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是什麼

　　監官和諫官，古代並稱臺諫，通稱言官。監官是代表君主監察各級官吏的官吏。諫官是對君主的過失直言規勸並使其改正的官吏。諫官又稱言官或垣官，職在諷議左右，以匡人君，監察方式主要是諫諍封駁，稽核詔令章奏。

　　中國古代社會十分重視對於中央與地方百官的監察，歷朝歷代皆不乏相關機構與制度的建設。明朝建立了歷史上最為完善的監察制度與組織機構，並由此形成了一個十分獨特的言官群體。按照明制，這個群體總人數一般保持在200人左右，為歷代之最。

　　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組成，大部分品秩不高，甚至很低，但其政治地位卻極為突出。明代從明初朱元璋開始，便從制度上賦予了言官廣泛而重大的職權，其中尤其為人們所關注的是規諫皇帝，左右言路，彈劾、糾察百司、百官，巡視、按察地方吏治等。大凡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衙門，從皇帝到百官，從國家大事到社會生活，都在言官的監察和言事範圍。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獨特，職權特殊，並以群體的面貌在整個社會形成一股威懾力量。

　　賦予了特權，便有了對於特權承擔人素質的較高要求。宋代司馬光曾言：“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對於言官的道德品性及政治素質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明代對於言官的素養品質則有著更高的標準，首先，“必國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其次，必須正派剛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愛身固祿;再次，具有突出的學識才幹，既通曉朝廷各方政務，洞悉利弊動態，又能博涉古今，引鑑前史。除此之外，還須具備一定的仕途經歷，歷練穩重;對於年齡、出身以及文章、詞辯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體的要求。總之，言官必須具備秉公據實，善辨是非，敢論曲直，既勤且廉等優秀品質，品行、才識不可缺失。

　　中國歷史上，明代的言官確實聲名顯赫，在政治舞臺上真正扮演了“獬豸”的角色，在諸多重大的問題中，冒死上諫，秉直彈劾，做出了一件件震撼人心的舉動。在明代二百多年的歷史中，多次出現言官集體跪諫、不畏死難或前赴後繼、持續極諫的驚心動魄場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明代幾乎無一皇帝沒有受到言官的規諫。如嘉靖皇帝沉溺齋醮青詞，不理政事，御史楊爵痛心疾首，上書極諫，被下詔獄，備受酷刑，數次昏死，仍泰然處之。其他言官冒死聲援，雖然付出了血的代價，但終使嘉靖顧忌退讓。嘉靖在位溺道不止，而言官進諫也從未停息。言官對於皇帝的君德保持著高度的關注，諸如遊戲國事、昏庸不振、生活奢靡、搜刮天下、大興土木、長期怠政等，皆批鱗諫諍，彼伏此起，以致於皇帝也不得不忌憚。曾一日，萬曆皇帝演戲嬉樂，忽聞巡城御史呵呼聲，亟命止歌，竟曰：我畏御史。

　　監督、制約重臣百官是言官的主要職責。明代，幾乎無一內閣首輔沒有受到言官的彈劾和抨擊，其中，大部分首輔都是在言官的輿論攻勢中倒下政壇或離開要職的。如嚴嵩專權亂政，20年間言官從未停歇對於嚴嵩父子的鬥爭，雖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或被殺害，或杖責流放，但交劾不止，終使嚴嵩父子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明代政壇上為禍甚烈的宦官，同樣是言官監視、打擊的主要物件。那些依靠皇帝或皇后逐漸權勢熏天、炙手可熱的宦官，經常受到來自言官的輿論制約和衝擊。萬曆年間，神宗皇帝聚斂天下，派出大批宦官充當礦監稅使，魚肉地方。大批言官紛起抗爭，交章彈劾，一針見血，言辭梗直激烈，不斷給神宗皇帝施加壓力，對於制止、約束皇帝與宦官的劣行，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此外，從中央到地方，言官在澄清吏治、除暴安民、以及經濟發展、邊防維護等方面，都起著巨大的積極作用。在明代國家與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都可見到言官主動而積極的身影。面對權勢與劣跡，言官們淋漓盡致地出這個群體前赴後繼的風節和勇於獻身的精神。明代歷史上，人們熟知的諸如劉基、夏言、于謙、王守仁、王世貞、鄭曉、唐順之、海瑞、楊漣等等，都曾擔任過言官，並在言官職位上留下了錚錚響名。此外，還有許多言官在忠貞職守而鞠躬盡瘁、鐵面無私而秉公除暴、安貧樂道而廉潔自重等方面，留下了動人的事蹟，堪稱楷模。這種楷模是古今每一個時代都需要的。

　　言官勇於直言極諫的風節和精神，源於儒家的政治倫理、道德傳統的浸染和塑造，在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目標的激勵下，眾多官僚士大夫恪守為君為國為民的基本原則，直言敢諫、以死而諍，所謂“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雖然多有愚忠的內涵，但於國於民於社會都是有益的。當然，明代從明初朱元璋開始，便賦予言官群體以特權，並從制度上加以保障，這也是明代言官敢言敢諫的重要原因。

　　明代言官形成了一種強烈的群體意識，一批言官忠實地履行著監督與糾察的職責，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前赴後繼，視死如歸，以力挽狂瀾於既倒為己任，形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對於朝廷的各種權力體系起到了一種制約與規範的作用，同時很大程度遏制了由於權力帶來的弊端以及衍生出來的種種腐化因素。

　　當然，由於極端皇權的摧抑以及制度的侷限，明代的言官群體不可能皆如人所願，其中不乏附勢苟全、趨利避害、甚至枉法殘民之輩，尤其是明中期以後，隨著朝政的腐敗，不少言官為了個人或集團利益，身陷門戶，黨同伐異，朋比為奸，置國家命運於不顧，對於國家衰敗起了助推作用。

　　歷史總是在正與反兩個方面的交織中，留給後人更多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