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風優美”的中古世家
東晉名相謝安經常召集族中子弟談天論地，內容多與文學有關。這看上去似乎只是文士雅集，實則不然。有一次，謝安問子侄們《詩經》中哪一句最好，侄子謝玄認為是“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不是謝安心目中的理想答案。在謝安看來，“訏謨定命，遠猷辰告”的意境深遠，才應是從政者追求的“雅”。短短的一番對談，看似討論古書，實為以此教育子弟不應以個人情感為先，而應以天下大計為懷。更大瞭解：百姓通譜
中古時期的世家常有謝安式的教育方式，世代相承的道德教化成為他們的文化底色，因而被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贊為“門風優美”。他們並非對家族後代進行刻板說教，而是在談論學術文藝時蘊道德禮義於其中。除去這種“言傳”，更多時候他們是通過日常生活中對子弟行為禮儀的培養，以及自身對行為規範的遵守來進行“身教”。重視踐行的“身教”與注重學習領悟的“言傳”相結合，讓家風這一文化基因得以順利完成代際傳承。
古人對家風的重視，與他們對社會秩序的體認有關。《周易》的《序卦》篇中說“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在先秦時代的古人看來，先確立家內秩序，才能建立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因此，規範家庭成員的言行、維護家內之禮，才能擁有正常的社會秩序。《禮記·大學》篇中認為“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古人不但強調家族社會地位的穩固，也重視良好家風的維護，就是基於這種社會責任。
據記載，司馬懿的父親司馬防就是一位注重家庭教育的家長。在家中，包括司馬懿在內的幾個兒子雖然已經成年，但司馬防不召喚他們，兒子們便不敢隨意去見父親；見面時，如果沒有允許他們入座，便不敢坐下；司馬防不向兒子們提問，他們也不能隨便說話。司馬氏父子之間完全按照禮儀相處，秩序井然。這看上去顯得有些不近人情，但卻是在漢末亂世時對傳統禮儀的一種堅守。雖然“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已經成了當時社會與政壇上屢見不鮮的醜聞，但在司馬防家中，仍能保持儒家所倡導的禮儀，這就是家風的影響力——不隨時而變，靠治家者的自覺，維護他所認同的價值。
“家規家訓”的文本傳承
家風既然如此重要，家訓文本也就應運而生。從漢代到明清，以《孔子家語》《顏氏家訓》和《朱子治家格言》為代表的家訓作品一直都在流傳，為子孫留下文本形式的訓誡也成為一種趨勢，比如唐太宗李世民為了教育繼承人如何做好皇帝而編寫了《帝範》。就連戰敗後一病不起的劉備都在遺詔中特別關心了劉禪的教育問題，不但囑咐他要看什麼書，還訓導他“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這類書籍能夠完整體現家庭教育中的主要思路，不像言傳身教那樣零散而無體系，同時由於已經形成了固定的文本，故而能夠歷經歲月而不致出現減損。然而多數家訓文本以道德教化和行為規範講授為主，較之生動活潑的言傳身教，未免顯得有些格式化、教條化。不過，也有保留了文化趣味的作品，那就是顏之推所作的《顏氏家訓》。
顏之推生活在南北朝後期至隋朝，《顏氏家訓》也成書於隋。顏之推本人幾經喪亂，其自稱“三為亡國之人”。他寫作《顏氏家訓》的目的，是為了教育子孫禮儀、道德與學術、文化，保持其門風、傳承其家學，故而書中不僅涉及立身處世之道，而且還對當時的社會風俗、文學、經學、史學與音韻訓詁之學等多有介紹，可稱一部家教的百科全書。顏氏後人也沒有辜負這位煞費苦心創作家訓的先祖，他們各以其突出的品德與才學聞名於世，著名者就有唐代的學者顏師古、書法家顏勤禮與顏真卿，其中尤以道德操守與個人才學都令後人景仰的顏真卿為最。
顏之推自己是當時知名的文人學者，他在寫作家訓時儘量避免僅僅以教條訓誡子孫，而是通過舉例來說明道理。比如在《風操》篇中，他對取名擬字的原則發表個人意見的時候，就沒有直接拋出自己的觀點，而是以古人為例，間接表明自己的態度。比如西漢時代的文人司馬相如因為欽佩戰國時代的趙國名臣藺相如，故而為自己取名“相如”；三國時代的大臣顧雍因為崇拜當時的著名學者蔡邕，也為自己取名為“雍”，這些都是表達了對賢人的崇敬，所謂“見賢思齊”，所以才為自己起了一樣的名字。同時，他對一些人囫圇吞棗，將前人的姓和名都編入自己的名字之中表示鄙視，認為這完全是附庸風雅，有違取名的本來原則——比如東漢的許暹字“顏回”，樑朝的庾晏嬰。
取名擬字，體現了長輩對晚輩的一種期望，或是取名者的一種道德嚮往與追求，在講求典雅的文化家族，這是一種體現品位的行為。顏之推以前人為自己取名的得失，向子孫傳達了其中的原則與禁忌，而沒有簡單以“取名擬字應遵循哪些原則”“起名字時應避免的幾個誤區”之類的條目來說明，循循善誘，使自己的本意明白地表達出來，又不致過於嚴肅刻板，其試圖通過這種潛移默化的形式讓後人體悟優美之門風，可謂用心良苦。
在《勉學》篇中，講到學習重要性的時候，顏之推還以距他較近的歷史為例，講了樑朝的貴遊子弟們只追求舒適奢靡的個人生活而忽視學習，在太平年景無限風光，到了改朝換代之後，他們就因為並無真才實學而被冷落，反而不如那些憑藉個人才學受到任用的平民子弟。
正因為筆法生動、內容廣博、寓理於情，令《顏氏家訓》在中國古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明代著名的啟蒙教育家王三聘稱“古今家訓，以此為祖”，可謂實至名歸。
像《顏氏家訓》這樣的家教作品，在古代家訓類書籍中並不多見。更多的家訓講授的是一般的行為規範與社會倫理，《朱子治家格言》就是典型的代表，其表述形式及書中體現的原則與《弟子規》一類啟蒙讀物大致相同，講授的多是實用性原則，這也是古代家訓類作品的基本特色。家庭作為樹立社會秩序的一個單元，更多情況下只是訓練基本的行為準則。並不是每個家庭都具有作為“家學”的文化修養，而社會同時又需要家庭對其成員進行教育，因而大多數的家訓也就只能停留在只講教條、只教行為規範層次上了。“家訓”的大量產生與文化水平的相對平庸，造就了大量家訓作品的基本面貌。
傳統價值的現代轉化
成功的教育，需要關注人的心靈成長。無論古今，學校教育多以知識傳授為主，對心靈的關注不夠，古人家訓恰恰能從一個側面彌補此空白。當然，古人家訓雖有樹立基本價值觀、培養行為規範的作用，但對其功能無限拔高，就未免自欺欺人了。家訓中所展示的行為規範與價值觀，都是符合其時代的，時代不同，就不能全盤搬用，否則只能適得其反。
另外，因為當今相當一部分人對古代文化不甚瞭解，如何運用古代的家訓進行現代教育也就成了一個難題，這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如何將傳統的教育理念、行為規範和現代社會進行結合。將傳統價值轉化為現代教育資源，既需要熟悉古代經典，也需要了解現代教育與現代社會。且不說大多數家長都不具備這樣的水平，就是對專業研究古代家訓者來說，也並非易事。在此現狀之下，與其盲目讓孩子學習古代家訓，不如借鑑近代成功經驗。
著名翻譯家、文學研究家傅雷的教育實踐，正是融合了傳統價值與現代精神的典範。傅雷夫婦寫給孩子們的《傅雷家書》，既包含了傳統的情懷，又體現了現代價值觀。在與孩子們交流時，傅雷夫婦將親人、朋友、人生指路人的角色集於一身，不擺架子，不扮演全知全能的裁斷者，敢於在信中對孩子承認過錯。平等的態度，溫情而不失理性的交流方式，正符合現代人本主義的教育理念。
同時，我們對“家訓”的重視不能只停留在“背誦”的層面，更要切實踐行——古人家風的形成，更多靠的是長輩與子孫的身體力行，而不是背誦“家訓”。
樹立良好家風，也需要整個社會對正確價值觀進行清醒而恆久的追求。今日之社會價值，正是明日家訓之準則；今日之家風優劣，正是昨日社會之體現。唯有社會秩序正常，社會價值觀合理，才能影響每一個家庭，保持家風之優美。
從另一個層面講，家訓在古代社會的重要性，與當時的社會交流方式密切相關。當時公共性的交流與互動非常有限，價值觀的傳遞往往依靠家庭教育；現代社會以公共教育為主，社會交流的渠道遠勝於前，人們通過各種渠道、各種形式互相影響、互相教育，已經成為現代國家重要的道德養成模式。我們對此應該充分重視，強調同輩教育，使其成為彌補學校教育不足的重要模式，而不應抱殘守缺，只強調家訓的重要性。