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親筆御書的趣聞

　　宋仁宗的親筆御書為何不值錢?甚至臣子都敢直接不買賬?這是怎麼回事?趕緊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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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仁宗在位期間，後宮嬪妃很久沒有升遷，十分不滿，便屢屢提出申請，仁宗總是說沒有先例,大臣們不會答應。妃子們不信，說：“聖上出口為敕，誰敢不從?”仁宗笑著說：“你們不信，不妨試一試。”旨意下發後，大臣們果然上奏說沒有依據。有的嬪妃半信半疑，仍然向仁宗討要封賞，仁宗也不推辭，取來彩箋寫上某宮某氏轉任某官，妃子們開心地退去。到了發放官俸時，妃子們各自拿出御筆要求加薪，宮廷財務部門卻一律不予理睬。妃子們鬱悶地找到仁宗，當著仁宗的面將御書一一撕毀，不高興地說：“原來使不得。”

　　自古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意思是說天下所有的子民、財物都是皇帝的私有財產，可以任由其支配。莫說是在封建王朝，即便是在民主與法制建設不斷完善的今天，上級領導若想給某人升官加薪，只要一句批示、一個電話，甚至一個眼色，有關部門就會忙不迭地認真領會、堅決執行。那麼，為何仁宗皇帝的“金口玉言”那樣不值錢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了解兩個前提：一是仁宗並非傀儡皇帝，他實實在在地執掌最高權力達30年;二是仁宗並非***皇帝，他沒有被權臣架空或操縱。換句話說，他實際上完全可以將權力的鋒芒運用到極致，從而為所欲為。

　　因此，我們不能不承認，仁宗皇帝具有某種“權力約束”的內在自覺性。當然，更重要的是，他還將這種內在自覺性通過制度安排而加以固化。當時皇帝直接發出的詔令，有個專有名詞叫作“內降”，而“內降”也只有通過朝廷的審批認可才能生效。當時杜衍擔任吏部侍郎，就常常不買皇帝的賬，將他不認可的“內降”專門放在一個盒子裡，攢到十多份就拿去還給皇帝。一次，仁宗感慨地對諫官歐陽修說：“外人知道杜衍封還內降的事嗎?殊不知那些原本有求於朕卻因杜衍阻攔而中止的人，要遠遠多於他所封還的。”

　　仁宗這句話可謂意味深長，表面上看他似乎對皇權受到約束而感到惆悵，實際上則是為“封還內降”阻止了更多的邀功請賞者而感到欣喜。所以，“封還內降”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看作是仁宗與朝中大臣的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配合。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珠聯璧合，既讓朝政按照理所當然的軌跡執行，又營造了公平、公正的政治環境。

　　正是在這樣一種自我約束與制度安排下，仁宗當政期間，成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政治相對清明、經濟文化快速發展的時期。“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蘇”、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這“六家”，都活躍在仁宗時代;有宋一朝的名臣如韓琦、文彥博、司馬光、王安石、包拯等等，也都出現在這一時期的政治舞臺上。這些不能不說是與仁宗的“權力約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宋仁宗簡介：

　　宋仁宗趙禎***1010年5月12日-1063年4月30日***，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初名趙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母親是李宸妃，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封慶國公，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封壽春郡王，天禧元年***1017年***進中書令，二年***1018年***進封升王。 九月立為皇太子，賜名趙禎，乾興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駕崩，仁宗即帝位，時年13歲，1023年改元天聖。1063年駕崩於汴梁皇宮，享年54歲。在位四十二年，是兩宋時期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其陵墓為永昭陵。 諡號: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史家把仁宗在位及親政治理國家的時期概括為"仁宗盛治"。

　　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寬厚，不事奢華，還能夠約束自己，受到歷代歷史學家，政治家的稱讚。在宋代，讚美、歌頌仁宗的人有很多。這些人包括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曾鞏、胡安國、劉光祖、周必大、楊萬里、王璧、陳俊卿、劉克莊、趙汝騰、葉適、王十朋、文天祥等等。[1]“仁”就是對他的最高評價，“為人君，止於仁。”《宋史》這樣評價讚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王夫之評論宋仁宗的“無定志”：“仁宗自明道二年劉後殂始親政，訖乎帝崩，三十年，兩府大臣四十餘人。……其進也，不固進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終退也，俄而又進矣。人言一及而輒易之，互相攻擊則兩罷之;或大過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計偶乖而即斥之，……計此三十年間，人才之黜陟，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終歲。吏無適守，民無適從，天下之若驚若騖、延頸舉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無定志也，既若此矣。”

　　翻譯： 據王夫之所論，在仁宗親政的三十年中，兩府大臣換了四十餘人，都是屢進屢退，“人言一及而輒易之，互相攻擊則兩罷之，或大過已章***彰明也***而姑退之，或一衝偶乘而即斥之，……計此三十年間，人才之黜陟，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終歲。“即使賢者在位，因不能安於其位，也無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績。這樣朝令夕改，一反一復，使“吏無適守，民無適從”，讓下面的人感到無所適從，結果什麼事也辦不成。

　　王夫之所說是切合實際的。當時，臣僚們都知道仁宗這個脾氣，所以蔡襄曾說他“寬仁少斷’’。在慶曆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仁宗：“朝廷增用諫臣，修、靖、素一日並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非難。三人忠誠則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御之說。……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