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怎麼評價郭沫若?

魯迅是否罵過郭沫若？

稍為熟悉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人，大概都知道魯迅和郭沫若的一樁公案。時在1928年初，後期創造社的幾位新銳分子馮乃超、李初梨等，為了推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竟然將魯迅當成了絆腳石。他們以《藝術與社會生活》等文章，向魯迅發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魯迅開始有點莫名其妙，因為他剛從廣州到上海，目的之一便是與創造社組成聯合戰線。“聯合宣言”都發出了，怎麼會突然遭到“盟友”的攻擊呢？稍事鎮定之後，魯迅看出了“盟友”陣營的微妙變化，便先後寫出了《醉眼中的“朦朧”》、《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文進行回答。殊不知這些回答卻更加激怒了創造社諸君子，他們把魯迅比之為中國的Don－Quixote（堂·吉訶德），把魯迅的回答稱之為中國的“Don－Quixote的亂舞”。為了聲援這些年輕的朋友，創造社元老郭沫若先生也披掛上陣，他用杜荃的筆名，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創造月刊》二卷1期），稱魯迅為“封建餘孽”、“法西斯蒂”、“二重的反革命”。毫無疑問，這三頂帽子對魯迅完全不合適，而且，套用一個法律術語，杜荃嚴重侵害了魯迅的名譽權、榮譽權。

照理說，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魯迅完全可以將杜荃先生告上法庭。然而，魯迅沒有這樣做，而是繼續寫文章進行答辯、反駁。這些文章，後來大都收在《三閒集》中。可以想見，如果魯迅一怒之下采用法律手段，將杜荃告上法，即使打贏了官司，魯迅也就不成其為魯迅了。

當然，魯迅在答辯、反駁之中，也並非沒有防衛過當之處。比如在《上海文藝之一瞥》（1932，收入《二心集》）的講演中，他不僅稱創造社為“新才子派”，而且稱他們為“新才子＋流氓”，說他們“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釘然，這些說法也厚誣了創造社，郭沫若也完全有理由將魯迅告上法庭。然而，郭沫若同樣沒有這樣做，他也只不過在《創造十年·發端》等文中加以反駁、辯白而已。

郭沫若對魯迅說過哪句有名的評價

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

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是反革命範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

魯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

魯迅和郭沫若對《聊齋志異》的評價分別是

“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 ”是郭沫若先生為蒲松齡故居題寫的一幅對聯,對蒲松齡及其作品作了比較正確的評價。
而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評價：“《聊齋志異》雖亦如當時同類之書，不外記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寫委曲，敘次井然，用傳奇法，而以志怪，變幻之狀，如在目前；又或易調改弦，別敘畸人異行，出於幻域，頓入人間；偶述瑣聞，亦多簡潔，故讀者耳目，為之一新。”

怎樣評價郭沫若這個人

日常生活中,由於種種原因,大家都是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比如說,鄰居家的小孩很不怎麼可愛,你當著他家人也要說這小孩好可愛呀.上司說一些哪怕很無趣的笑話,包括你在內的下屬也要大笑一通.這種事情每一個成人,社會人都做過,天天做,日日做,不過一般來說,誰也不會說什麼不好,也不會說做了這個,這個人就如何如何下三爛.......

不過有一人例外,那就是“無恥文人“郭沫若.郭怎麼個無恥呢,

仔細看了看,就是他晚年寫了一些很不怎麼樣的作品,主要是應景之作.這些東西反正不怎麼樣,如果出自郭這個大文人之手,的確是很那個的.不過想想當時郭所處的環境,也不能怪他,寫自點不入流的東西其目的不過是為了自保,我想大罵郭無恥的任何人,處於郭這個位置像郭那樣做就算是品格不錯了,至少郭沒有坑人,害人.

胡風事件,郭的表現.公正一點說,胡風為人不怎麼樣.郭和胡風解放前關係就不好,當年胡風曾經想清洗進步文藝界,以確立胡之天下,胡的學生寫的那個關於姚雪垠的基本就是造謠加罵街了,難以入目,以及其他一些胡的學生寫的罵別的文學大家的文章,就算和胡無關,人家當時能不往胡身上想?罵到郭身上了,郭能不想著胡?

當年郭是很NB的,四一二前,郭不過是思想有點左,還不是中共黨員,當時思想左的人後來又受蔣重用的人,大有人在.蔣對郭相當賞識的,如果郭要跟了蔣,陳布雷上哪混還不知道呢.但是郭一看出蔣的真實面目,就不顧危險公然和蔣分裂,參加起義.多少人想和蔣拉上關係,蔣對這些人幾個正眼看的?但是人家蔣主動給郭有官有官,要錢有錢.人家郭就是不給面子,先是公開大罵蔣介石,然後就是參加起義....

不知道大罵這位“無恥“的人,在他那個環境下,有幾個毅然堅持自個的信念?估計十有七八抱人家大腿了.....

你要說郭多多好,一點錯誤沒有,我聽了到是不以為然.解放後這位是比較膽小怕事了,但是聽到“無恥文人“之類的話,本人暗暗好笑:你算老幾?

為什麼不少人罵郭呢?也許當年有郭有私仇,有仇互相罵也就算了.不過絕大多數人根本沒什麼私仇,我不由暗歎中國道學觀念毒害之嚴重了,自個怎麼樣天知道,不過做起道學先生,對別人指手劃腳倒是很在行.也有人看郭當年才華不順眼,想比過人家吧,沒什麼本錢,現矗看到了一些此人不足之處了,立刻有了一種自豪感:“看看這小子,居然......“平時受傷的心靈,終於有一幅藥了.

我的觀點是對於一個歷史人物,要實事求是的評價這個人,

從他所處的環境來看他的言行,只有這樣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

對於郭,他的不足和缺點遠不及他的才華和貢獻...........

魯迅為什麼罵郭沫若是流氓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張瓊華、（1890—1980 ）1912年結婚，旋即被拋棄，但未離異，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無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戀愛同居，後被拋棄，五個子女。解放後由中國政府安置，副部長級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國政協委員，直到病逝止。再就是於立群，（1916—1976）被稱為“抗戰夫人”，1938年初與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縊死於北京故居。

張瓊華是郭沫若明媒正娶的結髮妻子，她比郭沫若大兩歲，也不漂亮。這樁婚事郭沫若是違心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他毫無辦法，風華正茂的郭沫若對張瓊華平凡的外貌甚不滿意，洞房之夜又發現她三寸金蓮，被戲弄之感油然而生，憤憤地走出洞房，在廂房裡讀了一夜書。婚後第五天，郭沫若便遠走他鄉東渡日本，26年不曾回家。郭沫若可以走，但是張瓊華不可以。她只能恪守婦道，規規矩矩地守活寡。

1916年8月，在日本東京聖路加病院，郭沫若認識了年僅22歲的日本護士佐藤富子。不久，兩人到岡山同居，郭沫若為她取名為“安娜”。但是佐藤家是基督教徒之家，不允許她與一個華人青年自由結婚。他們第一個兒子出世以後，佐藤富子與父母斷絕了關係。而郭沫若作為學生，經濟條件有限的。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國大學，安娜為使丈夫學業有成，獨自承擔全部家務，洗衣做飯，忙裡忙外，他們幾經搬家並且要支付昂貴的房租。安娜為郭沫若生下了四兒一女。從1916年到1937年，郭沫若與安娜共同生活了21年。二十年中他們相親相愛，共同度過了郭沫若在日本的最困難時期。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郭沫若決定回國參加抗日戰爭。他不辭而別離開日本，從此再沒回去過，也不給這群孤兒寡母寄一封信，匯一文錢，任他們輾轉掙扎，啼飢號寒，被日本警憲鐵蹄踐踏，苦不堪言。郭沫若回到中國，認識了年輕的女演員於立群。兩人相戀並結合，立群成為郭沫若第三位名正言順的妻子。

1939年3月，郭沫若帶著新婚妻子於立群衣錦還鄉，回四川老家探親。整整26個春秋，張瓊華沒有和結髮的夫君見過一面。當時，郭沫若的老父已86歲高齡，臥病在床，他老淚橫流地向郭沫若訴說著多年來張瓊華對郭家的貢獻，卻沒有半句怨言。郭沫若頓時對張瓊華肅然起敬。他雖然不愛她，但卻應該感謝和尊敬她，於是當著眾人的面鞠躬致謝，這區區一躬竟使守了一輩子寡的張瓊華感到了極大的滿足。郭沫若給張瓊華留下“書付瓊華”四個字走了。從此再也沒有回過樂山。

1939年夏，即將出任國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三廳長的郭沫若與於立群補辦婚禮。新中國成立後，郭沫若擔任重要的領導職務，作為夫人的於立群經常陪同他去各地參觀、視察、出國訪問，參加一系列外事活動。他們地位顯赫、生活幸福。於立群和郭沫若在一起共同生活近40年，撫育五個子女，她是伴隨著他度過人生暮年的最後一位妻子。

1947年，《改造日報》的記者陸立之前往東京，尋訪到郭沫若的妻子安娜，看到眼前一片慘景：家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飢。見中國的記者到來，安娜涕淚交流，哽咽難語，她只能斷斷續續地泣訴：“鼎堂他不應該是這樣。自從他走了之後，我們，我和孩子們都為他擔驚受怕，他卻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爭阻隔，消息不通，這也是信口胡說。這裡還是不斷的有中國人的消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後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的見到了蔣介石……”

解放後，在日本等了整整11年的安娜帶著一群兒女歷經辛苦來到北京。當她看到日思夜想的丈夫身後站著年輕的於立群和五個孩子時，這才相信丈夫果然另有家室了。佐藤富子......

為什麼魯迅，林語堂等人對郭沫若的評價這麼差

氣質太浪漫的人，會像奧巴馬一樣歇斯底里：不守諾言，言行不相顧，隨意褒貶他人（尤其喜歡胡亂辱罵），自己的一些行為變來變去。總之任性，往往給人感覺很不好。

聽說魯迅看不起郭沫若？請問是怎麼回事。

魯迅與郭沫若的關係：

郭沫若認識魯迅是從接觸魯迅的作品開始，當他讀到魯迅小說《頭髮的故事》時，便由衷地敬佩，“覺得他的觀察很深刻，筆調很簡練”。併為魯迅的一篇小說發表時排在一篇日本小說的譯文後面深感不平。魯迅的第一本小說集《吶喊》出版時，郭沫若又專門著文表示祝賀。

與此同時，魯迅也很賞識郭沫若的才華和“奮戰忿鬥”的精神。1927年在給李霽野的信中特別談到：“創造社和我們，現在感情似乎很好。他們在南方頗受迫壓了，可嘆。看現在文藝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創造，未名，沉鍾三社，別的沒有，這三社若沉默，中國全國真成了沙漠了。”這裡面自然包括同郭沫若的關係，不僅是讚賞、關切，而且引為同一戰線。魯迅還多次揭穿反動文人陳源及高長虹之流企圖挑撥他與郭沫若的關係的陰謀，使其伎倆不能得逞。

分歧：

1928年1月15日，有一種名為《文化批判》的雜誌，以極“左”的面目出現，極其錯誤地對魯迅進行了圍攻，郭沫若也捲進了這個圍圈。他化名杜荃的一篇題為《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文中，用尖酸的語言攻擊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而“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因此“魯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意的 F ascist（法蘭斯蒂）”。對此，魯迅高瞻遠矚，以大局為重，對郭沫若的攻擊不給予還擊，作了極度的忍耐，但卻非常痛心。

1931年7月20日，魯迅演講了《上海文藝之一瞥》，科學地評述了1928年革命文學運動興起的社會原因及其功過，同時指出了創造社等在這次運動中所產生某些錯誤的根源是由於“他們對於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的運用了。”這本來是十分中肯的分析，講演中雖然對某些創造社的成員有一些批評，但也是十分有分寸的。然而郭沫若卻歪曲理解魯迅中肯的批評，在寫《創造十年》時，加上了一篇《發端》，再次對魯迅發起全面攻擊，把魯迅寫成是一個獨霸文壇的“總司令”。

儘管如此，魯迅一直把郭沫若看成是“大戰鬥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自己“決不日夜記個人的恩怨”。因此對作為友軍的郭沫若，雖然有時也不免“筆墨相譏”，但還是牢牢把握著戰鬥的大方向，始終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敵人。這就是魯迅的偉大之處。魯迅一直把創造社視為革命文學的團體，對大部分成員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鄭伯奇等都視為革命者或進步作家看待。希望聯合起來，造成一條革命文學戰線，更猛烈地向舊社會發起進攻。

當時創造社方面，也希望與魯迅合作，共同發起文學革命，郭沫若他們商議準備創辦新的文學刊物，請魯迅領銜為特約撰稿人。他們兩次派員訪問魯迅商談此事，魯迅立即欣然同意。魯迅還主張不必另辦刊物，可以恢復《創造週報》，作為共同的革命文學的園地。這就是後來發表於上海《時事新報》上的那份《創造週報》復刊廣告。這份廣告的所列特約撰稿人名單中，第一名魯迅，第二名郭沫若，筆名麥克昂，這表明魯迅和郭沫若相互間的聯合願望是共同的。他們各自以不同方式經歷了共同的思想發展道路，終於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匯合起來。

郭沫若和魯迅雖然有些意見分歧，但1936年當他讀到魯迅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時提到：“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深為感動，“才明白先生實在是一位寬懷大量的人。”在讀完《魯迅全集》後，加深了對魯迅的瞭解。

不久，魯迅逝世。整個文化界，特別是在郭沫若心靈上，是一個巨大的震動，他立即捐棄前嫌，無保留地站到......

郭沫若評價魯迅的書法的那一段話是什麼？

郭沫若1964年序《魯迅詩稿》的一段話：“融冶篆隸於一爐，聽任心腕之交應，質樸而不拘攣，灑脫而有法度，遠遂宋唐。直攀魏晉。世人寶之，非因人而貴也。”

對郭沫若的評價

郭沫若是二十世紀的文化巨人、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運動以後，像郭沫若這樣在許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這個詞來形容。郭沫若在學術的若干領域，特別是在中國詩歌史上，在中國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輝煌的、巨大的。這些年，特別是近幾年來對郭沫若的批評，有的符合事實，有的是歪曲事實的。出現批評和新的看法，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從總體上說，它會推動學術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一個正常的學術環境應當是有批評有反批評的，但是，在對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學者採取了輕薄的態度，這是不正確的，應該注意以科學的態度來對他進行研究。

郭沫若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上任何人都無法迴避、無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學術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貢獻決定的。像他這樣在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古器物學、文學、藝術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詣的學者，二十世紀中國史上沒有幾人，二十世紀以前亦不多見。對郭沫若的“反思”，實際上涉及到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如何認識的問題，即二十世紀的優秀文化遺產是什麼，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方向何在這個根本問題。對郭沫若的評價要像對任何歷史人物的評價一樣，堅持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堅持“知人論世”的原則，不能脫離一定的歷史條件，要著重揭示本質和主流。如果顛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誇大到無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汙衊和謾罵，那就背離了評價歷史人物應有的原則和方法；這同無限拔高一個歷史人物的做法一樣，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