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梁啟超介紹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關於的相關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時從師學習，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7歲中舉。後從師於康有為，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宣傳家。維新變法前，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運動，此後先後領導北京和上海的強學會，又與黃遵憲一起辦《時務報》，任長沙時務學堂的主講，並著《變法通議》為變法做宣傳。 戊戌變法失敗後，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漸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學革命運動的理論倡導者。逃亡日本後，梁啟超在《飲冰室合集》、《夏威夷遊記》中繼續推廣“詩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種詩中運用新名詞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之後一度入袁世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之後對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嚴詞抨擊，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援五四運動。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國學大師梁啟超生平介紹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梁啟超出生於廣東新會茶坑村，祖父樑維清，父親樑寶瑛，都曾以士紳參預鄉政，在當地有一定的勢力和影響。梁啟超自四歲起居家就讀，跟祖父識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啟蒙教育中，梁啟超不僅學到了不少傳統的文史知識，而且還聽到了許多悲壯激昂的愛國故事。祖父經常給他講述“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朗誦激動人心的詩歌篇章。這種帶有愛國情感和思想傾向的課外教育，對梁啟超有著重要影響。歷代傑出人物憂國憂民的風範、捨生忘死的品格和頑強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深深地紮下了根。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識分子的出路越來越狹窄，只有通過科舉，由學入仕，才被視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機會很少。這就迫使許許多多的青年學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讀四書五經，作八股時文，希冀沿著科舉的階梯步步攀登，獲取功名利祿。梁啟超在少年時代，也是沿著這條道路走過來的。光緒八年1882年，梁啟超年僅10歲，就去廣州應童子試，結果不中。兩年之後，再到廣州應試，中秀才，補博士弟子。少年登第，這對樑家來說，確實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親期望兒子能學優登仕，光宗耀祖，因此對他管教十分嚴格，而這時候的梁啟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整天都在潛心鑽研八股文。

　　光緒十一年1885年，梁啟超進廣州學海堂讀書。學海堂為前兩廣總督阮元所辦，“是省城專治經學之所”。梁啟超在這裡學習漢學。段玉裁及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漢學家注重考據，旁徵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學方法和學術成果，使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相形之下，格式、內容都有嚴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氣和枯燥無味了。在學海堂學習時期，梁啟超逐漸萌發了“棄帖括之志”。

　　國學大師梁啟超成就

　　改良思想

　　梁啟超一生致力於中國社會的改造，為了民族強盛和國家繁榮，竭力吶喊，四處奔走，付出了幾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張卻又因時而異，不斷變化，前後矛盾，以致難以令人信服。在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隨康有為亦步亦趨，無論辦報或教學，都注意並且用力闡述康有為的改良思想和變法理論。他以公羊三世說和西方進化論為依據，鼓吹變法，講求維新，宣傳西方科學文化，充分顯露了年輕愛國志士的朝氣和銳氣。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梁啟超一度認識到要救中國，必須進行一次“破壞”：“歷觀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此一定之階級，無可逃避者也。有所顧戀，有所愛惜，終不能成。”但是這種居於改良和革命之間的搖擺，在梁啟超的身上並沒有持續多久，他仍然和康有為一道，鼓吹改良，主張“斥後保皇”。[3]

　　當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論戰展開之後，梁啟超又改變舊說，轉而提倡實行“開明專制”，試圖與“革命”理論相對抗。使梁啟超難堪的是，正當他還在口乾舌焦地鼓吹開明專制，反對實行憲制的時候，清廷卻正式宣佈要“預備仿行憲政”了。以後，梁啟超又高唱憲政，在立憲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統治中國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經行將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權，共和之制勢在必行，梁啟超再一次改變了以前的政治主張，提出了“虛君共和”的口號。直到民國之後，這種多變的特徵，在梁啟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時有反映，從擁袁到反袁，從護國到擁段。一變再變，終於技窮。

　　復歸傳統

　　民國七年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梁啟超與蔣百里、張君勱等人前往歐洲。經過一年多的實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許多嚴重社會問題。他所崇仰的西方社會，他所宣揚的西方文明，原來也充滿了弊端和罪惡。梁啟超認識到：“自從機器發明、工業革命以還，生計組織起一大變動，從新生出個富族階級來。科學愈昌，工廠愈多，社會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物價一日一日騰貴，生活一日一日困難。”“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他由此認為西洋文明已經破產，拯救世界還要依靠東方“固有文明”，主張極力發揚傳統文化。梁啟超從一箇舊世界的批判者，成為一箇舊傳統的提倡者，這種變化，不僅反映了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滿和失望，以及對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忌恨與反對，而且也有力地說明，在近代中國，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義者，在時代浪潮的衝擊和對社會現實的迷惘中，只能迴轉身來向中國傳統文化復歸，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賦稅思想

　　梁啟超主張賦稅的徵收必須以便民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爭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指出“西人於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徵之，如鹽政之類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為便民而起，而中國視為助帑之計，行之而騷擾滋甚者，如今之郵政之類是也。”他提出應仿效英國實行平稅政策，便民利民而後求富強。這是一種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財政稅收放在其基礎之上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梁啟超認為公債也是一種賦稅，所不同的是“租稅直接以賦之於現在，而公債則間接及賦之於將來”，“不過將吾輩今日應負之義務，而析一部分以遺諸子孫云爾”。但他承認公債對經濟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租稅盡其力於一時，公債將纖其力於多次”，因此他認為公債雖然增加了後代的負擔，但也有利於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