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碩士論文

General 更新 2024年12月23日

  比較文學研究因其研究物件是文學文字或文學現象,這就需要立足於文學現象或事實的文學性,不能脫離語言藝術層面或詩學,把審美現象替代為歷史、哲學、宗教等。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考。

  範文一:中國比較文學的轉向分析

  摘要:中國比較文學在它的成長之路上經歷了全面向西方學習、對外開放,關注比較文學自身文學性問題,再次迴轉歸向東方的實踐探索歷程。但迴歸並不是一種倒退,反而體現出作為一門新興學科不斷成熟與發展的良好趨勢。學界在開放與退守、文化研究還是文學研究、向西方看齊還是向東方迴轉等諸多問題上相互爭鳴,各抒己見,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較文學“度”的圍欄與框架,使得比較文學在平衡中不斷髮展,走向繁榮。

  關鍵詞:比較文學;對外開放;文學性;迴歸東方

  時至今日,比較文學之跨界色彩鮮明,包容範圍之深之廣有目共睹。在其開放性和國際性不斷滋養下的民族交流之樹日益繁茂,但學科發展中也存在著學科邊界日益泛化,理論體系不夠完善,創新思維固化以及因缺乏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立足點而成為西方理論闡釋的註腳等問題,這使得比較文學經歷了一次深刻而嚴重的危機。對此,比較文學走向問題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中國首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導高層論壇”提出了中國學者應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與他種文化共同建構新的文化語境,從而形成一種文化自覺的命題。葉舒憲也在其論文《論西方思想的“東方轉向”問題》中談及“比較文學學者研究的興趣點發生了轉移,因而呈現出一種‘自西向東’方向性的改變,‘東方轉向’問題從某種意義來說具有其雙重顛覆性,它既顛覆著西方沙文主義的知識現狀,又質疑其社會科學的基本假設和思維方式,進而引發人們對獨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資源的探尋熱潮,以及對其文化價值的重估”[1]。由此可見,針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缺少獨立性和自主性的現狀,學界基本上採取從東方文化與文學自身內部尋求未來發展的途徑,這種“向內轉”的趨勢已然成為一種潮流,逆向與比較文學的“文化”轉向,比較文學的“翻譯”轉向、比較文學的“人類學”轉向等潮流溝通交流,雙向疏通比較文學國際性之河。本文旨在歸納梳理轉向時期的重要文獻,勾畫出一條近些年來比較文學轉向路線。

  一

  中國比較文學自成立之日起,就確立了“走出去”的戰略方針。此時探討重點還集中在學科建設是否具有合理性、學科的本體論究竟為何、比較文學的名與實等一些基本問題的探討上。同時,一些民族主義者丟擲“不忘國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等尖銳命題來挑戰比較文學界因年幼而暫時的無所適從。中國學派所應對的方式就是在保持傳統文化特質的同時,吸納法國影響研究學派和美國平行研究學派的學科理論體系,研究方法的同時,自創闡發法研究,用西方理論解讀中國文學,從而推動中國文學國際化程序。正如曹順慶所展望的那樣:“在構建文化軟實力上,他國化也給我們開闢了一條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徑。當前,如果要想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就必須對軟實力的兩翼———‘拿來’和‘送去’的他國化狀況進行深入的研究,從中探討文化發展與創新的規律,分析既能增強我們的文化資源基礎,又能提高我們的文化影響力的文化傳播規律。”[2]

  由此可見,比較文學學者的確具備開放性的眼光,在研究過程之中立足比較文學這一根本特性,可以說沒有開放性,比較文學自身難以為繼,開放性是比較文學的動力之源。有三位學界權威無疑促進了比較文學未來發展的對外開放性。一是中國比較文學學術帶頭人樂黛雲先生,她提出在當前文化轉型時期比較文學研究應當更加關注“新的人文精神”,即以文化傳統中“和而不同”思想為基,大力促進世界異質文化相互交流,多元共生。二是王寧教授,他在《比較文學、世界文學與翻譯研究》一書中表明:在經濟全球化、國際一體化的當下,人文學者應當充分順承這一浪潮,推動中國文化與文學走向國際化。三是天津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孟昭毅教授,他在論文中談及從文化多元主義的思想來分析,人們企圖以強調不同族群藝術表達的多樣性,來改變民族文學一統天下的局面。而族群間的文化交流與連線,又以消解民族性的反作用在全球化時代表現得異常強大。因此,新的族群離散與族群融合也形成了一種衝擊民族的力量[3]。

  他認為,一個民族能夠成立的前提是應具有相同的語言文字,獨特的文化傳統,積澱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情結以及審美準則。而文化全球化恰恰在極力沖刷這一切,它讓人們通過各種交流媒介瞭解他者文化,效仿他者文化,並在此過程中學習對方的語言文字以便更加深入地瞭解彼此。但是在交流溝通的過程中,已經成為主流的文化強者的偏好以及審美準則往往都會在很大程度上衝擊文化弱者的頭腦,因而造成其學術心態的失衡,在一味學習中忘記了自己研究的立足點。而這個問題恰恰是值得注意的,因為正是它敲響了比較文學開放性的警鐘,學界應該反思對外開放“度”的問題,以及自身研究“質”的問題。在文化交流的程序之中,在強勢的“他者”眼中,中國比較文學為歐洲中心主義所輕視,所扭曲,安門立戶的闡發法不過被其當做一種註腳而非一門學派來對待。在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程序中,應正視其所存在的問題,一是闡發法既然過度依賴於對文學文字進行生搬硬套的理論分析,因此很容易成為西方先進理論的註腳,同時也侷限了學界研究方法的創新。因此,有的學者認為比較文學研究應當從關注自身的“文學性”轉向關注比較文學跨文化的特性,即文化轉向。葉舒憲認為,由於比較文學具有跨語言、跨學科的重要特性,所以它能較早地接受來自外界的形形色色的理論資訊,領先於一般的學科研究,較早地把握學科探索變異的節奏與趨勢[4]。劉貴珍在評論王寧新著《比較文學、世界文學與翻譯研究》時介紹了王寧本人對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之間關係的看法。王寧認為,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並非單純是對抗性的關係,其間也能達成通力合作。他們認為,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不是對立性的,而能構成一種張力,互相推動雙方的發展。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他們認為關注“文學性”,關注“經典”的做法有失恰當。因為當某些作品一旦被認為是“經典”,其中的某些傑出表達就具有了“文學性”。

  而這種認定不過是特定審美情趣在讀者的腦海中固化,它的背後豎立著某種具有統治秩序的意識形態之牆。人們呼籲“迴歸文學性”,“迴歸文學性經典”,他們實際上是希望能退回到這面牆體之後保護自己。但是文化研究則恰恰相反,它恰恰質疑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並試圖從整體的歷史關係中探尋其形成過程。持此觀點的研究者必然是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場上,而不是一個文學人的眼光看待此問題。二是中國比較文學學科泛化問題值得關注,並且有待改善。比較文學在其文化轉向階段雖然日勝一日,但漸漸脫離開了它的文學本質,從而使比較文學學科模糊泛化,邊界不明。比較文學雖然具有包容性的特點,但又不是無所不包,否則就不能作為一個正統學科來界定它的內涵與外延。因此,孟昭毅教授在極為認真地反思比較文學本體論意義之後,提出比較文學學者應當關注對文學文字的細讀。他認為,比較文學歸根結底還是關於文學的研究,無論它包含的範圍有多廣,文字研究還是其最終的根基。離開文學的特性來談比較文學研究是一種極其錯誤的方式,這種現象的出現值得當代學界去反思。此外,還有一些文章也關涉到這一問題,如王志耕提出:“比較文學危機的真正原因是學科邊界的泛化,其出路在於找到與文化研究分而治之的可能性。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其實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都具有明顯差別。

  文化研究的物件是文化系統中文化諸要素與藝術文字的隸屬關係,比較文學則是文化系統中藝術文字的並置結構關係;文化研究致力於破解文化系統中非文學因素與文學的各種隱喻關係,是一種縱向研究;比較文學致力於破解文化系統中不同文學因素之間的各種轉喻關係,是一種橫向研究。基於此,比較文學應當放棄跨科際研究的屬性,通過退守的形式維護其學科的完整性。”[5]這篇文章更為系統地分析了比較文化與比較文學在物件、範圍、研究重點等方面的差異性,比較文學應當更加關注對文學要素的研究。筆者認為如此的倡導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退守”是否就真正把握了比較文學的脈搏?無論是走出去也好,退回來也罷,比較文學自身的特性決定著它發展變化的軌跡,學界需要認真體會它的“度”到底在哪裡。因為比較文學在中國屬於新興學科,它還像個未發育成熟的孩子,自身的特徵並未充分表現出來。

  二

  至於退守到何種程度,學界見仁見智。但較為權威的觀點認為,迴歸後的“文學性”有了某種升級的意味,它不僅涵蓋歷史與傳統,而且更加註重以人為本,更富有人文關懷。不僅注重文字中呈現的“個體”的生存境遇,更加關注其“人類學”走向。葉舒憲在《“世界文學”與“文學人類學”》中表示,原來人們關注“文學性是什麼?”,現在則思考“族群的種類與各自的文學性”,還有“到底哪一種文學性具有普適性?歐洲中心主義標榜的文學標準是否能一直延續下去?”答案不言自明,因為歐洲中心論已經阻礙了比較文學健康平衡的發展,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內部的多樣性構成,理所當然成為未來研究關注的焦點。這不僅僅為中國學界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源,還成為國外研究者轉換新視角的巨大寶庫。

  於連的《對比較的重新思考》中談及不應將“遠東”視為一種歐洲理性的神話式反面,要研究這樣的反面還要關注自身內部。這與葉舒憲提到的比較文學研究東方轉向不謀而合。可見比較文學的轉向趨勢已經為中外學者所覺察。其實,當人們去關注比較文學“文學性”這一要素時,自然而然的會界定出“文學性”的範圍。它的根基是文字,但是不止文字研究那樣簡單。它研究文學內部要素的問題,也關注文學研究的安身立命,發展趨勢,獨立地位等重大課題。簡單講就是比較文學是研究自身存在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問題。而關注“文學性”問題的時候,必然會涉及到“東方轉向的問題”。葉舒憲認為,西方世界雖然依靠強大的科技力量走上了繁榮之路,但是工業革命的成功卻扭曲、異化了現代西方人的靈魂,很多人都經歷了重大的精神危機,但是他們卻不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來治療,因此,東方文化便成為他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毒劑。20世紀西方哲學也同樣在質疑自身傳統的形而上學觀。他們主張承繼併發揚舒本華、尼采的悲劇意識,進而探尋東方智慧的神祕樂園,在伊甸之中尋找精神慰藉,開掘苦難之源。

  這可以看做是比較文學實現其“東方轉向”的外在條件。此外,葉舒憲在《再論20世紀西方思想“東方轉向”》中,分別從哲學、經濟學、生態倫理學、心理學、女性主義等方面論證了東方轉向與中國密不可分。上述幾種思潮已為中國學者廣泛借鑑並加以運用,幾乎研究任何一個稍有名氣的文人學者,抑或詩人理論家,都要從這幾種思潮擇取一二加以分析,成為註腳解讀的典型現象。但是這些典型的西方思想在經歷了歷史的沖蝕之後,也開始轉向東方,關注東方,因為東方的特質是如此的明顯,蔓延範圍是如此的深廣,存在數量是如此的巨大,它不可能因為距離的遙遠而被永遠忽視。比較文學是一門與時俱進的學科,它隨著歷史的發展,經歷了全面學習西方、對外開放———迴歸文學性———再次迴轉歸向東方的歷程,這種迴歸並不意味著是一種形式上的倒退,反而體現出它的不斷成熟與發展。學界在開放與退守,文化研究還是文學研究,向西方看齊還是向東方迴轉等問題上相互爭鳴,各抒己見,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較文學“度”的圍欄與框架,使得比較文學在平衡中不斷髮展,走向繁榮。

  這條回轍型的流動軌跡,體現出中國比較學界在學科體系中,在如此曲折的探索中不斷地自我完善與自我更新,它彷彿一條長河一樣溝通南北,跨越東西,將比較文學流動成一種國際性的學科。在交流之中不斷重視自身的特性,不斷豐富發展,精益求精。當然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廣大學者能夠真正做到求同存異,海納百川,探索鑽研,共同促進比較文學之大興盛、大發展。

  【參考文獻】

  [1]葉舒憲.論西方思想的東方轉向問題[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3***2***.

  [2]曹順慶.“他國化”:構建文化軟實力的一種有效方式[J].當代文壇,2014***1***.

  [3]孟昭毅.從民族文學走向世界文學[J].中國比較文學,2012***4***.

  [4]葉舒憲.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後文學時代”的文學研究展望[J].新東方,1995***2***.

  [5]王志耕.比較文學:在退守中得到生機[J].中國比較文學,2006***1***.

  範文二:少數民族比較文學教學構建思路

  [摘要]自比較文學這門課程在內蒙古民族大學蒙漢雙語專業開設以來,由於比較文學這一學科自身及蒙漢雙語專業學生的特點,比較文學教學面臨著諸多困境。在建構主義理念下,立足於教學物件的實際特點,以蒙古文學為基點,不斷增強學生民族文學認同感和責任感,努力培養比較研究意識,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進而營造開放的課堂,是今後蒙漢雙語專業比較文學教學努力的方向。

  [關鍵詞]建構主義;蒙漢雙語專業;比較文學教學

  從1978年華東師範大學施蟄存教授開設比較文學講座開始,比較文學在中國開始復興。全國許多高等院校陸續開設了比較文學課程,進而設立了比較文學系。內蒙古民族大學於2010年將比較文學作為專業選修課***24學時***,面向蒙漢雙語專業的本科生開設,並在2011版人才培養方案中作為專業必修課開設***40學時***。從比較文學教學實踐來看,以往比較文學課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語系開設,其物件大都是漢族學生。比較文學能夠走進少數民族學生課堂,讓少數民族同學瞭解比較文學,進而培養文學比較意識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礎。這對於比較文學的全面發展和演進來說也是一件意義非凡、影響深遠的事情。比較文學教學在少數民族學生中如火如荼地開展的同時,在蒙漢雙語專業的具體教學實踐中,比較文學教學面臨著諸多困境。其中有些問題是全國所有開設比較文學專業的高校所面臨的共同的問題,有些則是蒙漢雙語專業所獨有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影響著該課程的教學效果,丞須教育工作者反省並著力解決。

  一、蒙漢雙語專業比較文學教學的困境與原因

  比較文學教學一直是眾學科教學的難點之一,從比較文學課程的開設及實踐效果來看,大多數中文系的學生都覺得“有點難”、“沒什麼興趣”,對於蒙漢雙語專業的蒙古族學生來講,這樣的情況更為普遍而深刻。從學理層面講,比較文學屬於新興學科又是“舶來品”,中國的比較文學理論體系尚處於建設階段。比較文學始於歐洲,法國學派是比較文學研究的濫觴。在法國比較文學理論產生之初,研究的是兩國或兩國以上文學的相互影響關係;美國學派作為法國學派的對立面,將沒有“事實聯絡”和“相互影響”的文學關係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較文學領域,從而大大發展並更新了比較文學的觀念,開拓了比較文學的領域;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的比較文學努力克服“歐洲—西方中心主義”的侷限,虛心地向先行者學習。在學習和借鑑的同時,摸索著適合自己的比較文學道路,從而努力構建“中國學派”。然而無論是從比較文學的理論建設還是從高校的比較文學教學實踐來講,我們所運用的理論和方法都是歐洲的、西方的。所以作為這一新興學科的產物———比較文學課程,對於授課教師及學生來講,都是一種全新的挑戰,都需要一個積累經驗,總結教訓的過程。這一過程對於少數民族學生來講,或許更加漫長,更為艱辛。從比較文學學科性質來講,比較文學的跨界性、開放性和巨集觀性、抽象性等特點,導致這一門課程教學中的難度加大。“比較文學的研究物件是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學科界限的各種文學關係”[1]14。作為比較文學的研究者可以著力從某一角度,即從某一種或兩種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學關係。

  對於本科生來講,在有限的課時中,要求他們全面瞭解比較文學的跨界性特點,無論是抽象的理論學習,還是初步的實際操作能力的培養都很難達成;比較文學研究比以往的文學研究更具開放性和自由性。它比傳統的文學研究更具有廣泛的內容。這樣的特點導致學生學習難度的加大。從蒙漢雙語專業學生的實際特點來看,比較文學教學難度要更高一籌。內蒙古民族大學蒙漢雙語專業的生源,大多來自農村牧區。他們一直接受母語教學,來到大學之後則改為漢語授課。蒙古族學生接受漢語授課,並且所學內容大致與漢語言文學專業內容相同,加之比較文學課程本身所存在的難度。因此,對於蒙漢雙語專業的學生來說,可謂是難上加難。另外從課程設定上來講,許多高校在大學一二年級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課,而專業必修課則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級。由於比較文學課程對各門課程內容都有所涵蓋,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級的學習階段。這樣的安排應該是合理的,但由於三四年級是學生著手考研、實習和找工作的階段,好多學生已經無暇顧及這門課程的學習;另外,蒙漢雙語專業比較文學課程開設時間較晚,所以對於授課教師來講,所積累的教學經驗較少,可借鑑的案例不多;適合蒙漢雙語專業的比較文學教材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編寫出版。

  二、建構主義理念下的少數民族比較文學教學

  建構主義認為,學習不是簡單地將知識由外向內的轉移和傳遞,而是學習者主動以原有的知識經驗為基礎,生成意義、建構理解的過程,即充實和改造自己的知識經驗。由於每個人的經驗以及對經驗的信念不同,導致人們對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構主義十分關注以原有的經驗、心理結構和信念為基礎,來建構新的知識。強調學習者學習的主動性、社會性和情境性。建構主義對學習和教學方法都提出了有別於傳統教學方法的許多新的觀點。因此蒙漢雙語專業的比較文學教學,可以基於建構主義理念,結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識經驗的特殊性,可以大膽地構擬出建構主義理念下的少數民族比較文學教學設想。任何理念最終只能在實踐中進行檢驗。有了科學合理的理念,更應有切實可行的操作方法。彰顯民族文學特色,營造開放課堂。唯有如此,建構主義理念下的少數民族比較文學教學,才具有更廣泛的影響和深遠的意義。基於蒙漢雙語學生實際特點,建立民族特色比較文學教學模式。“跨民族比較的根本意義在於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現,不論是文化還是文學,各民族之間的差別才是極其鮮明的。因此“一個多民族國家之內的各民族文學之間的比較研究,應該順理成章地劃入比較文學的範圍之內”[1]12。蒙古族與其他民族文學關係的比較研究是我國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領域,蒙古族學生責無旁貸。因此,蒙漢雙語專業比較文學教學,可以說是培養蒙古族比較文學專門人才的重要途徑。蒙漢雙語專業的學生,雖說漢語水平及漢文學素養不及中文系的學生,然而他們卻有著自身獨特優勢,即蒙漢語言、文學知識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語言,這是比較文學教學的有利先天條件。在教學中努力讓學生思考蒙古文學、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學、文化之間的關係。因此,不斷強化學生民族文學認同感和責任感,鼓勵他們學好民族文學的同時,努力具備多元文化知識儲備,為比較文學的學習打下良好基礎。

  蒙漢雙語專業的比較文學教學,首先要基於學生特點,善於揚長避短,發揮學生的蒙、漢文學方面的優勢。在巨集觀上讓學生了解比較文學概念,掌握比較文學基本常識的同時,還讓學生以蒙古族文學為中心,比較蒙古族文學與世界其他民族文學之間的關係。蒙古族有著豐富而燦爛的民族文化和文學傳統,因此,在比較文學教學中,教師可以根據建構主義的理念,在學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學知識儲備的基礎之上,通過將蒙古族文學同其他民族文學的比較中,構建新的比較文學知識經驗,從而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較文學教學模式。教師優化知識結構,改進教學方法,打造開放課堂。比較文學是一門綜合性的交叉學科,因此比較文學教學,對授課教師來講,是一項綜合能力的挑戰,他們需要博古通今、學貫中西。同時又需要掌握先進的教學手段來輔助教學工作。主講教師搭建課程教學網路輔導站或微信教學群,有效利用該平臺,上傳為課堂改革教學制作的特色電子教案、微課視訊及習題、討論題等,與學生進行互動,為學生經常性學習創造便利條件。理論聯絡實際,多以實際案例代替理論講解。在課堂上教師將有限的課時統籌安排,合理規劃,為學生勾勒出該課程總體脈絡的同時,又要突出重點,將比較文學基本原理的講解同具體典範的案例相結合,改進傳統教學方法,採取學生分組討論模式。引導學生主動思考,繼而營造開放課堂。如,講到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時,我們可以以學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納希和哈斯寶作為例子,談他們對漢文化的吸收、借鑑以及創作情況。其重點在於將問題拋給學生,讓他們依據現有的知識儲備,來印證作家是如何對漢文學、漢文化吸收借鑑的。學生在不同觀點的碰撞中,會開動腦筋主動思考,進一步強化所學內容。

  在討論過程中教師應適時提供點撥和提醒,及時糾正學生錯誤觀點,有效控制課堂節奏,進而營造開放課堂,從而激發學生對比較文學這門課程的學習興趣,培養其獨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備初步的比較文學意識。佈置小論文或提煉小提綱。教師可以要求學生在分組討論之後,以一篇小論文或提綱的形式將自己的觀點或結論進行總結提交。這將是學生所學知識融會貫通的有效途徑。通過準備作業,學生可以主動查詢資料,進一步充實知識體系,提高理論思維能力,激發學術研究興趣。例如,可以選取當今比較熱門的話題作為探討的切入點。如,《狼圖騰》電影的熱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對“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圖騰”的話題。教師可以圍繞這一話題,設定與比較文學相關的問題,如《狼圖騰》文學作品與同名電影之間的聯絡與區別,以及其他民族的圖騰是什麼,各民族圖騰的特點及圖騰之間的聯絡與區別。最後要求學生以論文的形式,將所討論話題進行總結提交。這樣教師以實際生動的話題引入教學討論中,再結合教材上的經典案例進行補充講解。結合教學經驗,組織編寫蒙古比較文學教材。

  目前全國大部分高校蒙漢雙語專業雖已開設比較文學必修課,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語言文學專業也已設立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碩士授予點,但至今還沒有《蒙古比較文學》一類的教材出版。縱觀國內比較文學教材,其主體內容龐雜,抽象理論知識偏多,實際案例分析相對較少,學生極難消化和吸收。蒙漢雙語專業比較文學教學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針對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編寫的,因此對於蒙漢雙語專業學生的學習理解來講有一定的難度。與內蒙古地區講授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課程的蒙漢雙語專業或蒙古語言文學專業的一線骨幹教師通力合作,編寫一本面向蒙漢雙語專業的比較文學教材,促進少數民族比較文學教學勢在必行。總之,在民族院校蒙漢雙語專業比較文學教學中,教師必須尊重各民族文化歷史的多樣性的同時,在建構主義的理念下營造開放的課堂,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以蒙古文學為基點,在不斷增強民族自豪感和責任感中,比較研究蒙古文學同其他民族文學之間的關係,進而促進比較文學在民族地區高校的繁榮發展。

  [參考文獻]

  [1]陳惇,劉象愚.比較文學概論[M].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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