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論文

　　文學研究是一項複合型的工作,它除了要研究文學和文學所涉及的若干方面之外,本身也包含了若干方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考。

　　範文一：文學研究中語言問題研究

　　摘要：在文學翻譯、文學理論和文學中，語言都是一個關鍵因素。傳統的語言觀對我國的文學研究造成了一定的桎梏，只能從語言形式方面來對文學進行研究，從而難以深入文學的根本。本文對文學研究中的語言問題進行了簡要的分析，並探討了上世紀90年代之後文學研究中文學語言問題的突破，以及當前文學研究中仍然存在的語言問題。

　　關鍵詞：語言問題;文學研究;文學翻譯

　　從語言的角度來對文學進行研究是最為主要的文學研究內容，也是文學研究的本質。語言關係到文學理論中的風格、抒情、敘述、意境、典型、文體、文學性、審美、形象、意識形態、形式、思想等等。語言也是翻譯的本質問題，只有從語言的角度來對我文學及其研究才能對其本真性進行深刻的認識。因此對文學研究中的語言問題進行思考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1文學研究中語言問題的表現

　　語言是翻譯文學、文學理論、文學史發展的重要表象和標誌，但是語言也對翻譯文學、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的發展造成了一定的制約。我國的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在語言方面具有明顯的不同，這不僅體現在外形上的差異，更體現在審美、品格和型別方面的深層差異。儘管二者同屬於漢語文學，事實上卻隸屬於兩種不同型別的文學。古代作為口語的白話文與現代漢語中的白話文形式仍然具有本質的區別，現代漢語的白話文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詞語，包括科技詞語和思想文化詞語，形成了既不同於西方語言體系、也不同於中國古代語言體系的語言體系。可以說現代漢語整合了西方語言的漢語翻譯形態、文言文和古代白話語口語，既具有中國性又具有西方性。從現代漢語的現代性可以找到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原因[1]。從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以來，文學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語言，語言對文學形式的發展起到了影響和制約的作用，同時也對文學中的思想內容的演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白話文運動之後出現了語言歐化和國語問題，30年代出現了文學通俗化問題，40年代出現了文學民族化問題，50年代出現了民歌運動，80年代出現了新名詞的大爆炸，90年代出現了網路語言對文學語言的衝擊。在新文學的基礎上建立了國語，而國語的推廣又對新文學的地位進行了鞏固。因此我國的基本文學型別就是以現代漢語為語言形式的新文學。以20年代的漢語歐化問題為例，表面上是語言形式的歐化，而深層卻是詞彙的歐化，是西方思想性詞語進入了漢語形態，這體現出了中國思想文化受到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響，同時也體現出了西方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之間的密切聯絡。文學翻譯對中國文論和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通過翻譯能夠將西方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轉變成為漢語形態，但是在對精神文化進行轉換時仍然會遇到很多問題，體現出意義的誤解和偏離。

　　2上世紀90年代文學研究中文學語言問題的突破

　　上世紀90年代之前，文學語言問題的研究主要侷限在形式方面，這是受到了當時的學術方法和哲學觀念的影響，形成了語言工具觀，也就是將事物區分為兩個方面：形式與內容。馬克思認為內容與形式相互依存，形式是事物的外在，內容是事物的內在，然而內容仍然高於形式。以此來劃分，文學可以分為藝術形式和思想兩個層面，語言明顯屬於形式，只能從屬於思想。這也是90年代以前文學語言研究難以取得突破的深層次原因。90年代以來，很多的西方的理論和思想學說進入中國，深刻地影響了我國的文學語言研究，其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翻譯理論。在90年代之後翻譯學成為顯學，文化因素在翻譯研究中被逐漸凸顯。受到美國翻譯理論家韋努蒂和奈達的影響，翻譯不僅要掌握兩種語言，還要了解相關的文化。由於語言和文化具有差異性，對應的直譯是不可能存在的。文學中大量應用的形象化語言很難在另一種語言中得到對應。因此90年代以來翻譯研究的關鍵詞主要體現在理解、政治、文化、語言等方面。②文學理論。90年代以來，具有現代傾向的文學理論對我國的文學理論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解構主義、解釋學、符號學理論、現象學文學批評等等，其均強調語義分析和語言的重要性，認為思想內容研究並非文學研究的重點，文學研究的重點應該是語言研究。③語言哲學。語言哲學是一門交叉學科，語言哲學對我國的學術模式和傳統觀念進行了很大的顛覆，對思想與語言的關係、人與語言的關係、語言的意義和語言的本質進行了重新定義。④現代語言學理論。與傳統語言學不同的是，現代語言學更加關注語言和現實的關係，包括語言與思維、語言與認識、語言與文化、語言與心理的關係[2]。

　　3當前語言視角的文學研究存在的問題

　　為了繼續推動文學史研究和文學理論研究的縱深發展，必須從語言的角度來對文學理論和文學進行研究，從這方面來看，文學理論研究和文學人就仍然具有非常廣闊的學術前景。當前語言視角的文學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值得進一步的深入研究與探討。①文學語言問題的理論問題，研究和史實清理還有待進一步的深入，例如語言變革和文字改革之間的關係及其對現代文學產生的影響、新文學運動受到“五四”白話文的理論與實踐的影響、近代文學與晚清白話文運動的關係、文學通俗化受到大眾語言運動的歷史影響等等。②以文學理論關鍵詞研究、文學話語研究為主的文學問題，以及思想層面的語言研究還有待進一步的深入。儘管90年代以來該方面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較大的突破，但是仍然有繼續探索的必要。例如點評式、感悟式的文學批評在我國古代文學批評中的應用，論證、邏輯的方式在西方現代文論中的應用，這兩種現象所體現的中西方文論不同的話語方式。③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意義及其受到翻譯文學的影響。翻譯文學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與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應該對這種影響的實現途徑和過程進行深入的研究。

　　4結語

　　本文對文學研究中的語言問題進行了簡要的論述與思考，文學研究中的語言問題還值得進一步深入挖掘與探索。儘管90年代以來我國在該問題上已經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特別是在學術模式和學術方法上均有創新。但是文學視角的文學研究在理論方法、史實清理等方面仍然有待更加細緻和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張法.“文藝”一詞的產生、流衍和意義[J].文藝研究.201205

　　[2]楊鋮.文學現代性框架內的夢境敘事研究[J].法國研究.201104

　　範文二：草原文化與元代文學研究

　　[摘要]

　　以往有關草原文化與元代文學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草原文化研究、多民族文化文學關係研究、元代蒙古族文學研究、元代草原地區文學研究。其中具有重大理論價值和方法論價值的主要有扎拉嘎的“平行哲學”理論、楊義的“活力邊緣說”、臺灣學者蕭啟慶的多族士人圈。本文通過綜述這些成果，以期突出該領域研究的重要性，突出重要研究成果的指導性價值。

　　[關鍵詞]草原文化;元代文學;平行哲學;活力邊緣說;研究綜述

　　在中國文學史上，元代文學是特殊的也是複雜的。這種文學上的特殊和複雜，根源於元代文化的特殊和複雜。元代是草原文化、農耕文化、西域商業文明的多元衝突融合後形成的多元一體文化。這對元代文人、社會、政治秩序、文化、藝術等都具有重大影響。但是在這個多元一體的新的文化體系中，政治上處於統治地位的蒙古民族及其代表的草原文化，到底佔據什麼位置?它對元代文學創作產生哪些重要影響?是這一課題需要面對的。而從草原文化視角考察元代文學相比於中國古代文學傳統出現的新變化，以及對文學傳統繼承延續性問題，也是元代文學研究的重大課題，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意義。目前學界對這一課題的直接研究，還沒有出現專門的論著，但已有單篇論文出現。雖然如此，間接研究成果不少，這些成果雖然還處於理論的探索和闡釋的嘗試階段，卻對元代文學、草原文化精神、蒙古民族文化品格等研究帶來了研究理論、研究方法、研究路徑上的探索，並具有可廣泛運用的價值。因此，本文通過對以往研究中涉及草原文化與元代文學關係研究現狀進行綜述，以突出其中具有重大理論價值和方法論價值的成果。對元代文學出現的“新質”，元明清時期史家、文人即有一些表述，並與蒙古民族統治相聯絡。20世紀三四十年代伴隨著蒙古學的逐步興起，越來越受到學界關注，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總體來看，以往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草原文化研究、多民族文化關係理論及蒙漢民族文學關係研究、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上京紀行詩研究等四個方面。

　　一、對草原文化的研究

　　在過去的很長時間裡，由於“中心文化”觀念的盛行，作為人類文化樣式之一的草原文化被定義為“野蠻文化”，遊牧民族被認定為“蠻族”，是“征服者”“侵略者”“破壞者”。這影響了人們對草原文化的研究態度、研究視野和研究結論。從全球範圍來看，對草原文化的研究都是遠遠遲滯於草原文化在人類發展史上的貢獻和地位的。正如南開大學教授、博導陳巴特爾所評論的那樣，縱觀我國草原文化研究的成果，呈現“三重三輕”的特點，即在研究主題上，比較重視草原文化的內涵與特質等靜態因素的探討，相對忽視草原文化在族際交往和跨文化互動中的變化等動態因素的研究;在研究視閾域上，重視我國北方草原文化的研究，尤其是關注草原文化在中華文明中的作用，相對忽視世界上其他區域的草原文化研究，對全球背景下草原遊牧文化及其演變的巨集觀把握和綜合研究正規化上，比較重視理論思辨、歷史描述與現實對策研究，缺乏多學科及跨學科的綜合性與系統性研究。①雖然還存在一些有待改進的問題，卻不能因此否定以往豐碩的成果，尤其是近幾年“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的啟動，從歷史學、文化學、民族學、民俗學、經濟學、考古學等學術視角對草原文化進行了多角度、多層次的研究。有《崇尚自然踐行開放恪守信義———草原文化核心理念》②、《蒙古族文化與草原文化關係研究》③、《遊牧文化與草原文化關係研究》、《草原文化的歷史整合———一論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與作用》④等多篇系列論文的發表，提出和闡釋了“崇尚自然、踐行開放、恪守信義”的草原文化核心理念，辯析了民族文化與草原文化、草原文化與遊牧文化的關係，對草原文化的現代轉型和傳承，對草原文化所涵蓋的其他文化事項的研究等。論文集、資料類編著也有一些，如《草原文化研究資料選編》《元代集》等，也都對草原文化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助作用。對草原文化研究的精深與否，直接關係著元代文學特殊性研究的深入與否。就目前對草原文化研究的現狀來看，還需要學界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投入，正如陳巴特爾在《反思與構建：全球視野下的草原文化》中所說，還需要運用新方法、新理論進行新的研究路徑的探討，需要與世界文明聯絡起來，從更大的文化背景給予關注。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其內，從豐富的文獻中挖掘典型的、有價值的資料，以翔實的文獻作支撐，將研究落在實處。

　　二、對多民族文化關係理論、蒙漢民族文學關係的研究

　　這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引起學界研究興趣的，進入21世紀有了深入的探討，並建立一套多民族文化關係理論，伴隨而生的是多民族文學關係理論。這方面的代表主要有扎拉嘎、楊義、臺灣學者蕭啟慶。社科院扎拉嘎建立了民族文化關係的文化哲學理論體系，即平行哲學，並將文學運用其中。2005年《中國各民族文學關係研究》⑤是其代表作，認為各民族間的文化影響是雙向互動的，遵循著平行哲學，並認為元代文學也是如此，原有的中原文學受到草原文化的影響，遊牧民族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針對元代文學受草原文化的影響，在《遊牧文化影響下中國文學在元代的歷史變遷———兼論接受群體之結構變化與文學發展的關係》⑥中有集中的闡述。該文主要從接受群體之結構變化與文學發展關係的角度，探討了遊牧文化對元代文學發生的多重影響。認為中國古代文學在元代之前和元代之後的根本性變化，與遊牧文化南下造成的元代文學接受群體的結構變化有密切關係。蒙古民族文學由口頭文學發展到書面文學，並在雅俗文學間並行發展，是中原文化的影響起到重大作用。並提出元代在蒙古遊牧文化影響之下，中原封建傳統思想受到巨大沖擊，從而出現了一個相對自由的思想，在宗教信仰、風俗文化、倫理教化、女性規約、刑法、意識形態等方面都有所表現，這些都與蒙古民族文化品格有關，而這恰恰是元代文學的隱逸主題、追求自由精神等特徵出現的主要社會環境。本世紀初，社科院楊義提出“重繪中國文學地圖”，在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2007年他在《重繪中國文學地圖通釋》⑦第一次完整而清晰地對此命題的文化根據和學理構成進行了闡釋，提出“一綱三目四境”的研究宗旨，在“大文學觀”的前提下，對重繪中國文學地圖與中國文學的民族學、地理學、文化學、圖志學的關係作了系統的梳理，其理論方法的核心即“打通”。談到遊牧文化政權下的文學時，楊義以元代文學為例，從“漢化一胡化”的不同民族文化的雙向互動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角度，探討元代漢族與蒙古色目邊塞詩在審美風格和詩人情感不同。認為中原人士與蒙古色目人士的主客位置的變換，改造了邊塞詩的內質和情調，為此類詩歌及元代詩歌審美風格的變化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視角。這在其2013年的《文學地理學會通》⑧中也進一步有論述。另外，楊義還提出了“邊緣活力說”的文化理論，也引起很大反響。“活力邊緣說”是為了完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動力學系統而提出的，也是在反思、批判和超越文化“中原中心論”的基礎上形成的。“中原中心論”在強調中原文化率先發展之時，總是帶有某種“唯我正統”的優越感和傲慢感，忽視或漠視邊遠少數民族的豐富多彩的創造，忽視或漠視邊遠文化生氣勃勃的反向影響力。他認為當中原的正統文化在精密的建構中趨於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時候，存在於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邊緣文化就對之發起新的挑戰，注入一種為教條模式難以約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鮮思維，突破原有的僵局，使整個文明的動力學系統重新煥發生機，在新的歷史臺階上出現新一輪的接納、排斥、重組和融合的生命過程。並認為我們研究的北方民族政權下的文學，就是中原文學與邊緣文學碰撞融合的極好範例，是遊牧文明與農業文明衝突、互補、重組、昇華而得到的審美結晶體。近二十年臺灣學者蕭啟慶對元代漢文化之延續、影響及多族士人文化活動的研究給予極大關注。作者從蒙元時期的多民族文化交流角度，進行了多族士人文化圈及文化互動的研究，具體考察了元代的儒戶、國子學、科舉與菁英流動、江南士大夫家族等重大問題，這體現在其論著《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⑨。《內北國而外中國》⑩一書考察了蒙元支配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影響，元朝的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蒙古人的漢學及漢化，認為在元代特殊的文化社會中，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是蒙漢文化群體意識凌駕於族群意識的產物，並考察了大蒙古國的國子學，認為這是蒙漢菁英涵化的濫觴。這在研究方法和結論上都都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這些成果，既具有理論構建價值，又具有研究方法意義，是在當前該領域研究中處於前沿。

　　三、對元代蒙古族文學的研究

　　對元代蒙古族文學的研究，既是蒙古民族文學，也是蒙元文學研究的產物。這方面的研究基本起步於20世紀60年代，當時內蒙古、新疆等民族地區的研究者開始致力於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包括對元代、蒙古族文學的研究，並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元代少數民族詩選》瑏瑡?《北方民族文學與中華文化》瑏?瑢。90年代以後研究漸成規模，對元代蒙古族文學家及其創作的研究主要有中央民大雲峰、中國社科出版社的顧世寶。雲峰的系列論著有《蒙漢文學交流側面觀》1992、《元代蒙漢文學關係研究》2005、《民族文化交融與元代詩歌研究》2013、《民族文化交融與文學研究論稿》2015等，其中《民族文化交融與元代詩歌研究》是雲峰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的整合和深入，是其代表性的論著。全書分為四編，包括緒論，少數民族詩人及其漢文詩歌創作研究，描寫北部邊疆自然風光及少數民族生活習俗等詩歌研究，多民族文人的雅集聚會、酬唱交往等詩歌創作研究。所論囊括了蒙古族、回族、契丹、女真、唐兀、畏兀兒等族詩人及創作，伯顏、泰不華、蒙古帝王、楊維楨、高克恭、馬祖常、乃賢、丁鶴年等漢文詩歌創作，扈從詩，玉山雅集、魯國大長公主天慶寺雅集、玄沙寺雅集聚會、多民族文人唱和活動進行考察。雲峰的有關蒙漢文學關係研究，以覆蓋面廣、涉及詩人的民族數量眾多、側重少數民族文人的漢文創作為主要特點。這些研究，為理論學說的提出提供了大量的有價值的文學現象。2012年，顧世寶《蒙元時代的蒙古族文學家》將元代蒙古族文學家分為前後兩期，論及前期文學家伯顏、郝天挺、孛羅御史、曲家阿魯威、詞家童童、詩人泰不華、月魯不花。後期蒙古族詩人群體所論涉及達普化、聶鏞、察伋、凱烈拔實、答祿與權、楊納等，以及元代蒙古族散文作家群體、蒙古族帝王詩人等都進行了考察。這是對元代蒙古族文學家的一次全方位的掃描，論述所及詩文詞曲各體，展示了元代蒙古族文學家的全貌。對蒙古族文學的研究，還不同程度地在文學史、其他論著中有所涉及，如鄧紹基《元代文學史》1991、張晶《遼金元文學詩歌史論》1995、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三卷，1999、李修生《元雜劇史》2002、高益榮《元雜劇的文化精神闡釋》陝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田同旭《元雜劇通論》2007、王韶華《元代題畫詩研究》2010等。

　　四、對元代草原地區文學創作的研究

　　元代實行兩都制，有大都和上都，每年四五月間皇帝巡幸上都，在上都的時間近半年之久。伴隨著文人扈從以及大量文人的遊歷上都，有關兩都之間、上都的文學創作豐富起來，且由於上都的政治中心而形成了一個文學活動中心。這個區域空間過居庸關以北就是古代的北方民族生活地區，而上都在今內蒙古錫林郭勒，在元代是草原都城。對草原地區文學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對上京紀行詩的研究上。過去對上京紀行詩研究主要有兩種研究路數：一是直接對上京紀行詩中的蒙古民族的民俗史料價值研究，一是對上京紀行詩文學審美的探討。史學界對上都歷史文化的考證大量使用了詠上都的詩文，注重史料價值的挖掘。1984年葉新民《從元人詠上都詩看灤陽風情》是第一篇專門研究有關上都詩歌的學術論文，並從此開創了此類研究正規化。葉先生在文中認為這些詩歌所描寫的上都的自然風光、物產資源、民情風俗、宮廷禮儀、典章制度、宮殿樓閣、宗教文化以及祭祀狩獵、詐馬宴、遊皇城等生動地展現了上都的歷史風貌。這在其後來的論著《元上都研究》瑏瑣?也有更全面的論述。按照這一研究路數，近三十年的時間誕生了大量的單篇論文，沿著這一研究路數，近三十年的時間誕生了大量的單篇論文和學位論文。以劉巨集英《上京紀行詩研究》瑏?瑤、娜布其《元代反應蒙古族生活的扈從詩研究》瑏?瑥以及楊富有的系列論文為代表。這類研究為最初引起學界的關注起到了積極的引領作用，但是側重於把詩文當作歷史文獻在內容上進行歸納、總結的研究做法，不利於文學獨立性的研究，也不會真正推進文學作品研究的進一步深入。20世紀學界多將上京紀行詩歸為邊塞詩、山水詩，還賦予其更多的稱謂，如扈從詩、域外風情詩、紀行詩等。這些概念大多使用模糊，很少對範疇進行界定。直到2003年楊鐮《元詩史》對“上京紀行詩”概念的使用和界定，學界現在基本通用“上京紀行詩”概念。這些成果都是論文，數量較多，內容駁雜，研究視角和研究內容主要有以下幾種：比較的研究方法和視角，主要有歷時性比較和對詩歌主題、意象的橫向比較。歷時性比較研究，與唐代邊塞詩、山水詩的比較為多，或者將之納入到邊塞詩、山水詩的發展史中，從詩歌發展史的角度運用對比方法對詩歌進行內容、藝術、情感上的分析，總結元代邊塞詩的特徵，並認為是唐宋到明清邊塞詩發展中的一環。如林邦鈞《元詩特點概述》、閻福玲《論元代邊塞詩創作及特色》、郭小轉《多元文化背景中元代邊塞詩的發展》等。對李陵臺、昭君墓、長城、居庸關等詩歌主題意象的橫向比較研究。如張文德《王昭君故事傳承與嬗變》、丁國祥《論元詩對蘇武李陵的解析》《王昭君：元代詩人比照的特殊座標》、陳思路的碩士論文《“昭君出塞”在元明清時期的文學講述》、王頲《李陵臺及元人專題詩》等，這類研究將元詩中大量出現的昭君、蘇李形象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或者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考察其在元代的主題變化，或者從詩人的民族身份和政治身份角度，分析元詩出現的對李陵同情、惋惜、譴責的民族立場和政治立場的因素。還有運用地理文化學、文學地理學等理論的研究。如臺灣學者李嘉瑜的《虛擬的懷古場所，真實的身體記憶-上京紀行詩中的李陵臺書寫》《關於上京紀行詩書寫者身分認同之辨析》等系列文章，這類研究將考察的物件，即作為文化符號和地標的上都、李陵臺、長城、居庸關等放置在地理文化學理論架構中，對作品進行內容和形式的解構，探討它們在元代文人中的構型以及如何進行文學構型的問題。這是運用新理論、新思路解決此類問題，給人以新意，在具體意象上做深入的文化剖析，但從結論上看並沒有更深入地突破以往。將上京紀行詩研究推向較深入層面研究的是：李軍的《論元代的上京紀行詩》，第一次結合社會時代背景，對繁榮的原因、詩歌價值、詩歌特徵論述。此後邱江寧的《奎章閣文人群體與元代中期文學研究》更加全面深入，提出“南人作北風”是奎章閣文人群體在元代中期南北融合過程中的南方文士的典範之作。從文人的求仕、觀光國度理念的“人”層面以及上都的政治地位、文人扈從的“制度層面”論及上京紀行詩的繁榮，並對詩歌內容、“南人作北風”詩史意義作出闡釋。查洪德《元代詩學通論》在論述遊歷與文學的關係時，指出上京紀行詩的產生與元代的遊歷之風有很大關係，並指出上京紀行詩概念及其研究範疇還存在問題，需要解決。上京紀行詩研究已經成為學界的一個熱點，在上京紀行詩繁榮的原因、題材內容、藝術風格、詩史意義等方面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討，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但也不難發現，還存在很多問題。如對曾使用的不同概念的辨析、產生和繁榮的原因、文學活動及創作等都存在很多細緻的問題。在研究方法和路徑上，都將上京紀行詩作為一個整體對其進行較為靜態的關照，既缺乏對重要作家的個案研究，也缺乏一種更巨集觀的、動態的視角，應將其納入元代歷史發展的大潮流、文人的活動和文壇發展的大事件、多元文化一體的大文化背景、草原文化地域場中，對其進行動態的把握和巨集觀的研究。元代特殊的文化精神造就了元代特殊的文學，從草原文化的視角關注元代文學，探討元代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變遷，及其所起的作用，還原元代文學的歷史地位，是一種可行的研究路徑。對草原文化的深入挖掘，也是元代文化、元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註釋]

　　①陳巴特爾、雷繼紅：《反思與構建：全球視野下的草原文化》，載巴登尼瑪：《多元文化與教育》第3輯，巴蜀書社，2013年版，第268頁。

　　②“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研究”課題組：《崇尚自然踐行開放恪守信義———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內蒙古日報，2008年10月8日。

　　③“蒙古族文化與草原文化關係研究”課題組：《蒙古族文化與草原文化關係研究》，《實踐》思想理論版，2010年第1期。

　　④“草原文化研究”課題組：《草原文化的歷史整合———一論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與作用實踐》思想理論版，2010年第11期。

　　⑤郎纓、扎拉嘎：《中國各民族文學關係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⑥扎拉嘎：《遊牧文化影響下中國文學在元代的歷史變遷———兼論接受群體之結構變化與文學發展的關係》，《文學遺產》，2002年第5期。

　　⑦楊義：《重繪中國文學地圖通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

　　⑧楊義：《文學地理學會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

　　⑨蕭啟慶：《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版。

　　⑩蕭啟慶：《內北國而外中國》，中華書局，2007年版。瑏瑡?王叔磐：《元代少數民族詩選》，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瑏瑢?北方民族文學與中華文化課題組：《北方民族文學與中華文化》，內蒙古社會科學雜誌社，版。瑏瑣?葉新民：《元上都研究》，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瑏瑤?劉巨集英：《上京紀行詩研究》，中國社科院博士論文，2009年。瑏瑥?娜布其：《元代反應蒙古族生活的扈從詩研究》，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