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家通人是什麼意思?
唐玄宗即位後,厲行改革,他的改革措施有哪些?結果怎樣?
軍事改革
唐代軍事制度在中國古代軍事制度史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新唐書》卷五十《兵志》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兵制專史。但是，由於《兵志》本身編纂中的缺陷以及體例所限，其中缺乏關於唐代軍事決策與領導體制的記述。後來學者則因資料的匱乏也很少於此進行系統探討。故本文輟拾零星資料，於此略事梳理，以求正於方家通人。
本文討論四個問題：第一，唐代軍事決策及其特點。第二，唐代軍事行政及其職責。第三，唐代中央軍事統領機關及其演變。第四，唐代藩鎮時代軍隊統領機構及其變化（注：凡前人已有論述的行軍統帥和都護府制度等，則不涉及。）。唐代軍事決策是國家權力運行機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軍事行政機關是國家行政機關的某一方面的主管部門，負責政令的制定與推行。中央和地方的軍隊統帥機構則是實施軍事行動的指揮組織。它們組合在一起構成了唐代的軍事領導體制的基本內容。至於唐代軍事監察問題，特別是宦官監軍制度，有相當的獨立性，也應該屬於軍事領導體制的一環，因筆者曾經有所論述，於此從略。
一、唐代中央軍事決策及其特點
在中國古代中央專制集權的政治制度下，皇帝是軍國大政的最高決策人，這是不言而喻的。代表皇帝參與決策並且執行決策的是宰相。唐代中央決策機制以三省六部製為時代特色。所謂三省六部體制用現代政治制度的精神來考察，實際上是一種決策權、審議權和行政權合一的制度。中書出令、門下省審議，尚書省六部頒佈執行。然而三省長官原則上都是宰相，實際上參與制令決策的過程。另外，從唐初以來，就以他官加參議朝政等名義預宰相事。太宗時代，出現“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稱號，並且在高宗以後變成正式的宰相名號[1]](p.8)。唐代宰相在一起議政的地方叫做政事堂，開元二十一年(723)改為“中書門下”，並且於其後列置五房，即吏房、樞機房、兵房、戶房、刑禮房，“分曹以主眾務焉”[2]（卷四六，《百官一》，p.1183）。對於唐代中書門下後列置五房的具體建制，我們知道不多，
但是其兵房主管軍事方面的事務，當為必然之事。
政事堂對於軍事問題的決策功能，原則上可以用“最高國防會議”的現代概念來表述[3](p.436)，但是，無論是宰相還是中書門下政事堂，不可能撇開皇帝獨立決策行政，都只是以皇帝的名義在發佈政令。唐代皇帝與宰相討論軍國大政主要有常朝、入閣和延英召對三種形式。常朝是指文武五品以上職事官和清望官等每日或隔日在正殿（宣政殿）朝見皇帝，面奏政事。儀仗隨百官退下後，宰相與皇帝議決大政。入閣是指皇帝在便殿（紫宸殿）接見九品以上官員朝見後，宰相與皇帝商議政事。以上兩種都是皇帝與宰相利用朝參儀式後舉行決策，唐代後期，皇帝多在延英殿處理政事，有時專門就軍國大政召見宰相，被稱為延英召對。如果宰相有事要與皇帝面商，則稱“奏開延英”。由於唐朝後期常朝並不常舉，延英殿的御前決策形式便顯得格外重要。這樣“開延英”便從一種朝參的儀式變成了一種決策的形式。我們且以《舊唐書》卷一七○《裴度傳》中六次延英決策為例：(1)元和十年(815)，裴度被刺傷，憲宗拜
相前宣旨裴度說：“不用宣政參假，即延英對來”。(2)元和十一年六月，蔡州行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兵敗於鐵城，朝廷內外一片驚慌。“先是詔群臣各獻誅吳元濟可否之狀，朝臣多言罷兵赦罪為便，翰林學士錢徽、蕭fǔ＠①語尤切，唯度言賊不可赦”。宰相們揣摩“上必厭兵”想在延英見皇帝是“以罷兵為對”。但是，“延英方奏”，還沒有等宰相們開口，憲宗直截了當地說，勝敗乃兵家常事，“今但論此兵合用與否，及朝廷制置當否，卿等唯需要害處置。將帥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
唐玄宗的兵部改革及影響
唐代軍事制度在中國古代軍事制度史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新唐書》卷五十《兵志》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兵制專史。但是，由於《兵志》本身編纂中的缺陷以及體例所限，其中缺乏關於唐代軍事決策與領導體制的記述。後來學者則因資料的匱乏也很少於此進行系統探討。故本文輟拾零星資料，於此略事梳理，以求正於方家通人。
本文討論四個問題：第一，唐代軍事決策及其特點。第二，唐代軍事行政及其職責。第三，唐代中央軍事統領機關及其演變。第四，唐代藩鎮時代軍隊統領機構及其變化（注：凡前人已有論述的行軍統帥和都護府制度等，則不涉及。）。唐代軍事決策是國家權力運行機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軍事行政機關是國家行政機關的某一方面的主管部門，負責政令的制定與推行。中央和地方的軍隊統帥機構則是實施軍事行動的指揮組織。它們組合在一起構成了唐代的軍事領導體制的基本內容。至於唐代軍事監察問題，特別是宦官監軍制度，有相當的獨立性，也應該屬於軍事領導體制的一環，因筆者曾經有所論述，於此從略。
一、唐代中央軍事決策及其特點
在中國古代中央專制集權的政治制度下，皇帝是軍國大政的最高決策人，這是不言而喻的。代表皇帝參與決策並且執行決策的是宰相。唐代中央決策機制以三省六部製為時代特色。所謂三省六部體制用現代政治制度的精神來考察，實際上是一種決策權、審議權和行政權合一的制度。中書出令、門下省審議，尚書省六部頒佈執行。然而三省長官原則上都是宰相，實際上參與制令決策的過程。另外，從唐初以來，就以他官加參議朝政等名義預宰相事。太宗時代，出現“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稱號，並且在高宗以後變成正式的宰相名號[1]](p.8)。唐代宰相在一起議政的地方叫做政事堂，開元二十一年(723)改為“中書門下”，並且於其後列置五房，即吏房、樞機房、兵房、戶房、刑禮房，“分曹以主眾務焉”[2]（卷四六，《百官一》，p.1183）。對於唐代中書門下後列置五房的具體建制，我們知道不多，
但是其兵房主管軍事方面的事務，當為必然之事。
政事堂對於軍事問題的決策功能，原則上可以用“最高國防會議”的現代概念來表述[3](p.436)，但是，無論是宰相還是中書門下政事堂，不可能撇開皇帝獨立決策行政，都只是以皇帝的名義在發佈政令。唐代皇帝與宰相討論軍國大政主要有常朝、入閣和延英召對三種形式。常朝是指文武五品以上職事官和清望官等每日或隔日在正殿（宣政殿）朝見皇帝，面奏政事。儀仗隨百官退下後，宰相與皇帝議決大政。入閣是指皇帝在便殿（紫宸殿）接見九品以上官員朝見後，宰相與皇帝商議政事。以上兩種都是皇帝與宰相利用朝參儀式後舉行決策，唐代後期，皇帝多在延英殿處理政事，有時專門就軍國大政召見宰相，被稱為延英召對。如果宰相有事要與皇帝面商，則稱“奏開延英”。由於唐朝後期常朝並不常舉，延英殿的御前決策形式便顯得格外重要。這樣“開延英”便從一種朝參的儀式變成了一種決策的形式。我們且以《舊唐書》卷一七○《裴度傳》中六次延英決策為例：(1)元和十年(815)，裴度被刺傷，憲宗拜
相前宣旨裴度說：“不用宣政參假，即延英對來”。(2)元和十一年六月，蔡州行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兵敗於鐵城，朝廷內外一片驚慌。“先是詔群臣各獻誅吳元濟可否之狀，朝臣多言罷兵赦罪為便，翰林學士錢徽、蕭fǔ＠①語尤切，唯度言賊不可赦”。宰相們揣摩“上必厭兵”想在延英見皇帝是“以罷兵為對”。但是，“延英方奏”，還沒有等宰相們開口，憲宗直截了當地說，勝敗乃兵家常事，“今但論此兵合用與否，及朝廷制置當否，卿等唯需要害處置。將帥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