知識的追求，可我們的教育裡面都沒有教學生怎麼樣對旁邊的事物有感受，更別說還要有能力感受得精準，感受到可以進入那個事物的真正狀態，用《易經》的說法，叫做“感而遂通”。我們所有的學習裡，都沒有這一塊，沒有人教你好好地看一朵花、好好地感覺旁邊的聲音、好好地體會旁人的感受。他不斷地在教你知識的建構，知識的組織，不斷地在分析，不斷地在思考，不斷地在思辨，不斷在想有沒有符合邏輯，你的論據是什麼，你的知識有沒有硬傷，不斷地在講這些東西，可是，你生命的感覺到底在哪裡，沒有人跟你講。

　　到最後，我們整個學問就變成徹底地異化，這異化導致即使所謂的文史哲，看來是生命的學問，可每讀一本經典，他們總要教你有多少版本，有多少解釋，講《老子》，就開始要教你老子的形上學、宇宙論，講得天花亂墜，問題是，我們學這些幹嘛?!我們知道老子的形上學，到底跟我們的生命有什麼關係?!不幸的是，我們所有大學都在教老子的形上學。

　　事實上，我們為什麼學老子的學問?不就是為了獲得智慧，讓我們日子過得好一點，對不對?!我們之所以讀老子，不就是為了讓自己有能力化解事物，能夠活得自在，能夠慢慢產生一種通透的能力，對不對?!但你教這些版本問題、講那些形上學，好像都跟這個沾不上邊嘛!

　　今天學院的整個分析系統，從一開始，就逼你得離開生命，去“客觀”地談許多跟生命不太相干的問題。這樣子做學問，難怪越做離生命越遠，最後當然會搞得自己很不痛快。

　　千百年來，《論語》、《老子》、《六祖壇經》這些經典之所以能留下來，是因為後人不斷地受這些話語啟發，不斷地被這樣的大生命給打動，但今天學院裡很少有老師問你，讀了這句話你被打動了沒有?他們幾乎都不教你要被感動，而是教你要越冷靜越好，這樣才能把學問分析得最好，才可以順利拿到學位，也才能夠寫得好論文。事實上，這樣的學問是違揹人性，是和我們的生命相沖突的。當然，今天在座諸位在這邊拿學位，做這樣的學問，是不得不然;換成我待在這樣的體系，我也只能這麼做。可是，我們仍必需知道，就生命的學問而言，這其實是種偽學問，除了這，還另有一種真學問。我們得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能做了一輩子偽學問，最後還告訴人家這才是真學問。

　　上個月在上海，有一個記者採訪我，後來刊出的題目就叫做“我們太缺乏一門叫做生命的學問”。我喜歡這個題目。採訪時，她告訴我，在復旦讀研究生時，只有一門課讓她受益最深，那一門課老師每次上課就只是讀經典，讀得很慢，不做任何學術分析，就先讓大家讀，然後問大家有什麼感覺。後來我問她：“這門課學校允許開嗎?”她說，那個老師似乎跟學校搏鬥很久，學校基本不贊成。我說，這個老師有辦法升等嗎?結果她說，那個老師已經放棄升等的念頭了。我心想，這個老師怎麼那麼特殊?結果她告訴我，這個老師是南懷瑾的學生。

　　老實說，這樣的教法，離最根本的受益，當然還有一點點距離。但是，我覺得這位老師還是很了不起，他身在學院，能不糾結於學術，能不光談道理，而是直接訴諸學生的感受，這就不容易了。

　　中國學問先建立“感通”和“修行”

　　今天學院談的中國學問，一來糾結於學術，二來又老愛說道理。事實上，很多事情不是道理懂了，問題就能解決了。中國的學問，除了說理，向來都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環節——修行，修行這詞，若用儒家的話語，就是修身。《大學》裡面講，“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論語》裡頭，講來講去，也都在講修身。

　　修身首重真切，只要不真切，身就修不了。因此，《論語》裡有幾次孔子批評子貢，都是因為子貢愛說大道理，不真切。但是，中國的讀書人，越到後代，越愛說大道理，口氣也越來越大，譬如最有名的宋代張載四句教，“為天地立心，為民生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年輕時讀，佩服得不得了，簡直要五體投地。而今有了一點閱歷，有了一點生命實感，就難免要感慨：虧你說得出來，你做得到嗎?“為萬世開太平”，可能嗎?事實上，什麼是生命的學問?生命的學問是做不到的，就千萬別說。在中國的學問裡，做不到的，你又偏愛說，那就叫“戲論”。

　　今天我們的大學裡，就瀰漫著戲論。這不止是因為整個源於西方的學院體制本來就有主客對立、理論與實踐落為兩截的根本問題，其實也是因為中國從宋代以後讀書人就不斷有一堆戲論，尤其那些越正經、越嚴肅的儒者越愛說戲論，老是講一些自己做不到的話。

　　大家回頭去翻翻《論語》，會發現孔子不愛標榜、不談戲論，他所講的志向，都是可以操作的，很具體，很平實，像家常菜一樣，這正是孔子了不起的地方，這也才是真正生命的學問。反之，那種聽起來偉大得不得了的東西，多少都有假象;乍聽之下，很迷人，但久而久之，人就會異化。所謂學問，必需要接地氣，回到我們具體的情境，回到具體的感受。因此，我們讀書得要有種警覺：我讀這個東西幹嘛?我去討論宇宙論，去爭辯形上學，這跟我的生命真的有多大關係嗎?時時刻刻得要檢查：讀了這個東西之後，生命的狀態到底有沒有比較安穩?

　　三

　　今天整個學問的體制要重新做個澄清，我們今天強調大腦的這種學問體制是建立在西方思維強調邏輯客觀、強調科學論證的體系下的產物，但中國的學問不是這回事，中國學問要先建立在“感通”和“修行”基礎上。

　　修行其實很具體，孔子在《論語》裡面講他的修行法，譬如說“孝”，孝順與修身有什麼關係?關係可大了，孝首先是先感通父母親的心意，你在家裡要學會察言觀色，對父母親的狀態要能夠隨時感覺得到。

　　中國人對父母親的感通，如果繼續往上追溯，就會牽扯到祭祖的問題。《論語》除了禮、樂，最強調祭祀，大陸有些知識分子到現在還認為祭祀時早晚拿三柱香是一件很愚蠢、很愚昧的事情，這是因為他們不知修行為何物。今天我祭的是祖先，我拿三柱香的時候心裡面就是想念著、感通著祖先。今天如果我祭祀的物件是天地，我就是在感通著天地。能感通到甚麼程度，是一回事，可最少在那一剎那，整個人是在一種虔誠的、平靜的狀態，這就是中國人的修身。

　　中國人透過祭祀，透過禮樂，透過種種的人倫關係，慢慢培養自己“感而遂通”的能力，這既是修行，也是大學問。因此《紅樓夢》說，“世事洞明皆學問”。準確地說，這種“感而遂通”，就是《大學》所說的“格物”，當你的感通能力越強，眼力越夠，你跟事情就越不會隔閡。當我們對事物沒有隔閡，就可以深入到事物的最核心，然後就可以進入《大學》所說的第二個階段，致知。

　　致知是在格物的基礎上，把所格的物說出一個所以然來。當你可以說出所以然之後，你的感悟就可長可久，不容易迷失，也不容易異化。當有了格物的基礎，有了修行的基礎，又清楚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子做，知道這麼一個所以然，你就會做的心安理得，正正堂堂，這樣的學問就可以讓你越走越穩。所以，真正的學問是養人的。真正的學問是讓一個人越來越有朝氣，不會讓你越來越有暮氣。當你覺得暮氣沉沉，那是你的學問的體質已經出問題了。

　　人世之間，所有的好東西都是養人的。有個年輕朋友跟我說，他現在住在北京鼓樓附近，二環內，房子很小，小到連一個寫書法的地方都沒有，當然也沒有衛生間。但他十年來搬來搬去，卻始終是住在二環內，這是因為住在那個地方他覺得特別養人，那地方特別有生活氣息。在那個地方走，你會感覺到歷史底蘊;在那個地方，你跟旁人的互動狀態可能跟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的北京人的狀態沒有太大改變。可你如果住到四環、五環，或者更外面，只見高樓林立，走在街上，但覺一片荒涼，感覺不到一點點人的溫暖。那種地方是沒辦法養人的，那種地方你待久了，會覺得無趣得很。

　　這就好比我去廣州的一些新區，馬路很寬，人行道也鋪得很好，但我總覺得沒有情味，無聊死了。可一到老廣州，雖然許多人行道忽寬忽窄，破破爛爛，走著走著還窟窿一個，可我覺得老廣州太有意思了，隨便走走，那種南國繁茂的氣息，充滿了情味，這種地方是可以養人的。事實上，我們的衣食住行，跟人來往，包括聽的東西，看的東西，讀的書，做的學問，追根究底，不就是為了要養人嗎?

　　如果讀書讀到後來，不僅養不了人，反而傷人，那麼，除了是工作所需，確實萬不得已之外，否則，真是不讀也罷。學問這事，本來就充滿了誤區。當我們明白了這些誤區，知道要跨越過去，時時刻刻拉回到學問的原點，那麼，我們的生命狀態，才會因為你的學問而越來越飽滿。

　　【現場問答】

　　問：孔子主張我們積極入世，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是公安大學的學生，屬於行政類的學校，我們應該如何將他生命的學問融合到行政中來呢?

　　薛仁明：首先我要提一下，大家講孔子時，不要太過強調他的積極入世，最少，不要把他想成只是“積極入世”。事實上，孔子更接近於整個中國文化的原形。所謂原形，是指莊子《天下》篇講“道術為天下裂”之前、還沒有出現諸子百家之前，中國文明還在一個比較完整、比較渾沌的狀態，孔子其實是比較接近這種狀態的。換言之，你固然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很多後來儒家的特質，但你也可以在《論語》、《史記‧孔子世家》裡面讀到很多跟道家相通的地方。對他而言，入世當然重要，但也並非那麼地“積極”，那麼地“非如此不可”，許多時候，他其實是在兩可之間，若用他的話說，就是“無可無不可”。

　　正因如此，孔子到了晚年，回返魯國，決定不再參政，他一樣可以活得很安然。我常講，任何時代，尤其我們今天，只要你活得安然，其實就是一種“最積極的入世”了。今天這時代不缺乏有理想有抱負的人，更不缺乏想要改造社會的人，卻最缺乏一個個安穩的人。今天中國只要出現千千萬萬個自在安然的人，好好過日子，好好盡本分，好好把身旁的人也安頓好，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一半了。這其實也是我們今天這個講座的核心，所有的一切，都要回歸到自身的修行，都要指向生命的安穩。這看似沒太多作為，可這種沒作為，實際上卻是最大的作為。恰恰相反的，當你一天到晚特別想做這做那時，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本末倒置、異化顛倒。大家都知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當大家講到這個時，尤其現在的知識分子，都太容易忽略根本的「修身、齊家」，一下子，就跳到最後面的「治國平天下」去了。

　　事實上，單單修身這件事情，就得忙一輩子了。孔子講來講去，大家感覺他積極入世，可他與那些國君的對話，更多都還是談個人修身的狀態。最後說治國平天下，其實不過是把修身狀態再延伸一點，把自己安然的狀態很自然地延伸出來罷了。換句話說，當你能夠感通到別人的不安在哪裡，因此有辦法也讓別人心安，這就是最高階的政治了。

　　問：我是一名警察，上了五年班之後，又考回來，我想問您，我平時除了自己去看書，去跟一些有學問的人交流，怎麼讓自己的身心得到更高層次的修養，讓自己保持一種純粹的身心?

　　薛仁明：我的想法是，身心不一定要純粹，但是要平衡。太過純粹，有時反而容易失衡。有了平衡，生命才容易安穩。

　　我的建議是，看書或者是與有學問的人交流，當然可以。但身心真要平衡、生命真要安穩，更直接的方法，則是直接和生活周遭那些身心平衡、生命安穩的人多多親近、多多來往。他們書讀得多不多、學問大不大，都不要緊。只要是平衡安穩，接近久了，對我們的生命就有幫助，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就有道而正焉”。這種身心平衡的人，其實民間挺多的。

　　我最近在北京昌平辛莊鄉下待了七八天，現在有幾位老先生、老太太，看到我，都會打個招呼。那一種溫潤感，不比我在臺灣民間感覺的差。臺灣民間非常養人，我每一本書都強調，我父親工人，母親工人，兩人均未受學校教育，他們都沒有讀過書。我強調這點，是為了說明他們不識字、沒讀過經典，純粹是民間長出來的人，但我年紀越大，卻越感覺到他們生命的安穩程度，其實是我許多滿腹詩書的朋友望塵莫及的。

　　民間有民間修身的方式，民間的鄰里關係就非常養人。我小兒子剛出生時，住在老家，每天早上只要我父母親抱他出來，頓時間就成為街坊的中心，所有人都要過來抱抱他，擰他一下，對著他笑一下。他在老家這一年半的經驗，對他後來整個生命狀態、身上特別明顯的一種光明喜氣，肯定是有影響的。

　　中國民間本來到處都有這樣的鄰里鄉黨，都有一種很淳厚、很溫潤、很養人的氣氛，直接就能培養出許多平衡與安穩的生命。除了鄰里關係之外，臺灣民間幾十年來沒斷過的祭祀傳統，也值得一談。我那本《這世界，原該天清地寧》，開篇寫〈先格物，後致知〉，接著兩篇則接著談祭祀。祭祀是臺灣民間最重要的格物之事。現今兩岸有許多儒者，每天講天下國家，具體操作卻從來不談，既不聽戲，也不祭祀，也不講禮樂，孔子講來講去都在講禮樂，可這些孔子信徒生活裡卻沒有禮樂，這點很奇怪。

　　事實上，臺灣民間，或者說，過去整個中國的民間，一向都是在祭祀、在禮樂的生活裡過日子的。大家知道，所有重要的祭祀，一定要有音樂。廟宇但凡有祭祀，前面進行著典禮，對面戲臺演著戲，旁邊奏著音樂，這就是中國的禮樂風景。我結婚時，有個很高規格的祭祀，祭天台灣民間稱之為“拜天公”，全身得洗得乾乾淨淨，然後還要換一套全新的衣物，後來我才知道這等於是齋戒沐浴，齋戒沐浴之後，我跟父親、弟弟在半夜十一點多子時行三跪九叩大禮，旁邊演著傀儡戲，吹著嗩吶，我突然意識到婚禮真是一件大事，有種莊嚴感，有種與上天產生聯絡的真實感。

　　民間的每個人，都是透過類似的方式，一點一滴，把整個安穩的生命狀態給培養出來，這就是他們的修身。他們沒有特別去想修身的事，可透過這些事情，他們自然而然就會慢慢地修出來。又譬如遇到人際衝突，遇到煩惱痛苦，他們都知道人生就是修行，包括夫妻相處，都得相互體諒，當忍則忍，這就是修行。如此一來，就會慢慢地改變自己，而不是老講那些大道理。中國文化就是建立在這種人人都可具體操作的基礎上，無論是像孔子那樣有大智慧的人，或者像我父母親這樣的文盲，都可以在這些事情上具體去受惠，這樣做，不僅你自己可以受益，整個社會、國家也因此可以有一種安定，這才是真正中國式的內聖外王。

　　總地來說，修身這事別想得太難，也別想得太遠。如果你夠謙虛，也夠好學，單單你生活周遭之人，就可以給你很多的啟發。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就是這麼一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