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現代文學的論文

　　中國現代文學凝聚著現代中國豐富的歷史體驗，是現代中國人文環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考。

　　範文一：現代文學史教學建立思考

　　一、文學教育的終極目的與文學是人學思想

　　古希臘雅典德爾菲太陽神廟的傳世格言是“認識你自己”，這也是古希臘哲人的崇高使命，像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人無不致力於提升人的理效能力，促使人認識自己。與古希臘哲人的理性追求不同，耶穌基督給世人帶來的愛神、愛人如己的福音與誡命，愛成為人最大的理性。其實，無論是釋迦牟尼，還是老子、莊子、孔子等人類的先知，無非教導人如何認識自己的理性，以及突破自我，愛人如己而已。這便是人類教育的終極目的。費希特曾說:“人受教育的目的就是觀察天國。”[1]的確，觀察天國，就是矚望人存在的最理想狀態，就是體驗生命的極樂狀態，就是重新發現直面神的音容笑貌。人生在世，舍此目的，更有何物?古典時代，人類的科學研究的主要物件就是神聖世界的律令和人類社會的法則，教育也是圍繞著此等核心事件展開的。進入現代，人類的科學研究慢慢地劃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等三大領域，其中自然科學研究慢慢成為統領一切的學科，人文學科原來的中心地位被自然科學取而代之，甚至其基本原則也受到自然科學的殖民。與此相應，現代教育也慢慢轉變為工具性教育，教人成人的人文教育受到擠壓，淪為點綴。正是針對這種傾向，英國學者舒馬赫曾高聲疾呼:“首先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教育的目標就應該是傳播價值觀念，讓我們知道活著要做什麼。毫無疑問，我們當然也要傳播技術知識，但這一定只能居於次位，因為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如果不先弄清楚承受權力的人有無足夠知識使用權力，就貿然賦以重任，那可就真是不用大腦，膽大妄為了。全人類眼下就有生命之虞，原因並不是我們對科技的技術知識不足，而是因為我們不以智慧運用這些知識，反而以流於毀滅世界的方式使用它們。只有當教育能培養更多智慧的時候，才能幫得了我們。我認為教育的本質乃是傳授價值，但是除非價值體系已變成我們自己本身的價值體系，構成我們心靈的一部分，否則就無法在生命歷程中為我們指引迷津。”[2]

　　的確，舒馬赫意識到人文教育在整個教育中的終極目的地位，他的呼籲振聾發聵，對日暮途窮的現代教育具有重要啟示意義。文史哲等學科在傳統的人文學科居於核心地位，它們的研究和教育就更應該明確自己的終極目的。馮友蘭曾說:“按照中國哲學的傳統，它的功用不在於增加積極的知識積極的知識，我是指關於實際的資訊，而在於提高心靈的境界———達到超乎現世的境界，獲得高於道德價值的價值。”[3]其實，這不但是中國哲學的傳統，更應該是整個人文學科的傳統，哲學如此，文學亦然。如果文學不能啟發人的靈性，不能抒發心靈，不能反思人生，不能培育人的精神自覺，不能提升人的生命境界，那麼，文學的意義到底何在?曾有學者精闢地指出:“詩的立場天然地就是非實踐的，是反思的，是審視的。它站在現世的功利活動的另一面，它關注著這個世界，但並不參與這個世界;它要反思我們在這個世界的種種事業到底讓我們失去了什麼?它要看看人類的種種奮鬥、爭奪、忙碌到頭來離當初的希望到底有多遠?它要審視人間的種種苦難、不幸和悲劇是不是源於我們本性深處的貪婪和邪惡?很顯然，文學不是站在一個現世的立場看世界的。所謂現世的立場就是理性和計算的立場，理性地設立一個功利性的目標，周密安排必要的計劃，並訴諸行動把它實現。文學站在現世立場的另一面，以良知觀照人類的現世功利性活動，提示被現實圍困住的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文學的立場是超越的，所謂超越就是對現世功利性的超越。”[4]人性的可能性是無限的，自然的可能性也是無限的，但在現實社會，通過道德、法律、經濟制度等人們只能保守著有限的人性現實，而遮蔽了更為廣大的靈性空間。文學就是要把人從狹隘的世俗世界、功利世界、道德世界中解放出來，把人帶入靈性空間，充分展示人性與世界的豐富與複雜性。文學就是要讓個人突破個體化原理與社會化原理的制約，重新領悟到眾生的生息相通，突破世俗世界，讓人性向更豐富、更美好、更自由的境界成長。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也就知道文學教育到底應該幹什麼。丹麥著名的文學史家勃蘭兌斯早就說:“文學史，就其最深刻的意義來說，是一種心理學，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一個國家的文學作品，不管是小說、戲劇還是歷史作品，都是許多人物的描繪，表現了種種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廣闊，人物越是傑出而又富有代表性，這個書的歷史價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們揭示出某一特定國家在某一特定時期人們內心的真實情況。”[5]

　　無獨有偶，我國著名學者錢理群也曾指出，文學史的研究目標“是在發現與揭示特定歷史時代人的生存境遇、體驗與困惑，描述人的生命湧動軌跡”[6]。因此，文學史研究和教學根本目的不是單純的客觀知識傳授，更不是文學技法的梳理和鋪陳，當然也不是為了論證某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合理性和權威性，歸根結底是為了讓人深入探索人性，更新眼光，提升精神，是與歷史深處的鮮活生命對話，同時也就是與每個人的人性可能性對話。這其實就是迴歸到“文學是人學”思想的根源處。1957年，錢穀融為了反駁當時甚囂塵上的幾成教條主義的唯物主義文學觀，發表了論文《論“文學是人學”》，系統地闡述了該思想。在他看來，過去傑出的哲人、傑出的作家們都是把文學當做影響人、教育人的利器來看待的。一切都是從人出發的，一切都是為了人。一切藝術，當然也包括文學在內，它的最基本的推動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類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種熱切的嚮往和崇高的理想。偉大的詩人，都是本著這樣的理想來從事寫作的。改善人的生活，必須先改善人自己，必須清楚人身上的弱點和邪惡，培養和提高人的堅毅、勇敢的戰鬥精神[7]。應該說，“文學是人學”表達的是文學不容置疑的真諦，其實也是常識。但即使是常識，從1949年到1976年間受“左”傾教條主義影響，它飽受批判，無法得到普遍接受;近二十餘年，竟然由於世俗化浪潮的工具主義思想氾濫成災，它也無法在大學文學教育中得到較好的普及。

　　二、當前大學文學教育中的去人學化傾向

　　當前大學中文系的文學教育的主幹課程是各門文學史，包括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外國文學史，再加上文藝學基礎理論。這些課程教學中都存在著非常驚人的去人學化傾向，也就是說，文學是人學思想基本上被大學師生棄若敝屣。我們可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教學為例透視一下這種去人學化傾向。一是客觀的知識主義傾向。如前所述，文學史本來是要探索人的心靈的歷史，但當前大學文學史教育中奉行的基本上都是客觀的知識主義傾向。那些動人的作家故事，他們獨特的心路歷程，他們應和著時代探索的精神苦旅，他們塑造的人物的人性內涵，他們表達的人學見解，等等，在既有的教學中大都被忽略了，反而是文學流派的興衰、文學運動的起落、作家的創作特點、創作方法的嬗變等知識性的東西佔據著核心位置。例如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第一個十年是文學研究會、創造社、新月社等文學團體，第二個十年是左翼、京派和海派，第三個十年是淪陷區、國統區和解放區文學，如此構造出來的文學史格局中，文學的人學內涵幾乎無法凸顯。二是把文學視為技法的技術主義傾向。在既有的文學史框架中分析文學作品，無論是文學史教材還是大學教師都是把相關作品劃分為主題和形式技法兩部分來分析，但這種分析是典型的技術主義。對於大部分教師來說，似乎一部好作品是因為寫了個好主題，再加上採用相應卓越的創作方法。例如，分析魯迅的《狂人日記》就主要分析他的傳統文化批判主題和象徵主義、意識流技法，而分析《阿Q正傳》就是分析它的國民性批判主題和創造現實主義文學典型的技法。三是價值觀上的相對主義傾向。文學就是關於諸多價值觀的不同表達，而價值多元是現代人面臨的基本處境，但是承認價值多元並不就意味著只能陷於無能為力的價值相對主義。可是，當前大學文學教育中，諸多完全相反相悖的價值觀均得不到有效的分析和反思，各自的侷限性和可能性沒有被梳理清楚，無論是教材還是教師都對之採取置若罔聞的態度。例如，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中，魯迅、沈從文、張愛玲、趙樹理、柳青乃至革命樣板戲等的價值觀念彼此差距甚大，有些乃至扞格難入，但是少有教材和教師能夠對之進行人學層面的價值反思的;更多的是採取所謂表面上看是相容幷包而實質上是相對主義乃至犬儒主義的價值立場。可以說，知識主義、技術主義和相對主義傾向都是把文學教學去人學化的傾向。在這些傾向的主導下，文學無法帶來心靈的啟迪，無法拓展人性的可能性，更無法在理性和情感上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因此，對於大部分大學中文系學生而言，學習文學史彷彿就是為了記住那些基本的知識點，就是知道文學史發展的脈絡，然後就是應付考試，拿個畢業文憑了事。如此學習文學，無疑是對文學的極大嘲弄，是對文學的人學內涵的徹底顛覆。此種去人學化傾向的原因難以盡數，茲舉其要者簡略述之。

　　就社會思潮而言，整個社會的實用主義思潮伴隨著市場化、世俗化浪潮滔滔而來，裹挾一切。人文科學本是靈性之學，難以適應此種思潮，被邊緣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文學亦難逃此劫。在普遍響應的文學無用論中，文學研究者和教學者自己也喪失了自信，慢慢地接受強勢的自然科學法則的殖民統治，放棄了進一步發展人的靈性之要求。因此，大學文學教育的知識主義和技術主義傾向，主要是受到自然科學的強勢殖民所致。而大學文學教育的價值相對主義則主要是受現代社會的相對主義思潮影響。現代社會崇尚民主，尊重多元，本是好事，但是民主、多元的另一方面往往就是“怎麼都行”的犬儒主義式後現代主義。這種社會思潮顯示的不是現代人在價值方面的包容和強大，而是無能無奈和放任自流，其骨子乃是抹平一切價值差別的虛無主義傾向。應該說，在金錢至上的消費社會中，這種虛無主義和相對主義傾向直接影響了大學文學教育。例如，中國當代文學中，那麼多作家大肆書寫色情和暴力、表現出頹廢情緒的，就很難得到義正詞嚴的分析與批判。此外，大學文學教育的去人學化傾向也受到現代文明的專業化傾向影響。專業化是現代文明的根本特徵，對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而言，專業化是促進其發展的主要動力。但對文學等人文學科而言，專業化卻有百弊而無一利，尤其是文史哲等傳統人文科學也在專業化的名義下分道揚鑣，這就直接決定了文學的人學視野急劇地變得狹隘，甚至喪失了人學的基本特徵。我們很難想象像蘇軾這樣的大文學家對儒家、道家、佛教的哲學和相關的歷史典籍毫不知情就能夠成為大詩人，而現在大學中文系的教師學生就對文學知識以外的哲學、歷史等知識極其孤陋寡聞，如此又如何能夠理解文學的人學內涵呢?當然，當前大學文學教育的去人學化傾向無疑也受到當前中國行政化的大學體制的嚴重影響。大學行政化已經飽受社會輿論詬病，但是要作出些許改變卻是難於上青天。別的且不說，單就全國較為統一的文學教科書而言，就嚴重地加劇了大學文學教育的去人學化傾向。既有的由教育部推廣的大學文學教科書基本都是由多人三四十位專家參加編寫的，這種集團作戰式的教科書基本不可能突出個人創見，更不可能有一以貫之的人學蘊涵，所能做到的只有所謂儘可能客觀的知識梳理。也許像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潮》那種個人著述永遠不可能成為現有體制中的教科書。

　　但是，作為人學的文學需要恰恰不是集體的協作，而是個人的突破，是個人的精神闡揚。現代大學體制的設定也促成了文學的去人學化傾向。可以說，現代大學體制主要是建立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法則之上的，而與人文學科的要求相去甚遠。現代大學體制中師生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機械的功能關係，彼此構成一種互動的功能符號，而不是一種血肉相連、生命可感的有機聯絡。這種師生關係明顯不利於文學的人學傳達。大部分大學文學教師僅靠教書謀生，一個講授文學的教師對文學的美感往往是無動於衷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大學學制培養出來的越來越多的博士、碩士進入大學中文系的教師行列中，更是加重了這種去人學化傾向。受現代大學體制的影響，學習文學的大學生往往也認為只是到大學來學點文學知識，不再精心地閱讀文學經典，只想獲得一張大學文憑到社會上去佔有一點生存資源而已。對於大部分大學中文系學生而言，文學似乎都是與人生沒有什麼直接關係的東西。可以說，大學文學教育的去人學化傾向已經使我們民族內在的人文素質受到極大的傷害。魯迅在《科學史教篇》中曾說:“蓋使舉世惟知識之崇，人生必大歸於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亦同趣於無有矣。”[8]環顧當今世俗化的中國社會，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到處都缺乏美上之感情、明敏之思想，在物慾狂歡底下乃是人生之枯寂真相，因此，大學文學教育的再人學化乃是迫不及待的。

　　三、當前大學文學教育中的再人學化

　　其實，面對當前大學文學教育中的去人學化傾向，也有一些專家學者表現出深廣的憂慮，並儘可能地作出努力，超越現狀。清華大學中文系徐葆耕教授在近二十年教授《西方文學》時就儘可能地恢復文學的人學面貌。他曾說:“把教材寫得千篇一律，枯燥無味，已成為現今教材建設的通病和痼疾。這種通病和痼疾的病源在於，以為文科教學僅傳授某種固定不變的知識和觀點，而不是啟發學生的創造精神，提高他們的素質為依歸。”[9]他就把西方文學視為人類心靈的一種歷史，要從心靈深層揭示西方文學生生不息的運動歷程。他所教授的《西方文學》就頗獲學生好評。台州學院蔣承勇教授在西方文學研究方面也試圖突出人學的立場，他在《西方文學“人”的母題研究》一書中說:“西方文學在不斷地與自然、社會、自我的互動作用中推動著文明的程序，作為‘人學’的西方文學也始終描繪著西方社會中人的生存狀況。西方文學不僅表現人們為展示人的本質力量、爭取自由與解放的外在行動，也表現他們因喪失自我、喪失自由時的內在精神痛苦，迴盪著不同時期社會中人對自我靈魂的拷問之聲，貫穿著深刻而深沉的生命意識和人性意蘊。可以說，一部西方文學史就是西方社會中人的精神發展史，也是西方文學人文傳統的演變史。”[10]因此，他在專著中以文學作品為依據，以人為基點，透析西方文學中“人”的觀點的歷史嬗變，力圖建構西方文學中“人”的觀念遞變的基本框架。這都是非常可貴的在文學教學研究中的再人學化努力，不但對於外國文學史教學具有巨大的啟示意義，對於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教學也同樣意義深遠。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中，蘇州大學文學院朱棟霖教授也試圖重新把文學是人學思想貫穿到文學史編寫中，從而引導大學文學教育的再人學化傾向。

　　他曾如此發問:“所謂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甚至整個文學史的敘述與把握，是否可以有一個比社會學更合適的角度來切入?什麼是貫穿與推動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何根本性因素激發與規約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紛繁複雜現象與諸種創作方法更迭、流派紛呈重組?我想，20世紀對人的發現，人對自我的認識、發展與描繪，人對自我發現的物件化是關鍵，這也就是說，‘人’的觀念的演變是觀察與推動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內在動力。所謂‘人’觀念，包括人對自我的認識，人的本質，人性、個人、個性、人的價值、人的自由、人的權利、人的地位以及人生觀、人道觀、義利觀、榮辱觀、幸福觀、愛情婚姻觀、美醜觀、友誼觀等，人的未來與發展等。我們是什麼?我們從哪裡而來?我們應該是怎樣的?我們可以擁有與享受什麼?我們應該如何發展與實現自我?我們向何處去?”[11]長期以來，我們文學史的敘述基本上依附於政治、歷史等外在社會學論斷，無論是對作家作品的價值判斷，還是對文學史分期等重大問題的梳理，大都如此。我們不是高揚革命意識形態，就是猛搖現代化旗幟，但無論是革命還是現代化，無非是社會學層面的潮流。朱棟霖舉重若輕地拈出了人的發現和人的觀念演變，由此透視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實在是重新呼應了錢穀融於20世紀50年代所說的“文學是人學”之語。但這絕非老調重彈，錢穀融意在呼喚人道主義，而朱先生的“人的發現”具有遠為寬闊、遠為開放的人學觀念，把“文學是人學”真正落實到文學創作的根源中了。但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2000》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中，由於參編人員眾多，史識難以統一貫穿，這種人學思想尚難以統一整體的文學史敘述。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筆者以為，今後大學文學教育的再人學化要充分地汲取諸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和經驗，可以繼續在如下幾個方面努力。首先，要加大力度推進富有人學思想的、探索性的、獨創性的個人文學史著述，若可能的話，應該鼓勵大學教師採用此類著作為教材，而把那些沒有獨創性的、由眾多專家學者協力編撰的偏重於知識性傳授的文學史著作列為參考書。教材是大學教育的根本，大學文學教育的去人學化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教材的去人學化。而鑑於文學學科的獨特性，只有少數獨創性的個人才有可能提振大多數的精神，而不是相反，因此，要務必尊重、推崇少數獨創性的個人著述。其次，在具體教學中，大學文學教育必須再次把重要作家的人生故事和人生經驗復活起來，讓學生能夠體味到文學家是如何以他們的獨特人生為這個世界增添色彩的。我們既有的文學史基本上是沒有作家的人生故事的文學史，也就是沒有作家的個人生命體溫的文學史，這種文學史是很難感動讀者的。再次，對具體文學作品分析中，必須要儘可能地深入到人學思想中來分析，要發掘文學史的人性內涵，要探索人性的複雜性和可能性。例如，錢理群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裡對曹禺前期悲劇中生命的掙扎和宿命的分析就非常有人學內涵，從而也打動人心。最後，必須確立文學的超越性立場[12]，也就是人類性的巨集闊視界，對相關的價值問題進行精闢而到位的價值分析和追問，要引領我們的心靈不斷地向真善美之極境邁進。有論者在論述蘇州作家範小青曾說:“她善於從瑣碎的日常生活中發現深藏的佛理玄機，善於通過對生活的哲理點化啟迪讀者去發現人生的辯證法，從人們熟視無睹的現象中感悟智慧。”[13]其實，大學文學教育也就是要引領學術從日常世界去感悟智慧。當然，大學文學教育要求大學師生把自己真正地放入人學的廣闊天地之中去，但要意識到文學從根本上不是給我們提供什麼客觀知識的，而是讓我們反思自己的生存處境，超越狹隘的自我，提升我們的生命境界，弘揚我們的卓然愛心的。育人，成人，這才是文學的人學目的。

　　範文二：現代文學審美批評重建分析

　　一

　　我的判斷，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總體上很落後，表現為:其一，理論體系不完備，不穩定，學術界對文學批評缺乏充分的研究，也缺乏基本的共識。其二，批評家人數相對較少，批評家的理論素養和批評素養總體不高，大批評家尚未出現。其三，文學批評的影響有限，作家對文學批評並不信服甚至不屑一顧，在文學史研究和文學理論研究領域，其研究並不建立在文學批評的基礎上，對文學批評的研究成果也不信任、不認同。在造成當代文學批評落後的眾多原因中，高校文學教育體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方面。根據高校文學課程體系，文學史和文學理論是基礎課，而文學批評甚至連選修課都不是，僅在文學理論和美學中略有涉及。文學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意在培養文學研究的學者，而非培養文學批評家，這便造成了文學研究生教育中重學術研究能力輕批評實踐能力的現狀。這樣，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狀況就是:一方面，文學史研究、文論研究隊伍龐大、人才濟濟，因而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研究相對成熟、成果豐碩;另一方面，文學批評隊伍弱小，且多由“學院批評”、“媒體批評”、“作家批評”構成的“烏合之眾”為主。“學院批評”越來越成為文學批評的主力軍，雖然他們之中大多數人都是高學歷、高潛資，但很多均為半路出家，並未接受過系統的文學批評的學術訓練，且只在學術之餘兼做文學批評。

　　與作協的理論機構不同，在大學中文專業中，文學研究在人們的意識中實際上是分層的，古代文學是最純正的學術，其次是文學理論和現代文學，再次是當代文學，文學批評是極端邊緣化的領域。究其原因，與文學批評自身的學術性關係不大，而是文學批評作為一個學科尚缺乏充分的積累和建樹。而研究機構的文學批評和媒體的文學批評就更糟糕，無論是學術訓練還是專業知識都非常欠缺，其反應的遲鈍以及批評上的淺薄與當代文學創作的繁榮構成巨大的反差。事實上，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既不真正切中當代文學的創作實際，也不能為文學史、文學理論研究提倡有效的幫助和借鑑，不僅作家不買賬，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研究界也不認同。基於此，中國當代文學很多重要的作品和現象都沒有得到真正的批評，當代文學批評很少提出真正有價值的理論問題，它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和定位是很不準確的。於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功能最後只能由文學史研究的補課來完成。在當代文學史研究中，作品的“重讀”成為文學史藉以完成文學批評未竟使命的重要途徑和方式。事實上，當代文學批評缺乏有效的組織和準確的定位，面對複雜的文學現象和紛繁的作品，批評家們似乎手足無措，不知道什麼是重點什麼是非重點?不知道先做什麼後做什麼?不知道應該從什麼地方下手來展開文學批評?批評家們缺乏足夠的學術和批評的訓練:對於新的文學現象和文學理論問題缺失必要的敏感和歷史反思，對於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他們的評論要麼缺乏真知卓見、流於膚淺，要麼恣意抬高或者惡意攻擊;要麼泛泛而談，空洞無聊，不著邊際，簡直是“放之四海皆準”。近年來，在文學評價制度的影響下，文學批評成為掌握話語權力和操作權力的工具，很多缺乏自身基本原則和標準的批評家，在利益的刺激下熱衷於各種評獎和作品推廣和研討會，作出了很多並不切實際的評論和評價。

　　而當前的文學評價制度也為這些人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和可能。近10年來，中國文學興起了各種各樣的文學獎，官方的，民間的，其中很多批評家都參與其中，很多批評家更像行為藝術家，而不是批評家。也就是說他們“出場”的意義遠大於他們批評的意義。但憑心而論，這麼多文學獎中真正經得起時間和歷史檢驗的少得可憐。可悲的還在於，有些獎反而成了負面經驗，文學史可以據此而放心地忽略它的存在。我的判斷，文學批評在當代似乎已經喪失了其基本功能，變得可有可無。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的薄弱並不能全然怪罪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家，它與審美批評的缺失和混亂有著密切關聯。如果從更寬泛的視界來理解，審美批評就是重視文學性、藝術性和美感的文學批評。與其它文學批評不同，審美批評更重視文學的內部構成和形式，比如寫作技巧、寫作手法、敘事方式、結構、虛構、想像、聯想、語言、風格、意象、形象、修辭、文體等，通過解剖和分析文學作品，用理性的語言呈現向讀者呈現作品之美。作為一種對作品的評價和判斷，文學批評與其說是對文學創作的反應，還不如說是對作品的推介、賞析與引導，這種引導包括對作家和對讀者的引導。雖然文學批評型別各樣、層次各一，但審美批評則是建立在審美基礎之上的基本的、基礎的、第一層次的批評。中國當代文學審美批評的缺失、不健全，恰恰應證了當前文學批評的“基礎設施”依然相當落後。縱觀當代中國文學批評，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主要有三種模式:一是功利主義的文學批評，包括社會批評、政治批評、倫理批評、歷史批評以及文化批評等，其特點是重視文學作品的內容，強調文學對社會的作用和意義;二是審美批評，其特點是重視文學作品的藝術形式，強調文學的審美性以及文學作品對人的美感作用;三是從西方學習和借鑑而來的各種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文學批評，包括諸如語義學、接受理論、讀者閱讀理論、闡釋學、符號學、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後殖民主義等。前兩者是傳統批評，第三種則是現代批評。當然，三者並不在同一邏輯層次上，現代文學批評具有極大包容性，它包含了傳統的審美批評和社會功利批評，比如象徵主義批評、意象派批評、形式主義批評、新批評、語義學批評、敘事學批評等就更接近審美批評，而精神分析批評、存在主義批評、荒誕派批評，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女權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後殖民主義批評則更接近於社會功利批評。

　　但是，現代文學批評中的審美傾向或者審美因素與傳統的審美批評有著本質的區別，同樣，現代批評中的社會批評傾向、因素與傳統的社會功利批評也有根本的不同，比如，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屬於傳統的社會歷史批評，而西方新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則屬於現代批評中的社會批評，二者之間既有相似性，但又具有觀念和方法等方面的深刻差異。再如語義學批評和傳統的語義分析，既有相似性，又有質的區別，它們實際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批評理念，也是以兩種完全不同的學科作為理論基礎，傳統的語義分析依託於語言學，而現代語義學批評則是“意義”詩學。所以上述關於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三種類型的劃分其實也是權宜之計。當前，社會文化批評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中佔絕對的優勢，是主流和主體，傳統悠久、體系嚴密，從方法到觀念都較為成熟，擁有廣泛的讀者群，認同度較高。審美批評雖然也有悠久的歷史，但其影響要小得多。其理論價值為大家所認同，而實際上它很難產生社會文化批評那樣廣泛的社會效應。而現代批評本質上是現代各種文學理論的衍生物，更多地是介紹、探討和闡釋，主要是理論探討，並沒有真正進入操作層面。主要是文學史研究和文學理論研究有些實驗性的運用，比如運用某種西方文學理論和方法重新評價文學史上的一些被忽略的作品，或者重新解讀一些經典作品。有人認為:“80年代中期以前，社會歷史批評在批評史上佔據著絕對權威的地位，構成主流批評樣態;在此後由於社會文化語境的轉型，前者失去了或部分失去了賴以生存發展的根基經濟基礎、意識形態，處於次要地位，新的批評形態如歷史文化批評、文化原型批評、文字語言批評、解構批評、新文化批評等，居於批評的主導地位。”①對此，我不敢苟同。在我看來，中國自近代以來，社會歷史批評一直居於主導地位，80年代是這樣，90年代、新世紀仍然是這樣。

　　二

　　沒有人會反對審美批評，源自對於審美批評的內涵、地位以及與其它批評之間關係的看法不同，因而存在爭議。我認為，審美批評和其它文學批評並不完全是同一層面上的，審美批評是一切文學批評的基礎，是其它文學批評顯在或者潛在的條件。只有審美批評健全和完善了，真正構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具有可操作性，變成思維性的東西，其它文學批評才可以真正建立起來。文學的本質是什麼?當然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有人說文學的本質就是審美，這當然是不準確的，因為文學顯然不只是審美，但另一方面，我們說審美是文學的基本特性這卻是沒有錯的。文學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文學性”，即泛審美性。前蘇聯美學家斯托洛維奇認為，藝術與其它形式的勞動最根本的區別就在於:“它不僅有意地創造審美價值，而且創造這種價值是藝術創作的基本任務”②。文學當然不只有審美性，它的其它特性包括思想性、歷史性，還有倫理、道德、友誼、愛情、時代、階級、民族、社會等，文學是人學，一切與人有關的東西都可以在文學中得到展示和表達，但無論是人性，還是思想，抑或情感，這一切都不能獨立於文字和文學而存在，都必須通過審美方式來完成，否則它稱不上文學，或者不成其為好的文學。魯迅曾引普列漢諾夫的觀點:“社會人之看事物和現象，最初是從功利底觀點的，到後來才移到審美底觀點去。”人“享樂著美的時候，雖然幾乎並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學底分析而被髮見。所以美底享樂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樂的根抵裡，倘不伏著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見得美了”①。的確，人們看事物和現象，首先是從功利的角度來看的，但僅只是從功利的角度來看，所看的物件並不能轉變成藝術的物件，於文學來說，一個作品如果只有功利性而無審美性，那麼它就不是文學作品。

　　從閱讀的角度來說，文學作品就是讓人獲得美的享受，而其它的受益則是深層次的或潛在的，需要通過理性分析才能夠認識到。對於文學來說，其思想性、社會歷史的價值和意義也非常重要。然而，文學中最重要的並非思想，而是思想的呈現，即作家通過文學的方式把思想充分地表達出來，從而對人對社會發揮作用，這一過程才是重中之重。此外，“真實性”、“歷史性”等都是文學的重要特性，但其重要性顯然不能和“文學性”相提並論。雖然恩格斯說巴爾扎克的小說所反映的現實比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價值，即便如此，任何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都不能以巴爾扎克小說所反映的生活來作為證據。同樣，歷史上也有一些作品在思想上成就突出，甚至比歷史和哲學更早地提出某些重大的思考，然而，在思想上，文學的作用和地位都非常有限。就真實性而言，文學不能和歷史相提並論;就深刻性來說，文學沒法與哲學相比。所以，真實性和思想性只是文學的必要條件而不是文學的充分條件，也可以說，文學不能是虛假的，不能沒有思想，但這與其說是文學的本質，還不如說是人的本質，因為真誠和思想也是人的原則和生活的原則。生存是人的第一要務，人本質上是功利的，但人在滿足了生存的同時，也會無功利目的地去審美，閱讀文學就是其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然而，很少有人是為了獲取知識而閱讀，更多的人衝著審美享受而閱讀。文學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給人故事的同時，作品的思想也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思想，給人知識和教益，很多讀者甚至最終忘記了審美和消遣娛樂的東西，而哲學和歷史卻在他們頭腦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象，正所謂“得魚忘筌”。所以，文學首先是文學，然後才是一定時期的社會精神和文化的反映和表現，沒有經過審美釀造的生活和思想無論多麼真實、深刻和豐富，都不過是生活的記錄和觀念的演繹，稱不上真正的文學。一部作品如果不真實，或在倫理道德上存在問題，當然不足以構成一部好作品。

　　然而有些作品，問題雖然很陳舊，思想上也缺乏建樹，但卻優美動人，這仍不失為優秀的文學作品。現代文學史上的沈從文、張愛玲，其思想的深度和廣度都非常有限，但這並不影響他們的文學史地位。再比如巴金，其思想非常簡單，道理也非常淺顯，但這並不影響他文學大師的地位。所以，文學在思想上的深度雖然重要，但是文學的重要作用是讓思想對讀者產生作用，而不是提出思想本身。既然審美是文學最重要的特徵，那麼審美批評對於文學批評來說就是不可或缺的;既然審美特性是文學的基礎特徵，其它特性都是建立審美的基礎上，那麼，審美批評對於文學批評來說就是首要的批評，其它文學批評都是建立在審美批評的基礎上。別林斯基曾說:“當一部作品經受不住美學的評論時，它就已經不值得歷史的批評了。”②就是說，文學批評首先是審美批評，然後才是其它批評。文學的審美性與歷史性是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其本身並沒有層次，但人對文學的認識和把握卻是可以從理論上分層的。有人說:“文學作品的閱讀是對審美物件的審美佔有，閱讀動機和期待，閱讀效果和作品價值的實現都是審美的，在低層次上是娛樂、消遣、解頤，在高層次上是品味人生，理解生活，陶冶情性，精神解脫和慰藉，淨化、提升人的靈魂境界。至於瞭解歷史事件，學習各種知識，認識時代面貌，掌握各種階級觀點，是審美的副產品，在本質上不是審美化的閱讀期待和閱讀效果。閱讀過程是審美化的。除了藝術傳達外，閱讀-審美欣賞是審美再創造的過程，它和寫作-審美創造過程中的經驗十分類似，同樣經歷審美感知、審美理解、審美想象、審美體驗等心理過程，最後把作品描寫的一切整合為審美意象。”③我認為，這種提法非常有道理。

　　今天提倡審美批評，這不僅是理論的問題，更是基於文學批評的現狀。基於當前文學史研究和審美批評的現狀，我本人也反對文學史書寫的“審美中心主義”①，非常贊同“不能用純審美標準重寫文學史”②的觀點。作為一種基礎批評，在很多文學批評中，文學批評家更多地關注文學作品中的真實性、思想性，在這些方面分析得頭頭是道，而對審美批評不屑一顧，成為直接跳過或撇開了審美批評的文學批評。實際上，沒有審美價值的文字作品，無論多麼深刻和真實，可以成為好的哲學作品或者歷史作品，但不可能是優秀的文學作品。“五四”時期至20世紀80年代，社會文化批評居於絕對的主導地位，這既有文學的原因，也有社會和文化的原因。當然那時現代傳媒尚不發達，文學是非常重要的大眾消閒方式，社會和文化都非常重視藉助文學來實現目的。比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胡適、魯迅等就期待藉助新文學運動來實現中國文化變革，從而推動社會變革乃至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變革。當時的知名作家憑藉其強大的號召力，創作了大量的兼具文化性和社會性的作品，啟蒙問題、國民性問題、救亡問題、人的問題、婦女問題、革命問題、農民和農村問題等等，社會思想文化中幾乎所有重大問題在文學中都有反應，很多問題甚至就是由文學發起和推動的。既然社會和文化問題是文學的焦點或者說亮點，那麼，文學批評中關注社會文化問題也就是非常自然的，這一創作背景也造就了地位顯赫、聲勢浩大、成就卓然的文學批評中的社會文化批評。

　　50年代之後相當長一段時期的中國文學可以說是高度政治化的，文學不僅是中國人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政治在文學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文學批評是政治批評模式，這同樣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那時的文學批評非常明確，就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有時甚至是政治標準唯一，而審美批評變得可有可無。這給中國當代文學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教訓深刻。8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的文學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文學上，當今可以說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90年代以前，一篇報告文學可以改變很多人的命運，可以對政府的決策都產生影響，但今天，報告文學甚至連主人公的命運都不能改變，相關部門完全可以對之置之不理，視而不見。有人認為文學在未來會消亡，這當然只是一種悲觀的看法或者預言，但在這個網路和電視取代文學作品的時代，80年代之前文學的那種崇高地位的確將難再現。除了一些通俗文學和型別文學以外，純文學的讀者非常少，而且越是優秀的文學讀者越少，沒有讀者自然也就談不上什麼影響。任何時代都有純文學，但今天的中國更接近純文學的時代，文學越來越迴歸本位，也即越來越回到文學本身，回到審美，文學的審美性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的本位和主體，雖然這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文學越來越邊緣化，但卻意味著文學越來越走上正常軌道，五四時期文學那種巨大的啟蒙意義，50年代之後巨大的政治效應都不再有了。文學變了，文學批評也應該相應地變化，今天，文學批評如果繼續沿襲那種文化模式、社會模式、政治模式，就是錯位的。

　　三

　　如何重建中國當代文學的審美批評?我認為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充分學習古今中外審美批評的經驗;二是在學習借鑑的基礎上，重新整合、豐富發展新的審美批評體系並使之系統化。其實，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審美批評是一種泛審美批評，即重文學性、藝術性的文學批評，在文學中地位顯耀。這種文學批評也高度重視作品中的社會、文化、思想、倫理道德等特性，但更強調其文學性，更關注文學的特性;在審美批評上，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也重視理論上的建構，但更重視實踐，更注重文字的把玩、品味和細讀。比如，“詩言志”、“詩緣情”、“興觀群怨”、“經國之大業”都可以說是典型的社會文化批評，《文心雕龍》從第六捲開始，基本上都是講文學的藝術性問題，屬於文學批評的審美範疇。可惜的是，中國古代像《文心雕龍》這樣體系化的、理論化的文學理論著作極為罕見，而大量的文學論著則是文學批評，比如“詩話”、“詞話”、“小說點評”、“賦話”、“文話”、“聯話”，黃霖先生還提出“句論”①的概念。這些“話”、“點評”等也提出了一些理論問題，也有對理論的探討，但更多地則是對作品的賞評，內容包括對作品的介紹、典故介紹、源流介紹，寫作技巧分析、風格分析、詞句分析、形象分析、意境分析等，表述多很簡單，也沒有什麼邏輯性，沒有過多的闡釋和論述，三言兩語有時甚至就是一個字，比如小說點評中的“好”、“妙”等，但這是建立在充分的對作品的品讀的基礎上，具有豐富的審美內涵。中國古代文學批評非常重視審美，有所謂“兩美”、“三美”、“四美”、“七美”、“十美”之說，對於作品的美也區分得非常細，比如“粹美”、“盛美”、“醇美”、“精美”、“健美”、“華美”、“秀美”、“高美”、“圓美”、“優美”、“壯美”、“清美”、“內美”、“外美”、“質美”、“和美”、“大美”、“真美”、“陰柔之美”、“陽剛之美”等，區分之細膩，這正說明中國古代審美批評的發達與成熟。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當然也重視真與善，並且真善是比審美更高的層次，社會批評和倫理批評不能脫離審美批評，它建立在對作品具體感悟、細讀的基礎之上。所以可以我們看到，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情”、“景”、“境”、“文”、“辭”、“意”、“韻”、“氣”、“趣”“味”、“象”、“形”、“神”等這些非常具體的、更強調藝術性的術語、概念構成了核心範疇。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非常重視寫作技巧、文學作品的形成過程、文學風格等具體問題的研究，重視對文字的品嚐和玩味，在充分欣賞的基礎上得出評價。在這一意義上，中國古代文學審美批評的術語、概念和範疇以及具體的操作模式都值得我們借鑑的主要資源。審美批評其實也是現代文學批評傳統。縱觀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自近代以來就產生了大量各種各樣的文學批評，總體上包括兩大體系，一是社會文化批評，其成就顯著，影響巨大，對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社會文化批評貫穿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始終，最早可以追溯到梁啟超，“五四”時期陳獨秀的文學批評就是典型的社會文化批評，此後，文學研究會的文學批評，創造社的文學批評，左翼文學批評，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延安文學批評、國統區胡風等人的文學批評等都可以說是社會文化批評。二是審美批評，雖然其地位不像社會文化批評那樣顯赫，但同樣影響巨大，成就非凡，也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健康發展。審美批評最早可以追溯到王國維，此後，周作人、廢名、朱光潛、李建吾、沈從文、林庚都是審美批評的代表人物，為中國現代文學審美批評的建構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從流派來看，“京派”和“新月社”的文學批評偏重於審美批評。現代文學審美批評雖然深受西方審美批評的影響，但它同時也對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總結，是建立在充分的文學創作實踐基礎上的，所以，中國現代審美批評具有雙重性，即兼具西方性和中國現代性，也兼具學習性和創新性，是一種既不同於西方審美批評，又不同於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新型審美批評。

　　在中國現代文學時期，社會文化批評和審美批評是互補的，社會文化批評是彰著和顯在的，而審美批評則似乎是低調而隱在的。如果我們把社會文化批評比作“花朵”，那麼審美批評就是“綠葉”，不僅只是“襯托”，更重要的是“扶持”和不可或缺，就現代時期的文學批評來說，正是審美批評成就了社會文化批評。對於文學來說，首先是審美的必備條件，然後才有可能追求更高的目標比如立人、改造國民性、思想啟蒙等，對於文學的評價和批評也是這樣，首先是對文學進行藝術上的判斷，在滿足了審美的要求之後，才有必要對文學進行社會思想文化的評判。事實上，現代文學時期，對於大多數文學批評家來說，審美批評和社會文化批評是絕難分開的，比如魯迅和郭沫若的文學批評，都是既重視審美批評又重視社會文化批評，只是有所側重而已。我把現代文學批評總體上分為審美批評與社會文化批評兩種型別只是理論上的大致區分而已。50年代之後，文學審美批評並沒有從理論上被否定，但事實上，在文學批評實踐中，政治批評具有絕對的權威地位，政治批評變成了文學批評的基礎，也可以說是優先的批評，審美批判反而可有可無。這完全違背了文學的基本原則和基本規律，教訓深刻。80年代中期以後，審美批評在理論上得到重視，有人主張恢復中國文學批評的審美傳統，但實際上，審美批評由於太瑣碎，太細緻，操作性不強，社會反響欠佳，所以並沒有得到廣泛的運用和推廣。80年代中期，真正得到恢復的是社會文化批評，與此相對應，受到衝擊的是政治批評。90年代之後，西方各種現代文學批評理論被介紹進來，這也大大沖淡和延緩了中國當代文學審美批評的重新建構。建立在審美批評基礎上的現代文學批評是成功的，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和進步都起積極的作用，而缺乏審美批評之基礎的文學政治批評則有很多經驗和教訓，這正好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了審美批評的重要性。今天我們重建中國當代文學審美批評，既要學習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正面經驗，也要學習當代文學批評的負面經驗。同時，建構中國當代文學審美批評還需要充分借鑑和吸收西方現代各種文學批評的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在西方，審美批評是正統的文學批評，現已發展得相當完善。20世紀，審美批評與各種現代批評相結合從而產生了很多新質素。比如俄國形式主義從語言的角度重新研究文學，對文學的審美本質提出了新的觀點，他們認為，文學的根本目的不在審美目的，而在審美過程。

　　日常生活中人們對事物的感知是自動感知，而文學的感知則是審美感知，實現自動感知向審美感知轉化的手段是“陌生化”，作家應該儘可能延長人們對事物的審美感知的過程。俄國形式主義文學批評非常重視從語言、形式、美感的角度來分析和評價文學作品，有很多精湛的文學批評，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再比如英美新批評，非常重視對作品的細讀。瑞恰茲認為，詩歌語言是一種情感語言，而科學語言是一種符號語言。布魯克斯認為，文學批評只應當關心文學作品本身。文學語言與非文學語言的一個重要的不同就是，文學語言常常具有反常規性，詩意常常是在詞語的不協調和碰撞中產生的。韋勒克把文學研究分為“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認為文學研究的出發點是分析和解釋作品本身。他也非常強調文學語言與科學語言之間的區別，他認為文學語言具有歧義性、暗示性、情感性、象徵性等特點。新批評對文學作品的具體細讀，對文學語言與非文學語言的仔細甄別，可以說是非常具體的審美批評。其它西方文論如原型批評、意象批評、語義學批評、女性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表現理論、敘事理論、後殖民主義批評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審美批評的因素，都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充分學習和借鑑古今中外文論的審美論對於建構中國當代文學審美批評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則是在充分吸收的基礎上融會貫通，建構中國當代文學審美批評一方面要整合各種審美批評的理論，另一方面則要發展，從而建構完整的、體系化、具有操作性的批評理論與實踐。我認為，審美批評本質上是作品批評，是對作品從藝術即審美的角度進行分析與評價，對於中國當代文學來說，重要的不是建構抽象的審美批評理論，而是探尋具體的作品分析的理論與方法及其途徑，純粹審美理論屬於美學理論範疇，而審美批評則是實踐範疇。大致來說，我認為，審美批評要對這樣一些問題進行系統性的綜合、歸納、整理以及更細緻、更深入的研究。

　　一、文學的審美特徵問題，包括審美意蘊、審美感覺、審美知覺、審美認識、審美情感、審美理想以及審美風格上的悲劇、喜劇、優美、崇高、卑下、莊嚴、可愛、詼諧、幽默等，這些都屬於美學範疇，但卻是文學審美批評的基礎，所以一方面需要清理、借鑑，更重要的是具體化，比如崇高在各種文體中是如何表現的?卑下的審美情感與日常情感有何區別?審美感知和認識與日常感知和認識有什麼不同?我相信這種具體研究對文學的審美批評是非常有實踐意義的。

　　二、文學呈現方式問題，包括寫實、理想、變形、象徵、誇張、荒誕等，特別是對於敘事性文學作品來說，這些呈現方式對其審美特性具有重要的影響。過去，我們對於現實生活與審美、理想與審美之間的關係研究得比較多，但對於現代文學中的荒誕、變形文學方式的審美研究還很薄弱，荒誕如何具有審美價值?變形如何具有審美價值?文學理論界和文學批評界都缺乏充分而有效的研究。

　　三、文學技巧問題，包括敘事、描寫、抒情、議論、反諷、佈局、篇章結構、線索、時間、空間、修辭等。其實，作家是非常重視寫作技巧的，作品的好壞，從作家的角度來看，主要是技巧的問題。同樣的材料，同樣的內容，寫作的方式不同，其審美價值也是不同的。讀者有時只看到了文學作品中的內容，只是憑綜合感覺感受到了作品的美，而忽略了作家的寫作技巧，其實，內容也好，美也好，都與作家的寫作技巧有關，文學批評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揭示作家寫作技巧與文學審美之間的關係。敘事如何產生美?修辭如何產生美?反諷如何產生美?我認為這些都文學審美批評的基本問題。

　　四、文體問題，主要是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四大文體。傳統的文體比較單純，而現代文體則出現了新的審美趨向，除了交叉融合比如“詩化小說”、“詩劇”、“散文詩”等以外，更重要的是各種文體都出現了新的發展，出現了“變體”，出現各種與傳統文體迥異的文體，比如“情景劇”、“荒誕劇”，“新小說”、“意識流小說”以及各種後現代主義小說、後現代主義詩歌、後現代主義戲劇等，它們在審美原則和審美追求上與傳統的小說、詩歌和戲劇有根本性的不同。事實上，文體也具有審美性，不同的文體具有不同的審美價值。具體諸如人物、典型、情節、情境、衝突、意境、意象等如何構成?如何具有審美性?過去的文學批評對於這些問題的處理是非常簡化的，缺乏更深入的分析和剖析。

　　五、語言文字問題，主要是字、詞、句、段落、篇章、語音、音調和節奏等問題。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的“文學性”或者說審美性就表現在語言的表述之中，文學語言與科學語言和日常語言的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詩性”，文學語言更注重修辭、旋律和節奏，更注重形象，那麼，文學語言的“詩性”是通過字詞句章表現出來，這同樣需要進行認真細緻的研究。當然，重建中國當代文學的審美批評，將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但作為文學研究領域的一項迫切任務，不論是對於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來說，還是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來說，審美批評的重建都是一項緊迫而關鍵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