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際論文

　　跨文化交際能力是語言交際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是英語教學的重中之重。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考。

　　篇一

　　《 中國電視劇的跨文化傳播 》

　　作為聲音與影像相結合的藝術，電視劇在全球化領域下的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不容小覷。隨著資訊全球化趨勢的不斷深入，來自國外的電視劇通過各種傳播渠道逐漸走入我國文化市場。全球化趨勢的加深必然導致來自不同國家、地區、民族的文化碰撞與融合，就當下形勢而言，這種衝突更多地表現為文化強勢一方對弱勢一方的侵襲，巧妙的文化傳播形勢無疑能夠推動侵襲的成功。憑藉著戲劇化的懸念設定、緊張快速的情節發展、複雜多樣的人物性格，美劇在我國擁有著頗為廣泛、高階與精英化的受眾群體，而美劇在我國實現的跨文化傳播無疑證明了美國文化輸出方式的卓越。國產電視劇應以促進民族文化的全球性傳播和增強國家文化實力為出發點，對美劇的跨文化傳播予以分析、學習和借鑑，在正確認識自身的基礎上取長補短，力爭在國際文化市場中的優勢地位。

　　一、美劇傳播成功的深層因素

　　文化，具有著開放與多元的性質，不同國家、民族乃至個體的相互交流都必然導致不同文化間的碰撞和融合。由此可見，文化的國際傳播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在全球化趨勢日益深入的當下，各國家、民族都在努力推動著自身文化實力的提升，尋求著將自身文化推向世界的方法。作為美國文化傳播的有效方式和良好途徑，美劇在我國得以廣泛傳播有著各方面的深層因素。首先是文化語境方面的優勢。全球範圍內各個國家、地區、民族的文化被分為高、低語境文化兩種不同類別，其中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東方國家屬於前者，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則歸屬於後者。

　　在高語境文化的社會背景下，社會成員的相互交流具有間接和隱晦的特點，而低語境文化社會背景下的社會成員相互間的資訊傳遞則更加直接、明朗①。當下，我國已經步入快節奏發展階段，社會環境的變化導致社會成員愈加樂於直抒胸臆，而具有直接、明朗表達和交流等特點的美劇也就自然擁有了文化上的傳播優勢。

　　同時，美劇涉及的主題大都較為虛幻，諸如科幻、罪案、喜劇等同現實生活並無緊密關聯，加之中美之間人民生活環境的較大差異，導致我國觀眾在觀看美劇的過程中始終處於超脫現實的欣賞位置，並因其主觀判斷與現實功利色彩的脫節，能夠保持更加寬容的態度，遊戲性、體驗性的觀看在很大程度上消磨了異質文化傳播可能產生的衝突和碰撞，使突破文化屏障的跨文化傳播得以順利進行。

　　其次是發達國家文化影響力的優勢。在當下的國際環境中，一國的政治、經濟實力乃至綜合國力高低與其文化優劣並不直接相關，然而在市場競爭力以及文化受眾者的“弱勢崇拜”心理等因素的作用下，發達國家的文化傳播相比較發展中國家無疑更具優勢。在物質生活水平越來越高的當代中國社會，美劇從各種不同角度向中國受眾群體展示了美國資產階級物質生活的優越，觀眾的精神需求在觀劇想象中得到了極大滿足，跨文化傳播由此得以順利實現②。

　　二、國產劇跨文化傳播機遇及挑戰

　　就當下形勢來看，國產電視劇在國際的文化傳播面臨的機遇主要包括：首先，中國的民族文化在世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在全球化趨勢深入的推動作用下，全球各個國家及地區之間，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還是在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絡，呈現出多極化發展的趨勢。作為逐漸興起的大國，中國在成為國際重要力量的同時獲得了世界其他國家從政治、經濟到文化、科技的多方面關注。其次，中華文化對人類社會的進步意義逐漸展現。

　　近現代社會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構建起以法治、競爭、民主、契約、理性、誠信及個人價值等為主要框架的思想價值系統，對其社會進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發展至今，在這些思想中也顯現出了諸如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道德滑坡、過度商業化和娛樂化等多方面社會問題，而中華文化中對和諧、道德、集體主義等因素的強調對上述社會問題的解決有著重要的借鑑意義。

　　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將目光轉向中國傳統文化，進而帶動了國際社會對中華文化的關注。相對而言，其必須面臨的挑戰如下：首先是背景文化不同導致的精神需求不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電視受眾群體在審美愛好、文化心理等多方面各有差異，其電視劇製作風格也千差萬別，例如韓劇大都關注男女情感或家庭生活，節奏緩慢;美劇題材涉及廣泛，節奏緊湊出人意料;國產劇則更具有濃厚的教育意味。

　　而要推動國產電視劇實現成功的跨文化傳播就需要了解受眾者的精神需求、審美傾向等，借鑑當地電視劇創作風格，學習並吸收有益因素，製作能夠符合國際受眾喜好而不乏中國民族文化色彩的電視劇作品。其次是電視劇對民族文化的展現。只有能充分展現民族文化的電視劇，才能真正具備獨特的民族藝術魅力，能代表我國實現在國際的傳播。

　　中華民族文化豐富且厚重，如何通過聲、畫等具象表現方式傳遞諸如“仁愛”、“中庸”等深層次、抽象化的文化理念，就成為了國產電視劇必須著重考慮的問題。第三是高低不同文化語境下的交流和傳播方式差異。正如前文提及的，處於高文化語境下的中國，其電視劇在製作過程中更傾向於使用較為簡潔和隱晦的表達方式，必然會給處於低文化語境下的西方受眾群體造成接受困難。因此，國產電視劇需要充分考慮受眾群體的文化背景，選擇更能為受眾所理解的表達途徑。

　　三、國產劇發展策略

　　第一，國產劇的對外傳播需要政府的支援與鼓勵。當下，中國國產電視劇對外傳播相關政策偏少，缺乏系統全面的政策支援，不利於國產劇對外傳播的順利實現。政府需要進一步加強全球性的文化戰略意識，制定並完善有關國產電視劇出口政策，例如為對外傳播的電視劇提供政策傾斜以及資金技術支援等，鼓勵國產劇的出口，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第二，充分考慮多方面的文化要求。受語言、文化差異的影響，國產劇如沿襲傳統的製作理念和方式而不加改變，將難以被外國觀眾所理解和接受。以出口為目的的國產劇製作必須將國際市場、外國受眾群體作標準進行相關調查和分析，將滿足受眾群體的精神需求作為電視劇製作的重要目標。對民族文化的展現是國產劇立足國際文化市場的基礎，而在另一方面也需要選擇能夠引起外國受眾興趣的故事題材，表達積極向上的普世性價值理念，取得受眾的認同和情感共鳴;面向海外的國產劇製作需要平衡中國元素、民族文化同國際受眾審美標準、認知思維之間的關係，將國產劇教育啟發性同娛樂色彩有機結合到一起，以更加通俗和易於吸收的方式展現當代中國的全新發展。

　　第三，積極尋求國際合作。通過與他國間的合作，我國電視劇製作方能夠更加清晰地瞭解國外受眾對電視劇的需求，而合作國製作方則能夠在我國發現和培養觀眾群體。與此同時，資金、技術、人才等的引進也有利於提高國產劇的質量。此外，通過合作方式製作的電視劇能夠有效解決幾國文化市場中由於地方保護主義而引發的跨文化傳播問題，同時展示的本國和異質文化能夠使幾國受眾群體產生文化親切感和好奇心。現下我國與其他國家針對電視劇製作的合作，不僅力度弱，且存在範圍窄、層次淺等問題，真正意義上的跨國製作及國際發行寥寥無幾。所以，以國際合作的方式推動我國電視劇的對外傳播大有可為。第四，對外傳播的資源整合和高效應用。

　　在電視劇對外傳播領域，我國在世界範圍內的發行體系依舊有待完善，加之對現有傳播媒介的低效利用，國產劇的出口傳播遭到限制。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極大地豐富了資訊傳播模式，面對全新的發展狀況，國產劇需要拓寬思路，不能僅僅依靠電視或網路實施對外傳播，還應善於利用移動客戶端等，與傳統媒體相互配合構建多層次、全方位的海外推廣體系。在資訊時代，國家、地區、民族之間勢必發生文化的傳播與相互作用、相互影響。

　　美劇在我國實現的跨文化傳播成功有其必然性，我們對其應持開放和包容的態度，通過分析學習和借鑑其中成功的電視劇製作及跨文化傳播經驗，促進我國電視劇跨文化傳播的成功實施並不斷擴大中華民族文化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力，這也是本研究的意義所在。電視劇跨文化傳播的成功實現需要多方面的系統性工作，不單意味著追求高質量的精品劇作，同時也意味著對不同文化的深層次理解、國際受眾群體需求的把握、對高效對外傳播方式的靈活應用等。筆者提出的相關策略並不全面，依舊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完善。

　　作者:蘭玉玲 趙靜 單位:黑龍江齊齊哈爾大學 河北承德護理職業學院

　　註釋：

　　①王雁：從文化傳播角度解讀美劇，《新聞窗》,2014年,第5期。

　　②戴清：軟權力與文化軟實力—以美劇在中國的傳播為例，《中國電視》，2012年，第9期。

　　篇二

　　《 跨文化心理學對少數民族教育的啟示 》

　　產生於西方社會的心理學一直是世界心理學的主流。心理學家們從不懷疑西方學者在西方文化背景中，以西方人為研究物件得出的結論和行為法，進而認為其是適合全人類的普遍法則。跨文化心理學的興起為我們提供了看問題的新視角，改變了西方主流心理學傳統的看法。

　　世界上大部分人生活在與西方社會完全不同的文化之中，文化對人類心理髮展有什麼影響呢?心理學家皮亞傑創造性地提出了認知發展理論。他認為兒童認知發展普遍存在著一系列的階段，個體要達到高階的思維階段，必須先通過較低階的階段，各個階段的劃分有嚴格的年齡界限。

　　跨文化心理學對皮亞傑的理論在不同文化背景中進行了檢驗，研究的結果雖然證明了他提出的認知發展階段理論在不同文化背景中都存在，每個階段發展的順序也有一致性。但是，在歐洲社會和文化之外的研究發現，兒童認知發展存在“後滯現象”，每個發展階段出現的年齡會晚一些;還有部分兒童在發展上受阻，不能順利進入到更高階的發展階段。

　　我國學者在對基諾族、彝族、摩梭兒童與城市漢族兒童的比較研究中也發現了類似差異。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不是先天稟賦，而是文化和社會環境。當心理學家們在研究中採用少數民族兒童熟悉的堅果和生活中常見的器具，代替城市兒童熟悉的各種玻璃器皿、複雜的量杯和各種顏色的液體進行測量時，不同文化背景中兒童認知發展的差距會大大縮小。同樣的，從跨文化心理學的視野看智力，智力是人們對生活環境選擇、改造和適應的心理活動。雖然人類智力活動有共同的結構和過程，但是人們所面臨的環境有巨大的差異。強調智力結構和過程的普遍性、智力活動內容的文化相對性，就能很好地解釋不同文化背景中人們智力的差異。

　　社會學家奧格本曾舉例說，以歐洲人的視角來看，愛斯基摩人和“文明的”歐洲人可能同樣有不講衛生的習慣。但愛斯基摩人的這種習慣是由於缺少衛生設施所致，而歐洲人則是因為個人素質比較差。愛斯基摩人和歐洲人可能同樣具有講衛生的心理基礎，但愛斯基摩人保持衛生所遇到的困難遠遠大於歐洲人。皮亞傑後來也漸漸改變了他的看法。他在一篇文章中說：“我們這種在一定文化和語言為特點的環境中形成的心理學，如果不以必要的文化材料加以參校，就基本上是一種猜想。”

　　我們習慣於把在主流社會或對主體民族研究的結論，推論到少數民族群體，而對少數民族兒童、青少年的認知發展、語言學習、人格特徵、人際交往等心理現象，及其文化背景缺乏深入的研究。以主流社會的標準指導少數民族教育、教學和相關教育政策的制定，必然會產生很多理論和實踐的困惑。這不僅僅是方法論問題，也是態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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