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財政政策的論文

General 更新 2024年11月26日

  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是擴大財政支出,增強對民生工程的關注,實現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下文是小編為大家蒐集整理的關於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篇1

  論積極的財政政策

  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朱鎔基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的一項重要 內容 。事實上,在我國的市場化程度已大大提高,資源配置方式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的條件下,同時,在外部經貿 環境變幻莫測,對國內 經濟 發展 的正面或負面 影響 很不確定的情況下,如何適時適度地擴大內需,著力調動、引導和刺激我國即期與潛在的有效需求,無疑已成為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關鍵之所在。為此,作為巨集觀需求 管理重要手段的財政、貨幣政策,及其在擴大內需中的協調配合運用, 自然 成了倍受國內外關注的一個 熱點 問題 。那麼,何謂積極的財政,它的作用條件如何,它有什麼性質和特點,今後應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取向?本文擬就此談幾點看法。

  積極財政政策的涵義

  去年以來,我國政府提出和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經濟 社會 背景和政策涵義的。我理解,至少有如下三點:

  其一,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較意義而言的。

  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多種原因,我國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 以及中央財政收入佔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出現了國家財政的巨集觀調控能力趨於弱化,“吃飯財政”難以為繼的窘境。面對 中國 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之後出現的需求不足、投資和經濟增長乏力的新形勢及新問題,特別是面對亞洲 金融 危機的衝擊和影響,必須使我國財政政策儘快從調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來,對經濟增長髮揮更加直接、更為積極的促進和拉動作用。這就是“更加積極”或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涵義。

  其二,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就我國結構調整和社會穩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結構性矛盾也日漸突出,成了新形勢下擴大內需、開拓市場、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嚴重障礙。而作為結構調整最重要手段的財政政策,顯然應在我國的結構優化和結構調整中,發揮比以往更加積極的作用。此外,由於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國有 企業 改革中下崗、失業人數增加,城市貧困問題的日漸顯現等原因,作為社會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財政政策,也必須在促進社會公平、保證社會穩定方面發揮至為關鍵的調節功能。這是市場機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無法替代的。形勢的變化,緊迫的客觀需要,使中國的財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臺,充分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

  其三,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是一種政策型別,而是一種政策措施選擇。

  中外的經濟 理論 表明, 現代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政策,大體可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三種類型。如本世紀30年代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及其與之配套、至少實行了10年之久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來所奉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等,都具有這種政策特徵和政策取向。而我國當前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只是在適度從緊財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據變化了的新情況、新問題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採取的一種應對性財政政策舉措,並非是一種政策型別。

  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採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也可以說,這是在國內經濟有緊迫需要,政策實施又有現實可能的條件下,所作出的一種有條件的政策選擇。這裡所謂客觀需要,就是擴大內需以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的需要,是在貨幣政策因實施、操作通路區域性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與效果受限的條件下,必須進行的一種政策選擇。而所謂政策環境允許,就是說,儘管國家財政收支形勢較為嚴峻,但在銀行有較多“存差”,有富裕資金,企業因約束機制強化等原因而貸款謹慎等情況下,財政可以通過實施以適度擴張的國債政策為重點的積極財政政策,來達到擴充套件需求、刺激經濟的目的。一旦這種政策環境發生變化,財政政策選擇就需另行考慮。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於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於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正是有鑑於此,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選擇了以調整結構、改善投資環境、增強經濟增長後勁和產業帶動效應為目的,以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的方向。

  三政策的複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侷限於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複合性。簡要地說,除了向國有商業銀行增發1000億元國債用於基礎設施建設以外,同時還發行了2700億元特別國債,以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充足率;通過調整中央財政的支出結構,騰出180億元, 專門用於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按時足額發放和抗洪救災等,即通過財政的轉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費與投資;分批提高了一部分產品的出口退稅率,調整了進口裝置稅收政策,降低了關稅稅率,對國家鼓勵發展的外商投資專案和國內投資專案,在規定範圍內免徵關稅和進口環節增殖稅,以此推動和增進外經貿方面的需求。

  積極財政政策的政策取向

  財政政策原則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確定與適時調整,對政策目標的實現和政策效應的優劣,有著決定性的 影響 。在這方面,我國已經和正在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與適當的貨幣政策,應注意和力求做到下述幾個“兼顧”或幾個“結合”:

  第一,在政策重點的選擇上,把增加投資規模與刺激、拓展最終消費需求相結合。在傳統的計劃 經濟 ——賣方市場——短缺經濟條件下,我們一直習慣於把刺激經濟的重點放在投資和生產上,亦即放在增加產品供給上,因為供給的約束始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市場經濟——買方市場條件下,需要刺激的重點則是消費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約國民經濟 發展 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資和生產固然也是在提高需求,但這只是中間需求,它究竟能對經濟增長髮揮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經濟效率,則取決於最終需求的狀況。新形勢下有助於擴大內需的財政、貨幣政策取向,必須把增加投資和生產與刺激最終消費有機結合起來。

  第二,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總量的適度擴張與結構的調整、優化相結合。因為當前 問題 的性質,既不是簡單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和經濟蕭條,也不是簡單的總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經濟體制、經濟發展增長模式轉軌時期,在已經成功實現了經濟軟著陸,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形勢下,主要由於轉軌“鎮痛”、體制和結構障礙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過渡性困難。正是由於這種特點和性質,即在體制轉軌尚未完成,結構矛盾十分突出、適應市場經濟的巨集觀調控體系還很不健全等情況下,如果片面強調和實施全面鬆動的總量擴張政策,那就很可能誘發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加重結構調整的困難,從而非但無助於當前經濟的協調、有效增長,而且還將為後續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產業結構優化,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就業問題的解決,造成更多的麻煩和後延性障礙。

  第三,在政策傾向的掌握上,應把支援國有經濟與鼓勵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相結合。因為無論是從其發展需要、發展可能及其存在的巨大潛力,還是從其在諸如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國家稅收、解決就業問題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來看,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對擴大內需、實現經濟增長目標都具有重要的影響和意義。然而,從實際情況看,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又的確存在著不少現實障礙和困難,財政、稅收、信貸等方面,都有一些亟待 研究 解決的政策性問題。

  第四,在政策效應的考慮上,使擴大內需的當期政策效應與長期政策效應相結合。因為,既然需求不足將是制約我國後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因而問題的解決就不能只顧眼前、不計長遠,在政策取向、政策效應的 分析 和估量上,必須把短期與長期、當前與今後加以統籌考慮。

  積極財政政策的適時調整

  既然積極的財政政策並非一種長期的政策選擇,那就必然有一個政策調整或政策轉換的問題,這是我們必須預作準備的。問題的關鍵就在於,能否出現或找到替代當前財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條件。就是說,要逐步改變以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為重點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用其它的推力來加以替代或置換,從而為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和轉型創造條件。我以為,從中長期看,這樣的因素或拉力有如下幾個方面:

  ——市場和消費替代。即當前財政、貨幣政策的著力點,應放在有利於進一步開拓市場和刺激最終消費需求方面,逐步減輕經濟增長對擴大政府投資規模的依賴。這方面可供選擇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進銀行的消費信貸;適當增加財政對刺激居民消費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別是增加對低收入者的財政轉移性支出數量;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增加 農村 和農民收入,為開拓巨大的農村市場奠定基礎,等等。

  ——民間和 企業 投資替代。 社會 資金是永遠流動和相互轉化的。為實現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除了某些社會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提供,主要依靠國家財政投入以外,民間和企業投資的增加,就能為政府基於拉動經濟增長目的而進行投入的適時退出創造條件。在這方面,我國是存在很大潛力的。比如,儘快減輕企業沉重的非稅負擔,改變有些企業存在的費大於稅狀況所能產生的企業投資潛力,就是一個十分可觀的數字。同時,只要引導有方、政策得當,啟用我國鉅額儲蓄存款餘額和遊資的利用機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又比如,充分運用財政貼息、財政參股、財政擔保等經濟手段,以充分調動和吸納社會資金參與社會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兩撥千斤”之效。

  ——出口需求替代。雖然國際經濟形勢動盪不定,不確定的因素較多,但通過深化我國外經貿體制改革,加強結構調整,改善政策激勵措施,提升產品國際競爭力等途徑所能產生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亞洲 金融 危機的衝擊下,我國去年在引進外資方面所創造的成績,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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