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人口問題正處歷史拐點

General 更新 2024年11月28日

  連日來,我都很不情願地遙想自己的2050年,因為在這一年,我將迎來80歲生日!

  那時,全中國的老年人口將超過4億。也就是說,每3箇中國人中,就有一個是老年人!中國將滑入重度老齡化和高齡化的深淵,而對國家和民族來說,它到底是福是禍,尚待有良知有膽識且沒有利益偏見的專家們展開負責任的研究。

  中國人口問題原形畢露

  古代典籍《尚書·五子之歌》中說,“民性邦本,本固邦寧”。它所體現的是先民思想,是以人為本的理念。而在當下的中國,“民惟邦本”亦可作別解,即一定數量的人口是為“邦本”,否則“國將不國”。早先,有專家擔心中國會“人口爆炸”,於是,國家動用行政力量推行“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如今,眾多專家——包括曾經極力主張嚴格施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學者,憂心忡忡的則是中國人口的重度老齡化,以及長期的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的總和生育率。

  有兩則報道,它們淹沒在資訊世界的洶湧波濤之中,似乎並未引起多大波瀾。一則是去年12月9日《新京報》的報道,文章驚呼“北京今年出現徵兵難”!另一則是“中國之聲”今年兩會期間的報道,針對徵兵工作中“意外”出現報名人數走低,甚至有的還要進行“二次動員”的情況,軍界的全國人大代表給出的第一條理由就是“人口出生基數降低”。

  今年4月28日,一則更具關注度和爆炸性的權威資料被髮布出來,此即《2011年中國教育線上高招調查報告》。媒體在報道時發出警告,在生源持續下降的情況下,部份高校將出現生源不足的嚴峻局面,直接危及高校存亡!該報告表明,2008年我國的高考生源即已達到歷史最高的1050萬,2009年開始全面下降,最近兩年已累計下降了 200萬,並呈現出持續快速下降的趨勢。

  而就在同一天,國家統計局釋出了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資料:中國大陸總人口13.4億,與2000年“五普”相比,10年增加7390萬人,增長5.84%,年平均增長0.57%,比上一個10年的年均增長率下降0.5個百分點。資料表明,10年來我國人口增長一直處於低生育水平階段。與此同時,全國出生人口的性別比為118.06,高於正常範圍,比2000年提高了1.2個百分點。

  曾經聳人聽聞的中國“人口爆炸”的“引信”已經被拆除,中國人口問題的拐點已經不再是若隱若現,而是通過一組組權威的資料,通過在校學生數下降、中小學校關閉、徵兵難、老年人口劇增、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等種種具象的方式,呈現在國人面前。

  一言以蔽之,中國人口問題已經原形畢露。

  民間的聲音不再被湮沒

  至少在1990年代上半葉,“同居”一詞在國人內心的“辭海”中是不光明的,它會不由自主地令人生髮“違法”的罪惡感,以及被計生工作隊“執法”的恐懼感。

  這種社會集體無意識,來自人們對國策“計劃生育”的切膚之感。當初的計生工作,裹挾著強大的行政力量,席捲全國上下。我們只要稍微回顧一下當年大江南北鋪天蓋地的計生標語,就可以感受到五花八門的文字之下的計生威嚴。那些土生土長的計生標語,今天看來很雷人似乎也很搞笑,但在當時,它的震懾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毋庸諱言,在如此政策語境之下,連“同居”一詞部成為了忌語,“計劃生育”不容議論、討論和爭論就是“應有之義”了。媒體噤聲,學術界似乎也一邊倒。

  媒體因緣際會,終於對計生問題公開發聲,是從正面開始的。筆者稍稍檢索了一下《南方週末》,這家以“關注民生,彰顯愛心,維護正義,堅守良知”為己任的南方報業重鎮,在《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將於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前兩日,刊發了一篇名為《頓崗鎮的計生賬》的報道,小心翼翼地聚焦了一次廣東省韶關市始興縣頓崗鎮幹家村的計生工作情況。

  同樣於當年9月1日起實施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使該報有理由再次聚焦計生話題。11日,該報發表《計劃生育跨入法治時代》,重磅關注這個令國內外矚目的事件。

  2005年12月上旬,首屆中國人口學家前沿論壇在北大舉行,與會專家預言,未來幾年內中國將面臨提高生育水平的重大選擇。12月15日該報以《低生育率問題與人口政策》為題,強烈關注中國的低生育率問題,並且以媒體的良知發出預警,國家人口政策不應完全取決於目前的生育水平,更應看取消生育限制的情況下,群眾的生育意願到底如何。

  民間的聲音,通過《南方週末》等眾多媒體的放大效應,一次次進入公眾領域,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進入這個曾經的話題禁區。平心而論,由於人口自我發展的特殊規律尚未被完全認知,錯過解決問題的良機,將付出國家的代價、民族的代價。這是絕大多數人不願意看到的。

  計生政策博弈應避免利益糾結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就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向全體黨員團員發出《公開信》,要求響應“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國家號召。公開信明確說:

  “到三十年以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從1980年到2010年,人們響應這個國家號召整整30年了。眼下,人口增長緩和的問題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中國的人口問題正處在重要的歷史拐點。山西翼城1985年以來二胎試驗的成功經驗,似乎也可以給決策思路以正確的指引。但是,如此重大的基本國策是否調整,依舊杳然;曾經許下的歷史承諾是否兌現,無法逆料。

  如今,中國已經步入市場經濟發展的快車道,卻唯獨對人口的自我生產堅持“計劃經濟”。但是,當我們環顧周遭俄羅斯、日本、韓國等國家為生育率低下而撓頭的時候,我們絕不應抱著僥倖心態,甚至阿Q一樣對自己基本國策的“成功”而彈冠相慶。人口發展規律尚不被世人完全掌握,在真理面前,在自然法則面前,允許人們對科學展開探索、允許人們對政策的制定展開激烈的辯論,也遠遠比錯誤的決策帶來的危害大。

  所幸,與以往各界對計劃生育“默不出聲”不同的是,如今學術界爭論的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代表委員開始在“兩會”上表達見解和立場。而由一個機構、部門來決定國家人口發展的制度設計,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詬病。作為公共政策之一計劃生育政策的博弈應避免利益糾結其中,已經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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