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雨果的人道主義思想解讀

　　關鍵詞： 犧牲者 人道主義 大陸理性主義

　　論文摘要: 《九三年》中的戈萬是為了實現完美人性精神的犧牲者,通過這個人物表達了雨果的人道主義思想。雨果藉助法國大革命的背景所表現的人性與革命的對立,與他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以及他本人的理想有關,同時也反映出法國傳統民族方式中大陸理性主義哲學觀。

　　雨果的《九三年》是以17到1794年的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為時代背景的，在概括理解這場革命的時候雨果看到了革命波瀾壯闊背後的悲劇，他通過故事主人公戈萬在面對生死選擇的時候毫不猶豫地以犧牲自己作為代價，換出被俘虜的侯爵，威嚴而安靜地接受刑罰的形象，表達了自己的社會理想，倡導一種純粹人性化的世界，使人性復歸於善良、溫厚、有道德、富於同情心。

　　《九三年》中的戈萬，剛一出場，作者便對他進行了如下的描述：“戈萬三十歲，高大魁梧，眼神像先知一樣深沉，笑起來像小孩。他不抽菸，不喝酒，不賭咒發誓。”他像是一個完人的形象，也就如同作品中所說的“先知”，“他愛沉思，善哲理，是位年輕的賢人。他的容貌像阿爾西比阿德，談吐像蘇格拉底。”當然，戈萬的這種完美還表現在他在戰場上的勇敢而堅強，睿智而從容，在戰爭中他更是一個成功的指揮官，在與叛軍朗特納克的搏鬥中，他幾乎一直佔據著上風，最後，也是戈萬將朗特納克趕到了圖爾格城堡之中。

　　故事如果一直這樣發展下去，戈萬也許就真的如他的老師西穆爾登所期待的那樣，成為像丹東、聖茹斯特、羅伯斯比爾那樣的革命中的年輕巨人了。但一次極偶然的意外改變了一切，叛軍首領朗特納克為了救農婦的三個孩子，放棄了惟一可以成功逃跑的機會。面對著英雄一樣的戰俘，戈萬這個像奧什、馬爾索一樣的理想青年陷入了深不可測的遐想：“他最堅定的決心、最認真的許諾、最不可改變的決定，這一切都在他意志的深處動搖了。”於是，他用自己換出了被關在牢房中的朗特納克。

　　這裡戈萬的犧牲是為了成全一種更廣博的愛——人道主義。他的犧牲並非是為了成全朗特納克這個單純的個人作為共和軍的指揮官，他對朗特納克的告示是：“戈萬通知朗特納克，一旦抓住他將立即槍決。”，而是為了成全朗特納克捨身救人這一事件所體現的道德精神，如果是他，他也是會那麼做的救出孩子。

　　有些評論認為，選擇朗特納克這個典型來表現戈萬的人道主義，相當程度上損害了戈萬的形象。在我看來，不盡如此。戈萬這個人物的矛盾正在於紀律革命和人道良心的衝突。堅持人道，他必須做出釋放朗特納克的決定;遵守紀律，他必須讓自己接受軍紀處置。在朗特納克這一典型的生死抉擇上，恰到好處地使戈萬成為了維護人道的英雄。

　　朗特納克的救人事件是一次偶然，但戈萬的救人之舉完全是必然的。戈萬革命的目的是追求寬大的共和國，主張的是仁慈。文中寫道：“他只有手臂，用它打擊敵人;他只有心靈，用它寬恕敵人。作為戰勝者，他認為自己有權寬容戰敗者。”按照他所遵循的溫和原則，他堅持不對女人作戰，不對老人作戰，不對孩子作戰，不殺死一個倒在地上的人。戈萬所堅持的是一種人道的善，所以，當他面對著朗特納克的捨己救人的大善之舉的時候，他無法用斷頭臺的恐怖對待這位曾經的叛軍將領，因為在他看來——****城堡，是為了解放人性;取締封建，是為了建立家庭。對於戈萬而言，革命的恐怖只是一種短暫的手段，人道的和諧才是永恆的真理。在戈萬的意識中革命和人道有著相當明顯的區別，就如同他曾經說過的那樣：“在戰鬥中我們是敵人的敵人，勝利後我們就是他們的兄弟了。”所以，當人道的良心要求和革命的紀律準則發生正面衝突的時候，這種極為特殊的境域的出現，使這個人物的本質明顯地凸現了出來——他選擇了“赦免”——對於他來說人類語言中最美的字眼，赦免了他的敵人。但同時，他也義不容辭地讓自己走上了斷頭臺。

　　當然，放走朗特納克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他會捲土重來，再次威脅革命。作者沒有繼續寫下去，許是因為寫不下去了。不過在我看來，對於戈萬而言，這已經是結局了，他扞衛了他所堅持的信仰——人道主義，並且像一個聖賢一樣死去。

　　在雨果看來，革命是必要的，殘忍、野蠻與血腥都是革命必須付出的代價，公社的“決不寬恕”和王公們的“毫不留情”，都是不可避免的。雨果藉著戈萬的思考和行動表達出他自己的革命理念：革命是為了喚醒人性的良知，革命的暴力和血腥是為了喚醒人們的赤子之心。藉著《九三年》雨果表達了他對革命的贊成，但同時倡導在革命中仍要堅持人道的精神。作家通過法國大革命中血腥味最濃的1793年表現了社會鬥爭的難以避免和無限冷酷，也表現了人性的無所不在和偉大的潛在力量，歌頌了戈萬為了維護人道的悲壯犧牲。他希望以此警世，他認為只有用人道的力量才能感化社會之惡，消除暴力鬥爭，才能達到自然、社會的和諧統一。

　　雨果的這種革命觀點與他們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以及他本人的思想有著很大的關係。他像一個生活在理性年代的感情的信徒。“在對革命的態度上，雨果的態度十分明朗，他站在資產階級共和主義的立場上，充分肯定了這場震撼歐洲的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正義性和進步性。”他用熱情、讚揚的筆調描寫了革命給巴黎帶來的煥然一新的面貌：大街上幾乎所有的牆上都貼滿了“共和國萬歲”的標語;整個巴黎都“充滿了一種民族解放的愉快”。在書中，雨果清楚地寫道：“為了清除******的‘瘟疫’，必須有革命的風暴。”

　　雨果正是藉助戈萬這個革命者的形象，表達了自己對革命暴力的理解。他認為革命需要暴力——“文明有它的瘟疫，這陣大風治好它”，但同時又指出暴力並非是萬能的——這次革命“做了許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沒有做許多應該做的事”，因為革命不僅僅是要在肉體上消滅敵人，更重要的是要在精神上和道義上戰勝敵人。這，就需要人道的力量。雨果肯定戈萬，卻沒有宣揚無原則的“仁愛”，戈萬之所以改變對朗特納克的態度，是因為這位叛軍將領救下了三個小孩。在戈萬看來，朗特納克“用一件犧牲行為贖回了他種種野蠻行為”，革命如果“用一種野蠻的手段去回答這種慷慨的行為”，那就是革命的“弱點”，共和國的“貶值”。雨果認為善就在惡的旁邊，它們相伴而生，任何人只要回到人道的天國，就都屬於可愛之列。藉著戈萬之口，雨果提出了自己對革命的理解：“革命必須使用暴力，但革命不等於暴力，革命還有許多工作”，當然，其中就包括人道主義。

　　依據大陸理性主義哲學的法國人雨果，認為“政治生活和國家的目的是追求終極的善”，所以他以無比的熱情讚美和歌頌著法國大革命。在革命的血腥和暴力之中，他之所以仍保持著樂觀，是因為他始終相信“人的理性可以作為人類最終的依託”，“人類的獨特天賦正在於其理性，理性是人類的光榮和驕傲”。他將這份對革命的執著和對至善的追求，賦予了戈萬這個人物。於是，戈萬這個徘徊者，一方面他參與著不擇手段為權利而攫取權利的革命，另一方面他仍追求著至善的人性理想，依靠著“天賦的智慧和德性”在血腥的瘋狂中，保持有人道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