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一般認為，一定要用證據和論證說服別人。事實上，直截了當的說服方式有時會弄巧成拙，在事實面前，對方不僅不會改變想法，甚至可能對自己的錯誤觀點更加堅定。
方法/步驟
以下面的問題為例，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前，薩達姆·侯賽因是否祕密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政治學家布倫丹·尼漢（Brendan Nyhan）和詹森·萊弗勒（Jason Reifler）給被試者看偽造的報道，一篇最早提及該問題的文章（引用了2004年小布什總統的話），之後是駁斥該觀點的文章（其中引用了伊拉克調查小組的調查報告，該報告指出，沒有證據表明美國入侵伊拉克前，伊拉克開展了任何WMD項目）。研究者發現，觀看報道起了反效果，保守派比觀看報道前更願意相信戰前伊拉克擁有WMD這一觀點。（研究者也給自由派看了一則虛假新聞並觀察了被試的反應。這則假新聞上面說，小布什政府並沒有“禁止”胚胎幹細胞的研究。自由派也沒有被說服，但也沒有更相信自己之前的觀點。）
另一個研究可以告訴我們，當人們拒絕相信別人的說辭時，大腦中究竟發生了什麼。西北大學的社會學家莫妮卡·普拉薩德（Monica Prasad）及其同事想看看，他們能否讓那些最有可能相信薩達姆和基地組織有祕密合作的人，即高度親共和黨國家的共和黨支持者，改變自己的想法。為此，研究人員設計了一項研究。在實驗中，研究人員引用了“9·11”委員會的報告，以及小布什本人否認其政府曾“發表過‘9·11’恐怖襲擊由薩達姆和基地組織共同策劃”的聲明。
事實表明，甚至連小布什的親口之言都無法改變選民的想法。原本堅信伊拉克與基地組織有所勾結的人中，改變想法的只有1/49。人們更常見的反應，則是以種種方式拒絕接受該事實，有的人會反駁，有的人則是堅持立場：
採訪者：“9·11”委員會並未發現薩達姆與“9·11”恐怖襲擊有任何關係，而且小布什總統也認同該說法。對此你怎麼看？受訪者：好吧，他們肯定說委員會沒有任何證據，但我覺得，人們（我們）還是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即便他們這樣說，人們（我們）也還是可以表示懷疑。
有結果表示，在現任政府面臨的爭議性問題上，人們也有相同的反應。例如，Ground Zero 清真寺（Ground Zero mosque，指計劃在與世貿中心原址相距兩條街區的位置建造的伊斯蘭文化中心，其中包括一座清真寺，“9·11”之後，美國人用 Ground Zero 代指世貿中心原址——譯者注）的問題。利用政治謠言粉碎網站 FactCheck.org 的信息，俄亥俄州的一個研究團隊給被試看了一篇詳細的文章，該文駁斥了“支持伊斯蘭文化中心和清真寺提案的伊瑪目（伊斯蘭宗教領袖的尊稱）費薩爾·阿卜杜勒·拉烏夫（Feisal Abdul Rauf）同情恐怖分子”這一流言。但知曉該流言並相信其真實性的人中，只有不到1/3 改變了想法。
不相信科學的合理性
一個關鍵的問題是，這種反應到底有多“不理性”。而這個問題恰恰很難回答。一方面，因為接收了一小段新鮮信息，就拋棄了前半生建立起來的整個信念體系，這不太現實。“一個人很可能說：‘我之所以支持死刑，是基於我之前生活中接觸到的全部真實信息。’”斯坦福社會心理學家喬恩·克洛斯尼克（Jon Krosnick）解釋說。的確，將拒絕接收科學結論視為極其“合理”的行為是有一定道理的。耶魯大學的卡漢解釋說，在一些保守的群體中，“如果有人說：‘我覺得氣候變化還是有點道理的。’該群體的其他成員就會給他貼上特定的標籤，這個人之後的生活就會多少有點不順利。”
這或許能夠解釋尼漢及其同事在研究奧巴馬是穆斯林這個謬誤時所發現的奇怪模式。當非白人研究員進行實驗時，被試會改變自己對於總統宗教信仰問題的看法，糾正錯誤觀念。但是，當只有白人研究員在場時，共和黨被試尤其容易更加堅信奧巴馬是穆斯林這條流言。被試會根據聽者的身份，依照社會稱許性（Social Desirability）來調整自己的觀念（或者所對外宣稱的觀念）。
這使研究者的關注點聚焦到媒體上。人們在證據確鑿或可解的問題面前，態度卻呈兩極分化態勢，這也許是由於某種動機性推理，但也可能是因為人們最初接受的信息就是歪曲的，或者是兩個因素共同導致的結果。例如，Ground Zero清真寺的這個例子，一項後續研究 表明，問卷回答者中，看過福克斯新聞的人更可能相信拉烏夫同情恐怖分子的流言和與此相關的三個流言，而他們對流言的相信程度也比沒有看過福克斯新聞的受訪者高。
知道得越多，越難改變觀點
好，人們會傾向於關注與自己相信的觀點一致的信息，而且也會對傳遞信息的來源做出選擇。似乎情況一直如此，對吧？也許是的，但如今這個問題無疑變得更嚴峻了，因為人們瀏覽信息的方式發生了變化——人們會通過facebook 好友分享的鏈接、缺少細節信息和語境的 Twitter（微博）、小眾傳播和受眾數目少卻志趣相同的、通常高度觀念化的媒體接受信息。密歇根大學的亞瑟·盧皮亞說，基本的人類生存技能“並不能很好地適應這個信息時代了”。
如果你想搞清楚人們是如何以及為何選擇了動機性推理、拋棄了事實，除了氣候變化，你找不到更好的測試案例了。畢竟，人類已經掌握了該問題高度專業的信息，人們也對此問題有根深蒂固的見解。很肯定的一點是，一個人是否承認全球變暖的事實，一個重要的預測指標就是看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即便科學在這一問題上給出的結論愈加明確，這兩類人對此的態度卻變得越來越對立。
看來，教育並不能改變共和黨人的看法可能並不奇怪。正相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錯誤觀念就越頑固，2008年的一項由皮尤民眾與媒介研究中心所做的調查 顯示，只有19%的具有大學學歷的共和黨人認同全球正因人類活動變暖，而31%的大學以下學歷的共和黨人認同該觀點。換言之，就氣候變化而言，學歷越高，往往否認科學的可能性越大。另一方面，對於民主黨人和獨立派，教育程度越高，往往對氣候變化的承認度越高。
其他研究也發現了類似的效應：自認為對全球變暖問題最瞭解的共和黨人，卻是最不關心這個問題的人；而共和黨人中，一般而言對科學不信任程度較高的人，即使瞭解更多相關信息，也不會產生更多憂慮。這究竟是為什麼？紐約大學石溪分校的查爾斯·泰伯和米爾頓·洛奇（Milton Lodge）說，動機性推理的一個潛在的危害就是，相比了解不多的人，熟知政治話題的人更容易有偏見。“反感某項政策——比如墮胎——的人，如果對此瞭解不多，他們只是立馬錶示反對，”洛奇說：“但如果他們知道很多，就會進一步提出反駁論點。”這些人和其他人一樣受感性驅使、一樣帶有偏見，但他們能想出更多、更好的理由去解釋自己為什麼是對的，因此就變得更難改變想法。
氣候門（Climategate）中，選擇性引用的郵件內容之所以能被有偏見的人快速輕易地抓住，作為醜聞的鐵證，也許也能由此得到解釋。動機性推理者在支持自身觀點時，最容易出現的行為就是挑選最有利的證據（cherry-picking），而且無論你對氣候門看法如何，那些郵件中總可以找到支持自己看法的新信息。
氣候門對公眾輿論產生了顯著的影響。耶魯大學氣候變化對話項目主任安東尼·萊斯洛維茨（Anthony Leiserowitz）這樣表示。這一事件導致公眾對氣候變化的擔憂程度總體上下降了，對科學家的信任也顯著減少。但是，人們現在應該能想到，這些下降主要集中在特定美國群體中：共和黨人、保守派以及持“個人主義”價值觀的人。自由派和“平等主義”價值取向的人對氣候科學及學者的信任根本沒有下降。“從某些角度講，氣候變化就像羅爾沙赫氏試驗。”萊斯洛維茨說，“不同群體對模稜兩可的事實解讀大相徑庭。”
科學進步，反科學的體系也在壯大
有沒有主要是左派人士拒絕承認科學的案例呢？當然有，兒童疫苗導致自閉症疫情這樣的說法就是。這一觀點的支持者中，最有名是環境保護人士小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和諸多好萊塢名流（最出名的是珍妮·麥卡錫和金·凱瑞）。《赫芬頓郵報》給了反對派許多版面。新書《恐慌病毒》（The Panic Virus）的作者賽斯·芒金（Seth Mnookin）提到，如果你想找反對疫苗的人，只要去全食超市（Whole Foods）裡溜達一會兒就行了。
不接受反駁意見的觀念系統有很多特徵，反疫苗這個觀念具備其全部特徵。過去十年，多項流行病學研究已經證明，兒童疫苗促使自閉症發病率上升的說法並不可信，而且，儘管據稱疫苗中會導致自閉症的試劑（一種叫做硫柳汞的含汞防腐劑）已經禁止使用很長時間了，但自閉症發病率仍在上升，這一事實也能駁斥該觀點。
但是，真正相信這一說法的人仍舊深信不疑，他們會批評每一項反駁其觀點的研究，疫苗-自閉症研究者安德魯·韋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1998年發表在《柳葉刀》雜誌上的論文被撤銷，其行醫執照隨即吊銷後，他們甚至團結起來為其辯護，這篇論文恰恰是當前疫苗恐慌的源頭。然而，人們根本無需驚訝。反疫苗人士建立了自己的喉舌媒體，比如自閉症時代（Age of Autism）網站，每當新的科學進展又給反疫苗論提出了進一步質疑，這些媒體就迅速發表批評反駁文章。
這一切產生了一個問題：就處理信息過程中的偏見而言，左派與右派有明顯的不同嗎？或者，是不是所有人產生偏見的可能性是相同的？
二者的區別很明顯。如今，右派拒絕承認科學的傾向顯然更明顯，一旦你針對氣候及相關環境問題、反環境主義、基督教右派對生殖健康科學的攻擊、幹細胞和生物醫學研究等問題進行調查，就能發現這一點。更明顯的是，民主黨派政府官員中支持反疫苗態度的人幾乎不存在，而共和黨選舉產生的官員，幾乎眾口一詞的反對氣候科學的觀點。
一些研究人員指出，政治左派和右派之間存在心理差異，這些差異會對他們對新信息的反應產生影響——保守派更死板專制，而自由派則對有分歧的議題更包容。紐約大學心理學家約翰·喬斯特（John Jost）進一步提出，保守派是“衛道士”：他們用動機性推理維護現狀。
但這是一個頗有爭議的領域，因為只要一個人試圖用心理分析法去分析固有的政治差異，一連串的反駁觀點隨之而來：教條又好鬥的共產主義者呢？歷史上黨派的意見是如何改變的？畢竟，蘇聯否定遺傳學這段歷史恐怕是最典型的意識形態驅使的否認科學的案例了，當時，凡是與特羅菲姆·李森科意見相左的蘇聯研究者都被處決了，就連遺傳學本身也被打成了“資本主義”科學，官方禁止遺傳學的研究教學。
如何讓人接受科學證據？
結果就是，目前我們唯一能確定的就是，所有人都會在一些情況下一葉障目。然後，問題就變成了，人們怎麼做才能消減人類本性的不利影響呢？
先入為主的觀念對人類對新信息的扭曲反應作用非常強大，考慮到這一點，有一件事就變得十分明確：如果你希望某人承認新證據，一定要保證在不會觸發其防禦性情感反應的環境下把證據拿給他看。
部分由於卡漢在耶魯大學的研究工作，這一理論漸漸受到青睞。在一項研究中，他和同事將氣候變化的基礎科學知識編寫成兩篇偽造的報紙文章，分別冠以不同的標題——“科學專家小組為解決全球變暖提出了反汙染方案”和“科學專家小組為解決全球變暖提出了核方案”，然後測試不同價值取向的市民反應如何。果然，後一個標題讓階級個人主義者更容易認可人類是全球變暖的禍首這一事實。卡漢推斷，會出現這樣的效果是因為科學事實被改編成了對他們的親工業世界觀有吸引力的故事。
依此邏輯便可得到以下結論：如果有商業或宗教領袖能將氣候變化問題放在另一種語境中論證，使該語境的價值觀不同於環境主義者和科學家在論證時所持有的那種，經他們之口，保守派對氣候科學持認可態度的可能性會提高。這樣做可以在卡漢所說的“事實的文化戰爭”中有效地傳遞出一個緩和信號。換句話講，這雖然看上去有些矛盾，但不要以真相為重點以期說服對方，而要以價值觀作為糖衣炮彈，這樣才能給真相一個趁虛而入的逆襲之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