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姓名權的性質與法律保護
General 更新 2024年11月22日
一、問題的提出及意義
迄今為止的學術著作和教科書在談到姓名權時，似乎毫無疑問地將姓名權列為人格權的範疇。即使在德國，雖然自薩維尼時代就反對將人格權作為民法上的權利（原權利）來對待，從而在其民法典中就沒有關於人格權的一般概念。但其民法典卻在第12條明確規定了姓名權，並且其學者一般都堅稱其民法典第12條規定的姓名權屬於第823條侵權行為保護的“其他權利”的範疇。[1]《瑞士民法典》也存在同樣的問題，於第29條及第30條規定了姓名權，而且是在“人格保護”之外專門規定了姓名權。這種現象從邏輯上講，有下列幾種可能的推斷：一是姓名權不包括在人格之內；二是姓名權特別重要，有特殊價值，應特別予以規定；三是人格的利益不能通過正面賦權的方式規定，而姓名權是作為權利正面規定的，有特殊意義。也就是說，其他人格利益屬於“防禦性的法益”，而姓名權屬於積極意義上的權利。究竟是哪一種推斷呢？人們對姓名權還有其他人格權的爭議的源頭其實就在這裡。另外，就我的經驗和知識看，身體、健康、生命和自由與姓名權相比，對於自然人來說要重要得多，但德國人卻沒有將之列為權利，而是作為一種人格利益列在其民法典第823條的侵權法保護之下，作為防禦性權利來對待，這究竟是為什麼？
正是因為有以上這些問題，因此，姓名權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和探討的問題。
二、姓名權的概念及意義
姓名通常由姓與名（有的是一個名，有的則是幾個名）組成，而由於各國的歷史與傳統、文化不同，姓名來源就有不同的途徑。例如，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前，一般人是沒有姓的，僅有名。[2]在當今社會，因大部分國家要求出生後要進行登記，而登記必須要有姓名。而從姓名的取得看，個人的名一般都是由他人給定，而姓則是從家族的姓氏。子女由對其享有親權的人取名，婚生子女通常由其父母取名，非婚生子女則由其母親取名。在子女出生後1個月內須向戶籍官員通告其姓名，並由該官員將之登記在出生簿中。以後姓與名的變更需經過主管機關的批准，其條件是“有重大理由進行變更”。[3]在我國，按照《戶口登記條例》第7條的規定：“嬰兒出生後1個月以內，由戶主、親屬、撫養人或者鄰居向嬰兒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報出生登記。棄嬰，由收養人或者育嬰機關向戶口登記機關申報出生登記。”依照《民法通則》第2章第2節關於監護之規定，也應由有監護權的人取名。但由於傳統的原因，我國實際上給出生子女取名的有的是父母，有的是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有的甚至是家族中的長輩或者具有較高名望的人。
姓名權是自然人對自己姓名的專用權及設定或者變更的自由決定權。姓名權之所以被認為是自然人的人格權，是因為他是能夠標表自然人作為存在的符號，這種符號能夠同具體的人相聯絡。人的姓名的作用就在於使人們在一般交往包括法律交往中相互識別，[4]個人的姓名經過長期的使用，對該人來說，成為了其人格象徵，併成為其人格的一部分。這樣就產生了保護姓名不受來自第三者侵害的意識。由此，作為人格權之一的姓名權逐漸得到了認可。[5]姓名權旨在保護姓名載體的個性，因此旨在保護其人格的一部分。[6]我覺得姓名和姓名權有三方面的意義。一是生活方面的意義。在這一方面，姓名有利於交往，即方便了人們的交往，人與人通過姓名而標誌出人格的抽象存在，即使在沒有具體的人在場的時候，也可以輕易地談論其長短。也就是說，姓名的出現，使人們抽象地談論一個人的時候變得容易，即使個體的人不在場的情況下，也能夠使其與其他人相區別。二是在私法上的意義。姓名使法律意義上的交易變得簡單和方便，無論在契約自由、過錯責任和所有權的行使方面都成為簡單和容易的事情。同時，姓名更容易使人的尊嚴、名譽等得到更好的彰顯。如果沒有姓名，個人的個性的發展和名譽、信用等的積累將變得困難。這也從反面說明了為什麼早期的日本只有貴族才擁有姓和名，它是貴族的特權。三是在公法方面的意義。姓名不僅與稅收、服兵役等相聯絡，甚至跟國家的管理制度密不可分。一方面，姓名的出現使國家對人的管理更容易和更方便，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人可以輕易改變姓名而與前面的姓名失去聯絡，則其以前所有的歷史和義務等都將消失，那麼，一個債務人就可以通過改變姓名而逃避債務，或者一個因有嚴重前科的人不適合從事某項工作的人將無法甄別。這將是十分可怕的事情。
正是因為上面這些原因，各國對於姓名都有十分完整和嚴格的管理制度。雖然個人可以變更姓名，但必須遵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姓名權屬於個人，但管理屬於國家。不能因為法律制度的禁止就認為是侵害私人的姓名權。
三、姓名權的權利屬性
姓名權是否是一種人格權，或者說它是否僅僅是一種人格權？它與其他的人格權或者人格利益有什麼不同？對此，德國學者拉倫茨指出：姓名並非是人的身外之物，如同一件東西從一隻手交到另一隻手，而是使人個體化的一種標誌、一個象徵，所以它是個人本身所具有的精神財富，一種人格財產。因此，姓名權本質上是一種人格權，即在一個人的直接存在以及他的個人生活範圍內，承認他不受侵犯的權利。[7]我國學者的主流觀點及司法實踐一般也認為，姓名權是一種人格權。
我本人對此有自己的疑問，我認為，姓名權不僅是一種人格權，同時也具有身份權的特徵。理由是：
（一）從立法例上看，德國、瑞士等國家的民法典並沒有將生命、健康、身體、自由等作為權利來對待，而是將其作為法益規定在其侵權行為保護的範圍中
但卻明確規定了姓名權，德國學者拉倫茨還特別指出：（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列舉了四種在受到侵犯時就完全同權利立於同等地位的“生活權益”，即生命、身體、健康和自由。在它們受到侵害之虞時，司法實踐准許提起除去侵害之訴，在繼續受到侵害時，准許請求停止侵害。這樣並不是說，有一種生命、身體、健康和自由的不可侵犯的權利，並把這種權利與法律承認的人格權並列[8]。而拉倫茨與梅迪庫斯堅稱其民法典第12條的姓名權屬於第823條中規定的“其他權利”，要受到第823條的保護。[9]但令人費解的是，生命、身體、健康和自由”之於人的意義，要比姓名重要得多，為什麼《德國民法典》認可了人對於自己姓名的權利存在，反而要將“生命、身體、健康和自由”放置在權利的範疇之外呢？[10]
有的學者這樣來解釋“受法律保護”的物件與“權利客體”之間的區別：人應該是權利的主體，客體作為權利所指向的物件，它必須是人以外的事物。否則，假如它成為了人的組成部分，那麼權利就將回指主體自身，導致主體與客體的混同。這就意味著權利在這裡的存在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法律對於人的保護，就足以實現人對於其組成部分的享有。近代民法在“屬於我們的東西”上，刻意地強調權利與非權利的區分，是出於這樣一個觀念：人是民法的目的，民法首要的目的，即是人的保護。在人的保護中，那些內在於人的，因人的存在，就會當然存在的“本來就屬於我們的東西”，自然就隸屬於“人本體的保護”範疇。法律保護人，就是在保護那些“本來就屬於我們的東西”。而那些外在於人的，並不會因為人的存在而當然屬於人的“我們所負擔的東西”，則需要用權利把它們與人連線起來，通過“權利的保護”，使之成為在法律上屬於人的事物。這也就合理地解釋了近代民法在規定了“姓名權”，卻拒絕將更為重要的生命、身體、健康和自由規定為權利的原因。正是由於後者對於人來講是至關重要的，這才使民法將它們確定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價值，看成是人的必要的組成部分。比較而言，姓名與人的距離則要遠得多。姓名之享有，與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也無太大的聯絡。這就使得民法可以將姓名看成是人以外的事物，從而可以成為人的權利。[11]我十分同意這一解釋的方法和理由。姓名的確是人的身外之物，因人的取名和長期使用而成為人的標誌，但這種標誌與其他人格利益差別太大。姓名沒有惟一性的特徵，許多人會用同一姓名，而其他人格利益卻不同：幾個人一條命的情況沒有、幾個人一種名譽權的情況也沒有。這也說明，姓名屬於人的身外之物。僅僅是因為長期使用而成為人的標誌，成為標表型的人格權。
（二）從姓名的產生看，姓名權似乎完全不同於其他人格權
首先來看看德國的情況。在德國，一個人的姓名是由姓（家族名稱）與一個或者幾個名組成。從魏瑪帝國憲法時起，貴族稱號就成為姓的一部分。姓可以是出生姓氏，也可以是婚姻姓氏。出生姓氏是一個人出生時依血統關係而取得。婚生子女以其父母的婚姻姓氏為其出生姓氏；而非婚生子女通常以生母的姓為其出生姓氏。在《改革婚姻法和親屬法的第一部法律》與1976年7月1日施行前，婚生子女總是冠以父姓，這種規定違反日益強烈的男女平等的原則。現在成為標準的《標準的婚姻姓氏》是他們結婚時共同採用的“共同的姓氏”。在過去，妻子隨著結婚即失去其原有的姓，同時取得丈夫的姓。現在夫妻結婚時，可以向戶籍官表明以丈夫或者妻子的出生姓氏作為他們的共同姓氏。在他們沒有作出決定時，丈夫的出生姓氏自動作為他們的婚姻姓氏……。[12]
我們再來看看日本的情況。夫妻結婚後，妻子不可以選擇姓氏或者保留其出生的姓氏，而必須要用丈夫的姓氏。儘管已經出臺了改革的方案，但人們還沒有看到希望。這一點是否違反《憲法》第13條還有疑問。在不認可夫妻別姓的現行制度下，很多因婚姻而改變姓氏的妻子不得不把原來的姓氏作為通稱使用。一般通過這種方式也能夠解決問題，但當妻子是公務員的時候，就會受到很多限制。在一個著名的“關口案”中，身為國立大學教授的原告，對於限其使用原來的姓氏的大學的規定，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認定國家負有允許其使用原來姓氏的義務，並以姓名保有權受到侵害為由請求損害賠償。原告主張，作為人格權內容的組成部分，擁有保持自己姓名的權利受日本《憲法》第13條的保護。東京地方法院指出：為了把握公務員的同一性，使用其戶籍上的姓名具有其合理性，而且在公務員中，把舊姓作為通稱使用的情況還不能說很普遍。因此，不能支援原告的有關姓名保有權受憲法第13條保障的主張。因此，駁回了原告的主張。[13]雖然日本有的學者當時指出：如果10年後再回頭看本案的判決，恐怕誰都會看到本案在人權問題上的狹窄視野和對社會變化反映的遲鈍，誰都會感到明顯的不和諧。但10年過去了，這種預言沒有實現。[14]
我們再來看看我國的情況。在我國，因1949年解放後特別強調婦女的解放和保護婦女權益，在當今結婚後隨夫姓的情況，至少在漢族地區已經絕跡。但在中國歷史上卻是非常普遍的現象。除此之外，中國歷史上的宗族制度，出於續寫家譜的需要，對名字有許多限制和要求。如姓是統一的家族姓氏，但名字卻要求中間一個字或者最後一個字在同輩份的人中是統一的，例如，毛澤東、毛澤民、毛澤潭等。
從這種國內與國外的歷史和今天看，難道姓名權僅僅是人格權嗎？是否真的與身份權不相干？《紅與黑》的作者筆下的主人公之所以改變姓名，難道他不是渴望一種貴族身份嗎？他的目的無非是想讓人一看到他的姓氏就知道他是一個貴族。直到今天，姓氏與身份也不能說絲毫沒有關係。
我國有學者在分析姓名在中國與西方社會的身份作用時指出：姓名承擔了代表群體或者個體、表明等級身份、規範婚姻關係、彌補命運缺憾、指代特殊事物、體現社會評價、凝聚文明精華等社會功能。姓名權在歷史上的確曾經以身份權的形態存在過。在某些條件下，姓還可以發揮個體區分和身份區分的作用。因為在等級社會中姓本身就意味著高低貴賤。從微觀上講，家長權、夫權、親屬權等都可以通過一個具體的姓體現出來。正因為如此，德國學者莫迭爾等人才提出了姓名權為親屬權（即身份權）的觀點。他們認為姓名權的發生多源於親屬關係，所以姓名權為親屬權的一部分。該觀點從姓的角度論證了姓名權是一種身份權。……我們可以通過行輩字號等姓名制度輕易地判斷出不同人的尊卑、血族、父母雙親、婚姻、子嗣、兄弟姐妹等社會認知因素，從而確定他們之間是否有一定的親屬關係，有著什麼樣的親屬關係，以及由此產生的權利義務都是什麼。因此，姓名在嚴格的等級制度下可以成為身份關係的制度抽象，一個具體的姓名就是一個具體的身份，一個具體的姓名就意味著身份關係上的具體權利義務。正是從這種意義上來講，姓名權是一種身份權[15]。
在當今的中國，因解放後平等觀念的盪滌，特別是十年的洗禮，貴族與平民的區分幾乎已經根除。因此，在這種意義上的身份關係幾乎消失。從個人的姓氏上幾乎已經不能區別身份。但姓名在以下兩個方面仍然起著標誌身份的作用：（1）在某些少數民族地區，某些姓氏仍然能夠代表家族的身份。（2）在今天的中國，有的地方仍然存在續寫家譜的行為和現象。
（三）從姓名的變更來看，姓名似乎離人很遠
一般的人格權或者人格利益都具有與人不可分離的特點，但姓名權卻可以依主體的意思並有理由時提出變更。從這一點上看，它似乎不具有人格權或者人格利益的一般屬性。它僅僅是一種標誌，而它本身卻毫無意義。就比如說是一個商品的標記，僅僅是因為通過登記取得而使他人不可侵犯，但它可以被取代。因此，也就決定了姓名權的客體決不可能是姓名，而是一種決定用什麼來作為姓名的決定權。否則，就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個人剛剛出生沒有姓名而有姓名權。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結論：姓名權不僅具有人格權的特徵，還具有身份權的特徵。而且，它與其他的人格權具有不同的特點，是一種特殊的兼有人格權與身份權屬性的權利。
四、姓名權的權能
對於姓名權的權能，學者之間具有不同的觀點。我堅持姓名權僅僅屬於自然人而非法人享有。法人的名稱權看起來與自然人的姓名相同，但卻有著本質的差別。儘管在西方有的國家，如德國、法國等可以將姓名註冊為商號，對商號的保護似乎等同於對姓名的保護，但我仍然認為兩者有著性質上的不同。故在此，我僅僅闡述自然人姓名的權能。
對於姓名權的究竟是一項積極權利，還是僅僅是一種防禦性的權利，學者之間存在爭議。[16]我認為，由於姓名權是一種由法律明確規定的權利，因此，它就不僅是一種“法益”，它有著積極的權利屬性。但是，由於姓名權不存在轉讓問題，但卻存在變更問題。姓名權與其他人格權不同的是，它需要登記。而且，它同肖像權有些相同的是，可以通過同意他人使用而收取費用。當然，當他人侵犯時，可以請求法律的救濟和保護。我國《民法通則》第99條規定：“公民享有姓名權、有權決定、使用和依照規定改變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盜用、假冒。”結合該規定，我認為，姓名權應有下列權能：
（一）姓名的自我決定權
姓名的自我決定權是指在姓名的設定和變更方面，姓名權人具有自由決定權，任何第三者不得非法干預。這應該是人格發展和自我決定的重要表現形式，這也是姓名權作為一種特別人格權的特別之處，其他人格權基本上不存在設定方面的問題。
雖然姓名權的設立和變更是一個私權的問題，但同時，也涉及到國家的管理，甚至是公法上的利益。對此，德國學者指出：姓名的這種意義也適用於公法上的義務。所以，自然人是否有權任意變更其姓名，是一個屬於公法範疇的問題。[17]故公民個人的這種姓名的設定或者變更權利必須符合國家的法律和法規。例如，發生的日本的上述“關口案”中的姓氏爭議，就非常清楚地說明，結婚婦女無權隨意選擇或者保留自己原來的姓氏，必須該為丈夫的姓氏作為婚姻姓氏。在我國發生的“趙C姓名事件”也從另外一個方面說明了這種自由設定權或者變更權與管理制度之間的衝突和矛盾。
自出生起，趙志榮的兒子就一直使用“趙C”一名20多年。2006年8月份，正在貴州讀大學的趙C到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區分局江邊派出所換髮第二代身份證時，民警告訴他，公安部有通知，名字裡面不能有“C”字，要改名。爾後，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區分局戶籍科也告之，“趙C”錄人不了公安部戶籍網序。2007年7月6日，趙C向鷹潭市公安局提出申請，要求繼續使用“趙C”一名。但是，結果還是“不可以、需改名”。
趙C很喜歡自己的名字，認為簡單、好記、不重名，而且用了20多年，自己所有的檔案關係都是“趙C”，要改名牽涉太多。同時，趙C也認為，既然公安機關在其出生時把“趙C”的戶口和第一代身份證都給辦了，現在又強迫他改名，顯然是侵犯了公民的姓名決定權。為了捍衛自己的姓名權，2008年1月趙C將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告上法庭。2008年6月6日，鷹潭市月湖區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一審判決，趙C勝訴。
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區分局於2008年6月提出上訴。法院二審時，雙方激烈的法庭辯論持續了3個多小時。雙方爭論的焦點是，“ C”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規定可以使用的符合國家標準的數字符號。最後，在法院的反覆協調下，當事雙方在庭外都表示願意妥協，雙方最後達成和解。法院於26日19時12分對“趙C姓名權”官司當庭作出二審裁定，裁定撤銷鷹潭市月湖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趙C將用規範漢字更改名字，鷹潭市月湖區公安分局將免費為趙C辦理更名手續。該案於2009年1月15日人選了2008年全國十大影響性訴訟，足見其在中國的影響之大。
該案涉及到一個主要問題是：如何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第4條的規定這一核心問題，該條規定：“居民身份證使用規範漢字和符合國家標準的數字符號填寫。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對居民身份證用漢字登記的內容，可以決定同時使用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文字或者選用一種當地通用的文字。”那麼，什麼是“標準的數字和符號”？對此條的解釋無非有兩種：一是C屬於標準的數字和符號；二是C不屬於標準的數字和符號。在此我不想就此作出解釋，只是想說：如果C不符合這一規定，則公安部機關就沒有侵犯其姓名自我決定權；反之，如果符合這一規定，則屬於行政侵犯其姓名自我決定權。
對於未成年人的姓氏問題上，有三個問題需要說明：（1）未成年人的姓氏如何決定？（2）能否用父母姓氏以外的姓氏作為未成年人的姓氏？（3）父母離婚後未成年人的姓氏是否必然變化？是否歸監護人或者撫養人單方決定？
對於問題（1），即未成年人的姓氏決定權，原則上說，子女可以隨父姓，也可以隨母姓。對於未成年人的姓氏，由夫妻雙方協商決定；協商不成的，按照當地習慣確定。
對於問題（2），父母在決定姓氏的時候，能否以父母各自的姓氏以外的姓氏作為未成年人的姓氏？對此問題，有些國家，如德國還是日本，法律規定有婚姻姓氏，夫妻的婚姻姓氏必須是一致的，不允許夫妻有兩個姓氏，僅僅是如何決定的問題，即是決定用丈夫的姓氏或者妻子的姓氏作為婚姻姓氏而有差別。如果有婚姻姓氏，子女一出生，即當然擁有婚姻姓氏，就不會發生未成年人的姓氏如何決定的問題。而我國的法律和管理制度並沒有規定婚姻姓氏，因此，子女出生後就會出現如何決定其姓氏的問題。如果夫妻雙方不能協商一致用丈夫的姓氏還是妻子的姓氏，或者協商一致用夫妻姓氏之外的他姓是否允許？至少從法律制度的層面看，迄今沒有禁止性規定。而從實踐的情況看，用夫妻之外的他姓登記為子女姓氏的情況也有存在，登記部門也沒有制止。
對於問題（3），按照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1951年《關於子女姓氏的批覆》、1981年《關於變更子女姓氏問題的覆函》及1993年《關於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如果子女雖未成成年，但有表示其意志的能力時，離婚後要變更子女姓氏，要徵求子女本人的意見，並應以子女的意志為主。如果子女沒有意思表示能力的，夫妻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更改離婚前的子女的姓名。不能以撫養責任來決定姓氏的變更，即離婚後的子女的監護人或者撫養人不得僅僅以自己為監護人或者撫養責任人為由來單方決定沒有意思表示能力的子女的姓氏。
同時，在關於姓名的變更程式上，按照我國《戶口登記條例》第18條規定，未滿18週歲的人需要變更姓名的時候，由本人或者父母、收養人向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變更登記；18週歲以上的人需要變更姓名的時候，由本人向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二）專用權
日本學者指出：每個人對於自己的姓名的使用不受他人干涉，當他人超越許可權範圍擅自使用自己姓名時，可以對此加以禁止。這是姓名權的本質，是很多國家的民法典作出規定的內容。[18]
這種專用權包括自己使用和允許他人使用。自己使用，是指在生活交往和法律交往中使用自己的姓名，例如，在簽定合同時用自己的姓名簽字；到某地參觀考察可以將自己的名字籤於留言簿上；也可以將自己的姓名適用到合夥、個體或者公司的商號或者商標等。
也可以允許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一般來說這種使用都是有償的，非常類似於肖像的被允許使用。一般來說，未經許可使用他人姓名的，將構成侵犯姓名權。當然，這種許可使用應明確使用的範圍和目的。超出範圍和目的使用，仍然屬於未經許可而使用他人姓名。例如，A為自然人，與合夥企業B達成協議允許B合夥企業使用自己的姓名作為該合夥的商號的一部分。後來B變更合夥為公司繼續使用A的姓名作為公司的商號的一部分，但沒有通知A。 A認為變更後的公司未經其許可使用其姓名而侵犯了其姓名權。這種情況下，的確應該按照侵犯A的姓名權處理。
（三）姓名的持有權（保有權）
該權利包括兩種含義：第一種含義是任何人有權保持自己的姓名權，非經自己同意不得被強迫放棄或者更改姓名。這一點也是姓名自我決定權的另一種表達，但角度不同。上述發生在日本的“關口案”中的原告就認為，結婚後必須改姓為丈夫的姓氏侵犯了其姓名保有權，進而侵犯了其《憲法》第13條的權利。在我國山東菏澤200多名村民因姓氏生僻而被迫集體改姓事件，[19]實際上就是侵犯了姓名的自我決定權和保有權。
第二種含義是當就姓名權發生糾紛時，有權要求司法機關確認自己的姓名權。《德國民法典》第12條規定：“有權使用某一姓名的人，因他人爭奪該姓名的使用，或者無權使用該姓名的人使用該姓名，從而使其利益受到損害時，權利人得請求排除此侵害。有繼續受侵害之虞時，權利人得提出停止侵害之訴。”即含有該含義。
在我國有學者指出：姓名是戶籍登記專案，因而每個人只能有一個正式姓名，即登記在登記簿上的姓名。姓名的變更則需要公示，登記姓名的變更非依變更登記程式不生效力。[20]例如，在訴訟中，任何人作為原告提起訴訟後，變更姓名的，必須提交相關變更的法律檔案，否則其訴訟資格將成為問題，就如公司變更名稱的，必須提供法律檔案證明前後“兩個公司”是一個主體，才有權利義務的可繼受性。但現在的問題是：姓名權有無排他性？登記在先的人有無權利要求後人不得使用該姓名？這一問題，在我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由於我國人口眾多，姓名重合的人相當多，像“李剛”、“王強”等這種姓名非常普遍。這種現象其實對社會管理是非常不方便的，從個人權利來看，也存在“合法的侵犯”問題。如果從絕對權的角度[21]看，這樣一個問題是否成立：登記在先的人能否排除他人對該登記姓名的使用？該登記的姓名有無排他性？如果有的話，姓名一經登記，那麼後來的人不可能使用該登記姓名。如果使用，登記在先的人有權請求排除該侵害。從姓名權的私權之絕對權的意義上看，當然應具有這一權利，但我國的管理機關和手段是否能夠解決姓名的公示問題，卻是一個現實問題。現在中國的問題是，不僅在大的行政區劃內，有姓名重合的問題，即使在一個城市，甚至是一個城市的不同區內，也存在重合問題。我認為，現在的技術已經達到避免重合的程度，應該加強管理，以利於社會和個人。否則，姓名登記的公示力和排他性不能完全實現，不利於對姓名權人的保護。
（四）請求他人正確稱呼自己的權利
請求他人正確稱呼自己的權利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享有請求其他人在交往中正確地稱呼自己的權利。如果在一字多音多義，或者漢語中四聲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示意思時，特別是帶有侮辱、貶低等目的時，更是如此。在日本的“NHK日語讀音訴訟案”中，NHK電視臺違反韓國牧師明確的意思表示，將其姓名用日語發音進行了播送。對此，韓國牧師提起了訴訟，請求道歉並要求今後對自己及其他所有韓國人、朝鮮人的姓名使用朝鮮語的讀音進行稱呼。該案件的一審判決認為：姓名被正確稱呼所帶來的利益不是法律上的利益，而僅僅是事實上的利益。不過，如果這種稱呼無視、蔑視人格時，可以認定為違法行為。但本案不屬於這種情況。原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作為二審法院認為：人的姓名被他人正確稱呼，應該說具有受侵權行為法保護的人格利益的屬性，認可了姓名被正確稱呼的利益的權利性。但最高法院接著又指出：姓名權被正確稱呼的利益，與姓名權不被他人冒用的權利、利益不同，在性質上作為侵權行為法保護的利益並不十分堅固。即使姓名被他人不正確地稱呼，不能馬上就認為侵權行為的成立。[22]日本這一判例，有一點是有意義的，即以明確的態度承認了姓名被正確稱呼是一種人格權。一審判決與二審判決的理由卻令人費解：為什麼姓名被正確稱呼是一種事實利益而不是法律利益？為什麼說姓名權被正確稱呼屬於侵權行為法所保護的利益，但卻在侵權行為法上不堅固？如果具有無視或者蔑視人格權時，就不僅僅是侵犯姓名權了，恐怕就已經侵犯其他人格權了。在我看來，NHK違反本人明確表示的態度，就已經屬於故意的問題，而姓名受法律保護的事實就說明侵犯之具有違法性。僅僅是在確定侵害後果是否具有方面存在問題，但姓名權人已經明確告知的情況下，說明姓名權人對此是具有利益的，起碼是精神利益。因此，我認為該案構成侵權行為。
另一方面，在姓名權人已經變更姓名的情況下，姓名權人有權要求其他人用變更後的名稱稱呼自己。德國學者梅迪庫斯指出，姓名權人在變更自己的姓名後，有權要求他人用新的姓名稱呼自己。[23]不僅如此，在自己的工作單位上，在已經改變姓名的情況下，有權要求單位用新的姓名標誌自己，並有權要求同事們用新姓名稱呼自己。
（五）禁止他人使用的權利
這一權利實際上在我國《民法通則》第99條已經明確地規定了。《德國民法典》第12條也有專門的規定。其實，這種規定的意義實際上是在侵權行為法及不當得利制度保護之外，使姓名權有了自己特殊的救濟方式和手段，即使不構成侵權行為或者不當得利，也可以直接請求該條規定的救濟方式。
解析被保險人之法律地位
私法主體範圍擴張背景下的動物主體論批判
迄今為止的學術著作和教科書在談到姓名權時，似乎毫無疑問地將姓名權列為人格權的範疇。即使在德國，雖然自薩維尼時代就反對將人格權作為民法上的權利（原權利）來對待，從而在其民法典中就沒有關於人格權的一般概念。但其民法典卻在第12條明確規定了姓名權，並且其學者一般都堅稱其民法典第12條規定的姓名權屬於第823條侵權行為保護的“其他權利”的範疇。[1]《瑞士民法典》也存在同樣的問題，於第29條及第30條規定了姓名權，而且是在“人格保護”之外專門規定了姓名權。這種現象從邏輯上講，有下列幾種可能的推斷：一是姓名權不包括在人格之內；二是姓名權特別重要，有特殊價值，應特別予以規定；三是人格的利益不能通過正面賦權的方式規定，而姓名權是作為權利正面規定的，有特殊意義。也就是說，其他人格利益屬於“防禦性的法益”，而姓名權屬於積極意義上的權利。究竟是哪一種推斷呢？人們對姓名權還有其他人格權的爭議的源頭其實就在這裡。另外，就我的經驗和知識看，身體、健康、生命和自由與姓名權相比，對於自然人來說要重要得多，但德國人卻沒有將之列為權利，而是作為一種人格利益列在其民法典第823條的侵權法保護之下，作為防禦性權利來對待，這究竟是為什麼？
正是因為有以上這些問題，因此，姓名權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和探討的問題。
二、姓名權的概念及意義
姓名通常由姓與名（有的是一個名，有的則是幾個名）組成，而由於各國的歷史與傳統、文化不同，姓名來源就有不同的途徑。例如，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前，一般人是沒有姓的，僅有名。[2]在當今社會，因大部分國家要求出生後要進行登記，而登記必須要有姓名。而從姓名的取得看，個人的名一般都是由他人給定，而姓則是從家族的姓氏。子女由對其享有親權的人取名，婚生子女通常由其父母取名，非婚生子女則由其母親取名。在子女出生後1個月內須向戶籍官員通告其姓名，並由該官員將之登記在出生簿中。以後姓與名的變更需經過主管機關的批准，其條件是“有重大理由進行變更”。[3]在我國，按照《戶口登記條例》第7條的規定：“嬰兒出生後1個月以內，由戶主、親屬、撫養人或者鄰居向嬰兒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報出生登記。棄嬰，由收養人或者育嬰機關向戶口登記機關申報出生登記。”依照《民法通則》第2章第2節關於監護之規定，也應由有監護權的人取名。但由於傳統的原因，我國實際上給出生子女取名的有的是父母，有的是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有的甚至是家族中的長輩或者具有較高名望的人。
姓名權是自然人對自己姓名的專用權及設定或者變更的自由決定權。姓名權之所以被認為是自然人的人格權，是因為他是能夠標表自然人作為存在的符號，這種符號能夠同具體的人相聯絡。人的姓名的作用就在於使人們在一般交往包括法律交往中相互識別，[4]個人的姓名經過長期的使用，對該人來說，成為了其人格象徵，併成為其人格的一部分。這樣就產生了保護姓名不受來自第三者侵害的意識。由此，作為人格權之一的姓名權逐漸得到了認可。[5]姓名權旨在保護姓名載體的個性，因此旨在保護其人格的一部分。[6]我覺得姓名和姓名權有三方面的意義。一是生活方面的意義。在這一方面，姓名有利於交往，即方便了人們的交往，人與人通過姓名而標誌出人格的抽象存在，即使在沒有具體的人在場的時候，也可以輕易地談論其長短。也就是說，姓名的出現，使人們抽象地談論一個人的時候變得容易，即使個體的人不在場的情況下，也能夠使其與其他人相區別。二是在私法上的意義。姓名使法律意義上的交易變得簡單和方便，無論在契約自由、過錯責任和所有權的行使方面都成為簡單和容易的事情。同時，姓名更容易使人的尊嚴、名譽等得到更好的彰顯。如果沒有姓名，個人的個性的發展和名譽、信用等的積累將變得困難。這也從反面說明了為什麼早期的日本只有貴族才擁有姓和名，它是貴族的特權。三是在公法方面的意義。姓名不僅與稅收、服兵役等相聯絡，甚至跟國家的管理制度密不可分。一方面，姓名的出現使國家對人的管理更容易和更方便，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人可以輕易改變姓名而與前面的姓名失去聯絡，則其以前所有的歷史和義務等都將消失，那麼，一個債務人就可以通過改變姓名而逃避債務，或者一個因有嚴重前科的人不適合從事某項工作的人將無法甄別。這將是十分可怕的事情。
正是因為上面這些原因，各國對於姓名都有十分完整和嚴格的管理制度。雖然個人可以變更姓名，但必須遵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姓名權屬於個人，但管理屬於國家。不能因為法律制度的禁止就認為是侵害私人的姓名權。
三、姓名權的權利屬性
姓名權是否是一種人格權，或者說它是否僅僅是一種人格權？它與其他的人格權或者人格利益有什麼不同？對此，德國學者拉倫茨指出：姓名並非是人的身外之物，如同一件東西從一隻手交到另一隻手，而是使人個體化的一種標誌、一個象徵，所以它是個人本身所具有的精神財富，一種人格財產。因此，姓名權本質上是一種人格權，即在一個人的直接存在以及他的個人生活範圍內，承認他不受侵犯的權利。[7]我國學者的主流觀點及司法實踐一般也認為，姓名權是一種人格權。
我本人對此有自己的疑問，我認為，姓名權不僅是一種人格權，同時也具有身份權的特徵。理由是：
（一）從立法例上看，德國、瑞士等國家的民法典並沒有將生命、健康、身體、自由等作為權利來對待，而是將其作為法益規定在其侵權行為保護的範圍中
但卻明確規定了姓名權，德國學者拉倫茨還特別指出：（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列舉了四種在受到侵犯時就完全同權利立於同等地位的“生活權益”，即生命、身體、健康和自由。在它們受到侵害之虞時，司法實踐准許提起除去侵害之訴，在繼續受到侵害時，准許請求停止侵害。這樣並不是說，有一種生命、身體、健康和自由的不可侵犯的權利，並把這種權利與法律承認的人格權並列[8]。而拉倫茨與梅迪庫斯堅稱其民法典第12條的姓名權屬於第823條中規定的“其他權利”，要受到第823條的保護。[9]但令人費解的是，生命、身體、健康和自由”之於人的意義，要比姓名重要得多，為什麼《德國民法典》認可了人對於自己姓名的權利存在，反而要將“生命、身體、健康和自由”放置在權利的範疇之外呢？[10]
有的學者這樣來解釋“受法律保護”的物件與“權利客體”之間的區別：人應該是權利的主體，客體作為權利所指向的物件，它必須是人以外的事物。否則，假如它成為了人的組成部分，那麼權利就將回指主體自身，導致主體與客體的混同。這就意味著權利在這裡的存在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法律對於人的保護，就足以實現人對於其組成部分的享有。近代民法在“屬於我們的東西”上，刻意地強調權利與非權利的區分，是出於這樣一個觀念：人是民法的目的，民法首要的目的，即是人的保護。在人的保護中，那些內在於人的，因人的存在，就會當然存在的“本來就屬於我們的東西”，自然就隸屬於“人本體的保護”範疇。法律保護人，就是在保護那些“本來就屬於我們的東西”。而那些外在於人的，並不會因為人的存在而當然屬於人的“我們所負擔的東西”，則需要用權利把它們與人連線起來，通過“權利的保護”，使之成為在法律上屬於人的事物。這也就合理地解釋了近代民法在規定了“姓名權”，卻拒絕將更為重要的生命、身體、健康和自由規定為權利的原因。正是由於後者對於人來講是至關重要的，這才使民法將它們確定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價值，看成是人的必要的組成部分。比較而言，姓名與人的距離則要遠得多。姓名之享有，與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也無太大的聯絡。這就使得民法可以將姓名看成是人以外的事物，從而可以成為人的權利。[11]我十分同意這一解釋的方法和理由。姓名的確是人的身外之物，因人的取名和長期使用而成為人的標誌，但這種標誌與其他人格利益差別太大。姓名沒有惟一性的特徵，許多人會用同一姓名，而其他人格利益卻不同：幾個人一條命的情況沒有、幾個人一種名譽權的情況也沒有。這也說明，姓名屬於人的身外之物。僅僅是因為長期使用而成為人的標誌，成為標表型的人格權。
（二）從姓名的產生看，姓名權似乎完全不同於其他人格權
首先來看看德國的情況。在德國，一個人的姓名是由姓（家族名稱）與一個或者幾個名組成。從魏瑪帝國憲法時起，貴族稱號就成為姓的一部分。姓可以是出生姓氏，也可以是婚姻姓氏。出生姓氏是一個人出生時依血統關係而取得。婚生子女以其父母的婚姻姓氏為其出生姓氏；而非婚生子女通常以生母的姓為其出生姓氏。在《改革婚姻法和親屬法的第一部法律》與1976年7月1日施行前，婚生子女總是冠以父姓，這種規定違反日益強烈的男女平等的原則。現在成為標準的《標準的婚姻姓氏》是他們結婚時共同採用的“共同的姓氏”。在過去，妻子隨著結婚即失去其原有的姓，同時取得丈夫的姓。現在夫妻結婚時，可以向戶籍官表明以丈夫或者妻子的出生姓氏作為他們的共同姓氏。在他們沒有作出決定時，丈夫的出生姓氏自動作為他們的婚姻姓氏……。[12]
我們再來看看日本的情況。夫妻結婚後，妻子不可以選擇姓氏或者保留其出生的姓氏，而必須要用丈夫的姓氏。儘管已經出臺了改革的方案，但人們還沒有看到希望。這一點是否違反《憲法》第13條還有疑問。在不認可夫妻別姓的現行制度下，很多因婚姻而改變姓氏的妻子不得不把原來的姓氏作為通稱使用。一般通過這種方式也能夠解決問題，但當妻子是公務員的時候，就會受到很多限制。在一個著名的“關口案”中，身為國立大學教授的原告，對於限其使用原來的姓氏的大學的規定，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認定國家負有允許其使用原來姓氏的義務，並以姓名保有權受到侵害為由請求損害賠償。原告主張，作為人格權內容的組成部分，擁有保持自己姓名的權利受日本《憲法》第13條的保護。東京地方法院指出：為了把握公務員的同一性，使用其戶籍上的姓名具有其合理性，而且在公務員中，把舊姓作為通稱使用的情況還不能說很普遍。因此，不能支援原告的有關姓名保有權受憲法第13條保障的主張。因此，駁回了原告的主張。[13]雖然日本有的學者當時指出：如果10年後再回頭看本案的判決，恐怕誰都會看到本案在人權問題上的狹窄視野和對社會變化反映的遲鈍，誰都會感到明顯的不和諧。但10年過去了，這種預言沒有實現。[14]
我們再來看看我國的情況。在我國，因1949年解放後特別強調婦女的解放和保護婦女權益，在當今結婚後隨夫姓的情況，至少在漢族地區已經絕跡。但在中國歷史上卻是非常普遍的現象。除此之外，中國歷史上的宗族制度，出於續寫家譜的需要，對名字有許多限制和要求。如姓是統一的家族姓氏，但名字卻要求中間一個字或者最後一個字在同輩份的人中是統一的，例如，毛澤東、毛澤民、毛澤潭等。
從這種國內與國外的歷史和今天看，難道姓名權僅僅是人格權嗎？是否真的與身份權不相干？《紅與黑》的作者筆下的主人公之所以改變姓名，難道他不是渴望一種貴族身份嗎？他的目的無非是想讓人一看到他的姓氏就知道他是一個貴族。直到今天，姓氏與身份也不能說絲毫沒有關係。
我國有學者在分析姓名在中國與西方社會的身份作用時指出：姓名承擔了代表群體或者個體、表明等級身份、規範婚姻關係、彌補命運缺憾、指代特殊事物、體現社會評價、凝聚文明精華等社會功能。姓名權在歷史上的確曾經以身份權的形態存在過。在某些條件下，姓還可以發揮個體區分和身份區分的作用。因為在等級社會中姓本身就意味著高低貴賤。從微觀上講，家長權、夫權、親屬權等都可以通過一個具體的姓體現出來。正因為如此，德國學者莫迭爾等人才提出了姓名權為親屬權（即身份權）的觀點。他們認為姓名權的發生多源於親屬關係，所以姓名權為親屬權的一部分。該觀點從姓的角度論證了姓名權是一種身份權。……我們可以通過行輩字號等姓名制度輕易地判斷出不同人的尊卑、血族、父母雙親、婚姻、子嗣、兄弟姐妹等社會認知因素，從而確定他們之間是否有一定的親屬關係，有著什麼樣的親屬關係，以及由此產生的權利義務都是什麼。因此，姓名在嚴格的等級制度下可以成為身份關係的制度抽象，一個具體的姓名就是一個具體的身份，一個具體的姓名就意味著身份關係上的具體權利義務。正是從這種意義上來講，姓名權是一種身份權[15]。
在當今的中國，因解放後平等觀念的盪滌，特別是十年的洗禮，貴族與平民的區分幾乎已經根除。因此，在這種意義上的身份關係幾乎消失。從個人的姓氏上幾乎已經不能區別身份。但姓名在以下兩個方面仍然起著標誌身份的作用：（1）在某些少數民族地區，某些姓氏仍然能夠代表家族的身份。（2）在今天的中國，有的地方仍然存在續寫家譜的行為和現象。
（三）從姓名的變更來看，姓名似乎離人很遠
一般的人格權或者人格利益都具有與人不可分離的特點，但姓名權卻可以依主體的意思並有理由時提出變更。從這一點上看，它似乎不具有人格權或者人格利益的一般屬性。它僅僅是一種標誌，而它本身卻毫無意義。就比如說是一個商品的標記，僅僅是因為通過登記取得而使他人不可侵犯，但它可以被取代。因此，也就決定了姓名權的客體決不可能是姓名，而是一種決定用什麼來作為姓名的決定權。否則，就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個人剛剛出生沒有姓名而有姓名權。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結論：姓名權不僅具有人格權的特徵，還具有身份權的特徵。而且，它與其他的人格權具有不同的特點，是一種特殊的兼有人格權與身份權屬性的權利。
四、姓名權的權能
對於姓名權的權能，學者之間具有不同的觀點。我堅持姓名權僅僅屬於自然人而非法人享有。法人的名稱權看起來與自然人的姓名相同，但卻有著本質的差別。儘管在西方有的國家，如德國、法國等可以將姓名註冊為商號，對商號的保護似乎等同於對姓名的保護，但我仍然認為兩者有著性質上的不同。故在此，我僅僅闡述自然人姓名的權能。
對於姓名權的究竟是一項積極權利，還是僅僅是一種防禦性的權利，學者之間存在爭議。[16]我認為，由於姓名權是一種由法律明確規定的權利，因此，它就不僅是一種“法益”，它有著積極的權利屬性。但是，由於姓名權不存在轉讓問題，但卻存在變更問題。姓名權與其他人格權不同的是，它需要登記。而且，它同肖像權有些相同的是，可以通過同意他人使用而收取費用。當然，當他人侵犯時，可以請求法律的救濟和保護。我國《民法通則》第99條規定：“公民享有姓名權、有權決定、使用和依照規定改變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盜用、假冒。”結合該規定，我認為，姓名權應有下列權能：
（一）姓名的自我決定權
姓名的自我決定權是指在姓名的設定和變更方面，姓名權人具有自由決定權，任何第三者不得非法干預。這應該是人格發展和自我決定的重要表現形式，這也是姓名權作為一種特別人格權的特別之處，其他人格權基本上不存在設定方面的問題。
雖然姓名權的設立和變更是一個私權的問題，但同時，也涉及到國家的管理，甚至是公法上的利益。對此，德國學者指出：姓名的這種意義也適用於公法上的義務。所以，自然人是否有權任意變更其姓名，是一個屬於公法範疇的問題。[17]故公民個人的這種姓名的設定或者變更權利必須符合國家的法律和法規。例如，發生的日本的上述“關口案”中的姓氏爭議，就非常清楚地說明，結婚婦女無權隨意選擇或者保留自己原來的姓氏，必須該為丈夫的姓氏作為婚姻姓氏。在我國發生的“趙C姓名事件”也從另外一個方面說明了這種自由設定權或者變更權與管理制度之間的衝突和矛盾。
自出生起，趙志榮的兒子就一直使用“趙C”一名20多年。2006年8月份，正在貴州讀大學的趙C到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區分局江邊派出所換髮第二代身份證時，民警告訴他，公安部有通知，名字裡面不能有“C”字，要改名。爾後，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區分局戶籍科也告之，“趙C”錄人不了公安部戶籍網序。2007年7月6日，趙C向鷹潭市公安局提出申請，要求繼續使用“趙C”一名。但是，結果還是“不可以、需改名”。
趙C很喜歡自己的名字，認為簡單、好記、不重名，而且用了20多年，自己所有的檔案關係都是“趙C”，要改名牽涉太多。同時，趙C也認為，既然公安機關在其出生時把“趙C”的戶口和第一代身份證都給辦了，現在又強迫他改名，顯然是侵犯了公民的姓名決定權。為了捍衛自己的姓名權，2008年1月趙C將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告上法庭。2008年6月6日，鷹潭市月湖區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一審判決，趙C勝訴。
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區分局於2008年6月提出上訴。法院二審時，雙方激烈的法庭辯論持續了3個多小時。雙方爭論的焦點是，“ C”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規定可以使用的符合國家標準的數字符號。最後，在法院的反覆協調下，當事雙方在庭外都表示願意妥協，雙方最後達成和解。法院於26日19時12分對“趙C姓名權”官司當庭作出二審裁定，裁定撤銷鷹潭市月湖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趙C將用規範漢字更改名字，鷹潭市月湖區公安分局將免費為趙C辦理更名手續。該案於2009年1月15日人選了2008年全國十大影響性訴訟，足見其在中國的影響之大。
該案涉及到一個主要問題是：如何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第4條的規定這一核心問題，該條規定：“居民身份證使用規範漢字和符合國家標準的數字符號填寫。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對居民身份證用漢字登記的內容，可以決定同時使用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文字或者選用一種當地通用的文字。”那麼，什麼是“標準的數字和符號”？對此條的解釋無非有兩種：一是C屬於標準的數字和符號；二是C不屬於標準的數字和符號。在此我不想就此作出解釋，只是想說：如果C不符合這一規定，則公安部機關就沒有侵犯其姓名自我決定權；反之，如果符合這一規定，則屬於行政侵犯其姓名自我決定權。
對於未成年人的姓氏問題上，有三個問題需要說明：（1）未成年人的姓氏如何決定？（2）能否用父母姓氏以外的姓氏作為未成年人的姓氏？（3）父母離婚後未成年人的姓氏是否必然變化？是否歸監護人或者撫養人單方決定？
對於問題（1），即未成年人的姓氏決定權，原則上說，子女可以隨父姓，也可以隨母姓。對於未成年人的姓氏，由夫妻雙方協商決定；協商不成的，按照當地習慣確定。
對於問題（2），父母在決定姓氏的時候，能否以父母各自的姓氏以外的姓氏作為未成年人的姓氏？對此問題，有些國家，如德國還是日本，法律規定有婚姻姓氏，夫妻的婚姻姓氏必須是一致的，不允許夫妻有兩個姓氏，僅僅是如何決定的問題，即是決定用丈夫的姓氏或者妻子的姓氏作為婚姻姓氏而有差別。如果有婚姻姓氏，子女一出生，即當然擁有婚姻姓氏，就不會發生未成年人的姓氏如何決定的問題。而我國的法律和管理制度並沒有規定婚姻姓氏，因此，子女出生後就會出現如何決定其姓氏的問題。如果夫妻雙方不能協商一致用丈夫的姓氏還是妻子的姓氏，或者協商一致用夫妻姓氏之外的他姓是否允許？至少從法律制度的層面看，迄今沒有禁止性規定。而從實踐的情況看，用夫妻之外的他姓登記為子女姓氏的情況也有存在，登記部門也沒有制止。
對於問題（3），按照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1951年《關於子女姓氏的批覆》、1981年《關於變更子女姓氏問題的覆函》及1993年《關於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如果子女雖未成成年，但有表示其意志的能力時，離婚後要變更子女姓氏，要徵求子女本人的意見，並應以子女的意志為主。如果子女沒有意思表示能力的，夫妻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更改離婚前的子女的姓名。不能以撫養責任來決定姓氏的變更，即離婚後的子女的監護人或者撫養人不得僅僅以自己為監護人或者撫養責任人為由來單方決定沒有意思表示能力的子女的姓氏。
同時，在關於姓名的變更程式上，按照我國《戶口登記條例》第18條規定，未滿18週歲的人需要變更姓名的時候，由本人或者父母、收養人向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變更登記；18週歲以上的人需要變更姓名的時候，由本人向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二）專用權
日本學者指出：每個人對於自己的姓名的使用不受他人干涉，當他人超越許可權範圍擅自使用自己姓名時，可以對此加以禁止。這是姓名權的本質，是很多國家的民法典作出規定的內容。[18]
這種專用權包括自己使用和允許他人使用。自己使用，是指在生活交往和法律交往中使用自己的姓名，例如，在簽定合同時用自己的姓名簽字；到某地參觀考察可以將自己的名字籤於留言簿上；也可以將自己的姓名適用到合夥、個體或者公司的商號或者商標等。
也可以允許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一般來說這種使用都是有償的，非常類似於肖像的被允許使用。一般來說，未經許可使用他人姓名的，將構成侵犯姓名權。當然，這種許可使用應明確使用的範圍和目的。超出範圍和目的使用，仍然屬於未經許可而使用他人姓名。例如，A為自然人，與合夥企業B達成協議允許B合夥企業使用自己的姓名作為該合夥的商號的一部分。後來B變更合夥為公司繼續使用A的姓名作為公司的商號的一部分，但沒有通知A。 A認為變更後的公司未經其許可使用其姓名而侵犯了其姓名權。這種情況下，的確應該按照侵犯A的姓名權處理。
（三）姓名的持有權（保有權）
該權利包括兩種含義：第一種含義是任何人有權保持自己的姓名權，非經自己同意不得被強迫放棄或者更改姓名。這一點也是姓名自我決定權的另一種表達，但角度不同。上述發生在日本的“關口案”中的原告就認為，結婚後必須改姓為丈夫的姓氏侵犯了其姓名保有權，進而侵犯了其《憲法》第13條的權利。在我國山東菏澤200多名村民因姓氏生僻而被迫集體改姓事件，[19]實際上就是侵犯了姓名的自我決定權和保有權。
第二種含義是當就姓名權發生糾紛時，有權要求司法機關確認自己的姓名權。《德國民法典》第12條規定：“有權使用某一姓名的人，因他人爭奪該姓名的使用，或者無權使用該姓名的人使用該姓名，從而使其利益受到損害時，權利人得請求排除此侵害。有繼續受侵害之虞時，權利人得提出停止侵害之訴。”即含有該含義。
在我國有學者指出：姓名是戶籍登記專案，因而每個人只能有一個正式姓名，即登記在登記簿上的姓名。姓名的變更則需要公示，登記姓名的變更非依變更登記程式不生效力。[20]例如，在訴訟中，任何人作為原告提起訴訟後，變更姓名的，必須提交相關變更的法律檔案，否則其訴訟資格將成為問題，就如公司變更名稱的，必須提供法律檔案證明前後“兩個公司”是一個主體，才有權利義務的可繼受性。但現在的問題是：姓名權有無排他性？登記在先的人有無權利要求後人不得使用該姓名？這一問題，在我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由於我國人口眾多，姓名重合的人相當多，像“李剛”、“王強”等這種姓名非常普遍。這種現象其實對社會管理是非常不方便的，從個人權利來看，也存在“合法的侵犯”問題。如果從絕對權的角度[21]看，這樣一個問題是否成立：登記在先的人能否排除他人對該登記姓名的使用？該登記的姓名有無排他性？如果有的話，姓名一經登記，那麼後來的人不可能使用該登記姓名。如果使用，登記在先的人有權請求排除該侵害。從姓名權的私權之絕對權的意義上看，當然應具有這一權利，但我國的管理機關和手段是否能夠解決姓名的公示問題，卻是一個現實問題。現在中國的問題是，不僅在大的行政區劃內，有姓名重合的問題，即使在一個城市，甚至是一個城市的不同區內，也存在重合問題。我認為，現在的技術已經達到避免重合的程度，應該加強管理，以利於社會和個人。否則，姓名登記的公示力和排他性不能完全實現，不利於對姓名權人的保護。
（四）請求他人正確稱呼自己的權利
請求他人正確稱呼自己的權利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享有請求其他人在交往中正確地稱呼自己的權利。如果在一字多音多義，或者漢語中四聲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示意思時，特別是帶有侮辱、貶低等目的時，更是如此。在日本的“NHK日語讀音訴訟案”中，NHK電視臺違反韓國牧師明確的意思表示，將其姓名用日語發音進行了播送。對此，韓國牧師提起了訴訟，請求道歉並要求今後對自己及其他所有韓國人、朝鮮人的姓名使用朝鮮語的讀音進行稱呼。該案件的一審判決認為：姓名被正確稱呼所帶來的利益不是法律上的利益，而僅僅是事實上的利益。不過，如果這種稱呼無視、蔑視人格時，可以認定為違法行為。但本案不屬於這種情況。原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作為二審法院認為：人的姓名被他人正確稱呼，應該說具有受侵權行為法保護的人格利益的屬性，認可了姓名被正確稱呼的利益的權利性。但最高法院接著又指出：姓名權被正確稱呼的利益，與姓名權不被他人冒用的權利、利益不同，在性質上作為侵權行為法保護的利益並不十分堅固。即使姓名被他人不正確地稱呼，不能馬上就認為侵權行為的成立。[22]日本這一判例，有一點是有意義的，即以明確的態度承認了姓名被正確稱呼是一種人格權。一審判決與二審判決的理由卻令人費解：為什麼姓名被正確稱呼是一種事實利益而不是法律利益？為什麼說姓名權被正確稱呼屬於侵權行為法所保護的利益，但卻在侵權行為法上不堅固？如果具有無視或者蔑視人格權時，就不僅僅是侵犯姓名權了，恐怕就已經侵犯其他人格權了。在我看來，NHK違反本人明確表示的態度，就已經屬於故意的問題，而姓名受法律保護的事實就說明侵犯之具有違法性。僅僅是在確定侵害後果是否具有方面存在問題，但姓名權人已經明確告知的情況下，說明姓名權人對此是具有利益的，起碼是精神利益。因此，我認為該案構成侵權行為。
另一方面，在姓名權人已經變更姓名的情況下，姓名權人有權要求其他人用變更後的名稱稱呼自己。德國學者梅迪庫斯指出，姓名權人在變更自己的姓名後，有權要求他人用新的姓名稱呼自己。[23]不僅如此，在自己的工作單位上，在已經改變姓名的情況下，有權要求單位用新的姓名標誌自己，並有權要求同事們用新姓名稱呼自己。
（五）禁止他人使用的權利
這一權利實際上在我國《民法通則》第99條已經明確地規定了。《德國民法典》第12條也有專門的規定。其實，這種規定的意義實際上是在侵權行為法及不當得利制度保護之外，使姓名權有了自己特殊的救濟方式和手段，即使不構成侵權行為或者不當得利，也可以直接請求該條規定的救濟方式。
私法主體範圍擴張背景下的動物主體論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