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歷史人物隨筆

　　聽說你對歷史人物很感興趣，不妨來看幾篇寫歷史人物的隨筆吧，增進對歷史人物的瞭解吧。下面是小編精心為你整理，希望你喜歡。

　　篇一

　　曹操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雖然沒當皇帝，但自196年迎獻帝都許，直到220年去世，牢牢把持了東漢朝政大權，“挾天子以令諸侯”，成為沒有名號的皇帝。

　　曹操是卓越的軍事家，他精通兵法，在漢末征戰群雄的戰爭中，他用兵用計，勝人一籌，多次取得勝利，尤其在官渡之戰中，以少勝多，打敗了不可一世的袁紹，奠定了統一北方的基礎。曹操善於用人，招攬賢能之士，凡能治國用兵者，都盡力網羅，他手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人才濟濟。

　　曹操喜文學，其詩作慷慨悲涼，頗具感染力，不少名篇傳留至今。他與其子曹丕、曹植以及“建安七子”對文學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曹操之所以成為歷史上傑出的人物，還由於他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在漢末天下大亂之時，他始終以漢相自居，堅持不稱帝。曹操晚年，已經佔據了東漢十三州的九州，稱帝的時機已經成熟，但仍然執行“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策略。孫權寫信勸他稱帝，曹操說：“是兒欲著吾爐火上邪!”意思是，這小子要把我放在爐火上烤!曹操始終不稱帝，並非他不願意當皇帝，只是他冷靜地分析了形勢，以天下為己任，以理智克服了個人的慾望。曹操始終奉行漢朝正朔，避免了天下再度陷入混亂，他曾說：“設使天下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曹操不稱帝，雖然是一種政治謀略，但更主要的是出於自己的理想主義。他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說，春秋時齊桓、晉文“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表明“以大事小”，可謂至德。曹操心目中有一系列理想人物，如周公、管仲等。他稱讚周文王說：“周西伯昌，懷此聖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臣節不墜。”曹操對周文王情有獨鍾，在很大不過，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曹操，自然也有缺點，尤其是他的野心程度上是他的功業與周文王有較多的可比性。然而，周文王被後世儒家美化為“聖德之君”，曹操卻被視為“漢賊”，周瑜就說曹操：“雖名託漢相，其實漢賊也。”周瑜是曹操的政敵，當然不會說曹操好話。用今天的眼光看，曹操身上雖然有不少汙點，但他的一生，為平定天下而南征北伐;為吸引人才不遺餘力;為發展文化，精心創作。他為實現自己的理想，矢志不渝，充分體現了政治家的情懷。曹操始終是的理想主義者，又具有堅定的實踐精神。

　　我們應該剝去對曹操的種種歪曲之詞，還原真實的曹操。可以說，他是一位對中國歷史有重要貢獻的政治家，胸懷博大的理想主義者。用《三國志》作者陳壽的話說：“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不過，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曹操，自然也有缺點，尤其是他的野心：從“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這就是曹操最能突出自己野心的一面，他可以錯，但是他的部下不能錯，有句歇後語就就曹操殺呂伯奢——將錯就錯。為得天下，挾天子以令諸侯，此為孟得之雄才大略之體現，他不急於求成，知道韜光養晦，不掙一時之得，深謀遠慮，可是智者千濾必有一失，他的多疑之心無意是他吃敗仗之原因。但是，曹操還是我最喜愛的歷史人物，而且也是我最佩服的歷史人物。

　　篇二：秦皇贏政

　　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君王。但古往今來，人們對他的爭論不斷，褒貶不一。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他不僅是一個至高無上的皇帝，更是一位昏庸無道的暴君。人們可以眾說紛紜，百家爭鳴，但面對歷史我們必須還以尊重和客觀的態度。我認為秦始皇有對有錯，有功有過，甚至在他所在的特定時代功大於過。

　　在連綿不絕的900年春秋戰國之亂的中國歷史長河中，是他“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僅用短短的九年時間，橫掃天下，因而，我國第一位前無古人的皇帝橫空出世，他，就是秦王贏政，也是他首創了中國第一個封建帝國之先河。軍事上，“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長城——中華民族精神和智慧的象徵，2000多年過去了，她依然光彩奪目，巋然不倒，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足以令每一位中華炎黃子孫世代引為驕傲;依然是他——秦王贏政，政治上，“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橫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從而，結束“烽火連三月”的無休止爭戰，開闢了天下一統的曠世新局面;還是他——秦王贏政，文化上，書同文、車同軌、度量衡、被列為世界八大奇蹟的秦兵馬俑，不也是空前絕後，蔚為壯觀嗎?他所創造的一個又一個奇蹟，哪一件不引以為中華民族的驕傲!

　　不是嗎?“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嬌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倍受偉大領袖毛主席推崇的千古歷史人物中，秦始皇首當其衝。凡此種種，秦始皇對中華民族的貢獻可見一斑。

　　然而，輝煌一時的秦王朝大廈卻只短短的14年便轟然瓦解。“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是什麼原因?“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天下已定，“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的秦始皇，“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因而，由於秦王朝的暴政和不得人心，也為這位千古一帝的功過落下了重重的不光彩一筆和付出了秦王朝早早夭折的巨大代價。

　　“創業容易，守城難”。當冷靜思考秦始皇的是非功過的同時，我們客觀地分析便可知，如果沒有秦始皇的不顧當時的國力和不惜勞動人民的血汗，也就築就不了今天依然閃爍著的“萬里長城”、“秦兵馬俑”之中華民族精神輝煌，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也許會就此消逝不存，也許秦王朝還能再存在一個又一個14年。因此，對於歷史人物功過自可評說，但必須尊重歷史，儘可能還以歷史人物一個基本真實面目。

　　篇三

　　1945年8月29日傍晚，郁達夫吃完晚飯，在家中與蔡清竹等三位朋友喝茶聊天，商討結束土都朱華僑農場的事情。這時，一位印尼當地蘇門答臘巴爺公務青年匆忙走進屋來，把郁達夫叫到門口講了幾句話。郁達夫回到客廳，即向大家告辭，說是他先出去一下，暫且失陪。他講話的語氣相當平和，神色也無異樣，甚至都不曾換件衣服，當時他身穿睡袍，腳趿木屐，就這副模樣離家，實在不像是外出料理要緊事。誰知郁達夫這一去便杳如黃鶴，從此消逝得無影無蹤。事隔多年，才有一個令人信疑參半的說法勉強固定下來：郁達夫被騙出家門不久，日軍憲兵即將他綁架殺害。郁達夫在日軍憲兵隊做過半年翻譯，知道鬼子不少罪證，在盟軍遠東軍事法庭即將開啟之際，他非死不可。可悲的是，郁達夫犧牲在異域他邦，而且犧牲在抗戰勝利之後，居然屍骸無存，究竟是葬身大海?還是埋骨荒郊?惟有天知道。

　　郁達夫的死是一個謎團，他的生又何嘗不是一個謎團?

　　一

　　朝來風色暗高樓，偕隱名山誓白頭。

　　好事只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

　　——郁達夫：《寄映霞》

　　1916年，郁達夫在日本寫信給大嫂陳碧岑，談的本是家事，結尾處他卻掉轉筆頭，大發感嘆：“弟看世界女人，都惡魔之變態，此後關於女色一途，當絕念矣。”這年，郁達夫剛滿二十歲，黃口乳牙講大話，未免言之過早。

　　郁達夫的運數和劫數都始於一局戀愛一樁婚姻。這位風流才子，閱盡人間春色，然而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王映霞之外，那些五分鐘熱度的戀愛都可以忽略不計，那兩樁貌合神離的婚姻也是平淡無奇。郁達夫生命中的華彩樂章奏響於1927年1月14日，一切並非偶然。

　　那一天，郁達夫在上海尚賢坊孫百剛家初見王映霞，驚豔不已，他再度燃起追求“完美”的心靈之火。他對昔年留學日本時的好友孫百剛說：

　　“老孫!近來我寂寞得和一個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樣，滿目荒沙，風塵蔽目，前無去路，後失歸程，只希望有一個奇蹟來臨，有一片綠洲出現。”他的運氣不錯，奇蹟出現了，“綠洲”就在眼前，她是正值十九歲芳齡的王映霞，這位出身書香門第的杭州少女在孫百剛的《郁達夫傳》中不僅外形美好，而且氣質絕佳：“她的亭亭的身材，健美的體態，犀利的談鋒，對人一見就熱絡的面龐，見著男子也沒有那一種忸怩造作之態，處處都顯示出是一位聰明伶俐而有文化教養的女子。尤其她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一張略大而帶有嫵媚曲線的嘴脣，更給人以輕鬆愉快的印象。”郁達夫驚鴻一瞥已傾心，他意亂情迷，只要王映霞偶爾跟他談上幾句話，他全身的細胞神經就像經過熨斗燙過似地舒適服帖。儘管他明明知道中年熱戀的後果常不佳妙，但還是忍不住要在日記中拿定主意：“我的心被她攪亂了，此事當竭力進行，求得和她做一個永久的朋友。”在1927年2月17日的日記中，郁達夫表白得更為清晰：“咳嗽總是不好，痰很多，大約此生總已無壯健的希望了，不過在臨死之前，我還想嘗一嘗戀愛的滋味。”

　　《堂吉訶德》中有這樣一句議論：“一個正派女人的美貌好比一束獨立的火焰或者一把利劍，如果不靠近它，它既不會燒人，也不會傷人。”那麼靠近它呢?難道真會被灼傷和斫傷?天底下只有懦夫才不敢去嘗試與美女親密接觸，郁達夫也許內心潛存著自卑感，然而一旦有人喚醒了他內心的那頭豹子，他就絕對不是一名懦夫。

　　郁達夫以往的戀人和情人大都出身於貧苦家庭，他自傳中寫到的十三歲時的初戀物件“趙家少女”，在日本留學期間擁之於懷的後藤隆子、田梅野、玉兒，以及回國後在安慶結歡的海棠姑娘，她們不是農家女、小家女，就是侍女、妓女，哪有一位是王映霞這樣畢業於新式學堂浙江省立女子師範的大家閨秀?至於郁達夫的結髮妻子孫荃，雖也吐屬風雅，但她相貌平凡，一樁包辦婚姻，質量可想而知。郁達夫初識王映霞時，就是這麼個尷尬的處境，一個使君有婦，一個羅敷有約，但他毫無退縮之意。兩人相識僅兩個禮拜，郁達夫居然就交淺言深，寫信去勸導王映霞：“聽說你對苕溪君的婚約將成，我也不願意打散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結婚與情愛，有微妙的關係，你但須想想你當結婚年餘之後，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婦，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決定你現在所考慮的路。你情願做一個家庭的奴隸嗎?你還是情願做一個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儘可以獨立，你的自由，絕不應該就這樣的輕輕拋去。”

　　這就是郁達夫為王映霞勾畫的未可樂觀的婚姻與別人結婚前景，他勸導她擺脫一切束縛，做一位“自由的女王”，這頂冠冕肯定得由他親自給她戴在頭上。王映霞經不住郁達夫“舉著火把的狂熱追求”，內心很有些鬆動，她仰慕郁達夫的才華，同情他的身世，但又害怕充當不光彩的“第三者”，插足對方的婚姻，招致外間輿論的譴責。有一次，孫百剛勸王映霞迴避郁達夫，讓他及早死心，王映霞說：“倘若斷然拒絕他，結果非但不能解除他的煩惱，也許會招來意外。”在她猶疑不決的那段日子，郁達夫的書信攻勢極為猛烈，一會兒說自己如何如何苦悶，一會兒說自己準備到法國去了卻殘生，一會兒說自己真快要死了，一會兒說自己的愛朝不待夕，“如猛火電光，非燒盡社會，燒盡己身不可的”，一會兒說王映霞是“一個被難者，一個被瘋犬咬了的人”。他甚至想出幾條王映霞不愛他的理由：“第一是我們的年齡相差太遠，相互的情感當然是不能發生的;第二我自己的丰采不揚——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內部的燃燒;第三我的羽翼不豐，沒有千萬的家財，沒有蓋世的聲譽，所以不能使你五體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總之，郁達夫把自己放到很低很低的位置，戀愛時，放低姿態確實不失為高招，容易打動對方的心。王映霞情竇初開，自然吃受不住這種“地毯似的轟炸”，儘管她偷郁達夫1927年2月27日的日記——“我時時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時時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兒女。一想起荃君的那種孤獨懷遠的悲哀，我就要流眼淚，但映霞的豐肥的體質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不離的在追迫我”——知道郁達夫並未狠下與妻子斷絕感情的決心，確實有過一時的惱怒，但經過郁達夫一番巧言解釋併發下毒誓三年內他若不與孫荃離婚，他就死給王映霞看，她終於轉嗔為喜，不再顧忌舉世非笑，不再固執少女的虛榮，不再計較郁達夫未經她的同意即出版《日記九種》，曝光他們的情事。

　　1927年4月，郁達夫前往杭州王府拜望王映霞的祖父和母親，他心中原本惴惴不安，惟恐遭到冷遇。始料不及的是，一切擔心純屬多餘，他居然受到東床嬌客規格的款待，不禁喜出望外。“在祖父的寬容、媽的勉強下”，王映霞與郁達夫訂立婚約。此後不久，南社詩人柳亞子贈詩給郁達夫，讚美他和王映霞是“富春江上神仙侶”，令人羨煞，令人妒煞。

　　如花美眷也得食人間煙火，偏偏郁達夫囊中羞澀，手頭拮据，喜興未消，就要把《零餘者》中嘆窮的老調再彈一次：“袋裡無錢，心頭多恨。//這樣無聊的日子，教我捱到何時始盡。//啊啊，貧苦是最大的災星，//富裕是最上的幸運。”此調彈過之後，他早已記不起昔日情書中所寫的那句話，他娶的這位王女士“當結婚年餘之後，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婦，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做定了“一個家庭的奴隸”，到這時她才知道他答應讓她去做的“自由的女王”，原是一句夢囈般的許諾。郁達夫與王映霞結婚後，租住在上海赫德路嘉禾裡1476號，傢俱都是從木器店裡租來的。牆壁上掛一副蔡元培寫的對聯，用的是龔自珍的詩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十分切合郁達夫當時的處境。住所緊靠靜安寺公墓。天天與墓地相鄰，真夠磣人的。身邊有美妻相伴，郁達夫嘆窮歸嘆窮，總還不至於寂寞無聊。他可以從飲酒、購買舊書中獲得樂趣，酒喝到醉臥大雪長街，書買到堆至滿坑滿谷，王映霞這時還只是心疼他，並不特別怪怨他不知節制地胡亂交朋友，胡亂花錢。郁達夫的口頭禪是：“我們無產者惟一可靠的財產，便是自己的身體。”於是，王映霞的興趣集中在辦好伙食上，他們不講究穿，只講究吃，一門心思享口福，王映霞在自傳中自豪地說過這句話：“當時，……我家比魯迅家吃得好。”

　　然而羨煞神仙的好日子難以持久。郁達夫想把王映霞留在家中，供他一人欣賞一人享用，這在事實上不可能做到。

　　1931年春，王映霞懷著第三個孩子鬱雲，已有七個月身孕，只為喝酒的事兩人發生幾句不愉快的爭吵，郁達夫便拿走五百元存單，精神和肉體一同重返“故鄉”，回富陽去跟元配夫人孫荃同居了一個星期，他與王映霞的感情因此降至冰點。事後，為了補償妻子的精神損失，在王映霞的祖父王二南的督促下，律師徐式昌、北新書局經理李小峰臨場作證，郁達夫簽署了一式三份的“版權贈與書”，受益人是王映霞，這事才算平息下來。

　　王映霞是新派女子，有很強的個性，除了親情、愛情之外，她還渴望友情滋潤心田，這要求一點也不過分。1932年，王映霞浙師的同學劉懷瑜獨身一人到上海旅行，她到旅館去探望，同窗故交久別重逢，徹夜暢談，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郁達夫卻十分生氣，為此出走半個月，還寫了一篇《她是一個弱女子》，影射王映霞與劉懷瑜搞同性戀，他這一招大出王映霞意料，令她惱怒不已。好一番折騰後，王映霞在自傳中寫道：“我原諒他的病態，珍惜他的不健康的身體，另外，還感佩著他的才華。於是，只能言歸於好。”但每一次和好背後都積累了新的隱患。

　　王映霞最不滿意的是郁達夫於婚後感情漸趨冷淡，家書中往往只有稿件如何處置、銀錢如何分配、親友如何交道等瑣碎內容，很難再找尋到幾句能令王映霞溫心暖懷的話語，郁達夫早期情書中常常出現的那些鬼頭鬼腦賊頭賊腦的“love”、“kiss”字樣更是掃地以盡，完全絕跡。1938年10月18日，她在寫給郁達夫的信中抱怨道：“別人都會在文章中稱讚自己的妻子、愛人，只有你，一結婚後便無聲無息，就像這世界上已經沒有了這個人一樣。做你的妻子，倒不如做個被你朋友遺棄了的愛人來得值得，就如徐亦定一樣。”郁達夫將浪漫的愛情視為階段性產物，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王映霞當然不滿足，而且心中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幻滅感。

　　郁達夫的好友曹聚仁頗具犀利的眼光，看到問題的實質，他在《也談郁達夫》一文中指出：郁達夫身體一直不好，儘管激情澎湃，但玩的多半是精神體操，無法與美女打持久戰。打井人胃口小，怨不得井水要四溢了。曹聚仁說的沒錯，王映霞雖未做成“自由的女王”，但她逐漸成長為“剛強的女士”，身體強，個性強，慾望也強，郁達夫一介書生，蒲柳弱質，只能小範圍開發，要使之全面開花，則力不從心。於是，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王映霞的靈與肉從他身旁剝離開去，漸行漸遠，終成路人。

　　二

　　錢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將軍嶽，梅鶴淒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遊曠遠，浩蕩足行吟。

　　——魯迅：《阻郁達夫移家杭州》

　　1930年後，郁達夫過得非常不順，在家庭中他與王映霞口角不斷，在文壇上他也被一群左派小將利用得陀螺直轉，攻擊得體無完膚。他在1930年5月21日《致周作人》的信中感嘆道：“滬上文學家，百鬼夜行，無惡不作，弟與魯迅，空被利用了一場，倒受了一層無形的損失。”當時有一位名叫史濟行的文學青年將郁達夫的稿件偷去發表在《紅雜誌》、《玫瑰雜誌》等下三濫的刊物上，又盜用郁達夫的名義四處借錢，弄得烏煙瘴氣。有一次，美國記者史沫萊特採訪郁達夫，郁達夫講了這樣一句話：“我不是一個戰士，只是一個作家。”想不到，他的這句肺腑之言在當時的上海文壇引發軒然大波，惹得那些只打算努力做戰士、不打算認真做作家的左氏少壯派勃然大怒，他們毫不留情，一腳將這位“反動老朽”踢出“左聯”。

　　1933年，郁達夫決意離開上海這片是非之地，搬到杭州居住。鬱郎銳氣磨滅殆盡，他開始求田問舍，搬遷書籍三萬多冊，打算在西湖的清風朗月下終老此身。他拿出全部積蓄，另外還從一位富陽籍丁姓女弟子處籌得一筆款項，合計一萬五六千元，在杭州城東大學路場官弄購入一畝一分四釐地，建成風雨茅廬，請馬君武題寫匾額。然而茅廬建成之後，只見女主人的笑容若隱若現，不見男主人的身影時進時出。在四十歲前兩天1935年12月26日，郁達夫寫了《和趙文龍》詩二首，第一首絕句是：“卜築東門事偶然，種瓜敢詠應龍篇?但求飯飽牛衣暖，苟活人間再十年。”末二句可謂詩讖，郁達夫自此以往，果然只活夠了十年。

　　在上海時，郁達夫、王映霞交往的基本上都是文人、畫家、教授和學生，他們舉家遷至杭州後，則與杭州市長周象賢等官場人物交往甚密，郁達夫來錢更容易了，名士派頭也更足了，牢騷大減，怨言大減，文氣也大減;王映霞則結交了一些官太太，受到她們的影響，開始看重物質享受，她認識許紹棣，接受其殷勤，更是埋下破家的伏筆。

　　1936年2月上旬，元宵節前三天，郁達夫離開杭州，前往福州，意在“遊五夷太姥，飽採南天景物”，還抱著熱切參政的念頭。郁達夫早年考外交官被黜，一直耿耿於懷，走仕途乃是他的一個未了心願。經葛敬恩介紹，郁達夫結識了福建省主席陳儀。陳儀急於找到一位特殊人才：他必須精通日語，有聲望有地位，足以應付蜂湧而至的日本政客、軍人、特務、浪人。郁達夫再合適不過。郁達夫名士習氣重，疏狂任性，不勝公務之煩，都沒關係，他的實職是公報室主任，月薪二百元，對外則宣稱是省參議，月薪三百元。王映霞一度想去福建陪伴郁達夫，他生怕自己好不容易重新獲得的“單身漢”的自由生活遭到干涉，或是別的什麼緣故，一再阻止王映霞成行，弄得她起了疑心。1936年3月7日，郁達夫在日記中沒頭沒腦沒肝沒肺地寫下這樣一段話：“自前天到今天，為霞即欲來閩一信，平空損失五十多元。女子太能幹，有時也會成禍水。” 1937年春，王映霞還是去了福州，夫妻感情稍有修復，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蘆溝橋事變”，國難當頭，無數家庭隨之破碎，郁達夫和王映霞的婚姻也未能倖免於難。

　　為逃避戰火，王映霞偕同老母親和三個兒子輾轉於富陽和麗水兩地，當時浙江省政府的民、財、建、教四廳都已搬到麗水縣城，條件比富陽要好許多，王映霞得財政廳長程遠帆的援助，住進省政府臨時宿舍。這樣一來，她自然就與住在樓上的教育廳長許紹棣朝夕相見。許有三個女兒，王有三個兒子，年齡相當，常常玩在一起。許紹棣年輕時留學日本，與郁達夫既有鄉誼，也有交情，他為人風趣，生性溫和，頗能識情揣意，王映霞嘗夠了郁達夫疏狂任性的苦滋味，更覺許紹棣是做夫君的上等材料。小孩玩成一堆，大人也粘在一處，一個是鰥夫，一個是怨婦，一個是官場幹員，一個是名士美眷，流言立刻插上翅膀，四處嗡鳴。

　　當初，魯迅並不贊成郁達夫移家杭州，所以寫了上面那首詩送給王映霞。郁達夫後來在《憶魯迅》一文中寫道：“我因不聽他的忠告，終於搬到杭州去了，結果竟是不出他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與其說魯迅有先見之明，還不如說郁達夫在感情方面逆水行舟，卻不思進取，遲早會要出事，無論他移家杭州，還是移家別處，結果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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