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國家政策的論文

　　國家政策作為私法與公法之間的轉軸規定於《民法通則》,是我國特有的做法。然而我們該如何寫有關國家政策的形勢與政策論文呢?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推薦的，希望大家喜歡!

　　篇一

　　《個人因素對國家政策的影響》

　　【摘 要】人乃組成社會的最基本要素，自有政府政策以來，其制定和釋出一直從根本上受到個人這種最基本的社會因素的影響，而個人意志又時刻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有其歷史侷限性，研究政府政策的影響因素必然要從這方面入手。

　　【關鍵詞】個人;政府政策;社會

　　政策，是指國家政權機關、政黨組織和其他社會政治集團為了實現自己所代表的階級、階層的利益與意志，以權威形式標準化地規定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應該達到的奮鬥目標、遵循的行動原則、完成的明確任務、實行的工作方式、採取的一般步驟和具體措施。本文試圖通過分析傳統中國文化裡的個人因素對政策的影響作用，闡明重視個人的影響因素是政策制定的必要環節。

　　參與政治生活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本能，中國人也不例外，中國人對政策的影響與其所處文化環境密切相關。傳統的中國人是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其行為導向、價值選擇、思想根源無不是由儒家思想做支撐的，反映在對政策的影響上，突出的三點有對”仁”的道德追求、對秩序穩定的追求傳統、對統治者的“聖人”標準的要求。

　　一、對“仁”的價值追求

　　儒家思想是中國的主導思想，其“仁”的核心思想在中國乃至世界源遠流長，具備相當的影響力，傳統中國人的道德標準來源中，“仁”的內容佔了很大一部分。“仁”的理念最基本的是對人的關注。這種精神體現了對人自身地位和價值的肯定和重視，對人的尊嚴和權利的保護。仁的此種精神，在孔子確立仁學之初，即有所體現。孔子曾以愛人來解釋仁的內涵，這就揭示了仁的最基本的涵義就是對人的肯定和愛護。他還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與人的原則，體現出對他人的體貼與尊重。

　　這種價值標準要求政策的制定施行要符合“仁”的標準，從現代治理角度看，就是政策理念上向服務型轉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是最基礎的政策標準，公眾不認可的政策堅決不實施。公眾對政策的判斷固然受制於個人智力、生活經驗、受教育水平、政治理念等等個人因素，最重要的是受“仁”的價值判斷標準的影響。在近期出現的一系列群體性事件、網路輿論事件等等聚集了大量個人、組織關注的事件中如紅會郭美美、PX專案，不少人對客觀事實也許並不掌握充分的材料，但群體性決策的做出和群體性情緒的高漲背後有著深厚的“仁”的價值判斷，這一價值判斷使人對自身行為的合法性肯定遠遠超過法律和其他社會道德，有著無法言明的“道德正當性”，這是政策制定者在作出決策時所必須考慮的，即“仁”的價值判斷標準為社會提供的道德批判權，會反覆審視政策的合法性，這一審視完全是由傳統道德層面發起的，與現行法律法規相互糾合，故而“難以應付”。所以，政策的制定實施要充分考慮政策的外在顯現性，使其外在表現符合“仁”的價值標準，這也是社會道德的客觀要求。

　　二、追求秩序穩定的傳統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大一統的大陸型國家，大的國家領土範圍、多民族狀況、穩定增長的人口、主流文化的長期發展等等因素決定了社會各個層面都要求一個穩定的政治秩序，因此追求穩定的秩序也是普遍的個人心理，追求秩序穩定具有其歷史性因素。在市場經濟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的時代條件下，個人必然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經濟的發展需要穩定的秩序做支撐，這使得個人會對政策的穩定性有較高的期待，故而追求穩定的秩序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每個個人的普遍心理，這也與傳統上穩定的大一統國家的長期秩序的穩定相一致。

　　這要求政策的制定實施要有穩定性、連貫性、一致性、歷史傳承性，拒絕忽左忽右、甚至“開倒車”的政策現象，這與中央“不折騰”的時代精神的相一致的，都是保持政策的穩定性，確保秩序穩定。在當前大變革時代，中國面臨著全所未有的改革壓力，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方面都急需深入改革，社會各界改革的呼聲輿論也很急，中央領導更是發出“不改革就是死”的決絕論斷，我們應該認識到，改革是必然的歷史道路，中國的發展必定與改革的穩步推進休慼相關，但秩序的穩定是每個人內心的潛在需求，也是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要求，歷朝歷代的中興無不與穩健可靠的中央政策息息相關，在當前，穩健的改革政策應是中流砥柱，任何激進式、冒進式、運動式的改革都將帶來破壞穩定秩序的風險。追求秩序的穩定既是政府的既定目標，也是民眾的內心潛在需求，兩者在政策層面上完全可以找到相契合的地方，保證秩序的穩定是政策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

　　三、對統治者的“聖人”要求標準

　　傳統中國社會對統治者的“聖人”期待標準對當今政策的實施依舊有重要影響，雖然在西方政治文明影響下，對“三權分立”、分權制衡等現代政治的制度性措施已有充分認識，但就政治文化的“軟”的層面上看，傳統儒家政治主張依舊在國人潛意識中，通過道德傳統、文化影響等發生潛移默化的作用，以致於政策制定者也不得不服從於種種傳統約束，加強宣傳工作，注重執政者、執政集體的政治符號作用。

　　“聖人崇拜”因素對政策影響主要在於對施政者的影響，即對當今統治集體的“聖人標準”要求。自古孔子“任人唯賢”，重視執政者的自身修養，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一大特點，這一特點體現在當今就是對於執政者、執政集體的外在要求，注重宣傳與個人形象等“政治符號”，習總“破除官僚風，重在為民”“正衣冠”等等一系列的施政新風正是在客觀上符合了大眾的“聖人崇拜情結”，有利於政策的施行。“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傳統中國濃重的“聖人崇拜”文化對於現代政治文明來講是一大痼疾，但對於當前中國劇烈變革時期而言卻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有效的利用完全可以成為巨大的良性政治治理資源，為深入改革獲取民心支援，為中華民族的崛起保駕護航。

　　四、結論

　　近代以來世界政治的發展均把“人”放在重要的地位，保障人權成為世界政治舞臺的重要話語權，這與我國傳統的“民重君輕”的政治主張是一致的，在新時期重視“重民”思想既是我國政治傳統的要求，也是順應世界政治價值發展的要求，想要達到這一效果，建設民本社會是必然選擇，這是由中國千年的自身發展和近代世界歷史潮流所決定的，對個人發展的支援、對家庭財產的保持增加和其他社會因素更突出了建設民本社會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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