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貧困心得

　　中國教育缺乏哲學內容的講授，造成教育的哲學貧困，這始自於民國。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關於的相關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篇一

　　【摘要】中國教育缺乏哲學內容的講授，造成教育的哲學貧困，這始自於民國。哲學的貧困造成了通識教育的失敗，導致了研究創新的不可能和整個教育的價值缺失，最終導致了“錢學森之問”的結果。

　　【關鍵詞】教育;教學內容;創新;哲學

　　中國科學技術史學家李約瑟為所有中國人提出了一個難題：為什麼近代自然科學只能起源於西歐，而不是中國或其他文明?人們稱之為“李約瑟之謎”。他還提出了一個悖論：為什麼古代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和印刷術，工業革命卻沒有發端於中國?而哥倫布、麥哲倫正是依靠指南針發現了世界，用火藥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用造紙術和印刷術傳播了歐洲文明!中國科學在歷史上曾如此之輝煌，為什麼在近代卻落後了?這的確讓國人大傷腦筋，也甚感自卑。至今仍象夢魘一樣壓在國人的心頭。新儒學大家梁漱溟先生曾給出一個解釋，就是依據其人類文明之三進路的觀點來看，似乎中國人是不需要科學的。但是這依然無法解釋中國科學歷史上的發達。

　　“李約瑟之謎”的陰雲尚未散去，錢學森在晚年又為中國人提出一個難題，“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以獲得諾貝爾獎為例，新中國六十多年來，為什麼我們的大學沒有培養出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目前唯一的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先生是沒有接受過大學學歷教育的，或者說中國新中國以來的六十年教育為什麼沒有培養出一名能為人類的知識大廈添磚加瓦，做出理論創新的人才。“錢學森之問”引起了全國人的重視，成了一個錢學森難題。這的確是一個問題，試想歷史上中國的科學技術在世界上並不落後，而在思想上，先秦的諸子百家自不必說，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玄學與佛學，宋明時期的理學，一直到民國時期的新儒學，曾產生了多少世界級的思想家。他們的思想和理論在人類思想的大廈裡熠熠生輝。為什麼單單到了新中國，就再培養不出舉世承認的大師了呢?初看起來，似乎是新中國的教育政策出了問題，亦或是東西方意識形態對立造成的，實則不然。本文將證明造成錢學森難題的根本原因在於近代以來的中國教育自身出現了重大的缺失――教育的哲學貧困，即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教學內容中缺乏應有的傳統哲學知識。那麼中國傳統的教學內容包括什麼?近代中國教育哲學之貧困是否是一事實?如果是，是怎樣形成的?中國教育的哲學貪困為什麼造成了錢學森難題?以下分述之。

　　一、傳統中國教育對哲學的重視

　　據說在法國，普通高中和技術高中的所有學生，只有通過哲學會考，才能畢業並有資格進入大學。而哲學會考的題目就有“所有信仰都違背理性嗎?”或“沒有國家我們是否會更加自由?”這樣深奧的哲學問題。甚至是小學階段就就有哲學知識的教學。說明近代以來我國教育的哲學貧困，並不需要將我國的教育同法國的教育中對哲學的重視進行比較，我們只需對我國教育的內容做一個古今的比較就會發現這一事實。

　　我國清朝以前的教育，從內容上看，是十分重視哲學內容的教學的，表現為歷朝歷代的教育都以讀經講經為主。為了有一個簡潔、清晰的瞭解，我們以表格的形式總結我國曆朝教育的教育機構和教學內容如下：

　　註釋：

　　1.此處只是介紹了歷朝中央官學的教育機構和教學內容，沒有介紹地方官學和私學除春秋戰國時期外的內容。

　　2.至少從唐朝開始，我國的教育就出現了專科教學，如唐朝的律學、書學、算學等;南宋的武學、律學、醫學、算學、書學、畫學等;清朝的兵刑、天官、河渠、樂律等。此表並沒詳細體現。

　　3.根據曲鐵華主編：《中國教育史》，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白光耀編著：《中國近代學校教育》，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王志民、黃新憲著：《中國古代學校教育制度考略》，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相關內容整理編寫。

　　由以上表格可知，中國傳統教育中，無論是先秦之六藝，還是漢朝以後的五經，還是宋明以後的四書五經，傳統儒家哲學在基礎教育中所佔的比重非常大，一直到清未莫不如此。學生入校完成基本的識字後，就要讀《論語》、《孝經》。然後就要專門學習《詩經》、《尚書》、《儀禮》、《周易》、《春秋》五經。所有的經書都是哲學之經典，涉及到現代哲學知識分類體系中的形而上學、知識論、倫理學、美學等幾乎所有的哲學知識型別。事實上就連為識字而編制的三字經，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哲學的啟蒙教材。“人之初，性本善”不是表達人性為何的一種哲學觀嗎?魏晉之後在私學中，道、釋兩家的思想在教育中也得到了承認和重視。

　　我國自西周以來相沿設立的太學，其教學內容一直都是以五經為主。以五經為太學的基本教學內容一方面說明了我國古代大學教育的重點是哲學知識，一方面表明哲學教學的方法是經典的閱讀和講解。

　　二、近代以來中國教育的哲學貧困之事實與形成過程

　　中國教育的哲學貧困最早可以追溯到1912年1月19日民國教育部頒佈的第一個改造封建教育的法令――《普通教育暫行辦法》。而到1912年9月3日，教育部公佈《學校系統令》，對大學教育亦做出系統之規定後，也便造成了近代中國教育的一個根本缺陷，這一根本缺陷就是中國教育包括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哲學知識的缺乏，筆者稱之為哲學的貧困。中國近代教育無法再造就原創之科學理論，無法再造就世界級大師己是確定無疑的了。

　　近代中國新教育的開端可以追溯到清未洋務運動時洋務派在全國各地興辦的一批學習西文即外國語和西藝即西方的自然科學和軍事技術的西式學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堪稱近代中國新教育之代表，且有大學教育之雛形的當屬京師同文館同期的還有上海方言館和廣州同文館，統稱同文館或外國語學堂。早期同文館的學生是從八旗子弟中選出的“天姿聰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同文館的課程既包括外文，也包括國文，國文仍為四書五經。[1]同文館中增設天文算學館後，我國才正式把西方的自然科學作為教育的內容。當時招入天文算學館的學員為滿漢舉人及恩、拔、歲、副、優貢，“漢文業己通順，年在二十以外者”。[2]此時，這些學生都已經具備了深厚的國文功底。另據光緒二年1876公佈的國文館八年課程表的記載：“至漢文經學，原當始終不已，故於課程並未另列”[3]可見，在當時學生的學習中漢文經學是當然的必修課。以奕欣為代表的洋務派之中體西用的辦學理念在課程內容上表現為國文經學一直是學生學習的必修課，這些都是合理的。 　　到了1895年，情形發生了重大變更。1895年，清王朝在甲午海戰中失敗，以及後來像嚴復等一些維新人士提出西學體用的教育觀點後，[4]洋務派的“中體西用”的教育方針就被維新派貶為“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所以到了1895年10月，當時的天津海關道盛宣懷在天津創辦天津北洋西學學堂時，這所在維新派“西學體用”指導思想下建立起的中國近代第一所新式大學的課程設定中便無讀經講經一科了。[5]而讀經講經一科徹底從中國教育中被廢止排除哲學作為一專科出現以後的哲學專科教育則始自中國近代教育開始的第一套學制“壬子癸丑學制”，在規定這一學制的一系列法令之《中華民國教育部普通教育暫行辦法中明確規定：“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在其《小學校令》《中學校令》、《大學令》、《大學規程》中也再不見“讀經講經”一科了。雖然章士釗在1925年提出了“讀經救國”一說，也很快就被新文化的大潮湮滅了。

　　新中國以來的教育無論在基礎教育階段還是在高等教育的通識教育中也沒有中國傳統哲學之一席之地。依據我國九年制義務教育課程設定的國家規定，在基礎教育的九年過程中，一以貫之的科目有品德、語文、數學、體育和藝術包括音樂和美術。[6]在高中階段，以高考為指向的教育內容就更無讀經講經之一席之地了。那麼大學階段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蜇行實施辦法》之第四條、第七條和第十一條的規定：授予學士學位的考試課程和要求沒有明確的要求。授予碩士學位的課程和要求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課要求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基礎理論課和專業課，一門外國語;授予博士學位的課程和要求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課要求較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基礎理論課和專業課，兩門外國語。可見，整個高等教育的學位授予對中國傳統哲學是不做要求的。這裡我們必須要說明的一個問題是新中國以來的高等教育中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講授能否替代中國傳統中讀經講經式的哲學教育。本文認為，就指導大學教育和科學研究而言，是不能替代的，事實也沒有起到哲學教育的作用。原因有以下幾點：1我們的教育目的是什麼?至少有一點非常重要的就是接著“維新”而講的創新。那麼一切創新都從傳統中開出來，不知傳統而談創新，只能是一句空談。2中國傳統哲學豐富多彩、流派紛呈，儒、道、釋、墨、法，各展風采，各有所長，馬克思主義哲學無法完全替代。3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側重於政治性、革命性和實踐性，並不強調對本體、人性、人類的認知等哲學問題的討論。尤其是黑格爾和馬克思對於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的批判，使國人認為形而上學的東西都是錯的，至少是空的。但是放棄對“道”的追問，則很容易迷失於“器物”中。4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個活的理論體系。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尤其是法蘭克哲學派的理論不斷在推陳出新。反觀國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則顯得固步自封、躊躇不前。5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專門從事其研究的學者之外的其它學科的研究者和學生的心態中已經不再是世界觀和方法論，而淪落為意識形態和證明自己觀點正確的權威引述。大家論證自己的觀點時甚至很少再引證馬克思的著作，如有引證似乎也只是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而已，馬克思主義哲學根本沒有起到對科學研究的理論指導意義。

　　三、哲學的貧困造成了錢學森難題的原因分析

　　如果說一切理論都是上升為哲學的一種表達是正確的話，那麼中國近代教育以來出現的哲學貧困，直接造成了錢學森難題。其原因有三：

　　一哲學的貧困所造成了通識教育的失敗

　　中國傳統教育中的通識教育是很成功的，其內容就是傳統經典，包括五經、四書，其方法就是讀經講經。只有在對這些經典十分熟悉的情況下才能進一步進入更高階的研究機構通儒院，學生才可從事能發明新理以著成書，能製造新器以利民用的研究工作。[7]這可以說是對中國傳統之教育學制及規律的總結，一直在這一教育理念的指導和教育體制的規範下，中國的教育在近代以前為全人類培養出了無數的思想導師和科學巨匠，既使到了近代依然出現了一批世界級的大師人物，如辜鴻銘、樑漱暴、熊十力、費孝通、陳煥章等。這些大師的成就也許還是得益於他們的中國傳統教育基礎吧。反觀近代以來我國的教育一直陷於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爭論之中，還是以專業教育為主。所以高中教育中也存在著文理分科。即使是在大學教育的通識教育中，哲學經典所佔的比重又有多大呢?我國近代以來通識教育的失敗，不再有可能培養出在任何一門知識領域都具有自己的哲學觀和方法論，從而有可能做出進一步創新，形成創新理論或創造新枝術的人才。

　　二哲學的貧困造成了研究創新的不可能

　　創新的研究要麼是理論的創新，要麼是方法的創新，要麼是理論與方法指導下的技術的創新。無論是理論的創新還是方法的創新都離不開哲學的指導。首先，理論創新離不開本體論的知識。創新的理論也就是解釋某現象的新的最根本的理論，而最根本的理論也就是某事物的本體論，這也必然進入形而上學的領域。其次，一個偉大的、創新的科學家必然有一顆偉大心靈，倫理學是塑造一個偉大心靈的必要知識。我們每個人都會被愛因斯坦的《我的信仰》一文深深震撼，因為我們從那篇短文中看到了一顆天才的大腦背後被我們忽略的至美的心靈。如果一個人的心靈被汙垢遮蔽了，那麼他的智力同樣會被汙垢所遮蔽。而至美的心靈來源於對好的生活的追求，來源於對道德原理及規範的辨識。而所有這些關於善惡好壞的判斷都離不開倫理學的知識。再次，方法的創新更離不開哲學的指導。哲學中的認識論和邏輯學正是對認識方法的研究，是對知識本身是什麼、又如何可能的回答。由此可見，無論是對一個個體的理論與方法研究的創新還是對於一個民族的理論創新，沒有哲學的支撐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從一定意義上說，沒有哲學就根本不會有任何的學問，因為至少到十八世紀，人類的一切學問都還是隻表現為哲學。

　　三哲學的貧困導致教育不可能成為好的教育

　　哲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原理和方法，那麼哲學也就必然是教育學的基礎原理和方法。其表現為教育的目的需要哲學的指引，課程教材的價值需要哲學的批判、教學內容需要哲學做為根基、教學方法需要哲學作為依據。無論是柏拉圖還是孔子，古今中外的大哲學家們都是依賴教育來驗證他們提出的哲學理論，也依據他們的哲學理論去評價所生活時代的教育。所以，一切教育都需要哲學來作為教育實踐的理論指導。事實上，我們很容易發現，所有偉大的哲學家幾乎同時也是偉大的教育家。由此，我們就應該認識到，在所有的學科教育中貫徹德育當然是重要的，因為中國的教育有著深深的“德育優於文采”的傳統。但是，也許在所有學科的教育中融入哲學教育同樣重要，因為我國的教育更有著深深的“讀經講經”傳統。當然這對任何一個從事教學事業的教師是一個非常高的要求。但是，這卻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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