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學差異論文

　　東西方管理哲學的主要區別在於：東方管理哲學基於民本的哲學前提，而西方管理哲學基於人本的哲學前提;東方管理哲學具有非系統性，而西方管理哲學具有系統性;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篇一

　　摘 要：東西方管理哲學的主要區別在於：東方管理哲學基於民本的哲學前提，而西方管理哲學基於人本的哲學前提;東方管理哲學具有非系統性，而西方管理哲學具有系統性;東方管理哲學偏向思辨性，而西方管理哲學偏向實證性;東方管理是一種巨集觀管理，而西方管理是一種微觀管理;東方管理哲學體現出一種情感管理，而西方管理哲學著重於制度管理。

　　關鍵詞：東西方;管理哲學;差異

　　中圖分類號：C93 文獻標誌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09-0042-02

　　管理哲學共同探討一個問題，即關於管理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而在現實的管理領域中，西方管理哲學由於其專業化、系統性、制度規範性等原因，一直處於主流地位。然而，具體哲學總是適用於具體的環境。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等都有自己的獨特性，不同區域的管理也應該區別而論。區分東西方管理哲學思想的差異尤為重要。

　　管理哲學產生於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之中，同時，又對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具有反作用。東西方管理哲學都具有實學性，即都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而提出來的。但是，由於東西方環境的區別、人們思維方式的差別、理論基礎的差別等，其管理哲學也存在著一些具體的差別。

　　一、分別基於民本和人本的哲學前提

　　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從《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到孔子提出的“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的思想，發展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仁政思想，無不是告誡統治者要“愛民”“利民”，與民同樂，即管理的重要內容在於“以民為本”。在東方社會中，“家庭”是重要的社會組織細胞，因而東方“以民為本”的管理中滲透著群體本位的思想。“民本”中的“民”本就屬於一個群體的概念。群體本位強調以群體為中心，以群體利益為核心利益，即集體利益優於個人利益。此外，它還強調個人對家族、社會等群體的責任、義務和貢獻。

　　而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薰陶下，西方管理哲學以“人本”為前提，強調的是個人主義至上的管理思想。所謂的“人本”是相對於“神本”“物本”而言的。也就是說在管理中，人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是各種實踐活動中的主體而非客體，人是管理的出發點和目的，而不是工具和手段。因而，在現代西方管理中，管理者更注重被管理者個人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注意為管理物件創造有利於激發他們創造力的環境和條件。

　　曾經西方管理學界認為，群體本位與工業是格格不入的，它不利於人的獨立創造性的發揮。荷蘭的文化大師吉爾特・霍夫斯坦特還用定量分析法，得出一個結論：一個國家的自由主義的程度與該國的貧富差距有很大的關係。20世紀70年代，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推翻了霍夫斯坦特的結論，使得人們對群體本位和個體本位重新進行深度的思考和認識。特別是80年代，企業文化使群體本位在現代管理重點地位上升到一個新高度。

　　二、非系統性與系統性

　　東方的文化圈是一個典型的儒家文化圈，東方各國都深受華夏文明的影響。而儒家文化或整個中國傳統文化，都是在著重探究社會國家治理以及個人修身之道。在整個傳統的東方儒家文化圈中，沒有專門提出管理哲學的論著或文章，就連修身齊家治國之道也是零散地分佈於各大思想家的論著之中。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否認東方文化中沒有管理哲學。事實上，東方管理哲學滲透於關於道德、國家等建設的思想之中。比如“人之初，性本善”這句最為人所普遍瞭解的命題，包含著對人性的判斷，而正是在這種“性善論”的儒家思想的官方指導下，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國家從古至今都強調“以德育人”“以德感人”“以德服人”[1]，體現在國家管理上，就是強調一國之君要作“賢君”，而不能作“昏君”。正是後人對這些思想的整理和總結，構成了整個具有東方特色的管理哲學。它的原始文字雖不成系統，卻依然對管理哲學思想具有重要的意義。21世紀的今天，在世界經濟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經濟都找不到突破口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卻得到飛速發展，呈現出風景這邊獨好之勢。與此同時，中國的管理哲學也成為世界管理學界所關注和研究的熱點問題。

　　與東方管理哲學的非系統性相反，西方管理哲學體現出很強的系統性。西方不僅有專門研究管理的管理學家，而且他們形成了各大管理哲學學派。二戰後，孔茨在美國的《管理學雜誌》上發表了《管理理論的叢林一文》，他將西方管理哲學主要劃分成六大學派：管理過程學派、人類行為學派、決策理論學派、經驗學派、社會系統學派、數學學派。西方管理哲學經過自然經濟與“自然人”的管理哲學、工業經濟與“經濟人”的管理哲學、知識經濟與“文化人”的管理哲學三個階段，其理論體系越來越龐大而完善，這也與他們系統而邏輯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有著密切的關係。

　　三、思辨性與實證性

　　東方的管理哲學與東方哲學一脈相承。哲學更注重思辨，通過思辨來認識客觀世界以及萬事萬物。東方管理哲學更多的是哲學家通過“格物”以“致知”，然後根據自己對世界的認識，提出對應的方法論，通過這些方法論來引導各領域的管理實踐活動。

　　西方的思維方式深受自然科學的影響，本身就具有嚴謹性，具有嚴格的推理、論證和較強的邏輯性，就像科學家對待自然科學那樣既嚴謹又細緻。因此西方管理哲學更接近於管理科學，西方管理哲學本身就是從管理科學中分離出來的。科學更注重實證，通常要對研究物件進行觀察、實驗和分析。而西方管理科學的研究是通過對一些自發式的管理行為進行研究、歸納和總結，從而得出管理活動中具有一般性的，即規律性的知識，上升到理論層面，則形成了管理科學的基本理論。現代西方管理則看到了管理中人的主體性作用，越來越注重人的情緒、需要、價值等非理性因素的發揮。於是現代西方管理也看到了“軟管理”的作用，注重管理的藝術性。但是這些改變仍然不能佔據西方管理哲學的主要部分，理性依然是其主流。

　　四、巨集觀管理與微觀管理

　　由於東方國家封建時期歷史更為悠久，國家統領各個領域的現象更為普遍，反映在管理上就是國家從巨集觀上掌控著各個方面的規範和管理。與之相對應，東方管理哲學則更重注巨集觀管理。在中國，人們關注的仁、義、禮、智、信、忠、孝等道德行為規範最開始是適用於管理實踐的社會領域的問題，這些道德規範流傳至今，就逐漸擴充套件並應用於各個領域，包括各個具體的管理領域。而且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關注人的精神，關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統一、和諧，因此關注的範圍廣而抽象。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也建立了中央集權國家，此後，日本開始從國家層面大量學習外來經驗文化。這一時期，日本明治政府開始注重國民教育的開展和國民意識的培養。儘管他們大量學習西方的管理哲學思想，但是，作為一個深受傳統東方哲學思想影響的國家，他們的管理特色仍然具有鮮明的巨集觀性，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以政府為主導。

　　而在西方，國家對具體的領域掌控得沒有東方社會那樣嚴格，各個領域需要自行管理，於是為了適應各個領域的管理需要，一些針對具體領域的管理科學應運而生。特別是在經濟領域，西方主要實行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那隻“看不見的手”代替政府，發揮著更多的作用，“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於是，各經濟組織便開始摩拳擦掌，各自探索著自己的管理模式，準備在自由的國家氛圍中大顯身手。另外，自然科學也較早地在西方得以發軔。自然科學的研究“具有具體性、經驗性、精確性等特點”[2]，這種研究的思維方式對社會科學，如管理哲學的研究正規化和實踐正規化也產生一定的影響。

　　五、情感管理和制度管理

　　東方管理哲學向來重視人的力量，認為人的道德、情感等可以作為紐帶，維繫一個管理團隊。“傳統東方管理模式強調‘人性’的管理，如強調人際關係、資歷、群體意識、忠誠、合作等的作用，是‘情、理、法的統一’”[3]。也就是說，東方的管理是以“情”作為紐帶的中庸的管理模式。與這種管理模式相符合的代表就是日本企業的“7S”管理模式，即融合策略、結構、制度、人員、技巧、作風和共同的價值觀的管理模式。

　　日本企業家“澀澤榮一的‘論語加算盤’的管理思想，就代表一種將道德與經濟相結合，用道德進行經濟管理的思想”[4]。日本的企業管理在推行西方現代管理體系、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同時，更注重“軟管理”，即注重一種柔性管理，而不是剛性管理。這種柔性管理注重對管理物件的價值、情緒和需要的關照，在管理中注意對被管理者的尊重，以及對過錯充滿寬容。這種管理模式更注重管理中“軟”的因素，如員工的認同感、歸屬感、價值觀等。

　　而西方國家則更注重規章制度、組織結構、競爭機制等因素所發揮的作用，其管理模式更是以“法”為重心，偏重理性管理。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國的“3S”管理模式，即利用策略、結構和制度進行管理與規範的管理模式。

　　由於西方管理科學的研究運用的是嚴謹的推理論證、邏輯論證、實證分析以及精確的數學計量等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方法不能運用於對人的複雜的主觀因素的研究和處理，在這種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的影響下，西方管理哲學中也缺乏對人的主觀因素的考慮和關照。例如，早期的管理學家“科學管理之父”泰勒所提出的科學管理理論，其原則就是用來決定完成一項工作最佳的、最科學的方法。泰勒的科學管理思想是將理論重點著眼於工作任務本身，即“重事不重人”。就像電影《摩登時代》中表現出的那樣，他把人所要從事的工作視為一種純粹機械式的運動，從而忽略了人性。而其他，如“法國人法約爾提出的行政管理理論，以及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提出的官僚組織理論等，這幾種西方早期管理思想都是以工作本身為側重點，以經濟效益為管理的目標，以‘科學的方法’為手段來實現管理，也沒有考慮到人的因素。”[5]

　　隨著社會經濟和技術的發展，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經驗主義學派基礎上發展了“權變理論”。權變理論認為，人是複雜的，受多重因素的影響。企業管理沒有什麼最為理想和普遍適用的理論和方法，應該根據企業所處的內外條件權益而變。莫爾斯和洛爾施所研究的“超Y理論”，也屬於權變理論的觀點，又被稱為“組織行為中的人性理論”，它就將人性也列為管理中要考慮的因素，將“由自然需要質變而來的社會性需要”[6]考慮進來。這些理論為西方管理思想的進一步完善做出了努力。

　　參考文獻：

　　[1]何智美.東西方戰略管理思想比較[J].經濟管理，2012***Z2***.

　　[2]黃關春.淺論自然科學的特點對會計理論研究的啟示[J].經濟師，2005***1***.

　　[3]張永安，張盟.東西方情、理、法的管理學詮釋[J].集團經濟研究，2006***32***.

　　[4]韓雪娜.當代日本管理思想研究綜述[D].濟南：山東大學，2013.

　　[5]景南.東西方管理思想之比較研究[J].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2***.

　　[6]林偉.政治社會化與大學生理想信念教育[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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