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孔子權變思想及其在現代的意義

　　摘要：儒家的權變倫理思想在孔子那裡並未做出詳盡的闡釋，但作為儒家學說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蘊、處世原則和方式，是對經與權生動鮮活的詮釋。本文從個體的人倫道德層面、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論層面對權變思想及其在現代的積極意義進行了闡發。

　　關鍵詞：權變;個體;社會;方法論

　　孔子的一生處事為人則處處體現"權"。但在《論語》中僅三處提到"權"，如："子罕"篇"未可與權";"微子"篇"廢中權";"堯曰"篇"謹權量"。《論語集註·微子第十八》在《論語·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意思是說，可以同他一道學習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種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種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禮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禮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權達變。"權者稱也，所以別輕重。"《春秋公羊傳·桓公十一年》後來被引申為靈活變通，借指在面對具體境遇中的道德衝突時，行為主體在選擇道德行為時的權衡變通。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孔子重禮，推崇仁政，"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八佾》。孔子的權變思想突出一個"變"字，不是毫無章法、隨心所欲地亂變，而是以禮為前提的。我們可以說，權變是實現禮的手段，是具體的措施方法，禮是根本原則，二者相比較,權變則是圍繞禮而進行的。正如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說："道是原則性;權是靈活性。靈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違反原則，但實質上正是與原則性相合。"可以說"權變"是一種度時勢，審輕重，而不失其節的為人處世的方式，它也是一種更高智慧的彰顯。

　　孔子承繼了以"周禮"為核心的舊傳統，以宗法血緣為切人點，發掘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在的根據-仁，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仁"、"禮"結合的仁學思想。在孔子看來，正是以倫理關係為核心內容的社會性才構成了人之為人的根據--仁。孔子思想中的"權"的概念,是"仁禮"結合的理想人格實現途徑。具體說來，孔子的權變思想主要可從個體對人倫關係的把握來認識。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孝親是個人實現"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來,"孝"是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今之孝者，皆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為政》。人區別於動物在於"孝"，而"孝"不僅是"養"，更在於"敬"，"敬"就要求"禮"的規範。"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子路》孔子看來，孝道和恕道有所衝突或矛盾時，應以孝為上。

　　父子相包庇隱瞞真情，雖不誠實但符合親親原則，這即是"權"的意思。

　　在君臣關係上，孔子的原則是尊君，"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對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他主張君臣關係的處理根據客觀條件，權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選擇，反對無謂的犧牲。

　　《八佾》孟子曾評價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萬章下》在孔子看來，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這都無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審時度勢時的彈性。

　　朋友關係是儒家人倫關係中較為平等的一種倫理關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學而》"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張朋友關係的處理要遵守信用原則，但守信並非不分曲直，而是以"義"為基礎。如機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來，不過是"硜硜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們今天看來，能夠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可孔子為什麼還說這樣的人是小人之類呢?就是因為這樣的人只管一味踐行自己諾言，並不能夠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顏淵》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規勸也要適度，否則將會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這既是一個度的問題，也是一個權的問題,如何把握確定這個度,也必須由權變來解決。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說，在處理各種人倫關係的過程中，孔子杜絕四種毛病：不憑空猜度，不毫無變通，不拘泥固執，不主觀武斷。孔子把權變作為通向個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經途徑，對於現代人們的個體修養與發展無不令人深省。

　　"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維護傳統並不把傳統凝固化。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雍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據本國的現實基礎對傳統進行損益革新，以期通權達變而形成新興的統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權變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理論聯絡實際"的觀點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我國，黨和國家領導人所倡導的"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以及一系列的治國方針就是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鄧小平根據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結合我國具體的國情，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無疑是權變思想在現代的精彩運用。

　　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發展離不開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認為應當"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可也"《子張》。即是說，一個人在人性與大的德行方面保持著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問題便沒什麼大礙。在對人才的功過評價方面，孔子對管仲,曾有過批評，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問題上，孔子認為應主要看他輔佐齊桓公建立豐功偉績的而不是求全責備。孔子為我們提供了合乎邏輯順乎人性的用人準則與評價標準,其中"權"的運用達到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