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鵬山經典散文作品推薦

　　鮑鵬山，著名作家，安徽人，1985年畢業於安徽師範大學中文系。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推薦的鮑鵬山經典散文作品，供大家欣賞。

　　：父親與我

　　我能常常感覺幸福，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不是一個物質慾望特別強烈的人，這使我擺脫了在這過度物質化了的世界上過分的孜孜以求，心為形役，用莊子的話說，是，“未數數然也。”從而我就有了閒暇，有了閒暇的心境。

　　但我絕不是一個唯唯諾諾的老好人，我常有超過一般人的道德憤怒，這使我在我的家人和朋友眼中，是一個常常找氣受而又偏激的人。但我以為這是一個作家的必要心理構件。所以，與《我是一個幸福的人》一樣，還有一個題目我也一直在心而沒有付諸於筆，那就是“我為什麼脾氣粗暴”，我想寫我在生活中那些被激怒的時刻：貪官汙吏草菅人命的時候;“學者”“專家”鸚鵡學舌混淆視聽的時候;寒風瑟瑟的午夜大街上，一個擺攤賣炒麵的十幾歲少女手持炒瓢被城管追得哇哇大哭卻又無處藏身的時候……總之，面對這些，我不能像某些修養到家的作家所云，人到四十，一切都淡然了，心境平和了。我雖則很羨慕他們的境界，但一旦類似場景出現，我仍然熱血沸騰口誅筆伐，甚至欲攘臂而鬥。

　　但說到底，這一暴躁的個性仍然不妨礙我是一個幸福的人，我出身貧寒，童年、少年、青年時期常常吃不飽飯，飢腸轆轆。我父母是農民，為了我們幾個孩子讀書，全家人不得不忍飢受寒。我父親是一個讀過私塾的人，他讀書的年頭不長，但那種傳統的讀經教育使他一輩子都是個“文化人”，雖然他的日常生活與行為是一個完全的農民，但他那在廣闊的農村天地中絕對稀有的文化人的眼界，文化人的思維方式，文化人的愛好與趣味，文化人的審美與審世眼光，使我在兒時的諸多懵懂玩伴中得天獨厚地享受到了直到今天他們也不可能理解的教育與薰陶。我經常呆想，在我父輩那一代90%以上的完全文盲***10%的非文盲中，也大多不過是略識幾個字而已***組成的鄉村，夏天納涼的夜晚，我們幾個兄弟在一起吟誦古代那些優美的吟詠星辰、明月、清風等等的詩句，是一種多麼不可思議的場景。而這一場景的能夠出現，唯賴我父親一人而已。順便說一句，我暴躁的，甚至可以自詡為嫉惡如仇的性情，可以說並不得自一種文化的操練與道德的琢磨，而完全是由於生物遺傳--我父親的性情就是至強至剛肝膽似火的。

　　我母親是個文盲，是我家的童養媳，七歲不到就到了我家。但我母親的見識和對事物的判斷力與決斷力似乎倒常常在我父親之上。當年我大學畢業，決意去青海，走異地奔異路，尋找別樣的生活，親戚、師友幾無支持者，學校也不想讓我去，暗中希望我父母反對。是我母親的一句話促成了我，她說：男孩子留在身邊有什麼出息?走得越遠越好!然後我父親提筆給我寫了一封表明他們態度的信，我被他們放行了。

　　我的大學輔導員風塵僕僕地趕到我的農村老家，在那裡他見到了我的農民父親。我父親是這樣跟他說的：自古忠孝不兩全。孩子是國家培養的，應該報效國家，去艱苦的地方工作。

　　是的，我常常感到幸福的原因，還在於我有那麼好的父母。這是我不能選擇的，而上天給了我。

　　孟子說人生三幸福的第一條是，“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可我在寫這文章時，內心正充滿悲痛與遺憾：我的父親在十天前，永遠地走了。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年裡，他承受了巨大的病痛，卻不能享受到我這個不孝子的床前盡孝。是我的母親，以同樣七旬的衰老身軀，為我們盡著義務：在三年左右的時間裡，我母親給了我父親無微不至的照料。

　　多年前，當我還在青海，春節探親時，父親就對我說，“父子總有一別，那一天到來時，你不要想不開。人未死，不會讓你回來，這麼遠，你趕回來，我如不死，不是讓你白跑一趟嗎。”實際上，正是他的這些話，促使我下定了回內地的決心。

　　十天前，我在奔喪的途中，接到我二哥發來的簡訊：擬一副七字對聯，做靈堂用，還要四個字放在靈堂正中央。

　　我望著車窗外江南如畫的山水，淚水迷濛了我的視野，我給二哥發回了這樣的對聯：

　　慈父已去江山冷，

　　兒孫歸來桑梓寒。

　　那四個字，我就用了古老的“伏惟尚饗”。

　　是的，我們悲痛，但我們仍要“努力加餐飯”。幸福雖已殘缺，但人生仍在繼續。我還將繼續寫作，教書。我父母在絕對貧窮中讓我讀了書，開闢了我一生幸福的道路，我會走下去。

　　：孔子——黑暗王國裡的殘燭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

　　——《漢書·藝文志》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參

　　孔子的長相頗怪。“生而圩頂”，就是說，他天生的腦袋畸型，頭頂上中間低，四周高，司馬貞說，其形狀恰像倒過來的屋頂。名之曰丘，固當。不知命相學家是如何解釋的。這種頭頂是否暗示著承受天地之甘露陽光?孔子自學而成大才，其天賦必然很高。而其身長亦不凡，“九尺有六寸”，這在那時可以說是“碩人”了，“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人人都說他是長人，感到驚異。真正的一個齊魯大漢。不過，這個“長人”的身影也確實夠長了——長到遮蔽了整個民族漫長的歷史，—個民族都—直順著他的倒影前行兩幹多年了，我們何時才能走出這漫漫的陰影呢?

　　據司馬遷和《孔子家語》的記載，孔子乃是商代“三仁”之一微子的後代。那個有名的“仁義之師”的統帥宋襄公，便是他的十一世祖——難怪他也像宋襄公那樣泥古不化，自討苦吃。用古老的仁義道德去對付現世的流氓強盜，這也是他家族的祖傳祕訣吧，只可惜常常不靈。到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不再屬王族，姓也成了“孔”。後來孔父嘉又為人所逼而奔魯。所以孔子確實是一位“沒落貴族”。到他父親叔梁紇，便是連人丁也很寥落了：正妻連生九女，—妾生子叫孟皮，卻又是個跛子。年近七十的叔梁紇大概非常絕望了。但他還要作最後的努力，於是便向顏氏求婚，顏氏少女顏徵“從父命”而嫁給了古稀之年的叔梁紇。所以，司馬遷說這是“野合”，“野”與“禮”相對，夫妻雙方年齡差別太大，不合周禮，所以這婚姻不是“禮合”，而是“野合”。“野合而生孔子”——這實在太有意味了，為什麼呢?孔子終其一生都在為“禮壞樂崩”而頭疼，而憤怒，而奔走呼號，要人們“克己復禮”，孰料他本人即是個不合禮的產兒呢。如果他的那位老父親真的剋制自己來恢復周禮，可就沒有孔子了。真玄哪。要知道，這不合“禮”的產兒，竟是他們這古老家族之鏈上最輝煌的一環，也是我們這古老民族歷史上最輝煌的人物啊!

　　宋人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好抬槓的李贄就此諷刺道，怪不得孔子出生之前，人們都點著蠟燭走路。我想，話不能這麼說，也不是這麼說的。我覺得，孔子確實是懸掛在那個遙遠古世紀的一盞明燈，他使我們對那個遙遠的時代不再覺得晦暗和神祕，他使那時代的人與後代乃至於我們溝通了。我們由他知道，即便在那麼一個洪荒時代，也是有陽光普照著而萬物不探手段地生機勃勃;那時代也發生著我們今天一樣的事情：暴力和弱者的呻吟;混亂和寧靜的企望;束縛與掙扎;陰謀與流血;理想碰了釘子;天真遇見邪惡;友情溫暖，世態炎涼。在他手訂的《詩經》中，我們甚至可以體驗到最個性的感受——當那些面孔不一情性各異的個人復活時，那個時代不也就復活了嗎?

　　孔子生活的時代也真像他所說的，確實是混亂無道。他為之傷心不已：輝煌的“鬱郁乎文哉”的周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偉大的周公早已英魂遠逝，他制定的“禮”“樂”也土崩瓦解。“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到處都是亂臣賊子，且個個生龍活虎。西周古都廢墟上的青草與野黍也一茬一茬地青了又黃，黃了又青，根深而莖壯了，掩埋在草叢中瓦裂的陶器早已流盡了最後一滴汁液。九鼎不知去向，三禮流失民間。東周呢?龜縮在洛邑彈九之地，可憐巴巴地看著那些縱橫天下的伯霸諸侯，把九州版圖鬧得瓜分而豆刮。

　　無可奈何花落去，還有誰來用紅巾翠袖，擦去周王混濁的老淚?連孔子本人都不曾去那裡。在這種時候，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真無異於痴人說夢。孔子正是這樣的一位痴人。痴人往往缺乏現實感。他的精神就常常脫逸出現實的背景，沉浸在過去的輝煌中，追尋著萬物逝去的方向。是的，他一生都在追尋，他周遊列國，顛顛簸簸，既是在找人，找一個能實施他主張的人，更是在找過去的影子，找東周昔日的文明昌盛。面對這一偉大帝國的文化廢墟，孔子領悟到並承諾了自己的使命!但挽狂瀾於既倒，或知其不可而為之，只不過是一種令人欽敬的悲劇精神罷了，他最終還是失敗了。當他奔波倦極歸來，在一條小河邊飲他那匹汗馬時，他偶然從平靜的流水中驚見自己斑駁的兩鬢，“甚矣，吾衰矣”***太慘啦!我已經衰老了!***他頓時心涼如水。這衰弱的老人，他的多少雄心都失敗了，多少理想都破滅了。壯志不酬，眺望茫茫無語的宇宙，他心事浩茫。人世渺小，天道無情，青山依舊，哲人其萎。於是，一句意味深長的嘆息便如一絲涼風，吹徹古今：“逝者如斯夫!”

　　我在幾千年後的漆黑的夜裡寫這篇文章時，宛如見到他當初衰弱地站在蒼茫高天之下的無情逝水邊。那無限悽惶的老人的晚景使我大為感動。於是這篇文章的題目也就一閃而現了：這衰弱的，即將隨著時間的流水逝去的老人，不就像黑暗曠野上快要燃盡的一枝蠟燭嗎?四面飈風，寒意四逼，這支蠟燭艱難地閃耀……

　　孔子死後，魯哀公裝模作樣地悲痛一番，悼念一番，他寫了一篇誄文，似乎感傷得很：“上天太不公平啦。不肯留下一位老人陪我，讓我一人在魯國孤零零的，唉，多麼悲痛。”孔子的弟子子貢毫不客氣地頂了回去：“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

　　其實，對孔子“生不能用”的，豈止—位魯哀公呢?孔子一生見過不少諸侯，像楚昭王，齊景公，衛靈公……等等，有誰用他呢?天下人事紛紛揚揚，新生事物層出不窮，人人都在玩新花樣，搞新名堂，他老先生拿著一把過時的且是萬古不變的尺子，東量量，西測測，這也不合“禮”，那也不合“樂”，到處招人惹人，別人對他敬而遠之也是很自然的。同時他又像一個蹩腳的推銷員，推銷過時的、早已更新換代的產品。這產品不是按顧客的需求而設計，而是要以這產品的規格來設計顧客，正如韓非嘲笑他的，不是根據腳的大小來選鞋，而是根據鞋的大小來“削足”。他這麼不合時宜，被人拒絕不是很正常的麼?子貢以他的經濟實力和外交天才，到處為老師打點鼓吹，也沒有什麼效果。子貢的悲痛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過分責備魯哀公不能用孔子，就不大合情合理啦。

　　：穆濤的散文

　　寫文章，最高境界是先把自己修煉成聖賢，如孔孟老莊，即便述而不作，也自立德立言，功業不朽。其次是把自己修煉成烈士，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如李大釗一般懸頸絞架，猶自張望著赤旗的世界。最不濟也要保持著心靈的敏感———在不能當聖賢英雄的時代，至少心智健全，感覺正常：如阮籍，至少能感覺到時代的不對頭，能明白自己被壓迫著是在受苦而不是在承歡，從而能有被侮辱感並覺得痛苦。其實，作為一個作家，良知有時是這樣的一種扭曲的狀態：在不能說出真理甚至不能說出真相的時代，至少應該感受到痛苦並表達痛苦———哪怕是繞著彎子很藝術地表達痛苦。

　　以上的文字是讀了穆濤的散文集　《先前的風氣》後，莫名其妙寫下來的。讀一本今人的散文集，聯想起散文的歷史———那是說明，我感覺到了，《先前的風氣》是承緒著散文的文脈的，是承接著先前的散文風氣的。是立德立言之文，是敦厚風氣之文，境界高邁，超越是非，文字厚道，幾乎聖賢氣象，直接最高境界。

　　穆濤的文字在當代作家裡是一流的文字，規範正道又幽默親切，簡約含蓄又意蘊豐足。規範正道看起來是文字的基本功，但是，當代很多作家卻並不具備這份基本功，這份基本功是建立在對古代漢語嫻熟掌握的基礎上的，很多當代作家的古文修養顯然不夠。規範規範，那是規矩和模範;規格規格，有規才有格。有規矩，然後才可以說有高格。文字是有規矩的，是有門第的，是有身份的，是有等級的。

　　規範了，才能正道。規範是語法和詞法，正道則是一種風格，它來自於作者的語言修養———他能判斷出哪種語言風格是有境界的語言，有身份的語言。舉例而言，這樣的作家，自尊心也使他不會寫出諸如：“你有吃飯嗎?我有”這樣混血的句子，混血的句子，也是混賬的句子。漢語是有文化的語言，因為歷史悠久積澱深厚大家輩出經典汗牛充棟，漢語身份高貴，氣象萬千，用漢語寫作，有點像和大家閨秀談戀愛，你自身得有些教養，至少得有對於文化的敬重，否則就如同高衙內調戲林娘子，那不是愛情，是對語言耍流氓。對語言的敬重，也是作者內心正道的體現。讀穆濤的文字，因為其文字的正道，我就感覺他為人的正派，他在面對語言時的本分謙恭恪守規矩，使得他的文字呈現出一種高貴的氣質。

　　但穆濤並不道貌岸然正襟危坐，他自有一份輕鬆幽默。有意思的是，他的這種幽默往往還不是出於文字效果的考慮，而是出於他輕鬆自得雲淡風輕的態度：他可以舉重若輕，他可以哀而不傷，他可以怨而不怒，他可以樂而不淫。穆濤的風格來自於他性格，文字來自於他的氣質，機智幽默卻出之於憨誠厚道。因為他總是洞悉人心，所以不免常常幽你一默，機你一鋒，但宅心仁厚，所以他常常是仁厚包裹著才智。他說事，總是留有餘地，這是他世事洞悉，知道凡事都有因果，而因果不止一端，故不可極端。他說人，也是心存寬恕，這是他人心體諒，知道凡人都有苦衷，而苦衷不可盡悉，故不可究悉。他諷世，更是怨而不怒，這是他意在匡正，知道興亡都有氣數，而氣數總有訊息，故不可勉強。他熱諷你，你心中五味雜陳但臉上卻掛得住，因為他從不撕破了說;他冷嘲你，你感到切膚之痛卻並不由此積怨種仇，因為他從不抵死了說。讓你臉上掛得住，給你生路，這是他的厚道處，這種厚道，體現為文風，就是聖賢氣象。所以，穆濤的文章，讓我們想起先前的風氣———文章的氣象，就是人的氣象。

　　再説簡約含蓄。簡約含蓄歷來是語言的最高境界，它的根源也在人的境界。喋喋不休誇誇其談嘵嘵善辯固然不是含蓄簡約，但簡約含蓄也不是吞吞吐吐閃爍其詞，而是言簡意賅，要言不煩，不是心中有鬼而是心中有分寸，不是想隱瞞什麼而是要折衷什麼。這種折衷分寸的根據是：這世界上，有大的原則，卻也有小的通融，大處要分明，細處宜模糊，若一味計較到最後，反而沒有滿盤道理了。東方朔感嘆：談何容易!知道談何容易，才能做出聖賢文章。

　　穆濤的文章謀篇佈局上也極有特點。我們這一代，讀中學時讀的是楊朔秦牧劉白羽三大家，三大家固然有其魁偉傑出處而不可妄加菲薄，但其不足處也毋庸諱言。他們都佈局精心而結構精巧，卻又動輒昇華主題而文風浮誇。以文章的精心佈局來重置現實中的時空關係從而再造現實粉飾現實，佈局越是精心，對現實的扭曲越是嚴重，對事實的遮蔽越是嚴實;越是昇華高超，越是虛情假意，浮誇空泛。影響所及，幾代人很難脫其窠臼。但穆濤幾乎把這樣的風氣洗刷殆盡，他提筆為文，不知何處下筆，又何處不可下筆，如同高明的畫家，在一張白紙上，東一筆西一點，毫無心機，讓我們莫名其妙，但到了最後，待意義水落石出，竟然永珍畢呈，纖毫畢現，處處妥帖，無一筆不在其位，無一點不得要領，令我們喟然而嘆。東坡先生說他的文章是“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穆濤的文章，則給我不當行也行，有何不行，不當止就止，無不可止的感覺。這種謀篇佈局，已達到不謀不布，篇局自在的神妙境界。蓋穆濤撰文，用心不在文章，而在自家心意興致，本自乘興而行，興盡自然可返，彼處既可起興而行，此地有何歇不得處?文章不是文之彰，文章乃是心之跡，是心靈行跡，心行文顯，心息文寂。

　　新時期以來，散文中“文化大散文”奇葩獨放，出現了不少傑出的作品。但這種以巨集大敘事為基本特色的散文，卻也常常粗疏空洞甚至矯情，不僅缺少與巨集大的規模相應的思想的厚重，甚至連一些基本史實和文字解讀都不得要領，而其矯情煽情處，則正讓我們又看見“三大家”的“昇華”套路。跳得出跳不出前人窠臼，正可以驗明作者的才力。穆濤散文，文化深厚卻篇幅都不長，大多數只有千把字，我暫謂之“文化小散文”。大者，往往有小算盤，小者，常常具大氣象。穆濤的《先前的風氣》，雖都是短小篇什，卻是有良知的剴切之作，有德性的濟世之文，有智慧的覺人之言。蓋其真有文化，從而小而深厚，小而廣大，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這是為文者的基本立足點和職業良知，今日操持文字者，多少人無此能力，多少人甚至無此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