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為什麼去臺灣?

梅貽琦為什麼去臺灣

去之間是清華校長，別人勸他留下，他說了以下這句話：“國民黨的民主是可大可小，共產黨的民主是可有可無”，於是他去了臺灣。

當年清華大學的梅校長為什麼要去臺灣？

老蔣帶走了，梅貽琦擔心清華收到不好影響，就跟蔣介石到臺灣建立了清華大學，也就是現在臺灣新竹縣的國立清華大學。這東西說具體就被TX給屏蔽了，LZ明白嗎。

梅貽琦為什麼去臺灣

到了1952年，院系調整開始了，昔日的西南聯大中的南開由私立改為國立，並且大力擴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還接受了當時頗負盛名的燕京大學，獨獨清華在這次院系調整中元氣大傷，僅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貽琦在清華建立起來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蕩然無存。此後的第三年，也就是1955年，梅貽琦由美飛臺，開始用清華基金會利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這就是臺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

蔣方舟：清華前校長梅貽琦為何當年去臺灣

梅貽琦先生寬厚溫良，雖然寡言，但一言九鼎，萬事都有主意。或許是因為篤信基督教，所以行為克己，接近苦行僧，連吃的餅中肉餡太多，也會覺得靡費。

梅貽琦先生在清華校史中被提得並不多，甚至刻意被淡化。刻意淡化了他是清華在任最久的校長，刻意淡化了是他讓清華在風雨飄搖中存活且壯大。

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時期，學者與政客奪著年輕人，一個要把他們變成“真理的孩子”，一個要把他們變成“黨的孩子”，梅貽琦硬生生搭起學術象牙塔，抗逆政治對學術的強暴。

抗日戰爭時期，清華淪陷、北大淪陷、南開大學被夷為平地，為保住中國教育奄奄一息的火種，三校南遷，實際工作幾乎落在梅貽琦一人的肩上，在雲南建起西南聯大，一如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

國共內戰時期，1949，天地玄黃，舊時代將沉沒，新時代還未卜，國共兩黨爭奪知識分子，他離開了大陸，成為了被“搶救”的知識分子，在臺灣覆校，成立了後來的新竹清華。

由於他的出走，讓他在教育史中的評價一直是曖昧的。無論是當時或現在，都喜歡用站隊和姿勢來評價人，認為留下的必然是忠貞之臣。可實際上，出走的並非是出於覺悟低，留下的，也不全是出於對新社會的期待，而各有各的隱忍。

例如沈從文早就意識到新時代的“來者不善”，且梗己很難有容身之地，但舊的時代將要沉沒，自己與之或纏綿或纏鬥了半生，有和它共同沉沒的責任，因此他留下，多少有些舊時代文人殉葬的心態。

梅貽琦離開大陸，當時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支撐學校運轉的庚子賠款當時在美國，如果不走，那錢也就沒了。可是很多年後，傳說在一次與朋友的對談中，他說自己如果留下，那要麼被打成反革命，要麼成為傀儡，兩者都是不是他所願意的。梅貽琦把清華帶去了臺灣。而留在大陸的清華，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清華另外一個值得一書的校長就是蔣南翔，他曾是梅任校長時期的清華學生，那時就曾經寫下“華北已經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他在任期間，清華從與政治靜默對抗的力量，忽然成為了時代中呼風喚雨的弄潮兒。兩個校長是相反的兩個極端：梅貽琦從不明顯表示黨派色彩，唯一的原則是保護參與政治運動的大學生，讓他們免於牢獄。蔣南翔則在反右鬥爭中親手打倒四大右派教授；梅貽琦與黨化教育抗爭，堅持“教授治校”，蔣南翔則要求清華里“黨的組織，不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動中發揮作用，而且必須在經常的教學工作中發揮作用。”買辦的清華與革命的清華，教授的清華和革命領袖的清華，通才教育清華和“又紅又專”的清華。

我在清華呆了四年，時常感受到一種矛盾與分裂。它時而是學者的，是不爭的，是以不變應萬變的；時而又是屬於政治家的，革命的，指點江山的，預備統領和主導社會進程的。我想，這種矛盾，大概就源於梅貽琦校長和蔣南翔校長的區別，舊時代和新中國的區別。 （ 梅貽琦，1889-1962，字月涵。1931年，42歲的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自此後一直到他在臺灣去世，一直服務於清華，因此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tj=1

梅貽琦有沒有把清華的大印帶去臺灣？

臺灣清華大學校長陳力俊最近在一次訪談中說“ 過去傳言，梅校長來臺時把清華的大印帶來臺灣。前幾天我試圖去找，沒找到大印、卻找到一張公文， 是梅校長致教育部公函，敘明由於來臺時過於倉促，未及時把清華的大印帶來臺灣，所以這部分傳言失實。”www.haixia.com/jiaoliu/2010/0719/110284.html

為什麼1949年清華大學校長要跑到臺灣去，為什麼他不選擇留在大陸，他是怕死嗎？

不是怕不怕死的問題，是當時國民黨政府雖然逃到臺灣，但當時國民黨政府畢竟是國際上承認的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所以清華大學校長跟隨政府到臺灣也無可厚非。

為什麼北大沒有在臺灣覆校

主要是掛了地名.

在臺覆校的大學,包括清華,交通,中央,暨南,中山,輔仁..等,這些都沒有地名.

梅貽琦的個人成就

梅貽琦熟讀史書，喜愛科學。初起研究電機工程，後轉為專攻物理。曾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中國近現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他的教育實踐活動以及他的教育理論和主張，對中國三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深遠而重要的影響。中國著名的兩所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都是和梅貽琦的名字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在他任清華大學校長的17年裡，清華大學得到長足發展，全校設有文、理、工、法、農等5個學院26個系，在校師生2400多人。 梅貽琦自1914年由美國伍斯特理工學院（WorcesterPolytechnicInstitute）學成歸國，即到清華擔任教學和教務長等多種職務。1931年，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自此後一直到他在臺灣去世，一直服務於清華，因此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不過，不要因此就以為清華大學的校長是好當的，情形恰恰相反，梅貽琦出任校長的時候，國內情勢風雨飄搖，學潮起蕩，尤以北大清華為甚。以清華來說，驅逐校長的運動可以說是此起彼伏，但是無論什麼時候，清華的學生們都是擁護梅校長。梅貽琦為人重實幹，時人稱之為“寡言君子”，有一句話可以作為佐證，他說：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領導下，清華大學才得以在十年之間從一所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躍而躋身於國內名牌大學之列。與胡適相比，梅貽琦顯然沒有“暴得大名”的胡適那麼風光，他的一生僅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掌清華並奠定了清華的校格。據陳岱孫的說法，這主要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師資人才的嚴格遴選和延聘，這是“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具體表現。這句話也常為時賢所徵引；二是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民主制度，具體的體現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組成的行政體制。不過，歷史自有其可玩味之處，“諸君子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獨有梅貽琦在身後贏得“翕然稱之”、“胥無異詞”。清華校史專家黃延覆在“比較廣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過程中，一直抱著‘苛求’的心理”，搜尋人們對梅貽琦的“異詞”或“謗語”，但卻迄無所獲。這也證明了“翕然稱之”、“胥無異詞”所言不虛。 梅貽琦在長達47年的教育實踐中，逐漸形成了許多極有參考價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觀念，並以此指導其從事於教育工作，取得了舉世公認的豐碩成果，這些經驗和思想是值得我們後人加以吸收、總結、研究和珍藏的，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應該加以繼承和借鑑。同時，他的令人稱道的人格魅力與品德氣質以及個人修養，都反映出近代中西兩種異質文化之間在人格方面有機、完美、和諧的融合與統一。梅貽琦認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從清華大學到西南聯大，梅貽琦的教育思想是變化的，其在西南聯大時期發表的《大學一解》中，體現了梅貽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後的核心觀念。梅貽琦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這一核心觀念。這種“通才教育”並非西方“Liberal　Education”的簡單搬移，而是一種以中國古代儒家“大學”教育思想為基礎，博採近代中外大學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獨立性的思想體系。梅貽琦認為，大學階段的直接培養目標應該是“通才”，不應該也不可能負擔起直接為社會各行各業培養“專才”的任務。這種任務應該由其他教育機構來承擔。而大學應著眼於為學生們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訓練。其次，梅貽琦針對當時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專才，不重通才；重實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針指出，大學應該著眼於對學生“人格”的全面培養，至少應該有知、情、志三個方面。在這篇他的教育思想代表中，他還用了足夠的篇幅論述教師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問題，梅貽琦認為，教師不單要能“以己之專......

民國去臺灣的名人

胡適、錢穆、張大千、,傅斯年、梅貽琦、于右任、吳稚暉、南懷瑾、張學良等等。

江西宜春有多少人跟著蔣介石去了臺灣

在蔣介石時代的中華民國，大家都知道當時有非常多的知識分子批評蔣介石和政府，當時的報紙、文人、作家都成為評判的主流，而在新中國成立後，有一部分有名的知識分子跟蔣介石去了臺灣，但評判毛澤東和政府幾乎是就沒有，難道是毛澤東做的非常好？1950年斯大林授意的朝鮮戰爭，50年代的血腥土改和肅反，1959年的左傾大躍進，1966年為鞏固政權發動的文革，為什麼在毛時代沒有知識分子去批評毛呢？新中國之前，臺灣“搶救”走了胡適、傅斯年、羅家倫、林語堂、梁實秋、張大千、梅貽琦、林語堂、梁實秋、錢穆、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張佛泉、于右任……這些當時中國最著名的知識分子。正是這些知識分子，在風雨飄搖之際，在偏安一隅的孤島上，讓中國文化一脈相傳。

1948年12月初，陳雪屏奉命由南京飛北平，召集梅貽琦、胡適等北大清華校長教授開會，商討“搶救學人”實施辦法。蔣介石親自下手諭派飛機冒著解放軍的炮火飛抵北平，至北平南苑機場隨時待命，被“搶救者”可以即時登機南飛。但在這次沉悶的會議上，在座各位相顧無言不置可否。這段時間共產黨方面開始爭取胡適，解放區的廣播電臺明確宣佈：只要胡適不離開北平，不跟蔣介石走，共產黨保證北平解放後仍讓胡適擔任北大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館長。北大一些同仁聽了，都饒有興趣地靜觀胡適的反應，胡適卻異常平靜，只微笑著說了句：“他們要我嗎？”胡適囑託鄧廣銘找到陳寅恪，問其是否願意一起南飛，陳寅恪乾脆地回答說跟胡先生一起走心安理得。胡適臨走時贈給北大同仁三句話：“在蘇俄，有面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面包，也沒有自由。”

1948年12月14日，飛機在北平等候大學教授時，鄭天挺覺得不大好辦，決定公開此次計劃，使要離北平的人去登記。15日傍晚18時半，胡適與陳寅恪乘坐的飛機抵達南京明故宮機場，同機者尚有北大清華的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張佛泉等著名教授。12月21日，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由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率領，同機到達南京的還有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等24位教授。梅貽琦一下飛機就抱怨“市內新機場跑道太軟，只能載重三千磅”云云，似為不能多載幾人而惋惜。當然也有很多不在“搶救”之列，卻執意要走的，錢穆就是其中代表。在錢穆的眼裡，他們是蘇俄扶持的馬列主義，這場政權的更迭不僅有“亡國”的問題，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為馬列主義是西方理論，與他信仰的民族文化衝突頗多，將會破壞中華民族，他不可能轉變立嘲改造思想”。在去上海看望老師呂思勉時，老師勸錢穆留下來教書，錢穆坦言，若留下來雖無刀鑊之刑，但須革新洗面重新做人，這與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管窺和主張有所不同，所以他是萬萬做不到的。

20世紀代表三種文人的分別是郭沫若、魯迅和胡適：

郭沫若看不清當前形勢也看不清未來形勢，

魯迅看得清當前形勢卻看不清未來形勢，

胡適既看得清當前形勢又看得清未來形勢。

郭沫若基本上是靠阿諛奉承獲取生存地位，伺機之時猶如牆頭草，政治立場上搖擺不定。和宋、馮、周並列四大人格低賤的小人，郭沫若被稱為無恥文人，在中國文學界的地位普遍是貶義，郭沫若因為會拍馬屁，所以被冊封為僅次於魯迅的第二大文藝旗手（跟今天的成龍有得比）。 郭沫若純粹為了個人利益。

魯迅是為百姓爭取自由的人，他的出發點是明確的，只是他無法識破一些人，特別那些戴著面具的人，魯迅或認為打土豪分土地，甚至給老百姓插秧幹農活，這個黨才會為人民謀利，而他根本不知道，一個國家好不好不擁有什麼樣的領導人（或黨），而是擁有什麼樣的制度，一黨領導下的制度永遠都是相差無幾的，或當年共產黨為了收買民心，打著無產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