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優良傳統黑板報

　　中國傳統文化是祖先留給我們的一份厚重財富，讓我們來做黑板報來宣傳傳統文化吧。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於的圖片和資料，希望對大家有用。

　　資料推薦一、天人相參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有言：“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這精確地概括了殷周時期中國古代社會所經歷的劇烈變革。歷史上每次重要的社會變革，最後必定要體現在制度與文化的革新上，殷周之際社會變革體現在文化更新方面的重要內容就是傳統天人關係的革新與重構，其結果是到戰國末年形成天人相參思維。天人相參思維的早期邏輯演變過程先後經歷了由天命至上向道法自然的轉變、由道法自然向天人合一的演進。

　　在西周以前，天是神聖之天與義理之天的結合，是人與自然的共同主宰。經歷殷周之際的社會歷史劇變之後，周人深刻反思商朝失敗原因，認為殷商由於不行德治而失天命導致滅亡。殷鑑不遠，故西周時期特別重視天命觀念。隨著周人理性思辨能力的進一步加強，《尚書》提出了“天命靡常”的疑問，開始對天的神聖屬性產生懷疑，進而提出“以德配天”的新思路，打破了傳統天人思維中神聖之天與義理之天並重的均衡。隨著以宗法制為基礎的西周家天下權威的日漸衰落，這種天命懷疑論思潮不斷髮酵，人們開始逐漸以理性為工具，對神聖主宰之天的權威進行全面的祛魅運動。這種思潮發展到極致，由道家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完全褪去了天的神聖外衣，讓其從屬於道與自然，在天人關係中完成了從神聖之天與義理之天共同作為人與自然的主宰向理性之天單獨作為人與自然主宰的轉變。此後，法家更是進一步把理性原則功利化。

　　然而，神聖傳統的失落，也造成了社會秩序的混亂和社會倫理底線的失守。正如孔子所見，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人們在現實生活與精神層面上被雙重放逐天外。痛定思痛，思想家們開始結合新的時代主題對理性至上進行反思，為恢復社會穩定與心靈寧靜尋找新的理論根據。

　　孔子通過恢復周禮，開啟了重新尋找歷史人文傳統中合理因素來服務於時代需求的先河，同時提出仁作為調整社會秩序的新觀念，為理性與傳統的和解打開了方便之門，也為進一步尋找失落的崇高奠定了基礎。由於孔子處於理性至上的鼎盛時期，所以在天人關係上保持了謹慎的態度：“子罕言性與天道”。他關注的焦點是現實生活中倫理與秩序的重建。

　　孟子繼承孔子恢復傳統與開拓創新相結合的思維模式，進一步從思維觀念重建的角度提出“儘性知天”的思路，將知天（即把握天道）作為人類性善修養的歸宿，這樣就為孔子發軔的倫理重建運動尋找到了精神家園，從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理性思維與神聖意識重新找到和解之道，以此來救治理性濫用對世道人心所造成的破壞。孟子的智慧被後世學者繼承並不斷髮展完善，最終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學表述，成為中國傳統天人關係思想的標誌性理念。

　　圖片展示：

　　圖（一）

　　圖（二）

　　圖（三）

　　資料推薦二、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老子哲學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命題，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雖然對這段話的解釋歷來分歧較大，迄無定論，但它所要表達的主題思想還是非常明確的，即人類應該效法天地萬物，通過對天地萬物的觀察和體悟發現蘊含其中的“自然”之道，並將其作為指導人類行為的根本原則。

　　“道”是老莊哲學思想的核心，是天地萬物之本：“道者，萬物之奧”（《老子》第六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又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老子》第五十一章）“道”不僅是萬物賴以存在的根據，又是派生萬物的根源，它以其自身的尺度——“自然”作用於萬物，但它並不強制，而是順其自然，表現出“自然無為”的自信與大度。“無為”不是說“道”沒有任何活動和作為，而是“道”不採取任何反自然的行為，依照萬物的自然本性，遵循自然規律，對萬物的活動方式不控制、不干預，目的是讓萬物自行活動。這樣做的結果恰恰成就了萬物，“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第五十一章），“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老子》第三十七章）。故“道”孕育萬物卻不主宰萬物，有功於萬物卻不居功自傲。

　　自然界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人的行為只有順應自然規律，才能做到“無為而無不為”。反之，人類若違反自然規律，恣意妄為，就必然會給人類自身帶來毀滅性的災難。正如老子所言“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我們常說“人類征服自然”，其實，人的力量與自然相比是何其渺小，人的生命又是何其脆弱。人類如果企圖征服自然，結局只能是兩敗俱傷。我們為什麼不能“道法自然”，與自然友好相處呢？人類亦是自然的一分子，不能超然於萬物之外，也必須遵循宇宙萬物間這一最普遍的原則。而當我們順其自然的時候，整個自然界就會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故人類不能以自身的尺度為唯一的價值取向去改造自然，而應當同時關照萬物自身的尺度，追求並實現人與自然的動態的和諧與平衡，即“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這一思想，既體現了中國古人對天地之敬畏，又肯定了人類自身的價值。《中庸》有言：“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孟子·盡心上》：“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也是“天人合一”觀的體現。到了漢代，“天人之際，合而為一”的思想又一次被董仲舒推向高潮，其《春秋繁露·人副天數》中有言：“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谷川之象也。”而在中國，宣揚“天人合一”思想最深刻最鮮明的代表人物被認為是宋代的理學大家——張載。“愛必兼愛”，“物無孤立之理”（張載《正蒙》）。“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張載《西銘》）

　　放眼人類發展的程序，科學技術與財富積累發展最為迅猛的時代，也是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最嚴重的時代。從17世紀起，在目睹了西方國家大幅度掠奪自然、“征服”自然而獲利之後，世界各國先後步入了同樣的道路，直到今天在環境問題已經上升為世界性難題的時刻仍難以放慢其對自然資源的不合理開發。這些問題的出現，追根溯源就在於人類中心主義佔據著主導地位。人們片面地強調“人定勝天”，把天地萬物都視為人類的僕人，處處以大自然的征服者自居。人們無視自然規律，以科學與技術為手段，恣意地掠奪自然、破壞自然來顯示自身的力量，滿足自己永無止境的慾望。正當人類陶醉於自己創造的“無與倫比的工業文明”時，卻出現了嚴重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諸如自然環境的惡化，價值信仰的缺失，人性的異化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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