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錢鍾書議論性散文

　　錢鍾書，江蘇無錫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後改名鍾書，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中國現代作家、文學研究家。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供大家欣賞。

　　：談教訓

　　嫌髒所以表示愛潔，因此清潔成癖的人寧可不洗澡，而不願借用旁人的浴具。穢潔之分結果變成了他人和自己的分別。自以為乾淨的人，總嫌別人齷齪，甚至覺得自己就是骯髒，還比清潔的旁人好受，往往一身臭汗、滿口腥味，還不肯借用旁人使過的牙刷和手巾。當然，除非肯把情人出讓的人，也決不甘以手巾牙刷公諸朋友。這樣看來，我們並非愛潔，不過是自愛。“潔身自好”那句成語，頗含有深刻的心理觀察。老實說，世界上是非善惡邪正等等分別，有時候也不過是人我的差異，正和身體上的穢潔一樣。所以，假使自己要充好人，總先把世界上人說得都是壞蛋;自己要充道學，先正顏厲色，說旁人如何不道學或假道學。說到此地，我們不由自主地想到《聊齋》裡女鬼答覆狐狸精的話：“你說我不是人，你就算得人麼?”

　　我常奇怪，天下何以有這許多人，自告奮勇來做人類的義務導師，天天發表文章，教訓人類。“人這畜生”That animal called man，居然未可一概抹殺，也竟有能夠捨己忘我的。我更奇怪，有這許多人教訓人類，何以人類並未改善。這當然好象說，世界上有這許多掛牌的醫生，仁心仁術，人類何以還有疾病。不過醫生雖然治病，同時也希望人害病：配了苦藥水，好討辣價錢;救人的命正是救他自己的命，非有病人吃藥，他不能吃飯。所以，有導師而人性不改善，並不足奇;人性並不能改良而還有人來負訓導的責任，那倒是極耐尋味的。反正人是不可教悔的。教訓式的文章，於世道人心，雖無實用，總合需要，好比我們生病，就得延醫服藥，儘管病未必因此治好。假使人類真個學好，無須再領教訓，豈不閒煞了這許多人?於是從人生責任說到批評家態度，寫成一篇篇的露天傳道式的文字，反正文章雖不值錢，紙墨也並不費錢。

　　人生中年跟道學式的教訓似乎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單就作家們觀察，也看得到這個有趣的事實。有許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擔子，對於眼前的一切人事，無不加以咒罵糾正。像安諾得、羅斯金、莫里斯William Morris，以及生存著的愛利惡德T. S. Eliot、墨瑞J. M. Murry等等就是人人知道的近代英國例子。甚至唯美的王爾德，也臨死發善心，講社會主義。假使我們還要找例子，在自己的朋友裡，就看得見。這種可尊敬的轉變，目的當然極純正，為的是拯救世界、教育人類，但是純正的目的不妨有複雜的動機。義正詞嚴的叫喊，有時是文學創造力衰退的掩飾，有時是對人生絕望的惱怒，有時是改變職業的試探，有時是中年人看見旁人還是少年的忌妒。譬如中年女人，姿色減退，化裝不好，自然減少交際，甘心做正經家庭主婦，並且覺得少年女子的打扮妖形怪狀，看不上眼。若南Jules Janin說巴爾扎克是發現四十歲女人的哥侖布。四十左右的男人似乎尚待發現。聖如孔子，對於中年人的特徵也不甚瞭解;所以《論語·季氏章》記人生三戒，只說少年好色，壯年好打架，老年好利，忘了說中年好教訓。當然也有人從小就喜歡說教傳道的，這不過表示他們一生下來就是中年，活到六十歲應當慶九十或一百歲。

　　有一種人的理財學不過是借債不還，所以有一種人的道學，只是教訓旁人，並非自己有什麼道德。古書上說“能受盡言”的是“善人”，見解不免庸淺。真正的善人，有施無受，只許他教訓人，從不肯受人教訓，這就是所謂“自我犧牲精神”。

　　從藝術的人生觀變到道學的人生觀可以說是人生新時期的產生。但是每一時期的開始同時也是另一時期的沒落。譬如在有職業的人的眼裡，早餐是今天的開始，吃飽了可以工作;而從一夜打牌、通宵跳舞的有閒階級看來，早餐只是昨宵的結束，吃飽了好睡覺。道德教訓的產生也許正是文學創作的死亡。這裡我全沒有褒貶輕重之意，因為教訓和創作的價值高低，全看人來定。有人的文學創作根本就是戴了面具的說教，倒不如干脆去談道學;反過來說，有人的道學，能以無為有，將假充真，大可以和詩歌、小說、謠言、謊話同樣算得創作。

　　頭腦簡單的人也許要說，自己沒有道德而教訓他人，那是假道學。我們的回答是：假道學有什麼不好呢?假道學比真道學更為難能可貴。自己有了道德而來教訓他人，那有什麼希奇;沒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這才見得本領。有學問能教書，不過見得有學問;沒有學問而偏能教書，好比無本錢的生意，那就是藝術了。真道學家來提倡道德，只像店家來替自己存貨登廣告，不免自我標榜;絕無道德的人來講道學，方見得大公無我，樂道人善，愈證明道德的偉大。更進一層說，真有道德的人來鼓吹道德，反會慢慢地喪失他原有的道德。拉羅斯福哥La Rochefoucauld《刪去的格言》Maximes Supprimees第五條裡說：“道學家像賽納卡S n que之流，並未能把教訓來減少人類的罪惡;只是由教訓他人而增加自己的驕傲。”你覺得旁人不好，需要你的教訓，你不由自主地擺起架子來，最初你說旁人欠缺理想，慢慢地你覺得自己就是理想的人物，強迫旁人來學你。以才學驕人，你並不以驕傲而喪失才學，以貧踐驕人，你並不以驕傲而變成富貴，但是，道德跟驕傲是不能並立的。世界上的大罪惡，大殘忍--沒有比殘忍更大的罪惡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乾的。沒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還覺得是道德應有的代價。上帝要懲罰人類，有時來一個荒年，有時來一次瘟疫或戰爭，有時產生一個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實現不了的理想，伴隨著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動力，融合成不自覺的驕傲。基督教哲學以驕傲為七死罪之一。王陽明《傳習錄》卷三也說：“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有我即傲，眾惡之魁。”照此說來，真道學可以算是罪惡的初期。反過來講，假道學來提倡道德，倒往往弄假成真，習慣轉化為自然，真正地改進了一點兒品行。調情可成戀愛，模仿引進創造，附庸風雅會養成內行的鑑賞，世界上不少真貨色都是從冒牌起的。所以假道學可以說是真道學的學習時期。不過，假也好，真也好，行善必有善報。真道學死後也許可以昇天堂，假道學生前就上講堂。這是多麼令人欣慰的事!

　　所以不配教訓人的人最宜教訓人;愈是假道學愈該攻擊假道學。假道學的特徵可以說是不要臉而偏愛面子。依照莎士比亞戲裡王子漢姆雷德Hamlet罵他未婚妻的話，女子化妝打扮，也是愛面子而不要臉God has given thou one face, but you make yourself another。假道學也就是美容的藝術。

　　寫到這裡，我忽然心血來潮。這篇文章不恰恰也在教訓麼?難道我自己也人到中年，走到生命的半路了!白紙上黑字是收不回來的，扯個淡收場罷。

　　：論文人

　　文人是可嘉獎的，因為他虛心，知道上進，並不拿身分，並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對於自己，有時比旁人對於他還看得輕賤;他只恨自己是個文人，並且不惜費話、費力、費時、費紙來證明他不願意做文人，不滿意做文人。在這個年頭兒，這還算不得識時物的俊傑麼?

　　所謂文人也者，照理應該指一切投稿、著書、寫文章的人說。但是，在事實上，文人一個名詞的應用只限於詩歌、散文、小說、戲曲之類的作者，古人所謂“詞章家”、“無用文人”、“一為文人，便無足觀”的就是。至於不事虛文，精通實學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等專家，儘管也洋洋灑灑發表著大文章，斷乎不屑以無用文人自居——雖然還夠不上武人的資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許出於自知之明;因為白紙上寫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講到有用，大概可分兩種。第一種是廢物利用，譬如牛糞可當柴燒，又象陶侃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第二種是必需日用，譬如我們對於牙刷、毛廁之類，也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無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之多，偏有文人們還頂著無用的徽號，對著竹頭、木屑、牙刷、毛廁，自嘆不如，你說可憐不可憐?對於有用人物，我們不妨也給予一個名目，以便和文人分別。譬如說，稱他們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縮寫，洽對得過文人兩字。這樣簡潔混成的名詞，不該讓老媽子、小丫頭、包車伕們專有。並且，這個名詞還有兩個好處。第一，它充滿了民主的平等精神，專家顧問跟聽差僕役們共頂一個頭銜，站在一條線上。第二，它不違背中國全盤西化的原則：美國有位總統聽說自稱為“國民公僕”，就是大家使喚得的用人;羅馬教皇自謙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 servorum;法國大革命時，黨人都趕著僕人叫“用人兄弟”Frères servants;總統等於君，教皇Pope等於父Papa，在歐美都和用人連帶稱呼，中國當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已然，並非今天朝報的新聞。例如《漢高祖本記》載帝不好文學，《陸賈列傳》更借高祖自己的話來說明：“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 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開國皇帝的聖旨。從古到今反對文學的人，千言萬語，歸根還不過是這兩句話。“居馬上”那兩句，在抗戰時期讀來，更覺得親切有味。柏拉圖的《理想國》裡排斥詩人文人，哪有這樣斬截雄壯的口氣?柏拉圖富有詩情，漢高祖曾發詩興，吟過《大風歌》，他們兩位尚且鄙棄詞章，更何況那些庸俗得健全的靈長動物。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在《奇人志》Les Grotesques裡曾說，商人財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詩症”Po sophobie。病原如是：財主偶爾開啟兒子的書桌抽屜，看見一堆寫滿了字的白紙，既非簿記，又非賬目，每行第一字大寫，末一字不到底，細加研究，知是詩稿，因此怒衝腦頂，氣破胸脯，深恨家門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經頓成變態。其時此症不但來源奇特，並且富有傳染性;每到這個年頭兒，竟能跟夏天的霍亂、冬天的感冒同樣流行。藥方呢，聽說也有一個：把古今中外詩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據云只要如法炮製，自然胸中氣消，眼中釘拔，而且從此國強民泰，政治修明，武運昌盛!至於當代名人與此相同的弘論，則早已在銷行極廣的大刊物上發表，人人熟讀，不必贅述。

　　文學必須毀滅，而文人卻不妨獎勵——獎勵他們不要作文人。蒲伯Pope出口成章Lisp in numbers，白居易生識之無，此類不可救藥的先天文人畢竟是少數。至於一般文人，老實說，對於文學並不愛好，並無擅長。他們弄文學，彷彿舊小說裡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據說是出於不甚得已，無可奈何。只要有機會讓他們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無不廢書投筆，改行從良。文學是倒黴晦氣的事業，出息最少，鄰近著飢寒，附帶了疾病。我們只聽說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從來沒有的。至傻極笨的人，若非無路可走，斷不肯搞什麼詩歌小說。因此不僅旁人鄙夷文學和文學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滿了自悲心結，對於文學，全然缺乏信仰和愛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揚雄在《法言》裡就說：“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可見他寧做壯丁，不做文人。因此，我們看見一個特殊現象：一切學者無不威風凜凜，神氣活現，對於自己所學科目，帶吹帶唱，具有十二分信念;只有文人們懷著鬼胎，賠了笑臉，抱愧無窮，即使偶爾吹牛，談談“國難文學”、“宣傳武器”等等，也好像水浸溼的皮鼓，敲擂不響。歌德不作愛國詩歌，遭人唾罵，因在《語錄》Gespraceche mit Eckermann裡大發牢騷，說不是軍士，未到前線，怎能坐在書房裡吶喊做戰歌。Kriegslieder schreiben und in Zimmer siteenl。少數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時勢底下，能談戰略，能做政論，能上條陳，再不然能自認導師，勸告民眾。這樣多才多藝的人，是不該在文學裡埋沒的。只要有機會讓他們變換，他們可以立刻拋棄文藝，別幹營生。

　　雪萊在《詩的辯護》裡說文人是“人類的立法者”legislator，卡萊爾在《英雄崇拜論》裡說文人算得上“英雄”。那些特殊材料的文人只想充當英雄，希望變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自稱是英雄或立法者，不免誇大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那就是有志上進了。有志上進是該嘉獎的。有志上進，表示對於現實地位的不滿足和羞恥。知恥近乎勇。勇是該鼓勵的，何況在這個時期?

　　要而言之：我們應當毀滅文學而獎勵文人——獎勵他們不做文人，不搞文學。

　　：說笑

　　自從幽默文學提倡以來，賣笑變成了文人的職業。幽默當然用笑來發洩，但是笑未必就表示著幽默。劉繼莊《廣陽雜記》雲：“驢鳴似哭，馬嘶如笑。”而馬並不以幽默名家，大約因為臉太長的緣故。老實說，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於馬鳴蕭蕭，充不得什麼幽默。

　　把幽默來分別人獸，好象亞里士多德是第一個。他在《動物學》裡說：“人是唯一能笑的動物。”近代奇人白倫脫W.S.Blunt有《笑與死》的一首十四行詩，略謂自然界如飛禽走獸之類，喜怒愛懼，無不發為適當的聲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聲。不過，笑若為表現幽默而設，笑只能算是廢物或奢侈品，因為人類並不都需要笑。禽獸的鳴叫，儘夠來表達一般人的情感，怒則獅吼，悲則猿啼，爭則蛙噪，遇冤家則如犬之吠影，見愛人則如鳩之呼婦cooing。請問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來表現呢?然而造物者已經把笑的能力公平地分給了整個人類，臉上能做出笑容，嗓子裡能發出笑聲;有了這種本領而不使用，未免可惜。所以，一般人並非因有幽默而笑，是會笑而借笑來掩飾他們的沒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漸喪失;本來是幽默豐富的流露，慢慢地變成了幽默貧乏的遮蓋。於是你看見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還有風行一時的幽默文學。

　　笑是最流動、最迅速的表情，從眼睛裡泛到口角邊。東方朔《神異經·東荒經》載東王公投壺不中，“天為之笑”，張華注謂天笑即是閃電，真是絕頂聰明的想象。據荷蘭夫人Lady Holland的《追憶錄》，薛德尼.斯密史Sidney Smith也曾說：“電光是天的詼諧Wit。”笑的確可以說是人面上的電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脣吻間閃爍著牙齒的光芒。我們不能扣留住閃電來代替高懸普照的太陽和月亮，所以我們也不能把笑變為一個固定的、集體的表情。經提倡而產生的幽默，一定是矯揉造作的幽默。這種機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髏的露齒，算不得活人靈動的姿態。柏格森《笑論》Le Rire說，一切可笑都起於靈活的事物變成呆板，生動的舉止化作機械式Lem canique plaque　sur　Le　vivant。所以，復出單調的言動，無不惹笑，像口吃，像口頭習慣語，像小孩子的有意模仿大人。老頭子常比少年人可笑，就因為老頭子不如少年人靈變活動，只是一串僵化的習慣。幽默不能提倡，也是為此。一經提倡，自然流露的弄成模仿的，變化不拘的弄成刻板的。這種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資料，這種笑本身就可笑。一個真有幽默的人別有會心，欣然獨笑，冷然微笑，替沉悶的人生透一口氣。也許要在幾百年後、幾萬裡外，才有另一個人和他隔著時間空間的河岸，莫逆於心，相視而笑。假如一大批人，嘻開了嘴，放寬了嗓子，約齊了時刻，成群結黨大笑，那隻能算下等遊藝場裡的滑稽大會串。國貨提倡尚且增添了冒牌，何況幽默是不能大批出產的東西。所以，幽默提倡以後，並不產生幽默家，只添了無數弄筆墨的小花臉。掛了幽默的招牌，小花臉當然身價大增，脫離戲場而混進文場;反過來說，為小花臉冒牌以後，幽默品格降低，一大半文藝只能算是“遊藝”。小花臉也使我們笑，不錯!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絕然不同。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們跟著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臉可笑，我們對著他笑。小花臉使我們笑，並非因為他有幽默，正因為我們自己有幽默。

　　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種脾氣，決不能標為主張，更不能當作職業。我們不要忘掉幽默Humour的拉丁文原意是液體;換句話說，好象賈寶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當為一慣的主義或一生的衣食飯碗，那便是液體凝為固體，生物製成標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賣笑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馬克·吐溫Mark Twain：自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德國人好講幽默，然而愈講愈不相干，就因為德國人是做香腸的民族，錯認幽默也像肉末似的，可以包紮得停停當當，作為現成的精神食料。幽默減少人生的嚴重性，決不把自己看得嚴重。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對於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對於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提倡幽默作一個口號，一種標準，正是缺乏幽默的舉動;這不是幽默，這是一本正經的宣傳幽默，板了面孔的勸笑。我們又聯想到馬鳴蕭蕭了!聽來聲音倒是笑，只是馬臉全無笑容，還是拉得長長的，像追悼會上後死的朋友，又像講學臺上的先進的大師。

　　大凡假充一樁事物，總有兩個動機。或出於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藝術，就收集骨董，附庸風雅。或出於利用，例如壞蛋有所企圖，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幽默被假借，想來不出這兩個緣故。然而假貨畢竟充不得真。西洋成語稱笑聲清揚者為“銀笑”，假幽默像摻了鉛的偽幣，發出重濁呆木的聲音，只能算鉛笑。不過，“銀笑”也許是賣笑得利，笑中有銀之意，好比說“書中有黃金屋”;姑備一說，供給辭典學者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